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对话中，意大利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加埃塔诺·菲兰杰里，他著有5卷本《论立法的科学》（1780年在那不勒斯出版）。这套著作有无数个意大利语版本，并拥有当时所有欧洲主要语言的译本。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甚至是在其初版后十年不到的时间内，《论立法的科学》就陷入了一个并非由它自己带来的历史叙事泥潭中。菲兰杰里写作这本书时，美国的独立战争正在进行；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而菲兰杰里在1788年就英年早逝了。

法国大革命使法国甚至欧洲历史被极大修正，形成了我们今天仍非常熟悉的左右两派对峙的局面。突然间，在“雅各宾派”一词还没有诞生以前（avant la lattre），人们就将菲兰杰里的著作视为雅各宾派的作品，也受到了相关的赞美或批评。接着，正如我们所见，1799年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随后诞生了一个短命的共和国。 菲兰杰里被他们视为自己的英雄，也遭到其反对者的禁绝。到了后冷战时期，人们才试图将《论立法的科学》与其真正所属的思想背景——18世纪70年代后期的意大利启蒙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

1734年后，卡洛斯及其子费迪南多的全部举措，都是为了改革从中世纪承袭而来的各种制度。其重点是改革教会的弊病，限制贵族作为地主或法官的过度的职权。18世纪70年代是那不勒斯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论立法的科学》出版前，菲兰杰里曾经参与了一场有关这些法官滥权行为的争论，并主张哲学家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司法为人类的权利服务。他此时就已经被看作是一位启蒙主义改革者了。重要的是，要知道在那不勒斯，人们几乎可以听到有关欧洲任何地方的消息。

意大利的报纸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美国革命的进展，其中有着两个月的时间差。 菲兰杰里不需要离开意大利半岛，就能够参与国际共和主义讨论。1782年，美洲殖民地爆发的各种事件启发了菲兰杰里，他向本杰明·富兰克林致信，询问自己是否能到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去，为“正在筹备的伟大法典”的成型做贡献，“法律……不仅决定［各州］命运，而且也会影响这个新的半球的未来”。 富兰克林温和地提醒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这个正在艰难创业的共和国将面临诸多困难，而对一个贵族出身的人来说，这尤为艰苦。在菲兰杰里看来，美国意味着一种未来整个西方世界可能施行的模式。但在一个问题上，他谴责了新生的合众国，那就是奴隶制。正如他所说，“唯有宾夕法尼亚没有奴隶”，他对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大加赞赏。同时，他也像赫尔德一样，谴责欧洲的帝国主义。

菲兰杰里是最早一批，甚至是第一个将立宪主义对新生美国的影响理论化的人。一个共和国不需要像古人所认为的那样小，而为了适应自身的发展，它需要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古代宪法，只要它赋予君主和贵族以特权，就必须被一种代表制所取代，在这种代表制下，立法机构能够修订宪法，但难度极高。宪法必须是一份书面文件，必须将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间进行分配，但不赋予任何一个机构以主权或超过其他两个机构的更大的权力。在菲兰杰里理论化和图式化的新宪政思想中，任何一个行政实体都不能将其他实体边缘化，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人类平等的理想。最近且也是最有见地的一位研究菲兰杰里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家指出：他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特别是在与那不勒斯的共济会成员交流与讨论中——汲取了启蒙文化。

菲兰杰里并非唯一一位被弟兄情谊所影响的启蒙改革者，莱辛和赫尔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然而，正如他们两人坦率指出的那样，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共济会会所里可以见识各种特权与故弄玄虚的行为或言论。此外，意大利的会所还策划起了宫廷阴谋，并得到了王后卡罗琳娜的帮助。她是奥地利人，因此将他们视为抵御西班牙影响的盟友。 然而，在意大利，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一种平等相待的意识形态使人凭才干而不是出身获得提拔呢？

18世纪80年代，距法国大革命爆发还有不到10年的时间，为了奖赏其手下的退役军官和一小批丝绸制造商，一向爱好打猎、玩打仗游戏的费迪南多国王开始了一项社会实验。他不惜血本，给予这些人极高的薪水、良好的医疗和受教育条件，并用改革后的法律法规管理他们。同时代的人认为，这些近乎是乌托邦式的改革措施，应该是受到了菲兰杰里的启发，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费迪南多就会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这一期许让一切显得更加残酷，十年后，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但遭到英国海军与波旁王室、教会以及贵族的联合绞杀。他们曾许诺赦免革命者的罪过，但又反悔，这使背叛的骂名一直跟随英国指挥官纳尔逊子爵（Lord Nelson）进入坟墓。波旁王室也再没有摘掉“暴君”的帽子。

菲兰杰里在世时，对煽动革命并不感兴趣。相比之下，他更赞同一种说法，即“无论是地方执政官、贵族，还是君主，暴政都是一样的暴政”。他并不接受那些“赋予地方执政官、贵族或君主在任何意义上与人民自由、个人安全、国家普遍利益或公共幸福（这也是所有法律的首要目标）相悖权力”的古老代惯例或宪章。 这些将是所有有作为的政府的施政目标。绝对统治权，“不受限制、没有边界的权力，是很多王公已经拥有或希望拥有的……不过是一把双刃剑，会使抓住它的傻瓜受伤”。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柏林，抑或是在马德里，菲兰杰里的思想都不会给君王们带来什么慰藉。菲兰杰里希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保护财产和个人权利，确保法律和协定的执行。

除此之外，菲兰杰里还对英国的政体及其不成文的宪法提出了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英国国王可以与议会联手——就像当年亨利八世那样——实现自己的意志：他难道没有犯下“侵犯人民自由的罪行”吗？ 即使发出过这样的批评，菲兰杰里还是像许多欧洲哲学家一样，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英国所取得的成就的钦佩。他并不主张废除君主制或贵族制，而是提倡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赋予每个公民进入贵族阶层的权利，只要他的功绩与法律所认可和指示的资格相匹配。” 同样地，他对教会和宗教裁判所滥用权力的行为发出了严厉的批评。为了报复他，宗教裁判所后来将他的《论立法的科学》列入“禁书目录”。菲兰杰里深受加诺内、杰诺韦西、法国哲学家及英国自由思想家著作的影响，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谴责。在18世纪，那不勒斯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因神职人员的特权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