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诗人作家博尔赫斯曾批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过分渲染悲痛。爱伦·坡自己说：“恐怖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灵魂。”博尔赫斯认为，他没有必要从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中寻找恐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可是爱伦·坡却为我说出一项真理：恐怖往往来自两部文学经典。从少年时代开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就开始不断袭击我的灵魂。李逵刀砍四岁婴儿小衙内，武松挥刀杀嫂又杀小丫鬟，张青夫妇开人肉饭店，刘安杀妻招待刘备，曹操杀王垕以安军心，还有三国时期战争中那种说不尽的诡术、骗术、权术，一桩一桩全是噩梦。我对双典的批判，便是借此走出噩梦，走出恐怖，走出人性恐怖图像给自己投下的阴影。

终于意识到：和《水浒传》的逻辑（凡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划清界限，和《三国演义》的逻辑（伪装得愈好，成功率愈高）划清界限，才有灵魂的健康。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自己出身的民族，都是如此。水浒英雄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身体是健康的、强壮的，但灵魂并不健康。乐于“排头砍去”的灵魂是有病的，把潘金莲的人头拿来当祭物的灵魂是有病的。三国的豪强们争夺天下，激情燃烧，身体也是健康的、强壮的，但头脑布满权术，心中全是机谋，哭也假，笑也假，灵魂更不健康。愈向双典靠近，灵魂愈是布满病毒。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压在中国人身上心上的大山。这两座大山不推翻，中国妇女在精神上就永世不得翻身。这两座山屹立着，中国妇女就难以摆脱“尤物”、“祸水”、“狐狸精”等罪名。同样是追求生活的婚外恋者，同样是一个潘金莲，在《红楼梦》中，秦可卿被送入天堂（梦幻仙境）；在《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放入人间（无善无恶）；在《水浒传》中则被投入地狱（死于武松的刀下）。妇女在《水浒传》中是被杀戮对象，在《三国演义》中是被利用对象。前者为刀俎之物，后者为政治动物。中国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从知识人到工人农人，全被这两座山压着，统治着。大山压着，神经变得麻木，以为造反有理，以为欲望有罪，以为女人是祸水，以为权术是智慧，以为团伙结义是道德。于是，天天背着畸形的道德法庭和替天行道的政治法庭，不得解脱，不能翻身。近几百年，中国表面上是帝王、军阀、总统统治着，其实从上到下都是这两座大山统治着，主宰着，从意识世界一直统治到潜意识世界。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来有趣，其中有精彩故事，有神奇人物，有超人智慧，有英雄气概，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性，最普通、最基本、最要紧的人性。双典中著名的英雄（后来成为中国人的偶像）缺少一点觉悟，不知每一个生命个体，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个体，都有其生命权利与存在价值，大刀大斧不可指向这些无辜的生命。张青、孙二娘的菜园子（人肉饭店）原则是三种人（妓女、和尚、囚犯）不吃，其他的皆不放过，可是人有千种万种，每一种都应当尊重，都有活着的权利。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禽兽），就是人具有不忍之心，即不忍杀他人、吃他人和伤害他人。

刘劭的《人物志》把流业分为十二家：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

观《三国演义》，此十二家都有。其中有许多人身兼数家数能，如诸葛亮，他就兼有法家、术家、器能、臧否、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但三国中人，就其“角色”而言，最多的是术家，即权术家、心术家。虽然都是术家，但又有很大差别，有的善儒术，如刘备；有的善法术，如曹操；有的善阴阳术，如司马懿。而就其功能而言，“三国”的器能、臧否、口辩都极发达，魏、蜀、吴三方的谋士集团中均有一流的辩才，一流的批判家（臧否），一流的“秘书”（器能）。然而，最发达的是“伎俩”。三国时代将中国的政治伎俩和其他生存伎俩推向了高峰。连智慧也变成伎俩。无所不在的伎俩，前所未有的伎俩，才是“三国”大人物的特色。

魏晋创造了一种文化性格，鲁迅称之为“魏晋风骨”。牟宗三先生称之为“名士人格”。这种人格乃是“唯现逸气而无所成”，属于集天地之逸气，却是天地之弃才。牟先生认为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贾宝玉，就是此种人格形态。他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曹雪芹著《红楼梦》，着意要铸造此种人格形态。其赞贾宝玉曰：“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此种四不着边，任何处挂搭不上之生命即为典型之名士人格。曹雪芹可谓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此种人格是生命上之天定的。普通论魏晋人物，多注意其外缘，认为时代政治环境使之不得不然。好像假定外缘不如此，他们亦可以不如此。此似可说，而亦不可说。外缘对于此种生命并无决定的作用，而只有引发的作用。假定其生命中无此独特之才性，任何外缘亦不能使之有如此之表现。即虚伪地表现之，亦无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亦不能有精神境界上之创辟性。魏晋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当然是由时代而逼出，内在地说，亦是生命之独特。人之内在生命之独特的机括在某一时代之特殊情境中迸发出此一特殊之姿态。故名士人格确有其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非可尽由外缘所能解析。曹雪芹甚能意识到此种生命之本质的意义，故能于文学上开辟一独特之境界，而成就一伟大之作品。此境界亦即为魏晋名士人格所开辟所代表。

牟先生这一论断无可争议，但他提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虽非名士却有逸气的见解，则值得讨论。诸葛亮在日理万机之中，确有一种他人无可比拟的从容与风流，羽扇纶巾中神露智显。可惜他的这种状态只能装给司马懿等敌人看，实际上自己却力疲心歇，不得喘息，五十多岁就鞠躬尽瘁，劳累而死。因为他已进入政治、军事的中心漩涡地带，完全没有逸的可能，即没有清言、清谈的可能，他发出的声音均是指令、计谋，其中不仅有重言，而且有谎言，如改“二桥”为“二乔”以煽动周瑜反曹等等。身在政治较量漩涡之中，其逸很难逸之真切，诸葛亮出山之后的逸态，多半是伪态。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种名士文化，那么《水浒传》则是一种斗士文化，而《三国演义》，似可称为谋士文化。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鲜明地折射出名士文化。她不拘形骸，自由放达，逸得很真很纯。她的姑奶奶（贾母），也很有名士风度。而最大的逸士是贾宝玉，他的身上集中了名士文化的全部特点。《水浒传》虽属战士文化，可惜是太多战士的伪形。像鲁智深，可称真战士，他英勇善战，但不滥杀无辜，始终守持战士的人性边界；而李逵、武松等，则杀人如麻，刀斧指向一片混乱。《三国演义》从文化上说，比的不是力量，而是计谋。于战争中，表面上看是靠将士，从深层看是靠谋士。诸葛亮是智力最高的第一谋士，他代表着三国时代最深层的文化。

曹操确实爱才如命。他对关羽、赵云之爱的故事确实感人。赵云在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不是曹操慕其英勇，下了一道“勿伤害”的命令，赵云哪能冲出一条生路、救出阿斗？但是，曹操所以爱才，还是因为“才”能为我所用，一旦发现才不附我顺我，他也不容“才”立足于天下。荀彧为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是被他所“不容”，更勿论杨修、祢衡了。可惜可惜，即使像曹操这样“爱才如命”的统帅，也走不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定律。

牟宗三先生认为从才性的角度上说，英雄与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顺”，而后者则有“逆觉”。也就是说，英雄总是顺其天性而为，缺少“理性”，而圣人虽也有先天的才性，但又能超越自己的才性去就范天理。

牟先生所说的“逆觉”，用今天的语言表述，便是“反思”、“反观”、“反省”，即能把自己作为审视对象，有自知之明，能自我克服。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大约也是这个意思。《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都缺少这种“逆觉能力”，个个自以为是。关羽也如此，他最后的失败正是失之缺少自知之明，对自己估计过高，对敌方估计过低。“三国”中唯一具有“逆觉能力”的是诸葛亮，所以他才会挥泪斩马谡，才会在战败后自我处分（降三级），因此，他是“三国”中唯一的“英雄”兼圣人的天才。可惜因为战争环境极为险恶，他的智慧常常化作心机权术，处世也戴面具，与真正的圣贤还是不能同日而语。无论如何，圣贤是不可搞阴谋诡计的。

