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文化的转变在一个世纪内就完成了，这在当时可谓神速。对21世纪的人来说，“在当时”（for its time）是其中最难被理解的部分。当17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开始时，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与现在完全不同。此外，日常事件中的各种变化——来来去去——对我们来说会显得异常痛苦而缓慢。一切都要耗费更长的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不论是通过荷兰乡间的运河航运还是修整好的英国公路，花费的时间都差不多。如果一个小时能够行进4～5英里，便算得上很快了；而在公海上，“很快”则表现为花费3小时25分钟完成从多佛到加莱20英里的航程。 到了1770年，乘坐马车走完14英里的路程，可能至少要花费1小时35分钟，最多则会花费3个小时。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的帆船制造业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缩短了海上航行的时间。直到18世纪晚期，蒸汽驱动才被应用到交通运输中，而到了19世纪，这类交通工具才成为常见的旅行方式。走过18世纪，西欧人或殖民地美洲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步履蹒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段没有变化的、静止的甚至乏味的时期。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在仅仅100年的时间里，18世纪的三代欧美人对时间进行了全新的、世俗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质疑了所有从前人那里继承的正统观念。他们从基督教的“时间”走向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时间。他们并不是通过某种步调一致的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在整个18世纪（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找到基督教时间的追随者，然而，世俗时间的表达变得更为普遍、更令人期待。早在18世纪之前，即16世纪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时期，我们就可以发现带来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基督教欧洲：在英格兰，国王关闭了修道院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在低地国家，一场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统治的新教徒起义创建了荷兰共和国；在德语地区，爆发了宗教战争。剧烈的变革使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差异更加鲜明，而现世中现有时间的整体结构仍然存在。

18世纪初，不光是普通人，就连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也认为人类的时间同地球的年龄是完全一致的，人类历史的总和大约为6000年。像艾萨克·牛顿这样的哲学家（他在1727年去世）认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前后创造了地球，并且会以类似的方式终结它，尽管只有上帝自己清楚世界末日的确切时间。牛顿的朋友，哲学家约翰·洛克则认为“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9月创造了地球”。 牛顿最终谨慎推测世界末日将在2060年末前后来临——也就是说，距离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还有一代人的时间。牛顿写道，在随后的世界末日大火灾中，“恶人（可能）将因此受到惩罚”。要想找寻人类时间隐藏含义的关键，主要可以参考圣经的先知书（Prophetic books）以及新教的评论家对这些神秘问题发表的言论。对牛顿以及许多新教千禧年主义者而言，时间终结的奥义在于，当《圣经》中提到的号角响起时，“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到那时，基督将戏剧性地开始对地上的千年统治，而我们的世界则将永远结束。宗教意义上的时间，也会突然地结束，就像其开始一样。

按照牛顿的理解，基督教时间属于每一个能够阅读并买得起袖珍年鉴的人，也就是说，属于任何一位新教徒。整体而言，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崇尚根据新教国家通常出版的年鉴所推断出的圣经时间线。 例如，在天主教法国出版的年鉴并不强调世界的开始，当然也不会着重讨论世界的结束。相反，他们的纪年是以基督的诞生为起点的，一年中的各个日子通常被分配给特定的圣人。他们很少预测未来的事件，天主教从第一任教宗彼得（Peter）开始，以历任教宗传续不断和教理代代相承来进行自证。18世纪末，在秘鲁的利马（Lima）出版的西班牙年鉴仍然给出了世界开始的日期、基督的生年，而且所有圣人的纪念日也都标得清清楚楚。利马的年鉴对于美洲的新世界或欧洲的旧世界何时会走向终结，没有任何暗示，这与千禧年主义者所秉持的先知书中的预言保持了一致。其实从15世纪末开始，西班牙的年鉴就按照圣人的纪念日来分配时间了，并且也没有对时间的终结进行预测。

尽管法国大革命给几处新教地区带来了短暂的动荡，但18世纪新教徒的日历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变化。数十年来，新教年鉴通常以公元前4004年为起点，将读者带到现在，然后增加了对未来的预言。早在16世纪末，荷兰新教年鉴就抨击过天主教对圣徒日的迷信，认为圣徒日在《圣经》中毫无根据。然而，尽管天主教与新教对时间的理解不同（新教徒表示愿意对时间的终结进行预测），但是两者对时间的感受使基督教时间与日常经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基督教的时间是凭神的力量安排的，属于神圣的领域，其终结是确定的。而尘世的时间只是在缓缓流淌着，一般是以个人事件、国家大事、国王的出生或死亡、一场战役的胜利或失败、某个宗教节日为结点的。

起初，甚至连那些宗教信仰可能遭到怀疑的异端分子都没能解决这一假定的世界年龄的问题。法国匿名占星家出版了对此进行预测的年鉴，但是他们也出了一本将一年中的每一天与相应的圣人相匹配的年鉴。一本来自共济会的伤风败俗的年鉴也列出了与一年当中的每一天对应的所有圣人。无论是天文学还是占星学，都没有对所谓“人类拥有的6000年历史”发起挑战。

