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返美后，我便投入《双典批判》的整理与写作中。所谓“整理”，是因为早在二〇〇一年，我就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开设了讲座“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并形成了初步的讲稿。至今，八年过去了。这八年中我还在台湾地区的中央大学和东海大学讲过这个题目，也在许多短文中陆续发出质疑的声音。但因投入《红楼四书》的著述之中，只能把“批判”先放下。但是，谈论体现于长篇小说中的形象性中国文化，只谈《红楼梦》还不够，必须进入《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才完整。有原形文化的阐释，又有对伪形文化的叩问，才有更清醒的认知。经过一年多的埋头努力，此刻终于见到成型的书稿了，真是高兴。
这一年多能有此新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北京三联书店负责人李昕兄和朱竞梅编辑的催促与推动，有朋友推动着，写作就多一份力量。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位友人。一是许治英，她把我在台湾的讲座录音，整理成三四万字左右的文字，使我多了一个基础，也让我在爬格子时少费一些气力。二是黄秋强，他是我在城市大学结识的好学生，真爱文学的年轻诗人。他知道我将在今年夏秋两季进入写作的最后阶段，便买好机票和办好签证手续，想专程到美国为我打印。没想到，意外的美国“猪流感”事件使他无法成行。但他还是利用整个假期，把我寄去的十几万字初稿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下来。今年香港比往年还热，他就在酷暑的煎熬中和他的朋友刘晓捷一起辨认我潦草的字迹，然后把全稿化作清晰的著作初型，让我能够在澄明的纸页上再作润色与修正。秋强给我这一帮助，是种关键性的力量。三是叶鸿基，他是我的表弟，现正在建设“再复迷”网站，繁忙之中帮我打印出《双典阅读笔记一百则》初稿（全书的附论部分，约三万字），也在南方的暑热中经受了一番煎熬。如果没有上述三位亲朋好友的支持，《双典批判》恐怕还会继续埋没在录音带里。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于美国落基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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