曹操煮酒与刘备论的是英雄，不是圣贤。英雄圣贤都需要智慧，但英雄的主要特征是“胆力”，而圣贤的主要特征则是“道德”。曹操自知自己如天上蛟龙，拥有胆力，但他的“宁负天下人”，则离圣贤十万八千里。他不能做“内圣外王”之王，只能做“内雄外王”之王。刘备满口仁义道德，却满腹“宇宙之机”，离圣贤也很远。曹操称他为英雄时，他吓得手足无措，曹操道破他实际上也是胆力过人、能屈能伸的野心家。中国的历史，在秦之后，汉代崇儒，算崇尚圣人，汉末进入乱世，则崇尚英雄。汉之后，时而崇英雄、时而尊圣贤。宋代是崇尚圣贤的高峰，国势变得很弱，没有力量。清则两者都尊。“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是结束英雄崇拜与圣贤崇拜的时代，进入凡人生活的时代。虽然之后还有反复（乃有英雄崇拜），但凡人与英雄圣贤平等的时代开始了。用黑格尔的语言说，史诗时代结束了，进入的是散文时代。

《红楼梦》的梦是个性的，每个人的梦和每个人物的“梦中人”都不同。《三国演义》的梦是共性的，曹操、刘备、孙权，还有袁术、袁绍等，在战场中打得你死我活，回到帷幄之中和睡床之上，梦的是相同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可戴在头上的那一顶缀满珍珠宝石可以号令天下的王冠。为了争夺这一顶王冠和那一个曾经落到孙策手里的玉玺，沙场上打得血流成河。《红楼梦》的梦，是带泪的梦，《三国演义》的梦，是带血的梦。

《红楼梦》用很大的篇幅写儿童的故事。贾宝玉一周岁时，父亲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将那世上之物摆了无数，让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只取脂粉钗环。七八岁光景时，他童言无忌，说出“女儿水做”、“男人泥做”的惊人之语，与黛玉第一次见面时就给黛玉取别名，发了一番读书议论。但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看不到儿童的故事，只见四岁小衙内被李逵砍成两段；还有一个儿童是阿斗，被刘备扔到地上；三是童年时代的曹操，尚未涉世，就在家里搞阴谋诡计加害亲叔叔。

可作一假设：如果李逵活在清代，而且造反成功，梁山队伍打到北京城，进入了贾氏的荣国府与宁国府，那么，他的大斧照样会排头砍去，肯定会杀尽丫鬟小姐，恐怕连贾宝玉与林黛玉也不会放过。他是否会重演狄公庄那场抓住“狗男女”来剁杀的惨剧也未可知。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性悲剧，正是流血成河以后只是更换了权力主体，更换了新贵，以新的暴君取代旧的暴君。历史为什么老是重复，想想李逵就明白。

读了《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明白一个做人“大方向”：可以做大观园中人，不可做三国中人。大观园中有竞赛，但无争夺。在诗意的竞赛中，贾宝玉为胜利者鼓掌（李纨宣布比赛结果：潇湘妃子第一，怡红公子最后一名），他虽被评为最差，但称赞评判者公道。三国中人的争夺，却是你死我活，为了战胜对手，不惜践踏无辜的生命和用尽黑暗的阴谋诡计。大观园中人不知何为心机，所以王熙凤等不可居住园中。三国中人，则布满心术权术。可惜世界上太多三国式的权术较量，太少大观园式的诗意栖居。

《红楼梦》给中国人提供了心灵体系；而《三国演义》却提供权术体系。《红楼梦》中也有王熙凤式的权术，但作者说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基本点是蔑视与批判的，它暗示权术与优秀的心灵体系背道而驰。而“三国”对权术则一路欣赏过去。曹操、刘备、孙权都是机关算尽，但他们一点也不耽误性命，反而把性命推向权力的尖峰。

人的差别之大，人性的差别之大，大得无法估量与言说。有的人的人性单纯得极为纯粹，具有纯粹的彻底性，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完全没有心机、心计、心术，以至于像个傻子。人世间的一些天才艺术家如凡高、莫扎特、弗吉尼亚·沃尔夫、摇滚乐王迈克尔·杰克逊等都单纯到极点。他们在艺术王国里，充满灵魂活力，光芒万丈，但在世俗世界里，他们却什么都不懂，更不知怎么与人交往。但有的人却极为复杂，其人性是一个布满机谋与算计的世界。《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中人，如曹操、刘备、孙权等都是深不可测的人。

《三国演义》有伟大的智慧，但无伟大的心灵。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历史的洞见，现实的把握，还有未来的预见，其战略智慧可为大矣。可惜三国智慧，包括诸葛亮的智慧，只切入大脑，未切入心灵。由于智慧缺乏伟大心灵的支撑，所以其智慧均是分裂的，常常发生变质，化作权术与机谋。与《三国》相比，《红楼梦》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具有伟大的心灵。其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智慧是建构诗意生活的想象。

读了《红楼梦》，再读《三国演义》，便知道人类各自的追求真不相同。一部分爱诗歌，爱绘画，爱音乐，爱自然，爱真情；另一部分则爱权力，爱皇冠，爱财富，爱功名。两部分人都会游戏，前者玩的是诗，是歌，是灯谜；后者玩的是血，是刀，是人头。同一片土地，同一片天空，可是天下地上人们的向往、憧憬、焦虑多么不同。哪一部分人更可爱，更久远？应当是前者，不是后者。

唐吉诃德的征途是独立支撑的征途，中国缺少这种传统，所以需要仰仗兄弟之盟，仰仗集团，崇尚“义”的纽带。《三国演义》的桃园之“义”，实际上是一种盟约即组织原则。个体灵魂如果站立不起来，“义”字就一定会盛行。存在主义草创者萨特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宣示：自身对自身的把握应先于被后天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总和，当然也应先于被团伙所规定的本质。因为自身未能完全把握自身，所以才需要“义”来帮助把握。

个体对自身的认知与把握应当先于被关系所规定的总和（本质）。自知其无知，首先认识你自己，然后才被他人所认识。他人对“我”的评语，不要在乎，即不要被他者的评语动摇你的本真存在，剥夺你的自由。

中西方文化有一重大差别：西方重思辨艺术，中国重生存智慧。不仰仗上帝，而靠自己的生存能力与生存智慧自强不息，本是好事，但因为生存环境过于险恶，智慧便发生变质，化作权术与诡术。于是，当西方的思辨艺术发展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时，中国的生存技巧也发展为成熟的权术体系。《三国演义》就是权术体系的形象展示，中国文化重生存智慧的基本优点变成基本缺点；生存智慧变成生存伎俩。

如果说，心灵是《红楼梦》的第一主角（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心灵的载体），那么，权术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曹操、刘备、孙权等，全是权术的载体。三国时代，心灵销声匿迹，连女子的心灵也看不见。历史只给某些女子（如孙夫人、貂蝉）提供政治舞台，但不提供内在世界。三国时代的领袖，会欣赏头脑，欣赏才干，但不会欣赏心灵，欣赏性情。这是一个心灵被遗忘的时代。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作《五美吟》，薛宝琴作《怀古十绝》。女子在解说世界，解说历史，女子有自己的灵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没有一个妇女能对历史作出解说，她们都是男人的工具，男人的附属物。西方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曾讨论过妇女有没有灵魂？倘若让“三国”、“水浒”的英雄们作答，他们一定会一致地认定：妇女没有灵魂。

读《红楼梦》，读到的是童心；读《三国演义》，读到的是野心。曹雪芹暗示，所谓童心，就是不戴任何面具。而三国中人，尤其是三国中的英雄，则个个都戴面具。《红楼梦》所做的梦是太虚幻境的孩子梦，《三国演义》所做的梦是玉玺到手的皇帝梦。《红楼梦》是眼泪之书，《三国演义》是铁血之书。“红楼”的泪是真的，“三国”的泪是假的。是走向“红楼”，还是走向“三国”，倒真正是心灵大方向的选择。

教育的第一目的，对于中国的学子来说，也许可以表述为：不要做三国中人，不要做水浒中人。也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要纯化自己，守持本真的心性，而不是长满心机，长满暴力趣味。离“三国”、“水浒”愈远，心性就愈加美好。健康优秀的人性便是拒绝心机，拒绝暴力，拒绝争夺财富、权力、功名的品格。

对于中国的世道人心，危害最大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四五百年来，造成中国国民性之黑暗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失误，是把前者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未把后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放过了刘备、李逵、武松，抓住了孔夫子，放过了张青、孙二娘的人肉饭店，抓住了儒家的“孔家店”。批孔未必能推动新人性的产生，批“三国”、“水浒”却可以守住道德底线。

