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西方人发现了两个新世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这些发现与商业的大举扩张同步，并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将更多民族和地区带入西方的轨道。天上和地上的空间被重新配置。要理解这些重大发现，需要新的思想和语言。

基督教必须面对新的现实空间带来的智力上的挑战。新的科学发现将地球逐出了宇宙的中心，由此让人们对所有传统的解释都产生了疑问。新大陆和新民族的发现则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为何这些民族信奉着自己的宗教，从未听说过基督教的福音？有些人可以皈依基督教，而有些人则不见得那么容易改宗。传教士发现了几乎多到不可想象的各种信仰，并很快开始争论这种多样性背后的含义。每个人都有“上帝”（God）的观念吗？某些新发现的民族天然就是无神论者吗？在欧洲一直备受景仰的希腊和罗马权威对美洲大陆的存在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西方人无法再依赖基督教神学长期提供的一致性和秩序。这样一来，新的现实空间就为启蒙思想的首次出现提供了土壤。

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是其最早的尝试之一，旨在使数学可知世界中的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y）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其基本目标是传播信仰，颂扬“伟大的建筑师”，重新定义基督教的一致性与秩序。17世纪的新物理学——机械性和数学性是其特征，其中还包括“日心说”——强化了以秩序和天意设计（providential design）为基础的神学。为基督教正统观念服务，成为英国自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以及艾萨克·牛顿（图1）的目标。他们意图用物理神学反对这个时代的新的异端邪说：无神论、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启蒙思想：拥抱科学、避免基督徒内部关于教义的争论，并赞同宗教宽容。 物理神学的主张构成了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自由派共同呼声的一部分。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是牛顿的朋友，也是牛顿思想的诠释者，因为他的努力——通过个人联络和翻译布道——这些主张影响了新教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饱受战火蹂躏的17世纪末，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基于科学的基督教正统思想。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三场危机（英伦三岛三王国爆发的革命、西班牙对尼德兰北部统治的终结以及三十年战争对中欧造成的破坏），需要人们对政治现实给出新的回答。一批人试图重新定义政治秩序：霍布斯、洛克、英格兰共和主义者以及英联邦党人（Commonwealth men），更不用说在荷兰共和国的格劳秀斯（Grotius）和斯宾诺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批驳了基督教正统观念，为社会和政府采取开明做法奠定了基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拒绝认同绝对主义君主制和君权神授。他们将国家权力投入到社会安排中，为安全、财产保护和正义提供保障，以换取被统治者的认同（哪怕是默许）。霍布斯甚至将国家权力建立在与人民的契约之上，将国家比作“会死灭的神”利维坦，从而使之与上帝区分开来。

除了战争与革命，空间的秩序和一致性还面临着其他挑战。货币的流通对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创造了新的交易、历史和事务。在欧洲社会，新的城市联合形式出现了，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几个世纪后写的那样，这些新形式赋予了参与者“释放迄今为止被压抑的能量”的手段。 一言以蔽之，面对新动态和新的社会安排，欧洲人和后来的美洲殖民者予以了回应，并重新调整了他们对现实空间的理解。仅举一个例子：18世纪末，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突破了他所继承的古典共和主义观点，认为共和国可以并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还可以横跨整个大陆，从大西洋延伸到波光粼粼的太平洋。

图1 艾萨克·牛顿，其理论学说成为启蒙思想的支柱之一（ID# 1775740）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帝国主义冲力通过征服和谈判所获得的空间，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引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关系。欧洲民族国家和后来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军队、船只和马车——随之而来的还有疫病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意愿。他们的行为有时十分残暴，一经报道，便使欧洲人被迫了解了那些遥远的民族及他们的习俗。无论是西班牙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政权，还是荷兰的共和政府，都已认同或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以扩大他们的权力，而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空间、民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在西方历史上，对于拓宽空间知识疆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达到了巅峰。

启蒙运动的根源就在于此：商业繁荣发展，受国家支持的扩张行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矛盾的是，随着君主专制国家及其神职人员支持者的权力在欧洲的增长（源于他们的全球征服活动），对新的现实空间的创造欲也成倍增加。这两者的联合使空间世俗化，不光消除了它的边界，也祛除了其中的超自然力量，同时破坏了人们对天堂和地狱的信仰以及专制政权的权威。到了18世纪70年代，从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主义学派到巴黎的法国哲学家，主要理论家们通过规定新的词汇贬低帝国政治、受国家支持的正统观念以及从中受益的神职人员，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破坏进程。

