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是18世纪一场以世俗世界为出发点的思想和实践运动。这场运动未必对宗教的意义或情感进行了全盘否定，但是在这场运动的作用下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宗教问题转向了世俗问题。通过从世俗的角度寻求答案——甚至是对许多宗教问题的答案，启蒙运动极大地扩展了世俗的范围，使之成为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人的主要参考框架。在西方世界，艺术、音乐、科学、政治，甚至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在16世纪、17世纪都经历了一个逐渐世俗化的过程。启蒙运动在这一基础上，又将其转化为一项国际性的思想事业。肯定这种世俗性的扩张，并非是想要贬低这一时代的诸多宗教表现形式，也并非是说宗教即将被抛弃，将像细菌一样等待被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抗生素杀死。

人们对现世抱有依恋，现实生活不再以上帝为恒定的参考——这一现象日趋普遍，并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创新思维爆发的源泉，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许多人在重视现世的过程中，对地狱不再迷信或者敬畏。尽管地狱的主人——魔鬼，仍然在人们的信仰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已不再会被有文化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每天挂在嘴边。

人们一度用神迹、原罪等概念阐释人类的行为，而在物理科学或有关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新兴研究的启发下，旧的概念已被新的解释取代。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被剥离了基督教的意义，人们更关注改变现在、规划未来，而非死后的世界。他们可以为了欣赏建筑之美来到教堂，可以在周日的早晨读一份报纸，可以对各种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投以冷眼。 在世俗思想下，有文化的人可以追求他们在经济或商业领域的成功，可以成为科学或技术领域引领的革新者，也可以从事自由职业、做生意或是在家工作，把自己的成败认为是自身行为或是社会及经济因素偶然带来的结果。

在世俗的环境中，人类生活的目的已经形成，没有必要参照超然的秩序；俗世（暂时）的幸福是人们追寻的目标，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怀表，这一目标也能被更方便地执行。过去，虔诚的教徒通过查看时间，找出自己的缺点，评定自己能否获得救赎，而在世俗环境中，人们依然过着守时的生活，却在工作或社交生活中找寻乐趣。女人可以在不用操心家务和家庭生活的时候阅读小说，或是在悉心组织的聚会中——讨论废除奴隶贸易、评论来自法国和美国的新闻——获得乐趣，最后在对往生坦然无惧的情况下安然去世。父母试图教育孩子，让他们追求世俗的幸福。

认为在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世俗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是一回事；认为一种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而且它将一直持续下去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最近一段时间，后一种说法的拥趸蔑视伊斯兰教，还认为率先完成世俗化进程的民族国家将免于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黑暗势力的侵袭。

在本书中，读者会听到有关启蒙时代的大量繁杂而新颖的观点。我们将与自由思想家、低派和高派圣公会教士、霍布斯（Hobbes）、斯宾诺莎（Spinoza）、洛克（Locke）、牛顿、温和的苏格兰长老宗信徒、法国唯物主义者、卢梭式的唯心主义者、色情文学作家、路德派泛神论者以及极端反教权的天主教徒相遇。根据他们在政治、社会或宗教领域的相关著作，1750年之后，新一代的欧洲和美洲殖民者可以设想出完全由人类创造的东西，例如共和政体和民主政体。这种创造性的能量大多出现在城市，因此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它们虽不是启蒙运动的直接动因，但却推动了启蒙运动的诞生。

有时候世俗化的迹象或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表征是微妙的。大约在17世纪中叶，荷兰的天文学教授不再教授占星术。占星术仍然被广泛应用，而在大多荷兰历书中，其重要性却在逐渐下降。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斯宾诺莎的一生中（他于1677年去世），与他同一时代的人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他将上帝和自然视为同一的观点。快进到英格兰和德意志的18世纪80年代，像路德派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这样具有明显的宗教情感的思想家，或是属于异端的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都能够设想一个充满神性的宇宙。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基督教形而上学的奠基性原则之一——造物主（Creator）与万物始造（Creation）相分离，灵魂与物质相分离——就遭到了消解。

这种消解也可能是象征性的。18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共济会的宗教仪式在其“圣殿”（Sanctuary）举行。在圣殿中，有会所导师（Master）的宝座，紧挨着宝座的是一座圣坛，上面放着三盏银质烛台，一本共济会的“法典”，“一本福音书、一只分规和一把曲尺”，而在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法兰西大东方社（Grand Orient of France） 的新《宪章》（Constitutions）”。 斯特拉斯堡的这些共济会弟兄是在嘲笑天主教会的饰物还是在用它们来彰显他们对自己在兄弟会中合法地位的看重？背景由天蓝色的绢布、穗带以及用金银珠宝点缀着的饰带装饰而成。这些属于一个商人会所，他们对其他会所的贵族弟兄几乎没什么爱。当时的演说者颂扬了法国士兵在美国革命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他还说，诸位弟兄在“宇宙伟大的建筑师（the Grand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的鲜活的形象”下会面。这种关于“伟大的建筑师”的符号和言谈的大杂烩让人多多少少联想到所谓的“基督教遗产”（Christian heritage）的残余，这是所有弟兄都熟知的，但他们之中真的有人相信吗？读者可自行判断。

最后，如何处理“基督教遗产”？早在18世纪20年代，在当时法国胡格诺派流亡作家、德国出版商以及居住在荷兰共和国的雕刻家的社交圈中，出现了一种看待宗教的全新方式。在关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文献中，对基督教的赞扬总是占绝大多数，有些著作甚至嘲笑其他宗教。很久很久以前，犹太人和基督徒就在众多文本中展开论战，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自16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争论不休。他们都不喜欢穆斯林。随后，一套法国大型版画作品，贝尔纳·皮卡尔（Bernard Picart）与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Jean Frederic Bernard）的《世界上诸民族宗教礼仪和仪式》（Ceremonies et coutumes religieuses de tous les peuples du monde），于1723年问世，它试图公平地看待世界上的所有宗教。 直到19世纪，这几卷书稿的多种语言版本仍在加印。希望以这种视角去看待宗教的想法可以说是“世俗”的；这一视角侧重于人们的宗教习俗和宗教仪式，而非他们的信仰是真是伪。通过这种比较，这几卷书稿推动建立了“宗教”这一类别，而这本身就是世俗思想的一种表现。现在，宗教是一种跨时空的文化实践，人们可以用世俗的语言来解释宗教了。

本书试图理解本世纪诞生的“世俗”这一标签的主要思想源流。现在，在众多欧洲语言的历史书写中，“启蒙”一词的出现频率激增：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温和启蒙（Moderate Enlightenment）、宗教启蒙（Religious Enlightenment），甚至还有天主教启蒙（Catholic Enlightenment）。我也自觉“难辞其咎”。《激进启蒙：泛神论者、共济会成员和共和主义者》（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Pantheists，Freemasons and Republicans，出版于1981年）正是我的著作。 另外提出一个题目——“世俗启蒙”（Secular Enlightenment），毫无疑问是非常冒昧的。但至少这个题目在历史上可以追溯至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在当代，也可以在彼得·盖伊（Peter Gay）、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和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著作中找到相关的讨论。在这里，我试图为他们的成果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