五百年来，中国人的民族文化性格一直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书所塑造。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梁山造反首领对卢俊义、秦明、朱仝等的强行改造，而小说对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塑造更是广泛而规模巨大，可是看不见，不易发觉。中国人把三国中人捧为神明，把水浒中人捧为“天人”（金圣叹对武松的评语），其心灵就开始被关羽、武松、李逵所塑造。鲁迅的《阿Q正传》写中国人热衷于品赏暴力趣味，观看死刑觉得观看砍头才有趣，枪毙便觉得乏味。《水浒传》的李逵正是玩赏这种血腥游戏的先锋，他在用斧头剁起人肉时，生命才享受最高的快感。

三国时代，每一个兵士、校尉、将军、文士都殚精竭虑，努力去做一个英雄，但都没有想到应当努力做一个人。一个英雄必须胆力过人，一个人则必须有善良、正直、诚实的心灵。英雄必须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必须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而一个真正的人则不能随便伤害另一个人，更不能在他人的血泊中建构自己的事业和赢得人生的光辉。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不玩心术权术而守持生命本真的人，比当一个英雄更难。

中国进入“三国对峙”，很像西方进入“古罗马”，即真正进入了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煮酒论英雄”不是一时兴致。那个时代，英雄是历史主角、历史主题。这个时代延伸到唐。直至南宋，二程及朱熹们才改变了时代的文化基调，把英雄崇拜变为圣人崇拜。孔孟再次成为历史主角。英雄讲究立功，圣人讲究立德，宋代虽然也出现了岳飞、文天祥，但对他们的崇敬是后世的事，当时他们死得很惨。圣人崇拜一直沿袭到清末，曾国藩虽为三军统帅，但他只期待自己为圣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英雄，因此，一旦战胜太平军，便立即交出军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宣布“打到孔家店”，才结束圣人崇拜而进入了平民时代。这又很像西方的文艺复兴，结束了一个中世纪的神圣崇拜，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基调，宣布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重要的，灵魂主权不仅属于英雄和圣人，也属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老百姓，凡生命都应受到尊重。以“五四”人文主义为参照系去观看《三国演义》，就明白它只把英雄当作人，不把普通人（尤其是妇女）当作人。整个时代阙如的不是英雄性，而是人性。

英雄时代讲究立功，圣人时代讲究立德，凡人时代讲究立人。《三国演义》所展示的英雄时代，其主角们个个都想建功立业，但都遗忘甚至鄙视圣人的教导。战争太残酷，老是想到圣人的仁义之论，就会打败仗。因此，像刘备这种既想当英雄又想当圣人的首领，便常常露出“伪装”的尾巴。

英雄们立功心切，不把圣人当回事，更不把“凡人”、“普通人”当回事。所以三国时代便蜕变为最不讲道德的时代，又是普通人最不值钱的时代。

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认定英雄为“使君与操耳”，天下英雄非他俩莫属。

按照刘劭《人物志》的英雄定义，英雄乃是“明”与“胆”二者兼备，即“英”与“雄”兼而有之。他说：“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牙则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若一人立身兼英雄，则能长世”，英雄必须聪明过人和胆力过人。曹操和刘备虽多权术，但这两个条件还是具备，所以曹操的判断可以成立。“三国”中的诸葛亮、周瑜也“英”与“雄”兼备，无愧英雄称号，吕布这个人，则体力有余，但聪明不足，难以称为英雄。按照刘劭的定义，赵云的英雄性比关羽、张飞更强。这就难怪笔者家乡的香火要献给赵公元帅赵子龙。

辛弃疾诗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一方面确认曹操、刘备为英雄，另一方面又确认能与天下英雄鼎足而立的孙权也是英雄。《山海经》中的女娲、精卫、夸父，其英雄特点也是敢于选择“天”、“大海”、“太阳”等最强大的对象为对手，胆力可以和天地齐观。孙权敢与曹刘对峙，的确不失为英雄。

用刘劭的“明”、“胆”两把尺度衡量《水浒传》主要人物，可知鲁智深是真英雄，而李逵、武松虽胆力超群却毫无“英明”可言，因此，选择他俩作为崇拜对象，并非准确的英雄崇拜。

刘劭在《人物志》中分述“英”与“雄”。他把“英”定义为“聪明秀出”，“雄”定义为“胆力过人”，认为二者兼备才算英雄。把握其真髓，英乃指涉智慧，雄乃指涉力量，既柔且刚，才是人格理想。放入现实世界中，文臣一般呈现为英，武将一般呈现为雄，文武兼备，更是英雄。可称知识分子为知识精英，却不可称之为知识豪雄。“则牙则须，各以二分”，刘劭的比喻只言“分”，我们也可延伸其意，视文士如须，视武将如牙。在战乱时代，牙附于唇，须附于皮，二者都必须有“主”可依。不过，相比之下，须比牙更懦弱，对权势的依附性更强。因此，武将中易出叛徒，文士中易出奴才。

金圣叹把武松评为“天人”，把武松树为英雄典范，实际上，这不是中国文化中的英雄正典，而是伪典。正典是老子所说的“胜而不美”的英雄，即以丧礼的哀伤态度对待胜利（不得不杀人）的人，而武松杀了人却得意忘形，在墙上写了“杀人者武松也”，大摆胜利之姿。树了武松这一伪典，老子的那一正典就消失了。返回古典，是返回正典，不是返回伪典。

三国时代是典型的乱世。乱世的基调是争天下的战争。要争天下，首先要争人才。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天下。所以曹操、刘备都爱才如命，他们的爱才，说穿了，是爱自己的“英雄事业”。在这个英雄时代里，他们只有人才意识，没有人品意识。谁只讲道德而不讲权术心术，谁就是失败者。战国时宋襄公讲战争规则，被认为是“蠢猪式的道德”，三国时这更是共同的潜意识。刘备的仁义，也只挂在嘴上。刘璋丢弃益州，就因为他相信刘备真讲道德。吕布死前求刘备帮忙，也以为他还存有恻隐之心。三国的道德只剩下一个“义”字，但义也变质。“义绝”只是对结盟兄弟和若干朋友的绝对忠诚，并无对人类生存普遍原则的绝对忠诚，不是绝对道德。只是小义，不是大义。

《三国演义》无精神指向，更无深刻思想，但有全书立足的“正统”观念，因此以“拥刘抑曹”为其政治基点，因此把刘备视为正宗，竭力溢美，把曹操视为邪派，竭力溢恶。后世读者（包括一些史家）受其影响，也都以正统派自居，全然没想到，所谓“正统”是个什么东西。那个破败不堪、罪恶累累的汉朝专制传统，值得维护吗？直到一九〇二年，梁启超才大声疾呼：正统观念要不得，正统观念乃根深蒂固的奴隶观念。他在《论正统》一文中说：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龂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辩。

梁启超还特别指出，“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因此把这一派系的关羽、诸葛亮均加以神化。中国几百年来的读者在接受这些神化偶像时，忘了支撑自己的偶像崇拜的基石，恰恰是奴隶根性。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大失败、大耻辱进行反省，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变成弱国，“积弱”的原因在哪里？梁启超为此写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写于1901年5月）。这篇长文的第三节，标题为“积弱之源于政术者”。他指出积弱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种根本原因，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术败坏。本该堂堂正正的政术，变成“之术”、“奴役之术”。无论是诱惑、强制还是控制，都是权术。仅役术就使精英变成机器与奴才。他特别从三国说起：

曹操号令于中国曰：“有从我游者，吾能富而贵之。”盖彼踞要津、握重权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国之人，载颠载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而趋就之矣。而其趋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国中聪明最高、才力最强之人也。既得此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则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彼蚁之在于蛭也，自吾人视之，觉其至微贱、至幺么而怜也；而其中有大者王焉，有小者侯焉，群蚁营营逐逐以企仰此无量之光荣，莫肯让也，莫或怠也……

……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踡伏于一王之下。夫既无国事民事之可办，则任豪杰以为官吏，与任木偶为官吏等耳；而驾驭豪杰，总不如驾驭木偶之易易。彼历代民贼筹之熟矣，故中国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机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动，满盘机器，其事件不下千百万，以一人驾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则由役之得其术也。夫机器者，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也，今举国之官吏，皆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所以为驾驭计者则得矣，顾何以能立于今日文明竞进之世界乎？［《中国积弱溯源论》全文两万余言，第一节论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第二节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第三节论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第四节论积弱之源于近事者；意在诊断中国积弱之病源，寻求治疗之术。全文连载《清议报》第七十七至八十四册。本节原载《清议报》第八十册，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

中国的权术到了三国时代变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它不仅是斗争术，而且是钻营术；不仅是统治术，而且是奴才术；梁启超讲的是统治术与奴才术。仅此一项，就足以使知识精英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义务为何物了。许多奴才，因耍了权术，变成了狗奴才、猪奴才、狐狸奴才。

