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斗智之书。当时的战争，斗的不是人数，不是武器，而是智慧。三国的打仗，打的是智慧仗。魏、蜀、吴三方的领袖，斗得你死我活，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才如命，尤其是曹操与刘备。因为人才是智慧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的战争，打的是人才仗。在诸多人才中，出现了诸葛亮这样的奇才，他把智慧推向巅峰，其名字也变成中国智慧的符号。但是，历来的读者与评论者，在肯定和赞美诸葛亮和其他三国人才所表现的智慧时，忽略了智慧的变质。
《三国演义》虽然充满智慧，但主要是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如果确认战争乃是流血的政治，那么，还可以更简略地说，“三国”的智慧就是政治智慧。政治智慧之外的哲学智慧、历史智慧、艺术智慧则几乎阙如，至少可说是相当薄弱，远逊于《红楼梦》。曹雪芹的《红楼梦》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历史、艺术智慧，而且所有的智慧都带有充分的佛性与人性，也带有充分的建设性。而《三国演义》的智慧则远离佛性与人性，并以破坏性为基本点。即以消灭人、消灭对手为基本点。其智慧属于破坏性智慧。
关于《三国演义》缺少历史智慧和哲学智慧，钱穆早就指出了。他说他不喜欢《三国演义》的原因就在于此。
前清光绪时，我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在乡间小镇上一新式小学里读书。这即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一个显著现象。那时在学校教体操的一位先生，有一次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看《三国演义》。我说是。他说，这些书你可不要看，《三国演义》一开始就错，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那只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才如此。现在你要知道，像英国、法国，他们治了便不再乱，合了便不再分，你将来该要多学这一套。诸位当知，远在前清末年，在一个小乡镇的小学里，一位体操先生，他的头脑早已那么进步。他的话就可证明，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早有它相当的影响和势力，早有人渴盼能接受西方领导。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在我脑子里还是永远记得。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第7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
钱穆先生指出《三国演义》一开篇就搬出历史循环论的老调。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五美吟”及薛宝钗的“怀古十绝”相比，其历史观显得十分浅陋。历史智慧实在谈不上，至于哲学，更是不见踪影。
可惜就政治智慧而言，这些智慧却发生了变质。其变质的方向一是智慧权力化；二是智慧权术化，后者尤其严重。西方的政治智慧也有蜕变为政治权术、政治阴谋的现象，但没有三国时期的中国如此严重。这原因是西方的权术受到了法律制度的制约，而中国的政治人物玩起权术，则可以无法无天，尤其是在三国纷争的战乱时代，其权术完全没有政府监控，也没有民间道德监督系统的监控，各方都为所欲为。“三国”之外的其他时代的中国政治智慧也常常发生变质，官场上的黑暗现象与智慧的权术化有极大关系。独裁专政的政治体制，总是缺乏约束权力的机制。官僚们无论是获得权力还是丢失权力，都缺乏有效的程序。机变性、随意性一旦大于程序性与制度性，官僚们为了保持权力，就得把脑子用于官场技巧，把智慧化作权术。中国人的世故发展为非常成熟的世故，中国人的圆滑发展为非常成熟的圆滑，中国的政治手段发展为非常成熟的手段，就因为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中，所有的知识能力、人性能力都投进权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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