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物化的命运，事实上是女性非人化的命运。物有自然物与人造物两种。自然物又有植物与动物之分。《红楼梦》的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她们是真正的人，欣赏的是植物，所以女主角林黛玉被称作绛珠仙草和芙蓉仙子。她作《葬花辞》，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都是借植物而发诗意的慨叹。不幸的是，《水浒传》的女性被物化，却是被动物化，被畜化、禽化、兽化，女人不被当作人。在争夺江山的英雄枭雄眼里，杀戮女人就像杀一只猪、一条狗，利用女人像玩耍一只猴子、一只斑马与狐狸。而在大男权主义灌满全身血脉的施耐庵与罗贯中眼里，女人不仅是万恶之源、万恶之首，而且集阳光下各种动物性于一身。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到了双典文本中，变成“万物皆备于女性”。可怕的是这“万物”，又全是动物兽物。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有一节讲述人性之恶，恶于禽兽。人类作“万物之灵长”，也往往集万物之恶在自己身上。可见，双典把万物之恶移向女性，古已有之。钱先生汇集了古今中外的智者关于人性之恶兼有各种动物之恶的语录，读后让人惊心动魄，因篇幅较长，此处仅引述以下若干片段：

……按罗隐《夜泊义兴戏呈邑宰》：“溪畔维舟问戴星，此中三害有图经；长桥可避南山远，却恐难防是最灵！”；谓人号“万物之灵”，而其恶甚于水之蛟、山之虎，即仲氏所叹“人最为劣”也。《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其虫裸”；郑玄注：“象物露见，不隐藏，虎豹之属，恒浅毛”，孔颖达《正义》：“《大戴礼》及《乐纬》云：‘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鳞为之长；介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裸虫三百六十，圣人为之长。’”郑注未当，孔疏尤乖。《月令》谓时气温暖，“虫”皆“露见”不潜伏，非言衣毛之深浅有无，郑妄举虎豹为“裸”之例；下文“孟秋之月……其虫毛”，郑注：“狐貉之属”，盖以狐貉为“毛”之例，强森分别，一若虎豹孟秋不“毛”而狐貉孟夏不“裸”者！孔疏所引，见《大戴礼·易本命》，亦见《孔子家语·执辔》，即《孟子·公孙丑》所谓：“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其虫裸”者，此季之“虫”，出穴而不匿居也；“裸虫”者，“虫”之无乎羽、鳞、介者也。“其虫裸”指凡百禽兽虫豸，而“裸虫”专指人，以区别于四虫，犹《荀子·非相》云：“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或柏拉图云：“人者，两足而无羽毛之动物也”（Plato had defined Man as an animal，biped and featherless）。仲氏曰：“裸虫三百，人最为劣”，误解“裸虫”之义，遂不啻言：“人三百中，人最为劣”，语病而理悖矣。《孟子·尽心》：“万物皆备于我矣”，施彦执《北窗炙輠》卷下记周正夫释之曰：“所谓‘狠如羊、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备’之”；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二亦曰：“焉知‘万物’之中，不有至恶者存乎？”刘飞补辑傅山《霜红龛全集》卷二七《杂记》谓“最庞最毒”人、蛇、狐、虎、狼、猪、狗、枭之类，“人中莫不有，而独无蜂蚁”。恶备则为“最劣”矣。

（《管锥编》第四册第1162—1163页，中华书局）

各类动物的恶，是否都可能全“备于我”，尚可争论，但双典让动物性皆备于女人，却肯定不公平。双典固然也给某些女子提供了政治舞台，如给貂蝉、孙夫人、顾大嫂、孙二娘等，但其动物性总是压倒人性。至于双典所设立的道德法庭，则是专给女子准备的。在曹魏时代，用男权主义的眼睛看妇女，把女子视为乱源祸根已成“公理”，所以才有魏文帝曹丕不许女子参政的诏令“法规”。他即位的第三年，颁布了一项《禁妇人与政诏》，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君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曹丕公然在皇帝的圣旨里断定“妇人参政”乃是“乱之本”，而且规定，如果妇人干预政治可以“天下共诛之”。这等于说，妇人进入政治权力结构，就像动物野兽闯入人的家园，人人可以诛杀。可见，像貂蝉、孙夫人暂时进入政治舞台，也只是作为器物、动物，利用一时而已，并不给予人的政治权利和灵魂主权。曹丕诏令发出的信息，使我们更能理解面对猎户刘安杀掉妻子招待刘备一事，为什么曹操还奖赏刘安。原来，无论是曹操还是曹丕，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猎户刘安都是相通的，妇人没有人的权利，只有被人（男人）吞食、利用、玩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