如上所言，智慧有破坏性智慧与建设性智慧之分。就诸葛亮而言，他的军事智慧属于破坏性智慧，而他的治国智慧，属于建设性智慧。从《隆中对》开始，诸葛亮便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奇士，也成为日后中国智慧的第一巅峰。至今，诸葛亮仍然是智慧的象征。千百年来，诸葛亮成为中国人崇拜的偶像，他的所作所为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楷模。他的智慧模式也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榜样。但是，在这种偶像崇拜中，有三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历史上的诸葛亮与小说中的诸葛亮有无区别？

第二，诸葛亮的智慧是哪个层面上的智慧？主要是治国的智慧还是用兵的智慧？这两个层面上的智慧是否可以互通？

第三，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智慧哪些是原形？哪些是伪形？其伪形部分即变质部分是否可以膜拜？

在分析论述这些问题时，笔者所持的两个基本理念必须说明。

（1）笔者秉持中国原形文化所揭示的不同政治层面（战争作为流血政治也属此层面）必须使用不同对应方式（即智慧方式）的理念。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作出如下经典性论断：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这是老子的智慧，也是中国大智慧的原形。老子把“治国”与“用兵”分为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采取的基本手段又完全不同。治国用的是“正”的手段；用兵用的是“奇”的手段。在战争中，必须用“奇”，即必须用计谋，这无可非议。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道德经》也包含着一些用兵的诡道，如第三十六章所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段话包含着“诡术”。司马迁认为老子哲学导致了韩非思想，便是这种“术”从军事领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然而，在正视老子的术时，有两点不可忘记。一是老子讲用兵之策时先确立了一个重大的根本的前提，这就是确认战争不是好东西。“兵者，凶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老子从根本上反对杀人，倡导“不争之德”。不得已进行战争，也应当“胜而不美”，以杀人为憾事，胜了也持丧礼的哀伤，此不可忘。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忘的，便是指出战争时用了术，但治国时却必须用“正”。这就是说，战时不是正常的生活时期，不用兵不能战胜敌人，用奇是不得已。但是，如果把奇术、诡术搬到常规的生活中，搬到治国事业中，即把战争经验搬到和平建设时期，那就是致命的错误，就会摧毁整个日常生活的秩序，包括道德秩序、人际关系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等。老子所讲的“正”，乃是正道，自然无为之道。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形象塑造和小说之后的偶像崇拜，问题就在于淡化一个“正”字，突出一个“奇”字，从而使“诡”字泛化到一切领域。

这里首先得比较一下历史上的诸葛亮与文学中的诸葛亮。呈现历史的《三国志》和呈现文学的《三国演义》，其诸葛亮的形象是不同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善于治国，但并不善于用兵，因此突出的是诸葛亮以法治国的“正”。而《三国演义》则几乎不写诸葛亮的治国，只一味渲染诸葛亮的用兵，而且是极其诡道，极善伪装，最后达至鲁迅所说的“近妖”的程度。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总的说来，是认为诸葛亮作为“相国”的治国之才很了不起，但作为将帅的“将略”（用兵）却非他的所长。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居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评曰）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上〈诸葛氏集〉表》）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同上）

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吕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同上）

这是对诸葛亮治国之才的赞美与高度评价，而对其用兵，则说：“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晋书·陈寿列传》）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并无偏见。诸葛亮以“法”治蜀，儒法互用，确实是个相才。但三国鼎立后，他固守《隆中对》伐魏的战略，六出祁山，耗尽蜀国的资源，而在实战中，又在关键处错用志大才疏的马谡，导致一败再败，最后自己也以五十四岁的壮年死于五丈原。所以司马懿说他“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参见《晋书·宣帝纪》），也并非虚言。《三国演义》竭力掩盖诸葛亮的弱点，即使在北伐的大失败中，也用“空城计”来显示他的神奇。更重要的是，小说全书和《三国志》的真实记载相悖，突出他的用兵。尤其是在赤壁之战中，料事如神。“宜用火攻”、“草船借箭”、“呼唤东风”，一桩一桩神机妙算，把诸葛亮完全神化了。整部小说，对诸葛亮只有讴歌，连他的错误与伪装也加以讴歌。

《三国演义》突出、夸张诸葛亮的用兵智慧，却几乎看不到他的治国智慧，这与历史不符。事实上，治乱世中的“蜀国”是非常艰难的，仅南方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就很不简单，可惜我们除了看到诸葛亮的南征北战之外，看不到他的治国故事和相应的建设性智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说，《三国演义》要如此选材如此构想如此书写，无可非议。但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上说，其智慧是片面的，重心乃是军事智慧和相关的权术诡术。因此，其人格也无法是完整的，在一些重大的场面，也戴着面具。因此，读者在把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接受的时候，往往忘记《三国演义》在处理诸葛亮原型时，已淡化“正”的一面和突出“奇”的一面，而在书写“奇”的一面时又包含着“伪”的一面，这样，就把片面化的诸葛亮和他的破坏性智慧——许多部分已伪形化的智慧，带入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之中，在偶像崇拜中也学会了“装”，学会洒假眼泪，从而丧失原形中国文化最宝贵的“诚”的精神。

作了上文的分解分析之后，笔者认为，仍然可以把诸葛亮视为中国智慧的一种符号与象征，但应当侧重关注历史上的诸葛亮所呈现的建设性的治国智慧，即“以正治国”的智慧，而正视文学中的诸葛亮智慧所包含的伪形性质以及政治人格中的分裂事实，不可把“以奇用兵”的诡术权术照搬到日常的生活之中或以诸葛亮的名字来掩盖不正的心术。这是笔者在作双典批判时不得不指涉人人崇拜的诸葛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