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塑造的首席智人是诸葛亮，而首席英雄义士则是关羽，后者被毛宗岗称之为“义绝”。《三国演义》产生后，特别是到了清代，关羽代替了岳飞，被民间社会所神化，到处都有关帝庙。用关帝庙代替岳王庙，也符合清王朝的需要。岳飞这个抗拒异族（金）的英雄偶像容易让人联想到满清这个异族，关羽则不会产生这种联想与顾忌。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如果用理性的历史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不过是个失败的英雄，对他的崇拜缺少充分理由。所谓英雄，有英的一面，还有雄的一面。两者兼备才算英雄。刘劭在《人物志》里论英雄时说：“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数，则牙则须，各以三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若一人之身兼英雄，则能长世。”按照刘劭的英雄定义，如果从私德的层面上说，关羽释放曹操的行为确实是感人的。一个人在敌对两大阵营的血腥搏斗中，在整个战局处于关键的瞬间，这个人竟能极为冷静地作出选择，把个人的知遇之情放到集团的利益之上，宁可背离集团的军令状，也不忍背叛内心的情感原则。这一抉择确实具有人性的精彩和品格之美。这说明：关羽确实是有情有义的人，情感在他的内心深处确实是真实的，根深蒂固的。因此，也难怪毛宗岗、李贽等会为之倾倒，也难怪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读者与听者会倾倒。中国人对关羽的崇拜，实际上是对人际关系中情感原则的崇拜。中国人知道忠义难以两全；关羽对曹操讲“义”，便是对于刘备复汉大业的不忠，甚至也可以说是对皇统的不忠。但是，在崇拜者心中，关羽却是忠义统一的，这就统一在对知己的情感上，即关羽义释曹操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是忠于情感的原则。忠于情感，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是动人的。按刘劭的定义，英是指“聪明秀出”，即智慧；雄是指胆力过人，即力量。关羽确有力量，仅过五关斩六将，就可证明。他单刀赴会，也证明他胆力非常。但是，在同时代的诸雄中，最有力量的是吕布，关羽和刘备、张飞联手才能和吕布打出一个平局。从力量上看，关羽虽说得过去，但其“英”的方面却让人觉得智慧不足。他不是一个普通战将，而是镇守一方（荆州）的统帅。在这个三方交叉的战略要地上，应当具有战略智慧，但他偏偏认识不到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布局，竟然不知联吴的重要，一味大骂吴国为“吴狗”。孙权派人求亲，这是政治联盟的一种人质纽带，关系重大，你不答应，可以婉言推托，但他却丢下污辱孙权的话：“虎女怎能嫁犬子？”在感情上伤害了盟国盟军。他对外不懂战略联盟，对内则不懂礼贤部将，以致得罪糜芳、傅士仁这两个侧翼（守江陵、公安两地）将领，结果在吕蒙的袭击中，这两人投降了吴国，关羽一下子落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中，以致变成吴军的俘虏，被送上断头台。如果把握关羽的人生整体，特别是把握其作为军人的整体，完全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后来刘备率军征吴全军覆没，自己也死于白帝城，其失败的源头就在关羽身上。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关羽，会觉得他有很大的缺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就对关羽作出这样的评论。他说：

此人（关羽）武艺必有独到之处，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归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大骂，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的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黄仁宇先生的困惑并非没有理由，关羽的缺陷也无可怀疑。我们需要解说的是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有明显缺陷的失败的英雄，中国人如此崇拜，以至敬之为神。

中国民间社会对关羽的崇拜与对包公的崇拜，其文化心理原因有些相似。一个是黑脸偶像（包公）；一个是红脸偶像（关羽）。两个都是精神依托对象。中国人没有西方的那种上帝可以仰仗，儒、道、释其实都是无神论，也难以切实仰仗。没有上帝的肩膀，只能靠自己。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灵魂，这就不能不缺少安全感。除了“没有上帝可依”之外，还有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没有法律可依”。法律、法制、法度，代表的是社会规范即社会正义。法制、法律使正义获得程序，获得形式，也获得保障，也就是使正义变成制度化的正义、程序化的正义、形式化的正义。中国历代王朝虽有法律条文，但缺乏执行的程序与制度。何况从皇帝到官僚，执法的随意性很强，君王意志与官僚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大量不公平的社会冤屈就哭诉无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老百姓自然向往包公，求助包公，崇拜包公。没有上帝主持公道，没有法制主持公道，就只能请包公主持公道。

