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第一基本命题进行批判之前，首先应当说明的是，笔者并非笼统地否定一切造反，也并非否定许多革命包括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革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暴力与非暴力之分，有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种族性、宗教性之分，造反也是如此，对于任何一个革命、造反事件，都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做具体的分析，不可做笼统的本质化的判断。笔者对《水浒传》第一基本命题的批判，锋芒指向的是暴力造反。但这不是否定宋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合理性，而是批判《水浒传》中所显示的暴力崇拜和造反旗号下的反人性的黑暗手段。

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一切反抗都带有造反性质与革命性质。人受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鲁迅早就这样说。鲁迅甚至说：“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还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这里所说的革命，显然是最广义的革命，与“改革”的意思差不多。这种“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的变革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比这更激烈一些的对于压迫的反抗，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谈论“造反”、谈论“革命”时，对于语义的界定就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就鲁迅本身来说，他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大造反者，甚至被称为“革命家”，但是，他声明，“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基于这种认识，鲁迅批判李逵那种“排头砍去”的以杀人为大快乐的造反。作为一个最清醒的思想者，鲁迅还分清两种不同质的造反，一种是改革者的造反，另一种是寇盗式的造反。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划清了这两种造反的界线。说明区别的要点在于前者有理想之光的照耀，后者则没有。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曾到中国进行多次演说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谈论造反时，其思维方式与鲁迅相通，他分清了贵族性造反与农民性造反的区别。在《西方哲学史》第二篇第二十三章（《拜伦》）中，他说：“拜伦在当时是贵族叛逆者的典型代表，贵族叛逆者和农民叛逆者或无产阶级叛乱的领袖是十分不同的类型的人。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精心雕琢的哲学来刺激不满或者给不满找解释，任何这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有闲富人的娱乐。他们想要别人现有的东西，并不想要什么捉摸不着的形而上学的好处。……有足够吃的就是善，其余的事情是空谈。没有一个挨着饿的人可能会有旁的想法。……贵族叛逆者既然有足够吃的，必定有其他的不满的原因。”（参见《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册第294—3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罗素说明，农民的造反乃是为了生存目的（吃饱饭）的造反，而贵族造反则超越生存目的而求更高的目的，如扩大权力或扩大存在意义的目的等。罗素是从哲学史的视角来观察造反行为的，无论我们是否赞成他的观点，注意造反具有不同性质是绝对必要的。

回到《水浒传》的本题上来，我们首先要肯定从终极意义上说，反抗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属于天经地义。就以《水浒传》而言，小说一开篇描写林冲的故事，说明“官逼民反”的道理，即林冲的造反是有理由的。林冲受到高俅、高衙内如此迫害，无论林冲如何退让，权势者还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对此，凡正直之心都不能不感到义愤，都不能不支持他的反抗与斗争，尚有不满，只是觉得林冲过于懦弱，过于犹豫。林冲的命运，典型地反映中国社会无路可走、无处安生的大黑暗。一旦拥有绝对权力，就视百姓为猪狗，利用权力欺压人民，以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他人妻子，连一个禁军教头的妻子也无处逃生。为了达到目的，权势者还可以使用一切卑鄙手段，以至反让被损害者蒙受天大罪名，被放逐到天涯海角。林冲已被剥夺了一切，流落到风雪边境，但权势者的屠刀还是放不过他。他不仅哭诉无门，而且生存无地。一个高级军官，其命运尚且如此，更何况平民百姓。就林冲来说，他真正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上梁山——造反，具有充分的理由，即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中国历史上许多暴力革命，也具有历史合理性。

本书批判“造反有理”的命题，选择《水浒传》作为批判对象，但不选择《西游记》，反而认为《西游记》也是连接《山海经》的原形文化。其实，《西游记》也写造反，其主角孙悟空正是大闹天宫的造反英雄，但是，对于孙悟空的造反和孙悟空的整个形象，我们只感到他的造反无可非议，他的整个形象不像李逵、武松那样可怕，倒是让人感到可爱。这种总感觉的背后，是造反性质与手段的区别。造反具有不同的质，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具有不同的质。我们先不说他大闹龙宫、大闹天宫的理由，只说他整个生涯（包括前期的造反和后期的取经），有一个最重要特征：不滥杀无辜。无论是大闹龙宫、天宫还是到西天取经的征途中，他从未砍杀过任何一个无辜百姓。他经历了无数战斗，打击了许许多多妖魔鬼怪，但止于打妖孽，绝不伤害平民百姓。因为他身边有个师父叫做唐僧，师父有个紧箍咒，这是对孙悟空的制约，是孙悟空的行为规范。紧箍咒这个圣物与象征物，象征着造反（取经过程中打击妖王和魔王，也属造反）必须具有行为准则和道德边界。任何斗争都不可胡来，不可滥杀无辜。吴承恩给自己的造反英雄引向另一条历经千辛万苦的征途，并为他设置了一个师父和一个紧箍咒，这是一种天才的结构。吴承恩的智慧和理性就寓于此一结构之中。紧箍咒暗示，任何战斗，包括造反，都应当有一个“度”，有一个规范。唐僧代表着人类的慈悲之心，任何对黑暗的反抗，最后都有一个总体的合目的性，即合人类的生存、温饱与发展，因此，反抗黑暗时自己不可化为黑暗，不可以在反抗中破坏人类的生存、温饱与发展。造反有一个度，有一定规则与规范，这是极为重要的。《水浒传》英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总是越过这个“度”。《西游记》很了不起，它创造了一个孙悟空在花果山中时期，曾与牛魔王结拜过兄弟的情节，这一情节暗示，神魔之间、人妖之间只有一墙之隔，两者很容易发生转换，越过某种边界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没有紧箍咒的制约，如果没有唐僧所掌握的度，孙悟空就可能不是走向佛，而是走向魔，变成另一个牛魔王。因为有规则、有制约，所以孙悟空的造反和征战，从不伤害无辜。这是一条大边界。李逵、武松等和孙悟空不同就在于他们没有制约，没有掌握“度”的紧箍咒，从而总是越过边界。他们的一切行为，只呈现一个公式，这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哪怕滥杀无辜也是合理的。《水浒传》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地统治中国人心，是因为它有一个替天行道的逻辑，也就是说，因为我是替天行道，我便天然合理，我使用任何手段也天然合理。连滥杀无辜也具有道德理由。

《西游记》唐僧、孙悟空师徒搭配结构的隐喻，是我国原形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伟大隐喻，其深刻的内涵恰恰给人类反抗、造反行为作了三项最宝贵的提示，这三项如下：

（1）任何造反都应有慈悲导向。即鲁迅所说的，革命乃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杀人”。

（2）任何造反都不可越过一定的道德边界。即必须持守一定的“度”。

（3）任何造反的手段都必须合人类生存延续的总目的性，即合乎人性准则。

《水浒传》的造反与《西游记》的造反不同之处在于它缺乏慈悲导向，像李逵排头杀人的行为，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段的行为，把恋爱的男女剁成肉块的行为，均未受到作者与读者的谴责，均被认为是英雄行为。以往的《水浒》评论者充分肯定水浒英雄的种种行为，皆用一个理由，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目的：替天行道。论述中把目的与手段分开，仿佛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什么卑鄙凶残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未意识到目的与手段是密不可分的互动结构，使用黑暗的手段、卑劣的手段不可能达到光明、崇高的目的。“无法无天”的野蛮行为不可能“替天行道”。我们对《水浒传》的批判，正是在指出，在替天行道的旗号下的无法无天行为并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