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一些腐败官僚耍弄权术，人们容易看穿，曹操、司马懿等智慧的变形，也不难看穿。而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却一直是中国人崇拜的偶像，至今少有人揭示其智慧的伪形。

诸葛亮的一部分智慧是真诚的，他扶助刘备，对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真诚的。他的“隆中对”乃是对时代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他的联吴抗曹的赤壁战略，乃是奠定三分天下的关键抉择，他的七擒七纵孟获，又是边境安定的正确措施，这一切都是真智慧。但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了战胜对手，他无法逃脱三国时期“能装才能赢”、“能骗才能生”的时代总逻辑，也把智能化作权术。这种智慧的变质，在与周瑜的较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周瑜把诸葛亮视为天敌，所以才有死时“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而诸葛亮虽然不像周瑜那样不择手段，但也把周瑜当作心腹大患。因此，当他在赤壁之战结束后于荆州夜观天象，一见到将星坠地，知道周瑜死时，禁不住高兴地“笑”了起来。这一笑是真实的。他立即告诉刘备，说他决定以吊丧为由到东吴走一遭，就此可以收拢一些江东“贤士”。明明是高兴得不得了，明明因为去掉心腹大患而从心底里发笑，到了周瑜灵前，却作大悲伤，大痛苦状。小说文本中作如此描写：孔明教设祭坛于灵前，亲自奠酒，跪于地下，读祭文（祭文之后小说文本还记载他的伤心之状）曰：

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

我心实痛，酹酒一觞。君其有灵，享我烝尝。

吊君幼学，以交伯符，仗义疏财，让舍以居。

吊君弱冠，万里鹏抟，定建霸业，割据江南。

吊君壮力，远镇巴丘，景升怀虑，讨逆无忧。

吊君丰度，佳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

吊君气概，谏阻纳质，始不垂翅，终能奋翼。

吊君鄱阳，蒋干来说，挥洒自如，雅量高志。

吊君弘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

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终三纪，名垂百世。

哀君情切，愁肠千结。惟我肝胆，悲无断绝。

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友为泪涟。

亮也不才，丐计求谋。助吴拒曹，辅汉安刘。

犄角之援，首尾相俦。若存若亡，何虑何忧？

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

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

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众将相谓曰：“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亦为感伤，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后人有诗叹曰：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

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最高兴装成最悲伤，最痛快装成最痛苦，这些巨大的情感落差，是智慧，但不是智慧的原形，而是智慧的伪形。在这里，智慧变成面具，变成骗人的笼络人心的手段，变成证明死者乃是一个好猜忌、气量小、死有应得的权术，难怪鲁肃一听就觉得错在周瑜。俗话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刘备用眼泪收买人心，他的哭是假的，不幸，诸葛亮的眼泪也是假的。这种表现，中国人所以会产生敬佩，也许是佩服诸葛亮即使假哭，也哭得天摇地动，哭得军心人心全都服了他。可惜太忽略这哭也是权术心术。就在东吴诸将感动不已、鲁肃设宴款待之后，诸葛亮辞别来到江边，恰好遇到庞统，庞统一语道破他的心事，大笑曰：“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诸葛亮竟一点也不掩饰，“亦大笑”。整个吊丧过程，虽然难免需要许多外交礼节和外交语言，诸葛亮表现出某种哀伤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诸葛亮却完全是一番大作戏与大表演，在中外外交史甚至战争史上都是少见的。这种作戏，当然也是智慧，然而，这却是人格分裂到极点、真诚丧失到零点的伪智慧。

应当说明的是，在这里说诸葛亮的眼泪也是假的，并不是说，诸葛亮的形象整体及其全部眼泪都是假的。他的“挥泪斩马谡”的眼泪就是真的，至少有一大半是真的。诸葛亮对马谡的情感是复杂的。这位善于纸上谈兵的将军所造成的失败，带给诸葛亮致命的打击，其严重后果他最明白，内心的憎恨与悔恨肯定强烈地煎熬着他。按其军令状杀他，本也不必落泪，但他落泪了，这泪水也不简单，不过，绝不是在周瑜亡灵面前挥洒的那种泪。在战场上和政治场上，人性会变得复杂，以至真伪难分。

