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以明确的语言进行“双典批判”，但仍然必须说明，除了肯定小说的文学成就之外，在价值观的批判中，我也并不是否定小说中一些具有人性光辉的人物与细节，可惜这种人物与细节过于稀少。就《水浒传》而言，能让人感到人性温暖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鲁智深。他是唯一的一个，第一个道破这“唯一”二字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乐蘅军教授。她在《古典小说散论》里如此论说鲁智深，很值得我们整段引证而加以细读：

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从他一出场不幸打杀郑屠，直到大闹野猪林，他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热情。固然鲁智深同样不能免于杀戮，但“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旧约传道书）。况且有甚于此的，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总是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使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祀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官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未食，就即刻撇下一锅热粥，再不吃它——这对人类苦难情状真诚入微的体悟，是水浒中真正用感觉来写的句子。这些琐细的动作，像是一阵和煦的微风熨帖地吹拂过受苦者的灼痛，这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初始的动机，较之后来宋江大慈善家式的“仗义疏财”，鲁智深这隐而不显的举动，才更触动了人心。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金圣叹认为鲁智深虽是上上人物，却总有一大段不及武松、李逵（读第五才子书）完全是任性的评论。

（《古典小说散论》第88—89页，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

乐教授这段精辟精彩的论说比金圣叹高明，是她分清了鲁智深与武松、李逵的不同，这不同，不是鲁不及武、李，而是具有武松、李逵所没有的人性光辉。乐教授判断：“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这一判断不是武断，而是极有见地、极为准确的人物鉴定和小说整体把握。能给读者带来光明与温暖的人物，是“唯一”的，只有一个。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水浒传》的人性光辉，就因为它还有鲁智深在；我们所以要态度鲜明地批判《水浒传》，就因为它太缺乏光明与温暖，可惜在鲁智深之外，具有太浓重的黑暗、冰冷与残酷，包括主要英雄武松与李逵，也有太多令人难以容忍的凶残、冰冷与黑暗。看不到武松、李逵的黑暗，还笼统地赐予英雄的称号，这不仅仅是金圣叹的盲点，而且是《水浒传》诞生之后，一代又一代无数读者的盲点。

除了有鲁智深这样的光明个例之外，《水浒传》还用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笔触描写了一段宋徽宗的情爱故事，无意中透露了一线人性光辉。在充满道德法庭的中国社会里，一个身居社会塔尖的皇帝也是没有自由的，他竟然必须挖地道去私会身为妓女的情人。如果作者暗示，这是尤物误国，也设置一个道德法庭对宋徽宗和李师师进行道德裁判，那将是大败笔。但施耐庵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如实地娓娓道来，无褒无贬。在充满血腥味的小说框架里，居然还穿插了这样一段具有人间性情的故事，一个皇帝为了追求情爱，可以上天下地的故事。这种富有人性的情节，没有落入“欲望有罪”的逻辑中，真是精彩。对于这种个例，当然应在我们的文化批判范畴之外。可惜，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不是“双典”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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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借用史宾格勒“伪形”概念，并赋予对立项——“原形”，以构成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对峙性论述。在此框架内，原形文化指涉两种涵义：一是原始标准化文化模式；二是原始本真性文化形态。前者可称为原型文化，后者可称为原形文化。本文虽指涉两者，即两者都可能发生伪形，但强调后者，因此论述中一律称原形文化。历史及某种原始文化形态的伪形是一个过程，其伪形的结果也可能产生伪形模式而变成标准化伪型。但为了避免概念的繁杂，本文放下“原型”与“伪型”，即使涉及模式，也都使用“形态”，不用“型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