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奥地利在那不勒斯的统治宣告终结，拉迪卡蒂为新君卡洛斯三世（Charles III）统治下那不勒斯改革突如其来的前景感到激动，这样想的政治思想家不止他一位。卡洛斯三世将宫廷设在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那不勒斯，并着手展开各种改革和建设计划：挖掘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考古遗址、兴建新的剧院、重新组建大学。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公斯皮内利家族（The Spinelli family）也修建了一座宫殿，里面摆满了艺术品、书籍和科学仪器，其中很多物件是向荷兰工匠购买的。他们将这座宫殿修建成“密涅瓦的神庙”（Temple of Minerva），一座世界性的学术中心，以歌颂卡洛斯的新政及其支持者斯皮内利家族。 斯皮内利家族赞助了一所新学院，该学院以这座宫殿为依托举办聚会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那不勒斯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这座“神庙”似乎只是在对财富进行轻浮地展示，实际上没有促进任何学问。卡洛斯的改革措施试图削减贵族享受的一些特权，并减少教士阶层对国家事务的干涉；而这些改革措施对缓解农民或劳动阶层长期面临的贫困问题没有什么作用。

1700年，那不勒斯拥有20万人口，在欧洲大陆是人口规模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城市。到1750年，其人口又增长了10万，这一增长势头甚至保持到了下个世纪。维苏威火山在其天际线上若隐若现，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活跃期。这一景象既壮观又可怕。在那不勒斯和伦敦之间通信需要3至4周的时间，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战争，耗费的时间会更长。最重要的是，那不勒斯及其周围的乡村地区存在一些极端贫困的飞地，那里犯罪猖獗疾病蔓延。即使如此，那不勒斯充满活力的音乐和艺术生活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游客，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1770年，莫扎特父子也在那不勒斯为英国大使演奏。活跃在那不勒斯的文化鉴赏家可以一周花上两晚的时间待在剧院，另外再花上两晚在家举办音乐会，最后用一晚的时间与某个学术协会的贵族或朋友们交流。 然而，那不勒斯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仍普遍存在，亟待解决。

可以想见的是，那不勒斯的大学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塞莱斯蒂诺·加利亚尼的带领下，牛顿学说再一次成了知识的催化剂。形势十分乐观，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也加入了进来。加利亚尼认识到杰诺韦西有着出众的哲学才能，杰诺韦西也开始宣扬自己的牛顿学说，尤其对英国有关物质和运动的论争非常熟悉。加利亚尼对杰诺韦西评价很高，以至于让他在大学里教授形而上学理论的任务。他也希望能教授神学，但受到了强有力的对手的阻挠。杰诺韦西毫不畏惧，将自己过人的才能投入到了世俗问题上，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意大利南部的极端贫困问题。1754年，他被授予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这是欧洲大学中的第一个这样的职位。杰诺韦西从英国和荷兰的牛顿学说中寻找灵感，试图通过有理论依据的科学手段来改善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状况。他受到穆拉托里的启发，但也热衷于研究英、法两国思想家的学术理论。农业必须实行改革，制造业也必须得到激励。 只要是由本国生产的，即便是奢侈品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奢侈品能促进资金流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改良。尽管被神职人员所谴责，但奢侈品的价值成了新生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1734年以后是那不勒斯各学院的黄金时代。这些学院为医学等各个行业的人提供了一处安身之所，也为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气候提供了场所。因此，教会当局认为它们十分可疑，并对其展开了严密的监视。教会还试图接手学术文化事业，比如主教们都会为自己的学院提供赞助。塞拉菲诺·菲兰杰里（Serafino Filangieri）是著名的加埃塔诺·菲兰杰里（Gaetano Filangieri）的叔叔，后者是《论立法的科学性》（La scienza della legislazione）（之后我们会详细讨论这本书）的作者。塞拉菲诺·菲兰杰里曾担任大主教，并一直致力于为神职人员提供必要的知识工具来打击自由思想家。在大主教任上，他还将新的科学方式融入天主教文化。塞莱斯蒂诺·加利亚尼任命他为那不勒斯大学的实验物理学教授。塞拉菲诺·菲兰杰里还是名牛顿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同时十分熟悉约翰·洛克的思想。在他的支持下，圣米歇尔（San Michele）神学院于1782年成立了。通过复兴护教学，圣米歇尔神学院力图培养出符合启蒙主义时代需求、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神学家。 然而，那不勒斯各学院的宗教声誉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因为这里的许多学院都与该市的共济会联系密切。相比之下，米兰的世俗宗教文化更加活跃，尤其是在纪念某些特定的圣人和宗教节日上。

可以想见的是，穆拉托里的改革思想在那不勒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个来自经济学界的新人——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生于1728年，是塞莱斯蒂诺的侄子）进入了他的社交圈。他在那不勒斯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是一位风云人物，并因其1751年匿名出版的著作《货币论》（Della Moneta）而备受瞩目。当人们得知他是这本书的作者时，他才仅23岁。他认为，货币制度只是一种自发的制度。货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人在追求事物时对自身需求度的主观评估；随后，效用和稀缺性将在价值计算中发挥作用。这篇论文体现了牛顿主义学说的应用：“渴望获益，或幸福地生活”在道德科学中的意义就如同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同时，这篇论文也为人们建立基于效用的主观价值理论指明了方向：“效用是能带来真正愉悦的任何事物。”黄金和白银因为有价值，所以被用作货币，而我们对同类钦佩之情的普遍渴望，要求我们努力追求优越性。黄金和白银就可以满足这种渴望。

