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所引述的李逵、武松、杨雄等对女性的憎恨与杀戮中，可以发现，他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心理，这就是攻击女性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只是他们的杀戮快感、攻击快感的一部分。他们的杀戮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排头砍去，尤其是李逵，他不仅是杀戮女性有快感，而且是一切杀戮都有快感。第三十九回写他的杀人风格，乃是“大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去”，“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不计其数”。晁盖见到如此杀景，想阻止而叫喊：“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但他还是止不住砍杀的欲望，“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他杀人简直杀得上了瘾，有人可杀，就像有鸦片可抽，抡起斧头就像提起鸦片烟筒烟枪，精神就来，心里就快活。在打祝家庄时，他杀人无数，连宋江也说他违反军令，虽然立了功，也只能将功补过，但李逵不在乎，说：“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杀人而感到快活，闻到血腥味而感到舒坦，这种心理，武松在“血洗鸳鸯楼”之后也表达过。前文已说过，武松杀了十五个人之后在墙上写了“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并自语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杀了人，痛快；杀了一大片人，尽兴；杀了十五个人，才心满意足。武松、李逵这两个主要英雄，心理何等相似！都在杀人中得到快感，而其快感的程度又与杀人的多寡成正比，杀得愈多，其快感就愈充分愈强烈。如果说，李逵、武松是杀得愈多愈痛快，那么杨雄则是杀得愈凶残愈痛快，挖出舌头，不够；挖出心肝，不够；把挖出的五脏六腑悬挂于树上品赏，这才“心满意足”，才快活。杨雄在杀潘巧云时与武松杀潘金莲，有一细节是相同的，都是除砍头之外，还要一刀插进心窝，取出心肝五脏。唯有这样做，才能满足其心理快感的要求。施耐庵在描写武松杀嫂时，特别写了声音和速度：喀嚓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可以想到，武松自己听到这“喀嚓”一声的时候，心里是多么快活。也可以想象到，杨雄在品赏悬挂于树上的妻子的心肝五脏时是多么兴奋。更可以想到，李逵在四柳村砍杀狄公的女儿及其男伴时，听到斧头剁肉的声音是多么称心销魂。

对于这种病态的欲望与病态的快感，笔者曾想到，这是不是中国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思索之后，认定这种黑暗的野蛮的心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共有的一种未开化的心态。也就是说，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其动物性向理性的提升不是一次性完成，也不是集体完成。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在进化未充分完成的阶段上，地球上的各个种族都曾发生这种以杀戮为快感源泉的野蛮行径。这一判断，我们可以从西方的文明发展史中得到印证。埃利亚斯所著的《文明的进程》一书，曾从“情感模式”的变迁这一视角来考察西方文明的过程乃是不断摆脱野蛮的攻击欲、杀戮欲的过程，也就是“各种残酷的做法，由摧残和折磨别人而引起的快感，以及对体力上的优势的炫耀等，越来越被置于国家组织的确立的强大的社会控制之下”的过程（参见《文明的进程》第296—297页）。此书作者揭示，欧洲中世纪是个非常野蛮的时期，人们往往只知道那个时期黑暗的宗教专制，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情感模式极其黑暗，连宫廷诗人也渴望听到杀戮的声音，甚至也追求血腥的快感。作者展示的这种砍杀快感和攻击快感，简直与李逵如出一辙。我们不妨阅读几段：

中世纪的社会生活正好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展。那时候，抢劫、战争、对人和野兽进行追捕，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属于生活之必须。因为这些活动与其社会结构相符，所以可以公开地表现出来。对那些有权有势，剽悍健壮的强者来说，这些活动也是他们的生活乐趣。

在宫廷抒情诗人贝尔特朗·德·博尔恩所写的一首战争颂歌中有这样一话：“我对您说，只要我听见两军阵内高喊：‘杀死他们！’听见树荫下失去主人的马匹在嘶叫，听见‘救救我，救救我！’的叫喊；看见大人小孩一个个倒在草地上，看见被旗杆尖头戳穿的尸体在流血，就能吃得下，睡得香。”

只有当人们耳闻目睹战争的喧嚣和混乱：胸腹俱裂的尸体，致人于死地的梭镖长矛，失去了主人的马匹的嘶叫声，“冲啊！”的叫喊声以及受伤倒地者的呼救声，才能体会到生活和饮食起居的乐趣。文学作品中所记载的这一切使我们对原始情感的狂暴有一个印象。

