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个人时间的记录者才可以既精确又随意地安排的时间，时间没有任何宗教含义，只在记录事件时发挥作用。让我们来到几十年之后，一位日记作家的记录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记下了他的每一天，或许已与我们现在所记的日记十分相像。即将步入政坛的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从1783年7月13日开始，也以类似的方式记下了他的日程：

9月27日，大约下午两点回到牛津；28日在咖啡馆一直交谈到晚上8点；29日一直待在班克斯家，直到晚上8点；10月11日，伯克先生于下午1点来访，打乱了我的日程安排……我晚上8点回去……在咖啡馆待到将近10点；9月19日……我在早餐之前出门散步；早上9点半时回来——短暂拜访了普赖斯（Price）——12点的时候与……一同前往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直到吃晚饭才从天文台回来，大约一个半小时……在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就餐……7点半左右醒来……翻书，思索闲事，直到上午10点左右……8点起床，下床……刮胡子，大约8点半到11点忙了一些杂事……早餐前，喝水、骑马，在10点至12点之间回家……12点半从弗罗斯特（Froster）那里收到了文章，出门……回来后，只有换衣服的时间，直到12点半睡觉。

通过温德姆对时间的关注，以及围绕时间展开的生活安排，可以说是既精准又枯燥，既世俗又前卫。所有关于时间管理的布道，一旦剥离其宗教意义，就会使人陷入和温德姆一样的状况：他的时钟准确到每一分钟，并且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

面对时间的世俗化这一复杂的问题，有时人们会想办法减缓自己的焦虑，关注时间与救赎之间的关系。对于英国现代早期的温和派清教徒而言，时间呈现出一种悖论，因此也是焦虑的来源。无论如何划定时间（不管通过日历、季节、节庆还是集市），人们都要留心时间；如果浪费时间，就会遭到嘲笑，而有效利用时间则会受到赞扬。 虔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被审视，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德行，是否有意义，所有的行动都会对他们之后的时间产生影响。

17世纪晚期带有宗教色彩的日记和布道辞体现出一种讽刺：无论以何种方式感知，无论记录节奏多么松散——在清晨、在傍晚、在中午——时间都在一步步融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并为其进行冥想。正如我们在沃维克夫人的自传、约瑟夫·赖德的日记以及无数新教徒的自述中所见证的那样，这是典型的新教徒灵魂的奥德赛，似乎需要在没有上帝恩典的情况下、在徒劳的追求中度过一段时日，正如一位在18世纪初期信奉英国圣公会的日记作家所写的那样，这段人生“充满罪过，毫无益处”。 这段邪恶的时光为“讲述在我随后十至十一年的人生中，主与我争战的兴起、发展、中断、复兴和结果”提供了背景。 真正重要的是灵魂在时间历程中的发展——只要叙事朝着正确的方向演进——从罪恶与虚荣中适时地得救。

从词语及其用法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18世纪人们对时间的认识轨迹。大概在18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一个人“准时”，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一丝不苟、做事精准，注意每一个细节或小问题。有些人可能会将其理解为“守时是一种良好的教养”。 而到了1777年，戏剧家谢立丹（Sheridan）在其剧作《造谣学校》（School for Scandal）中对一个人的时间意识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美，甚至将这种品质视为男性的特质：“噢，夫人，守时对上流社会的女士来说是一种很不时髦的操守。”显然，“准时”——在时钟的分针转到指定的时间时，人也到达指定的地点——已经成了一种价值观。但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且渐渐地，宗教思想家们试图从不同的方向解决由时间引发的焦虑。

在18世纪后期，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学术议题，学术期刊会报道“形而上学者”有关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的争论。时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褪去了宗教色彩，变成了生活的背景，似乎永无尽头，人类的世俗历史也以此为线索展开。可以感知时间意味着能够实际记录出生的时刻，“路易莎·哈丽雅特·雷尼森（Louisa Harriet Renison）生于1808年9月2日/差20分钟6点……1809年8月31日星期四，当天差10分钟2点去世。” 而记下这些时间不能为这个未满一岁的孩子的死亡带来丝毫慰藉。难怪人们对钟表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尚未拥有钟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