诸葛亮的智慧在《三国演义》中被竭力渲染，以至达到“超人”水平，所以鲁迅才批评他“近妖”。作为文学作品，把某个人物的特性推向极致，甚至通过文学的想象手段，把某些人间的智能赋予自己心爱的英雄，这是无可指摘的。在充分自由的文学空间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虽过于完美，却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形象在后代千百年中所以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完全是借助了文学的力量。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个近乎神的文学形象被推向社会之后，社会果然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神是没有缺陷的，他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合理的，既合人理也合天理。于是，诸葛亮在走进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时，不仅带着他的忠诚和智慧，也带着他的智慧的伪形，其心机心术处处可见。我们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1）新野之战后，诸葛亮劝刘备：“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刘景升（刘表）把刘备视为兄弟，临危之际，曾托孤给刘备，对刘备绝对信任。诸葛亮也分明知道，但还是劝刘备乘人之危，取而代之。这里固然有智慧，但其智慧是一种完全不顾人间情义的机谋。

（2）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为了刺激周瑜反曹，别出心裁地阐释曹植的《铜雀台赋》（“……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曹植写二桥，是两座桥梁，与大乔小乔这两位著名美人毫不相干。但诸葛亮却偷梁换柱，轻轻地把两座桥解释为二乔小姐，说曹操早有打进江南夺取两位美女的野心。诸葛亮知道小乔乃是周瑜之妻，这么一改，一定让周瑜暴跳如雷。周瑜听了之后果然“踊跃离座”，向北大骂曹操“老贼”。在此语境中诸葛亮篡改曹诗原意，卖弄了聪明，其实也是心机。

（3）刘备不顾刘璋对他的信赖，背信弃义，攻克成都而平定西川之后尚有点恻隐之心，而诸葛亮以他的“智慧”知道，如果不把刘璋赶走，一定还有后患，于是对刘备说：“今西川平定，难容二主，可将刘璋送去荆州”，刘备却有点犹豫；说“吾方得蜀都，未可令季玉远去”，可是诸葛亮立即驳斥道：“刘璋失基业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妇人之仁，临事不决，恐此土难以长久。”在这里，诸葛亮与之前劝刘备夺取荆州的思路是一样的。

（4）晚年诸葛亮杀战功赫赫的大将魏延，更是诸葛亮机智变质的明显例子。他第一次见魏延，就不顾他救黄忠、打长沙的战功，喝令要杀他，而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这种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一个功臣战将身上的行为，说明诸葛亮在权力争斗中已经生长出极为主观的猜忌之心，也就是智慧已出现严重病态。后来魏延在平西中又屡建战功，但诸葛亮还是只看骨相，不看战绩，硬要把他置于死地，令人寒心。疑魏所导致的杀魏行为，乃是智慧变质的逻辑结果。

这样罗列诸葛亮的智慧变质变态现象，并非刻意去推倒一个中国的智慧符号，而是在批评《三国演义》这部书的智慧指向。在历史上，确有诸葛亮其人，也确有其超常的智慧。就个体生命而言，诸葛亮不仅具有儒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情怀，而且有法家的治国之才。他作为宰相，把蜀国治理得十分出色。陈寿在《上〈诸葛氏集〉表》中曾经这样描述诸葛亮的治绩：“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并不描写诸葛亮的治国之才，即忽略其智慧的建设性方向，而全力突出他用兵的谋略之才。

论述诸葛亮，关键必须廓清诸葛亮生存的语境。如果孤立地看诸葛亮，即把诸葛亮还原为在茅庐中生活的个体，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这个人不仅具有雄才大略，具有历史眼光，而且为人忠诚、恳切，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无论是才华还是品格均无人可比。但是，诸葛亮的智慧一旦进入另一种语境，即进入帝王将相争夺权力的斗争系统里，或者说，一旦进入刘备集团的“组织系统”里，这种智慧就发生了变质，即带上权力争斗系统的系统质，也就是把智慧蜕化成残酷的机谋。这种变质现象，在历来的诸葛亮研究中尚没有人点破，但这却是分析诸葛亮智慧的关键。《三国演义》所以会变成权术的大全，与第一主角智慧的变质（从名士变成术士）关系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