在17世纪50年代至18世纪90年代的大量颠覆性著作的综合影响下，宫廷和君主政体的合法性最终被推翻。从18世纪初的地下文学，到雷纳尔修道院院长（abbé Raynal）、狄德罗（Diderot）、卢梭、18世纪最后25年的废奴主义者以及18世纪90年代的赫尔德和康德，所有对教会、国家“不受约束的权威”的支持，都遭到了挑战、嘲讽、否定，甚至被斥为不道德。

在这个时段的早期，旅行文学作品和雕刻作品都讲述了美洲和非洲的新民族，而《圣经》或古代著作对这些民族完全没有提及。这些民族带来的新奇感是通过他们怪异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西班牙征服者在现在的墨西哥发现了原住民，他们施行人祭，几乎不穿衣服，偶尔还会吃人祭的牺牲品。 无疑，新民族和新大陆所开辟的新空间激发了帝国式的幻想。同样重要的是，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视野下，帝国空间（imperial space）也允许大胆的、非正统的自由思考，借由这些思考，人们试图弄清先前无法想象的事物。

这些新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图像，在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广泛流传，其中法兰克福的德·布里家族绘制的作品最引人注目，令人毛骨悚然（图2）。这种描绘只是为了强调伊比利亚教会（Iberian Church）和君主政体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宣称自己的目的是改变当地土著，并使其“文明开化”。伴随着这种道貌岸然的意图，欧洲向全球空间（global space）扩张的最大的讽刺在于，欧洲的宗教确定性和政治权威也不断被削弱。

例如，在荷兰的宣传中，他们把西班牙当局描绘成暴君和吃婴孩的食人族（图3）。当人们试图从最近发现的地上和天上的空间中寻找意义时，对欧洲征服和剥削的反抗才逐渐显现。

▲图2 德·布里（de Bry）对食人习俗的描绘。Theodore de Bry（1528—1598）（ID# 164722）.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图3 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dinand Alvarez de Toledo） 正在吃婴孩。Courtesy of Wikimedia.

中国、 非洲散发的异国情调不亚于美洲，也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但它们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总体上而言，中国人因其文明悠久而备受尊重，自由思想者甚至将佛教比作自己的自然宗教。这就是雕刻家贝尔纳·皮卡尔和作家兼出版商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在1723年至1743年出版的《世界上诸民族宗教礼仪和仪式》（图4）中所采取的态度，他们首次尝试不偏不倚地了解世界上所有已知的宗教。

图4 《世界上诸民族宗教礼仪和仪式》的封面，展示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只有天主教会被描绘成了负面的。

实际上，比起北美洲和中美洲，非洲对于欧洲人而言，更为陌生，但是即使是在那里，皮卡尔和贝尔纳也试图理解当地人的宗教，哪怕他们从未亲眼见过。在书中，有关于他们祭神仪式的插图，以及有关出生与死亡仪式的文字。皮卡尔和贝尔纳两人因最早尝试将所有宗教相对化而闻名后世。这一尝试与在各大洲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意图完全相反。

大约在1600年以后，有文化的西方人（以及很多不识字的西方人）了解到广阔而有人定居的新大陆占据着地球相当大的一部分。西方人对欧洲以外世界的思考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但是人们对空间的扩展并没有止步于此。观察天体意味着会对其结构产生新的认识——哥白尼体系将太阳置于宇宙中心，即使有成千上万的人仍对这一体系表示怀疑。同样，到了1700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数学定律可以解释万有引力是如何排列天体并使天体变得可知的。尽管历书仍在探讨星象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但牛顿科学的追随者对这种影响并不看重，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影响真的存在。

曾经天上的空间拥有影响凡人健康和福祉的力量。1687年以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中的“空间”则是空荡荡而中性的存在，就像当年亨利八世昔日的修道院土地一样 ，走向了世俗化。