对关羽的崇拜也与此相似。中国没有上帝，也就是没有这种大文化内核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主、爱、信、救赎、原罪、忏悔等范畴。中国人虽没有这一套情感—信仰可支撑灵魂，但可以借助“诚”以及相应的忠、恕、礼、义、德、智来支撑。可是中国文化这一套理念，往往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却大打折扣。“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反差现象确实到处发生。因为没有上帝眼睛的监视，人不仅失去信，也失去诚，连朋友也难以信赖。在充满虚假、充满虚伪、无可信赖的语境下，人们自然就向往关羽这样一个讲义气、讲交情、讲信用的形象。

中国人对关羽的集体崇拜，非常典型地说明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对真实情感和辅助情感的期待。中国的生存环境太恶劣，又没有上帝的肩膀可以依靠，那就只有仰仗自己的肩膀和朋友的肩膀。因此，朋友肩膀的可靠性，便成了巨大的人生问题。谁的肩膀可靠，谁就是有义气。中国文化心理的这一特点又包含着一个弱点，这就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总是站立不起来，换句话说，是个体人格不能独立地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没有力量独立地支撑自身的灵魂。这种人格上心理上的脆弱，使中国人把救赎希望放在朋友身上，尤其是放在朋友忠诚的情感之上，伸延开去，便是放在由朋友结成的小集体、小集团之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一俗话的意思便是说朋友的情感乃是最后的心理靠山。于是，寻找心理靠山、情感靠山，便成了中国文化性格中的一种基本走向。在这种文化大语境中，忠于友道的关羽便成了中国民众的人格之神。中国人希望通过人格神的帮助和支援，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困境中化险为夷，如同曹操一样，在死亡深渊面前遇到一个有情有义的尊神，化凶为吉，重新找到生路。聪明的中国人还知道，自己的同胞的弱点是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很自私，感情并不可靠，像关羽这样敢于把感情原则放到利益原则之上的英雄实在是十分稀少。毛宗岗说他是“千古一人”，的确如此，太罕见便是太珍贵太神奇，其义释曹操的行为不仅具有人性，而且还具有神性。正因为如此，关羽的人格便成为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神化人格。

正像西方一些国家把“自由”放在党派、国家、种族利益之上，视为最高的独立的原则一样，也正像世界红十字会把“人权”视为最高的普遍原则一样，部分中国人也把“义”放到最高的独立的精神层面上。世界红十字会在战场上，不管对立双方的旗号，更不管战争的性质，只管救死扶伤，把生命原则看得高于一切；某些国际人权组织，也不管逃亡者来自何种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更不管他是君主帝王主义者还是民主共和主义者，只管给予逃亡者生存的权利和对反人权的行为作出抗议。这便是理念的彻底性。关羽当然不懂得这种超越政治的“彻底”特点，但在他的潜意识里，却有一种超越派别的彻底情感原则，这种情感原则不仅适用于刘备，也适用于曹操。于是，在致命的那一刻，他大喊一声，让曹军的将士下马跪倒，其实这一喊声正是他潜意识里的声音，这是情感的绝对命令，是情感原则的爆炸，曹操正是在此彻底原则下死里逃生。可惜，关羽的彻底情感原则只是自我性的情感原则，并非人类性的情感普遍原则。这一点与上述的“自由”、“人权”原则，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应当承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历史发生作用）上说，关羽有重大缺陷。但从伦理主义角度上说，他却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可交往的人，可依靠的人。在两军对垒的华容道上，他放走曹操，用历史主义尺度评价，属于放走大敌的重大错误，但用伦理主义尺度去评价，则是一种不忘旧情的善的行为。西方文化只讲合法合理，中国文化则不仅讲合法合理，还讲合情。关羽放走曹操，虽不合法（违反军令状），也不合理（丧失政治原则），但完全合朋友情谊。中国文化以情为本体，特别看重情，神化关羽，便是这种情感信仰。

