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威廉·温德姆。他生活在伦敦，善于交际，怀有政治野心，并精心管理着自己的时间。他对时间见缝插针的利用与我们现在毫无二致。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也见到了荷兰王室的近臣小康斯坦丁·惠更斯，他经历了1689年的光荣革命，享受着世俗的乐趣——流言、荤段子和军事活动，他从来不思考自身行动的宗教意义。这些早期现代世俗社会中的人物展现了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在此时此地的生活状态，并指明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新的生存方式。对于伏尔泰、大卫·休谟（David Hume）、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启蒙人物，我们知之甚多，但是面对那些知名度较低的普通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18世纪的人，我们将他们描述为启蒙人士是否合适呢？他们可能不像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是值得并且也会被人拿来单独讨论的思想家，但是正是这些普通人，使我们看到了启蒙运动在更“普通”的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他们是世俗的、开明的，在利用时间与空间的方式上，与那些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同时代的人截然不同。我们需要知道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将在某种程度上随机选择事例，深入研究一些通常鲜为人知但又能展现启蒙价值观的人物故事。作为不同活动的参与者，这些男男女女展现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宗教动机的利益考量。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世俗而开明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宗教背景也没有过多的恶意。世俗性同宗教性一样，不仅仅是一套主义或是异端邪说；世俗性意味着在这个世界潇洒自在，很少顾虑其他。他们的生活与（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专门讨论过的）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布料商人约瑟夫·赖德的生活迥然有别。

而且，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路易丝·戈特舍德（Louise Gottsched）的丈夫是一位文学家，曾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的著作引入德意志。路易丝·戈特舍德在向一位好友写信时表示，出版于1759年的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展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是对偏见——无论这份偏见是来自传统还是来自宗教——的挑战”。她的丈夫，哲学教授约翰·戈特舍德（Johann Gottsched），则要谨慎得多，但他对这些作品也没有敌意。而曾经在荷兰学习的德意志医生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从爱尔维修的著作中嗅出了斯宾诺莎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味道，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像约翰·戈特舍德这样立场温和的人愿意将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介绍到德意志地区——他们从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的著作开始，却仍然拒绝接受1750年以后流行的唯物主义中所蕴含的激进的世俗立场。这群来自英国、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及欧洲大陆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样本，我们将从那些开明而立场温和的人开始讨论。

亨利·彭鲁多克·温德姆（Henry Penruddocke Wyndham）——他生于1736年，与威廉·温德姆并非亲戚关系——让我们得以了解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是如何汲取启蒙主义思想的。温德姆是一位绅士旅行家，在那个刚刚时兴旅游的时代，他深入威尔士，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威尔士地区被人忽略的美，而人们也总是错误地认为威尔士人是粗鲁而落后的。他没有使用更过分的“未开化的”（unenlightened）的说法。他详细介绍了来自罗马时代和诺曼征服时代的威尔士古物和教堂之美，以及为“从凡夫俗子野蛮而极具掠夺性的好奇心下”保护这些古物所付出的努力。

温德姆认为古罗马人一直在传播文明；在艺术和建筑领域，他们“通过艺术……远比通过刀剑获得的多”。罗马艺术和建筑的完整性令他激动万分，相比之下，“现代教堂中盛行的七拼八凑的建筑风格……完全入不了我的眼”。 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得·盖伊便将启蒙运动描述为“异教的复兴”。这种认识在温德姆对其旅行的思考中得到了体现——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旅行时参观了风格迥异的天主教教堂。同天主教欧洲的其他启蒙主义思想家一样，温德姆最为看重的就是异教建筑的齐整与规律性。面对一座被地震毁坏的现代城市，只要有一丁点机会，温德姆也会像18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开明首相那样，将里斯本重建为一座能够反映几何秩序与设计整体性的城市。 18世纪中期的都灵所采用的就是这种风格。

温德姆从年轻时开始旅行，足迹遍及整个英国、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他经常对比、讨论教堂的建筑美，但他从未说过自己会停下来做礼拜。他喜爱城堡和公馆恢弘的气势，然而在爱尔兰，他还指出了社会的不公：“一方面贵族摆出比王侯更为奢侈的派头，另一方面穷人过得比狗都不如！这太可耻了，太不人道了。” 本来这样的句子应该由卢梭写出。在西西里，温德姆对随处可见的骇人的贫困景象大加挞伐，街上的孩童赤身裸体，满身污垢。这种对穷人的崇高感情并不能掩饰他对平民的普遍厌恶——特别是那些拥上旅行者的马车的商贩——他称呼他们为“这个世界的牲畜”。