尽管其做法备受争议，但占星家在预测未来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预测更具准确性。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的年鉴及天文学学术教学都将占星学的相关内容剔除了出去，所以都不带有预测的功能。因此，在荷兰共和国，占星术的消亡远比英格兰或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更为迅速。 在苏格兰，一直到18世纪中叶，基督教对时间的阐释都在为解释政治剧变提供可能。英国君主制的支持者将他们的詹姆斯党敌人定义为敌基督，由此确立了汉诺威王朝的神圣性。

唯有在18世纪80年代，政治动乱才短暂地破坏了基督教时间。法国天主教将时间限制在教会年历中，其对时间的阐释被视为定论，但法国大革命最狂热的支持者却对它的全部理念发起了反抗。在一个专门机构为自由、平等的新公民设计出新日历的三年之前，那些不具名的、反基督教的革命的声音便宣称1789年是“理性与自由统治的元年”。在牛顿去世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某些情况下，基督教对时间的阐释已经被推翻，并且被一部分人所摒弃。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有关时间的新阐释大量涌现。一些年鉴自称“不敬神”，它们没有以圣徒的名字去命名一年当中的每一天，而以某位名人的名字命名，这些名人要么在这一天出生，要么在这一天去世，他们应该被铭记。3月从摩西的纪念日（3月1日）开始，然后是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接着是布鲁图（Brutus）刺杀恺撒的3月15日（the Ides of March），还有一些值得纪念的当代名人，如杜尔哥（Turgot）、托兰德、牛顿、沃拉斯顿（Wollaston）和笛卡儿（Descartes）。到了4月，耶稣和霍布斯都有各自的纪念日。5月份为阿尔贝特·丢勒（Albert Dürer）、康帕内拉（Campanella）和伏尔泰设置了纪念日，6月则纪念了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ins）、莱布尼茨、让-雅克·卢梭等人。从整体上看，圣徒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消失了，他们被不同国籍的博学的思想家、艺术家以及声名狼藉的自由思想家取代了。

巴黎高等法院下令焚毁渎神书籍，认为其内容和对名人的分类是“可耻”且“骇人听闻”的。毫无疑问，该机构断言，所有的世俗活动都是受了“唯物主义”的启发，将会导致“无神论”。这两种“主义”我们会多次提到；事实上，因为它们十分重要，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对其进行单独讨论。无论这些年鉴的思想动因为何，1788年年鉴的匿名作者指出：它提供了“一座和平的圣殿，任何宗教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日子”。突然之间，人们意识到时间是中立的，完全是人类的发明，而不需要《圣经》为其称义。因此，人们用卓尔不群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取代了圣徒。 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名字为日期命名的想法并未被最终完全世俗化的年鉴采纳。事实上，后者更乐于赞颂自然或古圣先贤。

在1793年往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民族一直遵循着一种完全脱离了基督教时间的新历法。共和或革命时期的时间只可能是人类的发明，是人类对世俗时间的大胆宣扬。1790年，有位改革家积极游说，劝说众人将一月命名为“伏尔泰月”，因为“这位人间天才预言了革命的爆发”。 这一想法并未被采纳，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从未在他们的记忆中远去。一个年轻的英国热情支持者表达了他在时间问题上的强烈感受：“当我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两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1790年那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在我的记忆里仿佛长达数年，但事实上只有几个月；其次是人们讨论的砍头的话题，我记得太清楚了。” 他在各省见识了带有革命色彩的“理性节”，那些领袖怒斥“教士的滑稽表演……［并说］世上既没有天堂和地狱，也没有耶稣基督死而复生，天使或圣灵亦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位年轻的英国人糊里糊涂地得到了理性女神（the goddess of Reason）的祝福。 基督教时间只是18世纪末“美丽新世界”的众多牺牲品之一。漫长的19世纪见证了许多为改良时间所付出的努力：人们统一了时间，用钟楼报时，在陆地和海洋上都可以得知准确的时间。

到了1800年，不仅仅是在法国，时间在很多地方都完全变成了一种没有尽头的人类发明，而且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可以用时间串联起来。在18世纪70年代的美洲殖民地，年鉴不再关注人类时间的终结，而是追逐那些公开的政治议题，且鲜有亲英的情绪。 在同一时期，虔诚的信徒们哀叹“现在盛行的民主、平等原则”是对礼仪的破坏。家境优渥、受过良好教育的贵妇们批驳“现在人们所吹嘘的进步的基础……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美好的品质：年龄本身不应是一个人受到尊重的条件，地位也不应对一个人产生任何影响；在婚姻中，赞美应该被赋予女人，而不是男人。讲究古代骑士精神和风流浪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样令人唏嘘的转变。尽管18世纪的最大激变始于1789年的法国，但可以想见，比起天主教，新教的宗教情感更能适应那个世俗化的无限未来，这颇具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