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革命文化中除了缺乏通过妥协谈判的方式解决政权的争端之外，还缺乏一种真正的“侠”的精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中国农民革命者都标榜自己有劫富济贫等行侠精神，但后来人们逐渐怀疑，因为他们确实如鲁迅所言，蜕化成“盗”，最终变得侠盗难分。但事实上还是可分的，盗的行为指向在于占有，或占有财物，或占有江山，而真侠则为侠而侠，只管行侠，不管占有。这种区别实践于农民革命，便有旨在夺取皇冠的盗之道和旨在不要皇冠只要公平的侠之道的分野。宋江身为农民革命领袖，但不想当皇帝，没有占有江山的妄想，这正是反抗而不索取反抗的最高利益的真侠精神。他所以要走妥协之路，其实是爱他的兄弟的，他和李逵、武松的意识差别乃是侠与盗的差别。他不明说，但内心是明白的。
宋江未上梁山之前，就有侠气。他在江湖上名声很好，最后在他的旗帜下，团结了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芒砀山等各路队伍，组成一支革命大军，声威之大，震动天下，“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在他的统领下，攻破了江州、华州、大名府及东平、东昌等重要城市，震惊了宋氏王朝。当时来自各个阶层的梁山泊豪杰个个都服他，用石秀的话说，除了宋江，“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在江湖社会甚至整个底层社会，其声望连大宋皇帝也不及他。他有足够的条件和当时的皇帝做一较量。但是，他偏偏不想当皇帝，不做占有宫廷江山的皇帝梦。这便是“真侠”、大侠。这种真侠精神也是中国革命文化中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宋江补充了中国革命文化中的两个“缺”：一是和平妥协政治游戏规则之缺；二是只反抗不占有的真侠精神之缺。可惜的是《水浒传》作者并不了解填补此两缺的重大意义。更不幸的是宋江本身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创造新的规则和新的历史精神。而这一新规则不仅是与皇权的冲突应放弃暴力手段，而且意味着放弃一切暴力手段解决其他争端，包括招安之后和其他农民革命集团的争端。结果宋江接受了皇帝的指令，成了充当镇压其他农民革命集团的工具，犯下了致命的历史性错误。这不仅葬送了“兄弟”们的生命，而且葬送了他的新游戏原则，只剩下让人叹息的历史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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