权术，由“权”与“术”二字组成。“权”的本义并不坏，它是指摒弃僵死经义的灵活性。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以立；可与立，未可以权。”（《论语·子罕第九》）汉儒说：“反经合道曰权。”所谓反经，就是反僵死原则的灵活；所谓合道，则是指灵活乃是不背弃大原则的灵活。权术恰恰是把灵活性推向毁灭一切心灵原则与社会原则的极端，把手段、技巧、策略、阴谋放在第一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既不讲道德，也不讲道理，更无所谓道义。《三国演义》中的智慧发生变质，便是智慧变成了权术，只合术不合道。只合小目的（个人、集团私利、功利），不合大目的（人类的生存、发展、延续）。康德讲美是“非目的的合目的性”，“三国”的智慧公式恰恰相反，是“合目的的非目的性”，即只合私人与集团利益，不合人类生存、延续的根本指向。

“一定要戴面具，千万不要忘记戴面具”，这是“三国”权术家的第一经验。哪怕是篡夺最高权力的新皇帝登基，也不可忘记这一要点。曹丕与“群臣”逼迫汉献帝退位，自己就要“受诏”坐上皇帝宝座时，司马懿给曹丕一个重大提醒，就是不可忘记戴上面具。小说写道：

曹丕听毕，便欲受诏。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丕从之，令王朗作表，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第八十回）

明明已经夺了王冠，还要“上表谦辞”，这一“上表”，就是面具。曹丕的权术不如司马懿成熟，忘了这一着，经点破立即明白，便欣然接受司马懿的忠谏。三国时代的权术家不仅最凶狠，而且最虚伪。

三国时的知识分子，是名副其实的“毛”，如果不附上一张“皮”，就无法存活。连陈宫这种比较刚正的知识分子，也得附上吕布这张不可靠的虎皮。魏、蜀、吴这三张大皮，提供给许多知识分子依附。曹营中的郭嘉、荀彧、荀攸、程昱、贾诩、孔融、杨修、王朗等，刘营中的诸葛亮、庞统、蒋沱、费祎、法正、许靖、谯周、秦宓、邓芝、杨仪等；孙吴中的鲁肃、张昭、诸葛谨、诸葛恪等。连袁绍这张皮，也有田丰、沮授、许攸、审配、郭图这些重要知识人附上。当时的知识分子于战乱之中，没有别的出路，能附上皮就很不错。这些“毛”命运不同，运气最好的是当上“王者师”，如诸葛亮、庞统、张昭等。其次是当上“王者士”，如上述这些有名气的谋士，待遇不错，还受尊重；但许多是不见经传只是为主人撰写文件的芸芸者，随时都可丢掉饭碗。这些知识分子的多数，其实是“王者奴”。像杨修这种聪明绝顶的人，其父杨彪，也算“王者师”，他自以为也可当“王者师”，但在曹操眼中也只是“王者奴”。一旦聪明过分，就把他从自己的皮上拔掉，杀了他。杨修的命运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即使像荀彧这种提供“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决策的功臣，当上“王者师”，做了顶尖的能臣的，本质上还是“王者奴”，所以曹操一旦看不顺眼（因劝阻他当魏公），也把他除掉了。既然是“毛”，随时可拔掉，也是王者的应有之义。

十六世纪英国查理一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斯揣福特（Strafford）在断头台上（被克伦威尔革命团体判处死刑）对英国的民众说：“我请每一位听见我说话的人真诚地扪心自问一下：是否必须在血泊中才能开始新生？”斯揣福特不是不支持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新生，而是希望用妥协的不流血的办法来实现改革，但激烈的被情绪挟持的革命者不能理解他和饶恕他，终于把他处死。他死后，黎歇留评论说：“英国人杀掉了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同胞。”也许是斯揣福特的临终告诫起了作用，英国在十六世纪之后再也没有发生暴力革命。与法国不同，英国一直以妥协的办法把自己的国家一步一步推向现代文明。人类社会的经济差异尚存，阶级、集团、个人的矛盾冲突总是存在，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是用你死我活的消灭方式，还是用你活我也活的妥协方式，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选择。宋江选择的是调和妥协的方式，因此一直遭到反对与唾骂，连李逵也骂。幸而李逵是宋江的兄弟，否则早就把宋江当作投降主义者砍入血泊中了。其实妥协不是投降，而是有所让步地抵达改革社会的目标。条条道路通罗马，宋江的路也可通向“罗马”。

宋江、吴用等造反派领袖，为了壮大造反事业的声威，实行了对人的巨大改造工程。逼迫朱仝、秦明、安道全、卢俊义上山，其实是强制改造，让他们更换一种角色，从官吏、将领、豪绅变成寇盗、革命者。为了完成这一工程，他们不惜战争、流血，不惜使尽阴谋诡计，残杀无辜者生命。这是一种壮烈而黑暗的工程。可惜梁山领袖通过改造，虽然让一些人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却无法完成其灵魂的转换。造反者可以把卢俊义等逼上梁山，但无法把他们改造成真正的水浒中人。这种改造工程，归根结底是乌托邦。

立国之本应是文化，不是技术，也不是兵马。魏、蜀、吴都分别建立了国家，都拥有百万雄师，但是不过一百年，全都灰飞烟灭。三国都忙于招兵、用兵，没有时间顾及文化。文化人一部分逃离政治，遁入玄学；一部分入世谋生，成了智囊。但因为缺少文化这个“本”，所以三个王座都是短命的。国家一定是立体的，既有长度、宽度，还得有深度。版图与力量只是宽度与长度，只有文化代表深度，有深度才有根基。

人确实必须摆脱低级趣味，但最低级的趣味是什么呢？《水浒传》告诉我们：最低趣的趣味是品尝杀人快感的趣味，品尝人肉腥膻的趣味。李逵吃人吃得津津有味，武松杀人杀得“心满意足”，均属低级政治生物的趣味。鲁迅嘲讽中国人好赶热闹去看处决犯人，但只想看杀头，不想看枪毙，觉得杀头才有趣，枪毙太乏味。这种畸形的病态趣味，与李逵剁人肉的趣味相通，属于“末人”（尼采的概念：未完成人的进化之人）趣味。

美国的南北战争虽也打得你死我活，但是战后，得胜的北方军队还是为战败的南方军队司令李将军建立纪念碑、纪念馆。这叫做尊重对手。《三国演义》的枭雄没有尊重对手的观念，只有抹黑对手的功夫。刘备不仅口口声声称曹操为贼，而且处处抹黑他。当时的胜利者除了精通伪装术之外，还精通抹黑术，愈是能装，成功率愈高；愈是把对手抹得黑，就愈占上风。抹得黑透了，就接近胜利了。当时没有“批倒批臭”等概念，但抹黑术已达高峰。曹营的军师王朗竟被诸葛亮抹黑抹死了。

三国的领袖们都有勇往直前的激情，偶尔也有些感叹（如曹操沉吟“人生如梦”），但从不消沉。他们积极进取，决不轻易放过一城一池、一山一水。他们也不相信运气，每个战役都经周密策划，不敢疏忽。因太积极，也就过于劳累，曹操与刘备都活不到七十岁。他们的全部生命激情都用于追逐绝对权力，激情的指向只是把王冠戴到自己的头上，留给子孙。因此他们的激情缺少诗意，反而是冷静时的感叹带有诗意。

曹操一家出了三个著名诗人。曹丕当了皇帝，日理万机，但能讲出文学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思想，很不简单（尽管这一思想也危害了文学）。而曹植则可说是个职业诗人，从量上或文采上，曹植都超过他的父亲和兄长。但从境界上，子辈对于父辈还是望尘莫及。曹操对宇宙人生有一种形而上性质的体悟，气势恢宏。曹丕、曹植两兄弟的诗文虽有情调，但无其父的“大气”（唐宋诗文也是多有情调，少有大气）。

《古诗十九首》，从形式上不如唐诗成熟，但是，从精神内涵上说，它比许多唐诗大家纯正，更像诗，或者说是真正的诗。《古诗十九首》里没有功名心，没有奴隶相，没有庸俗气，是纯粹的人生感叹。曹操诗的格调与《古诗十九首》相近。