礼貌和客气仍然是温德姆所定义的体面社会的理想范式，他一有机会就对此进行赞扬。 这些品质作为迷信和野蛮的理性屏障而存在。这位信仰新教的英国游客发现法国的宗教习俗中存在着“偶像崇拜”（idolatry），他在一间教堂中看到，“他们主要的偶像是……一个古老而丑陋的木制十字架，据说它以前能说话。信众们每天匍匐敬拜，他们都承认这一神迹的存在。 温德姆总会注意到那些他所认为的落后现象。在意大利，即使死者死于天花也要打开其棺椁，这一习俗令他疾呼：“这是何等的荒唐和危险啊！”在某地，他看到一幅把耶稣描绘为圣凯瑟琳（St. Catherine）的新郎的画像，认为画像处处都散发着渎神意味。 在英国，他认为卫斯理宗（Methodism）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其“呆板的讲道者”传播着“有毒的信条”。 对于很多认同启蒙运动的人而言，卫斯理宗及与之相类似的、富于感染力的宗教形式都是“狂热”的，虽然没有法国的先知派和“抽搐者”那么糟糕，但这种形容也充满了贬义。

随着旅途的展开，我们这位开明的绅士展现出了其在美学方面的成见，他认为古罗马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要高于信仰基督教的现代人。他所展现出来的美学情感更多是古典的，而非基督教的，他从不吝于指出小教堂或主教座堂的丑陋；唯有罗马人留下的古老遗迹才能给人启迪。也就是说，温德姆的启蒙倾向使他认为新教的教堂建筑要比天主教的更美。 人们在使用“现代”一词时往往带着正面的含义，呈几何形状布局的城市也会被认为是赏心悦目的。在旅途中，温德姆也表现出了对科学的兴趣，他会谈论用于测量冷热的温度计，或是某所大学的声誉因为科研水平的下降而被败坏了（如他对莱顿大学的评价）。 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早期接种实践，都得到了温德姆的特别赞扬。

温德姆可以说是温和的启蒙主义者的代表，他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很多人都是如此，他们寻求的是一种远离新教预定论或天主教宗教裁判所（Catholic Inquisition）的严肃的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异域风土为阐述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东西提供了可能；这还让人回想起那本声称南国人兼具男女两性特质的小册子。有很多这样的启蒙运动者，他们就像那位游历广泛、写下《特里梅德》（Teliamed）的法国人那样，想彻底修正地球的年龄。由于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确切身份，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匿名作者便是某些受过启蒙主义思想熏陶的普通人。

这些匿名作者在18世纪中叶试图明晰一种自我管理的中间路线（via media），从而实现在社会中的幸福生活。顺便一提，伯努瓦·德·马耶的《特里梅德》可能为《印度哲人》（Le Philosophe Indien）一书带来了启发；这两本书都据称是出自一位印度哲学家之手。 这是一种常见的启蒙时期的写作手法。《人类生活的经济学：翻译自一份印度手稿，作者为一位古代的婆罗门》（The Oeconomy of Human Life：Translated from an Indian Manuscript，written by an Ancient Bramin）——其法语书名就是《印度哲人》——的实际作者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出版商和诗人罗伯特·多兹利（Robert Dodsley）。他在伦敦过着隐秘的生活，声称自己从古代的婆罗门那里学习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知识，并曾经到中国游历。

在欧洲大陆，人们认为《人类生活的经济学》法语版作者是英国贵族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该书在一系列秘密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作品从唯物主义中受到启发——可以上溯至18世纪40年代。该书倡导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尽管它旨在通过有神论的观点引导人们在社会中过上幸福的生活。该书还声称其作者是古代的婆罗门，而非当代的英国人。德意志的异端搜捕人员追踪了该书的各种译本，并将其与其他展现自由思想的文本归为一类。

“印度哲学家”的有神论中含有斯宾诺莎主义的成分；他称颂上帝的智慧，指出：“他降下的奇迹是他用自己的双手打造的。请听听他的声音。” 上帝由此被赋予了人格，“主是公正的；他以公平和公正审判世界……无论长幼，无论贤愚……都参照他们的品行被公平对待”。 这并非唯物主义者的上帝，也不能被三大一神论宗教 中的任何一个所认同。在翻阅过多个版本、译本，各种印刷本、手抄本——包括德语译本、匈牙利语译本、威尔士语译本等版本——之后，我们无法将任何文本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在18世纪，该书出现了200个版本，1800年以后，又有了100个新的版本。 我们可以把《人类生活的经济学》中的情感描述为开明的宗教之“光”，它与物理神学相近，但实际上与有神论相去甚远。该书旨在为美好的世俗生活提供一份指南。

