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文化，从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环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标、造反主体、造反对象、造反方式等等，这一切全都在《水浒传》中得到呈现。我在本书所要讲述的是蕴含于小说文本中的两大基本命题：
一是：造反有理。
二是：欲望有罪。
这两大命题，也可称为两大水浒逻辑。《水浒传》是小说，不是理论著作，因此，这两大命题不是直接由概念表述的显命题，而是蕴含于全书之中的潜命题，是通过全部形象与情节揭示的根本观念与根本逻辑。
第一基本命题，事实上是这样一种公式与逻辑，即“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做“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借用他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把《水浒传》逻辑归结为“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仅此命题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一逻辑的实际内涵是“凡是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水浒传》中的造反，可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大类型，一是社会性造反，二是政治性造反。前者是反社会，后者是反政权。前者反社会规范，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虽也涉及贪官，但不指向皇帝，即不指向最高政治权力核心，不致力于改变政权结构。后者则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结构与权力系统。《水浒传》两者都涉及。尽管宋江确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但整个造反行动，在实际上指涉了社会也指涉了政治权力中心。其“造反有理”的逻辑贯穿于两者之中。
第一个基本命题的两类造反均涉及英雄观，第二基本命题则涉及妇女观。认定“欲望有罪”，实际上是认定生活有罪。《水浒传》中的英雄把婚外恋甚至把青年男女的爱恋视为罪恶。他们的仇恨，一面指向官府，一面则指向有情女子。其双刃剑，一边砍杀官吏，一边砍杀所谓“淫妇”。官而贪，可杀；妇而淫，更可杀。贪是恶，淫更是恶，甚至是恶之首，绝不可恕。《水浒传》英雄的暴力是双向的，一面指向强者，一面指向弱者。指向女子这些弱者时，英雄们不是反政府，也不是反社会，而是反生活。这一点，《水浒传》文化表现为极端主义。他们可以放掉头号仇人高俅（小说中有高俅被梁山所俘然后又放他回京的情节），但绝不会放过有婚外恋的女子。其对女人的仇恨甚至超过对敌人的仇恨。如果说，在第一命题上，《水浒传》设置的是政治法庭，那么，在第二命题中，设置的则是空前严酷的道德法庭。“双典批判”，是对此双重法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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