武松和李逵都是最有力量的人。武松打虎，李逵杀虎，而他们本身也如猛虎。李逵喜欢用人肉作为下酒的作料，武松开刀，在鸳鸯楼一杀就是十五个人。中国知道苛政猛于虎，不知苛人也猛于虎。这种苛人，实际上是人的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他们对付起“苛政”是英雄；但对付无辜百姓，则是猛兽。李逵在狄公庄把那对恋爱中的年轻男女砍死，然后叠起来，用大斧剁开下酒；武松砍杀小丫鬟，哪里是什么真人、“天人”，完全是猛兽。把未开化的人当作英雄进行崇拜，说明崇拜者也未完全开化。

三国的战争，不仅把全民族拖入血泊，而且把全民族拖入权术、心术这个黑暗的深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上层，集体染上一种恶习，这就是迷恋权术、相信权术的恶习。这种恶习之深，深到了政治深处，也深到人性深处。像貂蝉这样聪明美丽的女子，她生在那个时代，被当作一个傀儡去捕猎两个强人，不仅不会感到羞愧，而且很自豪，因为她只是按照当时的习性与惯性做了一件事而已。貂蝉的成功，更让人感到阴谋诡计远胜于刀枪剑戟的力量。

汉献帝的皇帝宝座风雨飘摇之后，王冠势必飘落到另一个人的头上，于是，各路豪强的焦虑中心便集中于王冠。由此，中国开始了新的价值时代：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这一王冠和它代表的绝对权力还有相应的争夺这王冠的权术。其他的一切，例如人的尊严，人的品格，人的爱情，全都变得一钱不值。

水浒、三国时代，因为战争极为残酷，各方都极需要有力量的武士、有智慧的谋士，因此领袖们都把目光投向人才。由此，他们便在思维上产生一个盲点，这就是看不见普通人、平常人，忘记最不重要的人也是人，也有生存、温饱、发展的权利。在他们心目中，这些人只是数字，不是生命。关羽决堤淹曹军，获得全胜，活捉于禁，但淹死多少百姓，这是不加考虑的，对于关羽来说，不重要的人死了成千上万也不重要。有“人才”的意识，并不等于有“人”的意识。

貂蝉的故事，是一个女子身带巨大阴谋，心怀杀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进入角色之后，抹掉原先的自我，淘干本真的天性，使出装、骗、诱、逼各种手段，一切言词、动作、眼泪、笑容以及撒娇、自杀、喜怒等等，全是假的。一个美貌女子靠着自己的身段与手段，竟征服了一代豪杰吕布和董卓。可惜她全然不知灵魂的主权和生命中最宝贵的婚姻与情爱的权利。

貂蝉是作戏，但作的只是看得见的戏，而三国各方面的权谋家全都在作戏，但他们的戏看不见，所以更高级。

曹操、刘备、孙权都经历过占领一座城池、一片土地的狂喜，都为自己拥有雄兵百万和治有千百个郡县而享受帝王似的荣光而弹冠庆祝，但他们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是最后都走进坟墓，化作一具骷髅；二是他们的子弟很快就成为司马氏的俘虏和司马氏权力指头下任意拨弄玩耍的小丑。无论是刘禅、孙皓还是曹奂，都献出城池土地而换取司马氏给他们的一条活命，让他们晚些变成一具骷髅，多过几天行尸走肉的日子。

遍地横尸，白骨遍野，血流成河，三国豪强们不顾生灵涂炭，浴血死战数十年，只是为了一顶皇冠。说春秋无义战，其实，三国更是无义战。战来战去，完全是为了那一个号令天下的宝座。

三国的豪强们朝思暮想的是征服城池，征服土地。版图大小，是生命价值的指标；皇帝宝座，是生命最高的指标。他们挥动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版图不断扩大，野心不断膨胀，指标不断上升，可惜，在凯旋与庆功之中，在征服城镇的同时，他们也毁灭了生命中的本真本然，埋葬了那些原有的诚实、质朴和人间性情。于是，读者看到的三国胜利者，全是胸膛充塞野心的权术家，个个是道德、心灵的失败者。

《孙子兵法》确实了不起，但它是兵法，不是国法、家法、人际法。所以老子才要在《道德经》中提醒：“以奇用兵，以正治国”，把兵法与治国法俨然分开。可是，三国中人把兵法泛化到一切领域，人人都是兵，个个不厌诈，权术、诡术、心术用到人性最深层，所以才有刘备掷阿斗于地的故事，才有诸豪强们把妻子、女儿、妹妹、朋友全当作战争筹码的故事。一旦把权术诡术引入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人性的堕落就不可避免。

皇帝自称天子，自然是替天行道。挑战皇帝的反对派，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替天行道”，便是最高的道德理由。占领道德制高点，便可为所欲为。于是，替天治天下的帝王们可以焚书坑儒，可以诛杀九族，可以设“东厂”、置酷刑、兴文字狱。于是，替天造反的英雄们可以为了逼朱仝上山，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段；可以为了逼卢俊义上山，在大名府屠城，全城百姓“死伤过半”；可以为了安道全上山，杀了李巧奴一家（尽管是妓家）等等，一切均属天经地义，符合天理。天矣天矣，数千年来，多少人以汝之名，行窃行盗行骗行凶行无法无天之道。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到极点。一个个皇帝都不像样。恒帝、安帝、灵帝、顺帝算是少年（十一岁至十五岁之间），其他的几个（殇帝、和帝、冲帝、质帝、献帝）均是十岁之下的儿童甚至婴儿。党锢事件后忠良杀绝，精英除尽，外戚与宦官进一步把持朝政，朝廷内外一片黑暗。这种皇统正统已是一具布满虫豸的僵尸，中国要得救，只能弃绝这具僵尸。但《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抑曹尊刘”的皇统立场，把曹操视为奸贼，把维护僵尸皇统的刘备视为救星，从而竭力美化刘备，丑化曹操，改变历史真相，使历史发生变质。后代读者也天然地站在刘备这一边，以为他维护的皇统皇权是不可更改的什么宝贝。

“双典”中的妇女的地位，用现代概念表述，最确切的可以说是男人的殖民地、殖民身。男子乃是妇女的宗主国、宗主家。夫为纲，妻为目的地位常常保不住，妻子常常变成衣服（刘备语）、变成食物（猎户刘安所为）、变成货物（吕布背着女儿去与袁术做交易）等。殖民地没有主权，只有被奴役、被利用、被杀戮的权利。《水浒传》的女人潘金莲、潘巧云等如同早期的殖民地，更多是被杀戮，《三国演义》的女人如同后期殖民地，更多是被利用，前后期的功能有所不同，但都是奴隶。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汉代乃是“经”统治一切。到了汉末，“经”才被“三玄”（老、庄、易）所代替。随着玄学取代经学，整个时代的文化重心也从重“德”转向重“才”。在此文化转型中曹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下求才令，不管原来出身地位如何，唯才是举。当时傅嘏、李丰、钟会、王广等的才性之辩，相当于当代人的才德之辩、“红专”之辩、血统之辩。曹操支持才性异，把出身（性）与才能分开，哪怕出身于流氓地痞，只要有才能，也可为我所用。《三国演义》所展示的时代，正是一个重才不重德的时代，曹操、刘备虽然爱才如命，但也杀才不眨眼。曹操好色，但离孔子所说的“好德如好色”十万八千里。刘备虽把“仁义”放在嘴上，但也只有伪道德，即满口仁义道德，满心帝王将相。刘、曹、孙等争霸的各方，都把“才”看得最重要。玩得好，有才没有德不要紧，但只要善于玩弄权术、心术就行。

李逵、武松等《水浒》的一些著名英雄，乃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人拥有欲望的权利，本能地认定“欲望有罪”。他们生活在北宋，即生活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大命题问世之前，却无师自通地成为这一命题的先行者。他们远离情欲、仇恨情欲、残酷地惩罚消灭情欲。《水浒传》塑造了一群禁欲主义暴虐狂，一群“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化形象。他们可以放掉被俘的头号敌人高俅，但绝对不放过潘金莲、潘巧云。《水浒》在英雄主义的幌子下，把中国的大男子主义推向顶峰，也把血腥的禁欲主义推向顶峰。

中国人讲“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人类道德边界和道德绝对性。有些事，连恶棍也知道不可以做，没有讨论的余地。康德对伦理学的贡献之一，就是说明人之所以成为人（别于动物），乃因人类具有一种人性能力，即听从内心的绝对命令，去做一些绝对应当做的事，拒绝一些绝对不能做的事。一个孩子掉到井里，绝对要去救救孩子，不爱也得去救，绝对不可以置若罔闻。李逵砍杀小衙内、砍杀狄公村无辜的男女就绝对不可“为”，没有讨论的余地。