在贝尔特朗·德·博尔恩所写的这首战争颂歌中还有一处这样写道：“令人愉悦的季节来临了。我们的战舰就要出征，我们勇敢强悍、举世无双的理查德国王就要到来。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盼望已久的场面：人们挥金如土，新造好的石炮争先恐后地施展其本领，城墙将被摧毁，城楼将要倒塌，敌人将会饱尝囹圄和锁链的滋味。我喜欢蓝色的、油光锃亮的盾牌，喜欢五彩缤纷的战旗、旌旗与平原上扎起的帐篷连成一片的景象；我喜欢矛被折断、盾被击穿、乌亮的头盔被劈成两爿，我喜欢撕杀格斗。”

根据一首《武功歌》的解释，战争便是强者冲向敌人，扯断其葡萄蔓，砍去其树林、破坏其农田、摧毁其城堡、填平其水井、抓住并杀死俘虏……

砍去俘虏的肢体是一种特别的嗜好。也是在这一首《武功歌》里，国王说：“至于您讲到的我的头颅我毫不担忧，我把它当作木瓜，对此嗤之以鼻。任何一个骑士只要让我逮住，我定要割掉他的鼻子或耳朵，叫他无地自容；若是一个执达官或商人，我就要砍掉他的双脚或手臂。”

（《文明的进程》中译本第297—298页，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译，北京三联，1998年版）

此书还记录了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一些武士对战争的酷爱，当他们看到鲜血横流时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一个名叫让·德比埃伊的武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战争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战争中人们彼此爱戴。当人们看到格斗进行得那么激烈，看到鲜血流淌时，便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文明的进程》的作者认为，这种激动还包含着一种与战友休戚相关的情感，尚可为之辩护，而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则还有一种纯粹的从折磨与虐待得到的快感。作者写道：

举一个十六世纪的例子，也许可以比较形象地来阐明这个问题。之所以从许多例子中挑出这一个，是因为它说明了人是如何通过眼睛来满足其残酷欲望的。这种残酷的做法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也不是为了达到任何惩罚和管教的目的，而纯粹只是为了从折磨和虐待中得到一种快感。

十六世纪的巴黎，在每逢庆祝施洗约翰节（宗教节目，在每年的6月24日）的时候总要活活烧死一二十只猫。这一庆祝方式是很有名的。民众们欢聚一堂，奏起节日的乐曲。在一个支架下堆起一个大大的木柴垛。然后人们把装在布袋或篮子里的猫挂在支架上。布袋和篮子开始燃烧，猫纷纷落在柴火堆上，而人们则因为听到它们咪咪惨叫而感到高兴。通常总是有国王和宫廷里的人在场。有时候人们请国王或王太子享受点火这一荣誉。听说有一次因为国王卡尔九世的希望，人们特意抓了一只狐狸，和猫放在一起烧。

听到砍杀的呐喊，看到旗杆尖上的尸体在流血，就吃得下，睡得香，这不是李逵的状态吗？把砍掉他人的双脚与手臂作为自己的嗜好，有得砍就过瘾，这不是李逵的特征吗？从折磨与虐待中得到快感，这不是李逵、武松、杨雄等兄弟们的共同情感模式吗？原来，听到生命刀下火中咪咪惨叫就高兴的心理，中国有，西方也有。彼此都是从动物那里变过来的，作为人而立于地球上的时间并不长，有些人未完成人的进化，野兽性压倒人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的文人如金圣叹，把野兽性视为神性，不仅不批评武松的非人行径，还把他评为“天人”，为武松的杀人弹指叫绝，也从武松的滥杀中得到快感。那么，我们这些早已走进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人，是否要与李逵、武松一样，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一路砍杀，仍然叫好，甚至也因此吃得下，睡得香呢？是否也还要紧跟金圣叹，放声歌唱武松为“天人”，把一个嗜杀的野蛮人捧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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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传题名李卓吾批点的《水浒传》有两种，一是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另一是最迟刊于万历三十八年的容与堂刻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忠义水浒传》。袁无涯刻本的批点是伪托于李卓吾名下，学术界看法一致，但容与堂本的批点者是否实属李卓吾本人，抑或又是伪托，学术界意见不一。章培恒定容与堂本“非李卓吾所批”。主要根据是明代钱希言《戏瑕》卷三《赝籍》中的一条记载，以及李贽《忠义水浒传叙》盛赞宋江而容本批点对宋江评价颇低，还有容本所提《黑旋风集》一事，又见于《戏瑕》，推定评点为假托，实际评点者可能是明人叶昼（见章培恒《容与堂本水浒传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然而，陈洪根据李贽《与焦弱侯书》的记载，李贽确言自己批点过《水浒传》，而袁无涯刻本参考了容与堂刻本；另外容本批点在思想观点、言语风格上均合于李卓吾其他著作，定世传的李卓吾批点《水浒传》就是容与堂刻本。陈的辩解甚为详细，本文以为可从（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第三章《群星璀璨》，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