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造反有理”与“情欲有罪”的基本意识，构成了地狱之门，但是，《水浒传》的文化价值观念也还有可取的一面，这是地狱中的亮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地狱之光”。

这个地狱之光就是由宋江所体现的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名为“招安”实为和平妥协的规则。关于对宋江的评价，历来争议很大。不管是历史上的宋江，还是文学上的宋江，都有争议。对于文学上的宋江，骂得最狠最凶的是金圣叹。金圣叹关于《水浒传》的艺术，其评论确有可取之处，关于这点，林岗先生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已有详细说明，我们暂且放下。但金圣叹是个造反狂、革命狂，他的《水浒》评点本身，就是一场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宋江，革命的依靠对象也即革命楷模是武松，他腰斩《水浒》，武断地砍掉第七十回后的全部文本，其原因也有种种说法，但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他忍受不了他崇拜的革命楷模武松等在征讨其他革命军的征程中牺牲了，而宋江的下场还不够惨。在金圣叹的革命性思维框架里，宋江既然是头一个应打倒的对象，他就进行无情打击，把人世间最恶毒的字眼加给宋江，并给他扣了十几顶罪恶的帽子，把宋江本质化为：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等，他的原文如下：

村学先生团泥作腹，镂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弁其书端，定为题目，此决不得不与之辩。……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苦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日：“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日：“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如下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从金圣叹到毛泽东都把“招安”视为投降。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也确实嘲讽了“招安”，但是，鲁迅除了用感性的文学语言讲招安之外，还曾用理性的学术语言说明招安，并未把“招安”本质化即简单化。他说：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4—3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这段话的要义是说当时老百姓也有“招抚”的意愿。从民间质朴的眼睛看，官与盗争斗，必然殃及老百姓。招抚之后，盗军与官军联合，帮朝廷抵抗外族，倒是人民所期望的。鲁迅对农民革命的领袖向来没有好感。他笔下的张献忠，不过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在官魂、民魂、匪魂中，他只觉得民魂有价值。因此，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也是从“民魂的视角”来阐释“招安”的。这一视角乃是一种历史的、理性的、以人民为本位的视角，倘若以此视角看宋江，就会看到宋江这个形象身上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容，其价值取向很有可取之处，现从三个方面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