地上和天上空间的宏观世界框定了欧洲城市微观世界中公共空间的日益多样化。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及“社交性”（sociability）都是用来描述城市居民可以利用的相对较新的空间关联的术语。商人、律师、股票经纪人、沙龙（salon）夫人、咖啡馆的常客被不断扩大的贸易集市所吸引，来到了城市。他们留在这里，看或被看，阅读着供应量不断增长的报纸和期刊。他们发明并填充了城市空间，这种空间既非王宫，也非家庭寓所（图5）。当他们为此忙碌的时候，他们表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旨在纠正“专为学习而进行的定期而公开的激励活动”不足的情况。一些小型社团会为其成员出版著作，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并建设“一个促进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文学共和国。”

到了18世纪中叶，伦敦的社交生活完全可以依靠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s）及与之相伴的酒吧运转起来。到了18世纪70年代，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经常在晚上与伦敦城（the City）的政府精英聚餐，正如他本人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他频繁地“在一家酒馆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支持者们会面”。牛排俱乐部（Beefsteak Club）、爱尔兰俱乐部（Irish Club）以及反法俱乐部（Antigallican Club）填补了威尔克斯在伦敦的闲暇时间，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偶尔也会在那里参加节庆活动。 到了18世纪下半叶，时间没过去多久，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其他大都会，维护治安或者开展间谍活动都已变得十分艰巨。这座城市也为好奇的人们提供了一场视觉盛宴，正如画家和雕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所捕捉的那样（图6）。

▲图5 18世纪早期的休闲社交场景。Bernard Picart（ID# 516565）.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图6 威廉·贺加斯笔下的伦敦人。Gin Lane，William Hogarth（1697—1764）（ID# 265846）.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1711年，《旁观者》（The Spectator）在伦敦文坛崭露头角，并一炮走红。它的刊名也取得恰如其分。作为旁观者的记者认为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其说是作为人类的旁观者，不如说是作为众多种人之一；这样，我使自己成了一个投机的政治家、士兵、商人和匠人”。他之所以胆敢扮演诸多角色，部分原因是他声称自己曾走遍欧洲的每座城市。 他作为（métier）一个爱说闲话、爱讲逸事的人，一个花花公子，彰显了一种新的活力。不出所料，这类来自英国的“旁观文学”（spectatorial literature），在荷兰的城市中最早出现了模仿品。 同样，在诸如波士顿那样的新大陆城市也出现了一些仿作，据称是某个绅士社团的作品。在1727年的波士顿，刊物《普罗透斯回声》（Proteus Echo）试图满足“全人类”的好奇心——因为人类“对知识的渴望是永无止境的”，试图提供一种“公共用途”（Publick usefulness）。

城市同时也是出版商的“自然栖息地”——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乐土。在1650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从爱丁堡到伦敦，各大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这种势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17世纪，那不勒斯也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意大利的书店还是咖啡馆，甚至连帽店都充斥着反教权和反天主教教义的闲话（图7）。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这些流行于公共场合的大不敬玩笑话面前分身乏术，无法将其驱散。

全球空间的串联不光为市民社会搭建了框架，也为商业生活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阿姆斯特丹市政厅（Amsterdam City Hall） 的中央大厅建于1648年至1665年之间，它的地面由大理石铺成，上面用铜片镶嵌出东西两大半球的图像。大厅内的雕像栩栩如生，展现了“和平”（Peace）、“天意”（Providence）和“公义”（Righteouness）等主题。阿姆斯特丹的商业精英们一边谈论着新闻和全球贸易一边在这里走动。

人口规模超过3万人的欧洲城市变得越来越多（诸如纽卡斯尔、海牙和柏林），即便它们在城市规模或发展野心上较阿姆斯特丹略逊一筹。斯特拉斯堡、但泽、布雷斯劳的人口约为4万，而维也纳的人口约为10万。如果乐于求知之士想要买得到书，并找到一间咖啡馆，与志同道合之人在相对私密的角落里聚会，那么只有规模适中的城市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在喋喋不休的人群中，人们开始思考那些全新的、非正统的观点。