作为人，可以理解同胞们对关羽的好感，因为在那个充满伪装、充满欺骗的时代里，人性深层美好的东西全被战争与阴谋卷走，人间再也没有情义，而关羽保留了最后的情义，他在华容道上宁可犯法即宁可违反军令状也要放走曹操，从而给情义提供了一条出路。

作为学人，则要指出，关羽的义是小义，不是大义，其“义绝”只是对若干朋友的绝对忠诚，不是对人类普遍的爱，因为义中具有巨大的排他性——排斥非盟友、非朋友。是遵循“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是遵循“团伙之内即兄弟”？选择前者，便无法向关羽靠近。一个具有普世情怀的人，他就无法崇拜关羽。

孤独的生命个体，在茫茫的人际烟海中，无依无助，贴近最黑暗的深渊，只好求助靠山。秦香莲，一个弱女子，就是这样的生命个体，她没有法律可依，没有制度可“靠”，只能求助于包公。在充满骗子的社会里，无人可以信赖，人们只能向往关羽人格，哪怕犯法（违反军令状）也要救援朋友（放走曹操）。中国人的包公、关羽崇拜可以理解，只是在英雄义薄云天的伟大气概里，蕴含的是中国人没有上帝也没有法律可以依靠的可怜境地。没有法律保障的中国人，把清官与义将视为心理靠山和心理救星，于是，包公与关羽便被推上神殿与神台。刘鹗的《老残游记》的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中国人的心理靠山，提醒中国人必须改变既定的拯救之路。它揭示，这些心理靠山——清官，其设置的道德法庭比贪官还残酷，他们在廉洁的面具下常常干着最没人性的勾当。中国人只有丢掉幻想，建构独立支持的灵魂和现代的“公道”法制秩序，才是出路。

曹操、刘备、孙权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军阀袁绍、袁术，尽管旗号不同，各有各的理由，但他们都进入一种“共犯结构”，即“共同犯罪”。他们把中国投进了一个烧杀不断的野蛮状态，让战争、阴谋、不幸、恐怖布满长江黄河上下的这片伟大的土地。从外部说，在他们争夺天下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丧失了日常社会秩序，没有生活。从内部说，中国的人性发生空前的变质，没有诚实。卢梭曾说，人性不会倒转。但在三国时期，中国的人性发生了巨大的倒转现象，人格发生分裂，心灵塞满心机，智慧变成权术，英雄变成阴谋家，整个时代的人性图腾只有一种，便是面具。历代史学家只看见三国时中国土地的大分裂，但没有看到中国人格的大分裂。

武松砍了潘金莲的头，又挖出她的心肝五脏，然后设置祭坛祭奠武大的亡灵。此时，如果武大有知，看到的是最伤心惨目的景象，两个最亲的亲者，一个成了屠夫，即刽子手；一个成了祭品，即牺牲品。

其实，水浒英雄攻打祝家庄的战争和三国时代无数的战争的功能都一样，其庞大的战争机器，都在制造两种基本产品，一种是屠夫，一种是祭品。

《水浒传》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末变成了电视剧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声。

李逵、武松等确实出手不凡，但常常出手太狠、太毒、太残忍，太没道理。武松在鸳鸯楼一出手，砍杀十五条人命；李逵一出手，把无辜的女子剁成肉酱；杨雄一出手，把妻子的五脏六腑全掏空而悬挂树上。《水浒传》的可怕恰恰是不该出手时常出手，一旦出手固然也征讨腐恶，但也往往滥杀无辜。李逵等的出手，只凭情绪，没有理性。但愿电视剧《水浒传》的出手呼唤，不要带来新的恐惧。

老子《道德经》说“天地不仁，视百姓为刍狗”，这一命题到了“双典”，则是“天地不仁，视女子为猪狗”。《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如同杀猪狗牛羊招待刘备只是一种象征。李逵杀狄公庄的青春女子以“消食”，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张顺杀李巧奴，顾大嫂入祝家庄时对所有女人格杀勿论，全是视妇女为猪狗。他们和以屠宰为职业的屠夫不同之处，是屠夫杀猪宰羊，并无快感，而李逵、武松杀戮时却有快感。从“双典”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负面中最黑暗的一页。

人天生具有欲望的权利。欲望的权利便是生活的权利。“三言二拍”以文学的方式肯定人的基本权利，《金瓶梅》也以文学的方式展示欲望的形态，对欲望没有善恶判断。《水浒传》则对人的欲望设置最残暴的道德法庭。武松、李逵、杨雄都是宣布判处欲望以死刑的法官，而且兼任最残暴的刽子手。如果说革命是剥夺剥夺者，他们则是剥夺非剥夺者。那些具有人性欲望的女子都是非剥夺者。她们并不危害社会和伤害社会。

杨雄和石秀这对异姓兄弟一起屠杀潘巧云和迎儿，把潘氏的心肝五脏挖出来并挂在树上，展示了人性史上罕见的黑暗的一页。这一页，是中国极端大男权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再与小生产者嫉妒心理相混合的产物。中国的男权主义，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被暴力化。被制度化，儒者有责任；被暴力化，则是造反英雄们的“创作”。

双典中的女性多半是物不是人，她们虽有人的功能，如性欲、生育等功能，但主要是呈现“物”的功能。在物功能中又有三项很特别也很奇怪：（1）“食物”的功能。猎户刘安为了招待刘备，宰了自己的妻子，充当“狼肉”；（2）“祭物”的功能：武松砍了潘金莲的头还挖出她的心肝五脏，作为大哥武大亡灵的祭物；（3）“动物”的功能：《水浒》中的顾大嫂是见一个杀一个的兽物，《三国》中的貂蝉、孙夫人等则是政治马戏团里的高级动物。

《水浒传》中的扈三娘，可算是作者和宋江的理想女性了。有美貌，有武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可操作性。她没有灵魂的自我认同，也没有意识到女性人生最宝贵的权利乃是爱情与婚姻的权利。她服从革命领袖的指示，只充当一个善于作战的锐利武器和遵守纪律的驯服工具，在宋江的安排下她嫁给手下败将、爱吃人肉的王矮虎王英，不仅没有怨言，压根儿就没有语言。这种不会说话但有力量的武器，是最好操作的理想武器。

人类中的“忍人”，是离禽兽最近的人。所谓忍人，就是丧失不忍之心的人。孟子讲人与禽兽的区别只有“几希”（很少），人禽之别最根本处，是人有“不忍之心”——不忍去杀人、吃人、伤害人。也就是说，不忍之心是人性的发端，又是人的第一标志。但《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如李逵、武松、杨雄等，却把妇女的身体拿来剁杀，挖出她们的心肝五脏来泄愤，不仅忍心，还从中感到快活，心满意足。可是，中国读者历来都把忍人当作英雄。

面对三国令人战栗的权术心术，总是想起甘地，想起曼德拉、马丁·路德金等，想到政治其实也有另一种大道，另一种游戏方法：和平的，透明的，非暴力的大道。虽有斗争，但没有钩心斗角；虽有较量，但没有阴谋诡计；虽有方法，但没有卑鄙的手段。人类世界最深的黑暗，是权术辐射出来的黑暗。最深的黑暗隐藏在最深的阴谋诡计之中。

读透三国，才明白三国乃是三个假人国。刘备是假人，曹操是假人，孙权也是假人。全是戴面具、玩面具、比面具。三国文化，是面具文化。有面具才能生，有面具才能赢。连代表最高智慧的诸葛亮也得戴面具。刘璋的失败，就是因为他误以为刘备是真人，看不穿刘备的面具。董卓为什么灰飞烟灭，就因为他以为那个美丽绝伦如同仙子的貂蝉是真人，没看穿她的面具。曹操屡次上当，也误认为刘备、庞统、黄盖等等是真人，上的是面具的当。

写作《双典批判》，其实是在写作招魂曲。中国文化的魂，是一个“诚”字。仁、义、礼、智等等，都是诚所派生。诚能通神，诚是中国的上帝。可是，到了《三国演义》时代，“诚”字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有假人、假言、假面。诚被伪所取代，智慧被权术所变质，单纯的情义被团伙的盟约所偷换，所有大人物全是戴面具的大坏蛋。全都没有完整的人格，没有真实的内心，没有透明的契约。对权术的批判，乃是对诚实的呼唤。魂归来兮，这个魂就是“诚”。