这位婆罗门哲学家主要为懒惰、嫉妒、说大话、嘲弄别人所带来的危害开出了药方，当然最重要的是，面对“命运的恶意”，要怀有无畏之心。 该书所展现的基本道德准则深受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新斯多葛主义（neo-stoical）的影响：它对奢侈浪费、动怒与纵欲进行了批判。这些美德同样也适用于妇女，尽管她们首先被视为家庭的守护者和丈夫的慰藉。这位匿名作者所鼓吹的信条建立在世俗生活及约束个人的世俗追求之上。他或者她可以拥有宗教信仰，而不需要教士、教会、讲道或圣约书。对于这样的读物，像温德姆这样的人也可以愉快地阅读，而不会感到不快。

作为新的自然宗教的假定创始人，多兹利匿名出版了保罗·怀特海德（Paul Whitehead）的一本著作，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风俗：一部讽刺诗》（The Manners，A Satire）公然批判英国宫廷，通篇洋溢着共和主义情感，高呼“拥有三重快乐的爱国者，没有宫廷可以贬低他们的价值，没有什一税压榨他们，没有哪颗星辰可以令他们失色。” 就是因为这一著作，多兹利被抓捕入狱，后来多亏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朋友才得以获救。多兹利后来几乎出版了所有著名作家的作品，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到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更不用说他还成了伏尔泰在英国的出版商。尽管他对宗教的看法难以确定，但是人们似乎最愿意将他看作自然神论者。 有一次他给朋友写信，谈到他即将参加的洗礼，他表示，这“既严肃又愚蠢”。 正如我们在研究诸如皮卡尔和贝尔纳等荷兰出版商和作家时所看到的那样，追求美好的生活，并不意味着要把精神上的启蒙主义偏好排除在外。

并非只有多兹利这样的纯理论型哲学家对新鲜事物和异国情调持开放态度。旅行家，甚至是为帝国服务的水手也是如此，到18世纪中叶，他们可以在他人身上认识到一种共同的人性——例如欧洲人在格雷岛（isle of Goree）遇到的非洲人，这座西非的小岛是最早的奴隶贸易据点之一。塞缪尔·迪金森（Samuel Dickenson）是英国“敦刻尔克号”（the Dunkirk）的随船牧师，在谈及非洲人时他这样写道：“关于他们的行为举止，在我看来，［他们］是安静、没有攻击性、好脾气的人。我在其中一些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极大的感激之情，我认为，他们的好感很少像欧洲人那样需要通过亲切和节制的表现来赢得；因此，如果欧洲人不能和他们和平相处，那就是欧洲人的错。”迪金森知道那些对“黑人”（the Negroes）的固有偏见，因此他寻求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据说，他们和其他黑人一样，非常懒惰，但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欲求很少，而且这里的每个家庭都可以轻易地获得所有生活必需品，这使他们不用付出太多的艰辛，在如此闷热的气候下，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福气。”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这位开明的牧师将岛上男男女女的劳动同欧洲妇女的劳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相比之下非洲人只缺少两种特质。“增加基督教知识，以驱逐迷信，提升道德水平，用幸福和荣耀的光明前景让他们充满希望”；以及一套良好的政府系统，“以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样可以使他们摆脱其专制与暴政”。 尽管当地一夫多妻制盛行，但迪金森却称岛上的妇女“品格出众”，对她们的丈夫十分忠诚。

迪金森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职业、食品供给、谷物和酒的种类、树木、植物及动物等方面进行了调查，使他可以将自己在戈里岛看到的相对繁荣的状况同在爱尔兰目睹的极度贫困对照起来。 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都保有到王国其他地区寻求进步的习惯。苏格兰总是吸引着他们，英国旅行者走过了一座又一座城镇，一个又一个郡，在商业和制造业寻找机会。无一例外，这些都象征着活力和进步。

最令18世纪的欧洲人感到困惑的是：如何解释欧洲内外的相对贫穷或富裕？如此巨大的差异要求人们仔细地去研究，所有试图探究这些问题的人——从我们谈到的随船牧师，到亚当·斯密和苏格兰的哲学家们——都开始花时间进行科学观察。迪金森详细描述了他在非洲看到的动植物：“塞内加尔佛法僧（Coracias Senegala）是一种奇特的候鸟……会在特定的季节来到这个国家：它是松鸦的一种”，同时，他还引用了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和米歇尔·阿丹森（Michel Adanson）等旅行家的作品。他在造访法国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提到了“在里昂观察到的植物”，等等。同温德姆一样，这位遍游四方的牧师鄙视罗马天主教的各种成规，而沉醉于法国南部城市尼姆（Nîmes）的罗马遗迹。他感叹道：“古代辉煌的遗迹所受到的时间的侵蚀更多……其设计上的简朴、宏伟与和谐令每一位到访者肃然起敬。” 古代遗迹带来的喜悦之情与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相辅相成，教育也不仅关注神学，还关注博物学、植物学和机械学。