关羽身上确有义士气概。在一个英雄辈出的乱世时代，他所以出类拔萃，闻名于充满战火烽烟的当时中国，是因为他有过人之处。他的成名作是“温酒斩华雄”，之后又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大败曹操的主将之一于禁，生擒庞德，战功赫赫。除了战绩之外，他本身又是一个身长九尺、浑身豪气的“美髯公”（汉献帝对他的称呼），具有不同凡响的魅力。更难得的是在那个充满投机、背叛、伪装、溜须拍马、玩尽权术的时代里，他却堂堂正正，始终忠诚于和刘备、张飞的兄弟之盟，无论什么诱惑，包括爱才如命的曹操对他的隆重礼遇，也未能使他放弃兄弟结盟时的承诺。曹操给予的荣华富贵，他不要，宁愿千里走单骑护送两个嫂嫂去寻找无权无势正在潦倒之中的兄长刘备。在白门楼上，他一个堂堂英雄好汉竟因为昔日的友谊，不惜屈身下跪向曹操求情，救了张辽。在赤壁之战的余绪中，他在华容道上宁可违背军令，也要放走昔日对自己有知遇之情的曹操。在他身上，确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这就是把情看成根本，情比荣华富贵要紧，情比如山军令要紧，情比英雄面子要紧。不计功利地守持人间的一点情感，这就是所谓“情义”吧。在两军对垒中放走了曹操，也是把情感看成超越沙场的属于另一层面的东西而加以确认。中国人喜欢、崇拜关羽，是中国以情为本体的文化观念在起作用。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情往往重于理甚至重于法，这种文化的长处是使中国比西方各国拥有更多人际的温馨，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都是如此。短处是常常因为亲情、友情、世情而丢失原则。中国的俗话说“忠义难以两全”，确乎如此。像关羽对曹操这样讲义气，实际是对以刘备为首的政治集团的不忠诚。由于历史价值与情感价值的矛盾，所以皇帝及其谋士们才要强调“大义灭亲”，唯此才能实现“忠”；而老百姓则要强调“亲者至上”和“情字当先”，唯此才能实现“义”。说关羽忠义两全，经不起推敲，但说他“义薄云天”，倒是事实。中国人对关羽的崇拜，归根结底是对情的崇拜。近年来，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找到了“情本体”，即情为人生与人性的本源和根本。这也是中国文化主干儒家思想的根本。他说：

我曾以为，“孔子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来源。……强调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感情作为‘本体’所在，强调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为社会根本。”这也就是《孔子再评价》拙文中所说的孔子仁学的“心理原则”。对“心”、“性”、“情”的陶冶塑建以实现“内在自然的人化”，乃儒学孔门的核心主题。今日竹简似可佐证此说。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338页，北京三联，2005年版）

李泽厚在解释中国文化为什么特别重视“情”、“性”、“心”的陶冶塑造时又指出这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他认为前者与上古巫术仪典有关。在原始群体性的巫术仪典中，人心的忠诚敬畏被认作关乎神秘力量的出现和存在，至为重要，否则即渎神致灾。至今民间小传统各种巫术迷信中仍有“诚则灵”的普遍观念。历经长久岁月的理性化，与原始巫术仪典的外在方面演化为繁复的礼制系统（《仪礼》、《周官》）的同时，其内在方面对心灵忠诚敬畏的讲求，便演化为原典儒学如竹简这种对“心”、“性”、“情”的分析研讨和理性阐释。儒术与巫师有关，《孔子再评价》曾引述章太炎“明灵星午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的说法。关羽被请入神庙，除了他有情之外，还因为他有“诚”，这与中国人的“诚则灵”的文化心理也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