在水泊梁山上，谁是最高的法官？不是首领晁盖与宋江，也不是军师吴用与术师公孙胜，而是李逵。他不仅最善于打杀，而且最憎恨女色，后者使他占有了道德制高点与道德审判权。他误认宋江抢走刘太公的女儿，就砍倒杏黄旗，想当场劈掉宋江，大义凛然。谁接近女色，谁就低人一等，领袖人物也是如此；谁远离女色，谁就有真道德，谁就是真英雄，真法官。李逵一旦执政，实行的第一主义，一定是禁欲主义，其专制，也一定是最黑暗的剥夺女性生活权利的大男权专制主义。

李逵等梁山造反者，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宣称欲救生民于水火，扮演的是“救主”的角色，可是一旦进入拯救过程，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无情砍杀。攻打大名府时滥杀全城百姓，连职业刽子手蔡庆也看不过去，求助柴进制止杀戮。此时的救主是原先的刽子手。此时的魔鬼是替天行道、正杀得痛快的“救主”。《水浒》中的许多英雄就在“救主”与“魔鬼”这两种角色中不断转换。

智取生辰纲之后怎么办？对于生辰纲这种不义之财怎么处置？大约有三种方案：一是分赃，即参与抢劫的兄弟私分；二是分散给天下穷苦兄弟，即劫富济贫；三是充公，把生辰纲交给国库。晁盖、吴用采取第一方案，只是私分，并无济贫也无处充公。后来宋江攻打祝家庄，实际上是劫取生辰纲的扩大与延伸，也发生取了不义之财后怎么办的问题。也是三个方案的选择。宋江的进步是分了一部分“救济灾民”，大部分还是按斤论两分给兄弟。西方的盗似乎比较简单：盗就是盗，不懂得“劫富济贫”这种冠冕堂皇的“盗”理。

《三国演义》描写战争，所有的智慧都用于如何把对方消灭掉。数百年来，中国读者欣赏这种智慧，但看不到战场内外，特别是在筹划战争的帷幄之中，种种所谓智慧，都把人从人的深层结构中毁掉。所有的决策者只热衷于权术，热衷于阴谋，于是，在杀人放火的同时，也毁掉人的诚实，人的正直，人的质朴。三国时期，心机心术覆盖全中国，表面上看，是白骨蔽于野，从深层看，则到处是人心的尸体与残骸，前者看得见，后者看不见。而中国人的人心乃是从后者全面走向黑暗的深渊。三国时期，人心险恶到极点。环境险恶，人心更险恶。连最美的青春女子貂蝉，也布满心机，在施行美人计时竟可以做到计谋天衣无缝，以致老谋深算的董卓也败在她的手下。貂蝉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争夺天下的主要人物了。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四回）一句话泄露了全部心机。在白门楼上，吕布被曹所俘，生死之际，曹操想听刘备一句话，此时的刘备，一言可以给吕布打开一条生路，但刘备发出的一言却把吕布打入地狱。吕布通过辕门射戟救助过刘备，但刘备深知此人将是自己争夺天下的障碍，也顾不得旧情。人心的险恶，正是人心只知算计，不知其余。

在曹军的包围中，赵云孤身死战，保护糜夫人与阿斗杀出血路。在千钧一发之际，糜夫人为了让赵云减少负累，让他全力救出阿斗，便带着负伤之身，毅然投井自杀，以自身的毁灭成全丈夫的事业。赵云突围后见到刘备时喘息而言：“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怀抱公子，身突重围，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说完双手把阿斗递与刘备。这时刘备接过阿斗，掷之于地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第四十二回）

这一段重要情节，刘备只有一句话，一个动作，完全没有注意即完全不在乎赵云特别说到糜夫人为他和阿斗而死——为他后继有人而舍身拯救“幼主”。在他心目中，糜夫人不存在，根本不值一提。中国的许多“大丈夫”都如刘备，只有事业的野心，没有情分的良心。

在《三国演义》中，妇女不存在，或者说，妇女不被视为人的存在，而是物的存在。这之前，张飞在吕布的偷袭中丢了一个小沛，致使甘夫人与糜夫人陷在城中，为此，张飞拔剑自刎，刘备向前抱住，夺剑掷地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第十五回）妻子如衣服，妇女只是物，刘备在紧急中透露出重大心灵信息。三国的英雄们，无论是刘备还是曹操、孙权，或是吕布等等，都把女人当作物。或当作货物（政治交易品），或当作器物，或当作动物。最受器重的美女，如貂蝉、孙尚香（孙夫人），便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没有人的灵魂主权，也没有人的内心世界。

以暴易暴，是《水浒传》所宣扬的暴力合法性理由。“智取生辰纲”所以合法，乃是以暴劫暴，以暴取暴。蔡知府等贪官污吏剥夺民脂民膏，属第一暴力；晁盖等七雄抢夺民脂民膏属于第二暴力。造反原理，说到底是以第二暴力取代第一暴力的原理。第二暴力本是不得已，它是为了制止第一暴力，而不是第一暴力的延伸与发展，可惜，《水浒传》提供的却是第二暴力崇拜，全书的最大潜命题乃是第二暴力天然合理。

《三国演义》把伪装术推向巅峰，出现了伪装三绝：一是刘备在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时的装傻；二是诸葛亮在周瑜死亡吊唁会上的装哭；三是司马懿在曹爽权力下的装病。三者均装到无懈可击，没有任何破绽。一有破绽，就会陷入危险。因为他们的表演不是在日常生活场合，而是在极为险恶的生死搏斗场合。因为装成功了，才有蜀国与晋国。

说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人肉的宴席”，过于激烈，但它的确指涉一部分真理。在双典中就具体展现了三种人肉宴。第一种是张青、孙二娘夫妇开的人肉黑店，连武松也险些被吃；第二种是李逵的人肉酒席，小说记录李逵制作黄文炳肉酱的过程：“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捡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第三种是王英王矮虎的人心醒酒汤。宋江就险些被吃。小说写道：

当下三个头领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儿们，正好做醒酒汤。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那小喽啰把水直泼到宋江脸上，宋江叹口气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

三种人肉宴席都因为出自英雄之手而被忽略和原谅了。

《水浒传》展示了一个永远循环套：反抗恶，必须诉诸恶；反抗暴力，必须诉诸暴力。宋江想摆脱这一循环套，走上招安之路，结果又被引入新的暴力之路。

任何暴力必将陷入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恶的循环中。人类要摆脱这种绞肉机，只能勿以恶抗恶，勿以暴抗暴。

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乃是地狱之门，才能从内心深处与三国中人划清界限。与《三国演义》划清界限，便是自救的开端。

杀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没有压力，没有犹豫，没有徘徊，而且还有快感与自豪感，如武松还理直气壮地在墙上写道：“杀人者武松也”，如李逵还快活地拿人肉下酒痛饮，等等。这是水浒英雄的特色。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杀人没有心理障碍，吃人没有心理压力，那就真正畅通无阻地返回动物界、禽兽界。

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三国时代国家分裂、中华民族面临着最深重的社会危机，但少有人看到那个时代是中国人内心最为分裂、人格最为破碎、道德最为堕落的时代。那个历史时节，社会的高层，政治集团的顶层，很难找到完整的人格。枭雄们想去统一领土，但没有人想去统一人格、统一内心。

中国的韬晦之术，是一种藏身之术。《三国演义》告诉读者，此术的要义在于一个“深”字，即藏得愈深，事业就可干得愈大。司马懿的成功，就是韬晦的成功，深藏的成功。尽管曹操很早就发现他有“雄豪志”与“狼顾相”，但还是被他蒙混过关。他最后篡夺政权时装病也装得天衣无缝，此人一旦从深处出笼，便如潜龙跳门，一发而不可收。《三国演义》的权术，不仅多样，而且“深刻”。

《三国演义》你死我活的斗争，暗示一条政治规则：会装，才能成功，愈是会装，成功率就愈高。吕布比刘备有力量，但缺少刘备那种伪装的本事，结果一败涂地，自己还上了断头台。曹操虽有权术，但伪装能力不如刘备。煮酒论英雄时，他就被刘备蒙骗。那个时代，说真话有危险。祢衡这个书呆子，就死于说真话。曹操借黄祖之刀杀了他，不让他再说话。杨修聪明之极，但他不知聪明过人的危险，尤其是不知“聪明盖主”的危险。结果，他也被曹操所杀，死于不懂得装傻装糊涂。

在《三国演义》的智者群中，首席智人是诸葛亮，他的智慧达到顶峰，伪装术也达到巅峰。知道周瑜死时，最高兴的是他，笑得最开心的是他；但装出最悲痛的也是他，哭得最伤心的也是他。装的水平不同，诸葛亮的假哭，其水平可使东吴的鲁肃深为感动，觉得瑜亮之争，错在周瑜。诸葛亮的伪装，厉害之处是能装到入化的程度，即假象没有任何作假痕迹。诸葛亮虽特别，但并非不可企及，许多中国的政治人物也都拥有成熟的伪装之术。“假如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他们的伪装技巧，水平都是很高的。