在国外，这些开明的旅行家很容易就会认定当地的居民是劣等的。就像苏格兰的哲学家们将人类的变革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一样，这位随船牧师也以仁慈的眼光展开了他的观察与分类。正如他为非洲人辩护一样，迪金森也赞扬了法国人的仁慈与慷慨，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常常被人误解”。 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开明的旅行家展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一种接受和欣赏不同之处的意愿，就迪金森而言，他认为法国南部给予了人们来自“令人愉悦的应许之地（land of Promise）的祝福”。他甚至称赞自己遇到的土耳其人：“他们非常干净整洁……虽然很懒，但勇敢、诚实。”

在一个重视启蒙教育并对科学追求持开放态度的家庭中，任何年轻人都会想要去探索知识。理查德·洛威尔·埃奇沃思（Richard Lovell Edgeworth，1744-1817）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的女儿玛丽亚（Maria）也成了19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小说家。在一本回忆录（由玛丽亚为他完成）中，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母亲的教导下对学习的执着。埃奇沃思是英国的首批工业家之一，尽管他坐拥土地财富，没有必要靠工业谋生。而他与那代工业家的共同特点是对科学充满热情，在机械和发明创造的领域尤为如此，而这一点是受到了他的母亲的鼓励。

埃奇沃思家族为自己对爱尔兰人的宽容态度感到自豪——他们对自己作为新教地主而享有的特权地位没有感到丝毫不适。他们寻求对自身和自身所属阶级有利的改良。除了各种科学出版物之外，理查德·埃奇沃思还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讲稿笔记，这些都是他于18世纪90年代在爱丁堡做研究时留下的。爱丁堡大学通常是抱负满怀的工业家庭的首选，这些笔记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科学讲座的先进水平，其中还包括对蒸汽机的展示。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爱丁堡启蒙主义运动的窗口。

事实上，在动荡的18世纪90年代，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大学几乎处处弥漫着启蒙主义的气息。对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的处置结果表明，引发这场动乱的不是清教徒或议会（Parliament），而是国王。政府依靠和人民缔结的社会契约建立，而且显然，它也能被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后一代人推翻。学生们或者沉湎于色情作品，或者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一些来自如瓦特家族等主要工业家庭的子女则在这类社团里充当先锋或核心人物。在爱丁堡，他们就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等青年诗人——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者（English Romantics）——联合起来，共同支持启蒙主义下的法国政治运动。

在激进时期，这些心怀抱负的诗人和政治家在对奴隶制的憎恶、对共和政体甚至民主政体的偏爱以及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彻底鄙视等方面，与18世纪中期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不分伯仲。他们体现出——通过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世俗的冲力。他们追寻着他们的教授的步伐。从18世纪50—90年代，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于1796年去世）从一位格拉斯哥的教职员工逐渐成长为一名法国大革命的热诚支持者。 他在他的自然法学课上讲授了大量颠覆性的理念——格雷戈里·瓦特（Gregory Watt）也在听课的人当中——他称“长子继承制度是一个荒谬又邪恶的制度……一个人有责任平等地供养他所有的子女”。 这些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攻击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时的戏言；安德森与启蒙运动一样都有着远大的前途。

安德森以近乎诗意的笔调展开了其道德哲学论述：“人的主要特征在于具备提升智力的能力……其所能提升的程度是无限的，只会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告终。人可以将自己获取的知识传给他的后代，这样人类就可以不断积累知识……至高无上的存在乐于赋予某些人非同寻常的力量，以便他们能够指导他人。”知识的增进无处不在，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尤为明显。 即使是下层阶级也成了进步的受益者：“机器的适当应用可以大大减轻劳动负担。同样地，比起人力，机器可以达到更高的精准度。人类借助机器，可以克服原本无法克服的障碍……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接着，他继续对现代性进行赞美：“对机械学再怎么称赞都不为过，因为它［已］相当完美，乍一看我们还以为它什么也做不到……机械学对人类的帮助是难以置信的。” 在18世纪90年代及以前的格拉斯哥，像格雷戈里·瓦特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加入与政治激进主义相融合的启蒙运动，并与政治、经济的进步热情拥抱。

按照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的相关准则，对历史的叙述是阶段性的，其最后阶段是现代商业社会。 但是相对于标准的说法，安德森的讲座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答案：“商业与制造业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变得非常迅速。”只要有可能，安德森关于历史阶段的讲座就会将制造业和商业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来论述：“技术与制造业得到改进的结果就是财富的大量增加……由此制造业促进了大城镇的诞生。在粗鲁的国家，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 制造业创造了奢侈品，反过来又刺激了工业的发展。来自工业家庭的学生兴致高昂。他们对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已经颇为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