图7 18世纪人群拥挤的社交场景。（ID# 2987207）.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1710年，在海牙，一个社交群体自称是“禧年骑士”（the Knights of Jubilation）的分部，其负责出版工作的成员将一篇秘文公之于众，这篇文章将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称为“三大骗子”。城市空间的居民蔑视当局，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创作地下文学。这类作品成为那个时代散播最激进的观点的载体。

大约在同一年，伦敦和巴黎都出现了夜总会和俱乐部，男性之间可以在那里举行婚礼；侦察部门用“鸡奸者”（sodomites）这个贬义词来称呼这里的常客。巴黎的小团体通常会使用女性的名字，并为新成员举办欢迎仪式。 其他更为体面的巴黎咖啡馆则为吸引富豪和贵族消费打造出了优雅舒适的环境。

法国精英阶层的女性厌恶烟味，因此巴黎的咖啡馆禁止吸烟。英格兰和荷兰的酒吧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同时还为顾客准备了各种报纸供他们阅读。18世纪的最初十年，在伦敦的小酒馆里，劳动妇女小口饮酒，同时开些粗俗的玩笑。 在更富裕的识字女性群体中，小说和期刊则提供了与启蒙文化相关的、能引起共鸣的文雅知识。

在1700年，城市空间为乖张、大胆、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展示舞台，在阿姆斯特丹，数百名来自非洲的自由黑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大部分是男性。 而到了1730年，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男同性恋都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数百名男性被调查或起诉，有人甚至被处决。从1730年到1732年，在阿姆斯特丹，35名男子因口供中提到的“肛交”行为受到传唤，遭受酷刑的折磨，并被流放。

人们对曾经不为人知的或未曾想象过的事物的认识越来越多，这一发展趋势与商品和必需品贸易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人们别无选择，只得接受世界可能没有边际，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着先前未被认识的新的民族。很少有哪处城市空间能够逃离这门新科学的光照，在它的指引下，理论家就人类的本性、文明开化的进程、权威的本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应服从权威等问题展开了辩论。一些人来到城市寻找新的养分，试图理解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空间宇宙。

那么，任何城市空间都能哺育自由思想，这难道就不奇怪吗？在审查制度严格的奥属尼德兰（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像纳慕尔（Namur）这样的小城就有十几家书店。1730年，当局在对这些书店进行搜查时，发现了他们所认定的那些“劣书”：约翰·洛克和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法文译本，以及一些匿名著作、淫秽书籍。1740年，当地一位制皮商人去世后，人们在他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伏尔泰的著作，以及当时时兴的百科全书。

与此同时，在1728年的巴黎郊外，一位不幸的教士因为宣称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是假先知而被逮捕。 这种说法在当时已经不新鲜了。这位教士随身带着一本《论三个冒名顶替者》（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此书可能是他当时正在研读的书籍。当局宣称，这位教士已经成为异端分子集会的领头人。十多年前，在遥远的萨克森（Saxony），当局就一直在搜查书店，希望能够没收这本小册子。 我们如今已经知道，1710年前后，荷兰共和国的自然神论者和泛神论者——自称为“骑士”，互相之间则称“弟兄”——写出了这本书的全部或部分章节，他们的出版商伙伴将其收录在一处，并于1719年出版，该版本现今已十分罕见。大约在1700年，另一位有着大无畏精神的志士，或许是在哈雷（Halle）用拉丁语写下了同样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确认他的身份。

如果说纳慕尔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那么巴黎简直“无可救药”。整个18世纪，警察都在搜捕那些“反对宗教、国家和良好道德”的书籍的传播者，并时不时就能抓到几个。这种非法贸易为启蒙思想的表达提供了条件。1704年，有个叫安托万·加罗歇（Antoine Galoche）的书商被当局逮捕，此人保存在警察局档案中的信息显示，他贩卖的是一类新的文学作品——色情文学。《回廊中的维纳斯》（Venus in the Cloister）这般的书名令人浮想联翩。到了18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组七人团伙，他们将一部有关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作品《好家伙修士无行录》（Dom Bougre）（讲的是一个同性恋和教士的故事）中的淫秽故事雕刻出来，然后将这些版画向公众传播并贩卖。 其他被警察抓捕的书商也被投入监狱，罪名是兜售“损害国家的书籍”。然而，仍然有一批人专爱讽刺国王路易十五及其情妇。有一位监狱的常客曾说：“国王是个低能儿，是个暴君。”甚至还有一名国王的骑兵队长因为散播关于国王及其情妇“极其下流的谣言”而遭到逮捕。