在充满凶险的三国时代，人头随时可能落地。在险恶的环境中，面具比铁甲更为重要。铁甲可以防范明枪暗箭，面具则能使人安全并使人走向荣华富贵之门。当时打天下，光靠刀枪箭矢远远不够，还得靠面具。刘备、关羽、张飞的结盟，是情感契约，又是面具与力量的结合。如果没有刘备的面具，关、张的刀枪是打不了天下的。当时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个个都是戴面具的政治生物。

刘备、诸葛亮入川，招降了猛将马超。马超武艺高强，刚勇无比。如果从“国家利益”的大局着眼，关羽只能是一百个高兴，可是，他却偏偏不高兴，偏偏产生嫉妒之心，甚至想和马超比一高低、决一雌雄。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乃是关羽的致命伤，也是导致他走向失败的性格弱点。在生死存亡之际，在极为险恶的战争环境中，战友之间还会产生如此的嫉妒之心，可见人性恶是何等根深蒂固。

《三国演义》以兄弟结盟开篇。可是，刘备、关羽、张飞的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只是个人的盟约。表面上看是“约”，实际上只是“意愿”，并非社会契约。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也译为《民约论》，这是公约公法，与桃园结义的私约私愿完全不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第六章说明：“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还声明，公约的共同体乃是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26页，何兆武译，台北唐山出版社，1987年版），参与公约的人就叫做公民。

桃园结义的盟约正是以个人意图取代社会契约，以团伙取代社会，以团伙的组织原则代替公民的义务与权利。中国历史上所缺的不是无条件的个人意愿与团伙组织原则，而是有条件的、对整个社会负责的社会契约。因此中国的现代法治的社会建构，就得从告别桃园似的兄弟之盟开始，然后进入社会契约。用契约意识代替江湖义气，便是现代文明的曙光。

姬金铎先生的《韦伯传》把韦伯对亲情伦理的批评，概说得非常准确。传记一段写道：“韦伯在《经济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曾经把社会关系分成两种，一种称为公社型关系（Communal），另一种称为社会型（Social）关系。所谓公社型关系就是人们在主观情绪的基础上建立的关系，不管这种情绪是基于情感还是出于传统。所谓社会型关系是人们出于合理的利益的考虑，或在某种有意义的承诺基础上建立的关系，不管这些考虑是基于对绝对价值的合理判断，还是出于利己的动机。韦伯把宗族关系看作是第一类关系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宗族组织是与合理化的现代经济关系格格不入的……在宗族关系的基础之上产生出的伦理观念必然具有双重性质，即对待与自己亲近的人是一种伦理态度，对待外界的人则又是一种伦理态度。这就形成了对外与对内两种完全不同的办事原则和交往态度。在圈子以内，是完全不讲经济利益的互利互助的，对外界则可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由这种双重伦理还可以进一步形成一种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准则行事。中国古代所讲的义利之辩就带有双重伦理的色彩。”（《韦伯传》第9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韦伯对中国的亲情伦理必然造成双重道德准则和双重人格的思想，是我们观看《三国演义》的极好参照系。桃园结义讲的兄弟伦理（亲属伦理的变种），乃是意图伦理，不是责任伦理。前者强调动机，后者只讲效果。前者只对兄弟负责，后者却对全社会负责，所以前者有内外之别，后者无内外之别。建构现代社会，仰仗前者自然是永远建不成的。

无论是《水浒传》中的“义”，还是《三国演义》中的“义”，其致命弱点是缺少爱与关怀的普遍性。从伦理主义角度上说，它无普世之爱，只有团伙之爱；从历史主义角度上说，它无社会责任感，只有兄弟责任感。义的圈内圈外，具有天渊之别。圈内圈外两种伦理，两种尺度。佛与禅讲无分别心，义却有大分别相。愈是靠近三国、水浒中人，离佛愈远。

三国时代，没有全社会认同的普遍契约，只能依靠朋友的承诺。但是承诺往往不可靠，即使最权威的承诺如“一言九鼎”也未必可靠。于是就指望生死连结的义气，以团伙契约代替社会契约。其实，这些契约的可变性很大，随时都会变质。在有法制的社会里，生存技巧肯定会贬值，义气也会贬值。

三国时期的道德是畸形的，除了对“义”特别敏感之外，对其他的道德品格均缺乏敏感。特别是对诚实、正直、善良这些人类的基本品格更是缺少敏感与敬意。卢梭说：“人类的最大责任是不伤害别人”，三国时对这种最大道德责任没有敏感，相反，那时历史平台上的主角想的完全是如何去伤害别人与消灭别人。当时，一面是智慧发展到最高峰，一面则是道德走向最低谷。中国的生存智慧也只往生存“功夫”的方向发展。权术、心术、诡术，均有功夫，但无境界。王国维说有“真情”才有境界，而权术、心术、诡术恰恰没有真诚。

曹操借王垕的头平息军愤，既不讲道德，也不讲道理。明明是自己的错，却推给别人，这是不道德；明明是王垕执行命令，却说他违反军令，这是不讲道理。三国时的霸主，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都不顾道德与道理。

曹操认为当时乱世中的英雄只有他与刘备，而不是孙策之流。但继承孙策霸业的孙权后来也割据东南一方，成为对抗“天下英雄”的强大敌手，成为三分天下的豪杰。宋代诗人辛弃疾非常佩服孙权，并作词礼赞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那么，这位英雄是靠什么与曹刘分庭抗礼、龙盘虎踞半壁江山的呢？同样也是权术，而且同样也是不惜一切手段把权术推向极致。可与刘备掷子在地的政治游戏相媲美的是孙权则可以把自己的亲妹妹当作实现“吞吐天地之志”的筹码，这不也是“包藏宇宙之机”吗？辛稼轩毕竟是个诗人，太单纯，以为孙权可做后人榜样。

通过《三国演义》，读者都知道曹操多疑。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大人物都有多疑症，连最有智慧的诸葛亮也无端猜疑为蜀汉立下丰功伟绩的魏延，说他“脑后有反骨”，这纯粹是莫须有的罪名。诸葛亮犯的显然是多疑症。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败郭淮、夺西蜀、擒孟获、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郃、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特别是失街亭后力挽狂澜，更是功不可没。连这种忠勇大将都不信任，真是诸葛亮的大败笔。这个时代充满野心，充满机谋，充满面具，充满背叛，连最可信赖的关羽，立了军令状也不算数，终于放走曹操。整个时代不可信任，更何况某个部将与文臣。因此，曹操的多疑症是可以理解的。

对权力的热衷与追逐，为权力而战争，是三国的时代基调。这个时代舞台上的主角曹操、刘备、孙权、袁绍、袁术、董卓、吕布等，均不约而同地认定有了皇冠就有了一切，于是，他们的全部神经都被权力所抓住，全部心思都用于夺取权力的计谋、机谋、阴谋之上。权力激活了他们的智慧，也麻木了他们的心灵，以致他们对杀人、吃人等生命毁灭现象全都无动于衷。猎户刘安杀妻招待刘备，刘备没有谴责，曹操听了还感动得嘉奖刘安。吃人已让人惊讶，奖励吃人更让人惊心动魄。

文坛玩词藻，政坛玩权术，这是魏晋的风气，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陆机，说“机以词藻为首务，风气中人也”。借用钱先生的概念，可以说，三国中人都是风气中人，都是沉醉于权力与权术的风气中人。那个时代，玩弄权术的风气覆盖一切，有的玩儒术，有的玩法术，有的玩阴阳术，有的玩纵横术，有的玩美人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去充当政治谋士，玩的也是权术。于是，文士、谋士、术士三者角色很难分开，但都是风气中人，潮流中人。像徐庶那种走出风气与潮流，决心隐居于山林农舍之中的只是个例。

周灭商的理由是道德理由。推翻纣王的理由也是他沉湎于女色与酒色。然而，史家却忽视商代比周代更自由，周所消灭的是一种比周更自由、更宽松、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周朝发布禁酒令，仅此法令就不知剥夺了多少日常生活的乐趣。水浒英雄杀戮妇女也是道德理由。《水浒传》中最有人性的故事是宋徽宗通过地道去私会妓女李师师，可是，如果李逵执政，他要讨伐宋徽宗的第一大罪可能正是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