《货币论》几乎一出版就出名了，尽管一开始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无论是教宗当局，还是世俗当权者，都想找到真正的作者。加利亚尼从货币实践的历史开始，指出美洲的金银给西班牙带来的影响，并对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和幸福赞不绝口。他甚至称赞，奢侈是良好政府管理的必然结果。他承认，一个人的财富增长可能会使另一个人的财富减少，但是他认为这是和平与繁荣的必然结果。 十年后，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论点。虽然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深受英国、苏格兰和法国思想家的影响，但加利亚尼的研究首次将对国家的世俗研究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和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加利亚尼也会通过研究旅行文学去了解当时仍然在“印第安人和未开化族群”中奉行的古老习俗。

加利亚尼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巴黎广为人知并非偶然。卡洛斯是一位来自波旁家族的国王，他希望深入了解法国宫廷正在发生的一切。1759年，他将加利亚尼任命为他的个人代表，并派他前往巴黎。加利亚尼的样貌非常古怪：他身高4.5英尺，是一位剃了顶发的修道士，操着一口那不勒斯口音的法语。加利亚尼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巴黎之行很不愉快：“事情都非常糟糕。空气浑浊沉重，水仿佛被投了毒一般，气候奇怪得令人难以置信……没有水果，尝不到奶酪，吃不到上等的海鲜——一切都与那不勒斯人的脾气反着来。” 但是加利亚尼住了下来，最终成了一位亲法人士。

加利亚尼的运气是突然间好起来的。由于同父异母的兄长的去世，卡洛斯不得不退位，回到西班牙继承他的王位；加利亚尼在巴黎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并在修道院院长莫雷莱（abbé Morellet）的陪伴下进入了启蒙主义社交圈。现在，整个哲学家圈子都知道加利亚尼：狄德罗、霍尔巴赫、格林、爱尔维修和爱尔维修夫人、内克尔夫人、经营各个知名沙龙的多名贵妇人、曾经是卢梭的情人的德皮奈夫人（Madame d’épinay）。加利亚尼成了狄德罗和格林的好友，他的经济学思想现在更是广为人知。他和杰诺韦西将经济学思想引入意大利知识界；然而，那不勒斯的经济状况却没有什么好转。1764年，那不勒斯再次发生饥荒，随后是一场瘟疫。而农业改革也几乎是遥不可及的。1769年，杰诺韦西去世，他在大学的职位也被取消了。在巴黎，莫雷莱周围的圈子仍对政治和经济思想感兴趣，莫雷莱将米兰改革家贝卡里亚的作品翻译成了法语。

加利亚尼还留下了另一部经济学著作《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Dialogues on the Grain Trade，1770年出版）。在这一著作中，他责备所谓的“经济学家”——其中很多是法国人——他们认为谷物价格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调整，而不顾价格波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声称自己遵循理性和经验，并从当时十分常见的一种假定——农业是所有国家财富的基础——开始了他的讨论。普通人认为对谷物的管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精英认为这纯粹是一个商业问题。加利亚尼将其置于两种观点之间，他认为谷物价格既不能完全不受监管，也不能由国家来规定。他所援引的实例来自欧洲各地，而他尤其关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情况。

随着卡洛斯前往西班牙，改革的重任落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费迪南多（Ferdinand）身上。费迪南多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不喜欢书籍和知识分子。然而奇怪的是，他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一位改革者；他希望削减天教会的权力和财富。费迪南多还受到葡萄牙和法国等其他天主教国家的启发，在1767年的一个晚上，将耶稣会士召集起来，驱逐出境。耶稣会的学校和财富被宣布为世俗财产，由国家管理。费迪南多国王受到奥地利改革、菲兰杰里（1752—1788）、加利亚尼及其他人的著作的影响，在首相、反教权者贝尔纳多·塔努奇（Bernardo Tanucci，1698—1783）的帮助下，削弱了教会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改革了科学和文学学院，并提升了大学的学术水平。来自维也纳的王后卡罗琳娜（Carolina）鼓励扩大共济会的规模，从而提高共济会的声望，因此共济会在宫廷和精英圈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国王关心的是国家的权力，而支持启蒙运动的人关心的则是世俗改革。

在世俗改革者中，有一位名叫玛丽亚安杰拉·阿丁盖利（Mariangiola Ardinghelli）的人，她是牛顿学说的追随者，翻译了英国牛顿学者斯蒂文·黑尔斯（Steven Hales）的著作，并成了巴黎科学院（Paris Academy of Science）的一名非正式但却十分重要的联络人。 她在那不勒斯的沙龙因为介绍最新的科学消息而名声渐起。在沙龙活动中，她见到了修道院院长让·诺莱（abbé Jean Nollet），他是欧洲大陆的主要科学教师之一。通过让·诺莱，她进入了一个“文学共和国”，这将她与其他国家的哲学家联系起来。博洛尼亚的劳拉·巴斯（Laura Bassi）是欧洲第一位担任大学教授的女性，与她不同的是，阿丁盖利像当时欧洲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一样，宁愿隐姓埋名。 她最重要的成就是通过私人通信完成的，这一点仰赖于她渊博的知识和极高的文化修养。这些通信将那不勒斯和法国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甚至到了18世纪70年代，更进一步地与所谓国际共和主义讨论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