到了18世纪40年代，法国警察开始对一些新的社交形式采取监视行动——其中一种来自英国。以伦敦为起点，共济会扩张到了欧洲大陆，先是于1720年传入鹿特丹，然后又到了海牙和巴黎。不知当局是否知道，1723年的共济会《宪章》告知弟兄：“在过去，共济会成员在每个国家都被要求信奉该国或该民族的宗教，不管它是什么，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做法是让他们信奉所有人都认可的宗教。”这句话很难说是对宗教正统的认可！这一原则被共济会推向了世界：“我们属于所有民族、语言、氏族和方言，并决心反对一切政治力量，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为增进共济会的福祉做出过任何贡献。”

法国当局认为共济会十分可疑，因为共济会的仪式使其看上去像是一种新的宗教，而且共济会吸引了不少贵族成员。这个新出现的秉承普世主义的兄弟会可能在策划一出反对政府的阴谋，因此应该收缴共济会的书籍，并将其传播者投入大牢。我们能够辨认出身份的最初的法国成员之一是“国王卫队的一个黑人”，他也会同其他弟兄在巴黎的一处共济会会所里聚餐。 君主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会让非洲人成为他们的士兵或仆从，这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这个黑人则是一名小号手。

到了18世纪30年代，共济会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俄国，并在当地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瑞典的情况相仿，俄国的共济会会所也能够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这些会所同时还促进了英国对俄国的影响，詹姆斯党（Jacobites）在初期曾在推广共济会的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时期，维也纳的共济会会所也充当了进步知识分子同贵族及廷臣会面的场所。

一些共济会会所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空间。陌生人得以相聚，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至少对那些能付得起会费的人而言是如此。很多法国共济会会所逐渐接纳了新教徒，但犹太人和穆斯林从未受到过欢迎。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共济会会所则不存在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到了18世纪80年代，同时接待法国男性和女性的共济会会所在活动场地的中心位置放置了四名女性的塑像。她们代表着世界的四个部分——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尽管全球化效应令非西方人窒息，但并不妨碍欧洲人借此把自己想象成真正的世界公民。

直到18世纪下半叶，这些共济会会所依然会引起欧洲天主教徒的疑心。在1757年的斯特拉斯堡，当局关闭了一家共济会会所，理由是那儿是淫乱行为的温床。同样的事情甚至发生在了新教占主要地位的瑞士。1738年，罗马教宗谴责了加入共济会的行为，天主教教徒会因其共济会会员的身份在忏悔时无法被赦罪。而教宗的谴责，并没有拦住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的脚步。加入共济会的天主教教士会被人认为是“开明的”。 18世纪60年代，在都柏林的共济会中，有40%的成员都是天主教徒。

很多共济会会所非常强调基督教的行为举止，并自我标榜为“美德的学校”。 然而它们所追寻的美德更接近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而非教会的传统教导。共济会的美德集中体现在强大的公共精神、对内部管理的重视，以及将友爱视为会所乃至更大社群的“社会水泥”（social cement）的理想上。 到了18世纪80年代，法国各个共济会会所会派出代表来到巴黎，这些代表并非按照资产多寡行使投票权，而是以一人一票的形式进行投票。

城市空间也为所有的政府都带来了新的宗教机遇——乃至威胁。18世纪初，法国军队击溃了居住在南部赛文山脉（Cevennes）的新教徒。从这场迫害中，诞生了一个信奉千禧年主义的团体——法兰西先知者（French prophets），他们在西欧的各个城市进行宣传，预言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死亡和世界末日的到来。荷兰共和国的自由思想家们被他们的荒唐行为吓得不轻。但是在伦敦，艾萨克·牛顿面见了他们，并向他们的记录者（写下预言的人）请教。这位记录者正是牛顿的密友、来自瑞士的新教徒法蒂奥·丢勒（Fatio de Duillier）。 尽管牛顿的科学理论学说成了宗教启蒙的跳板，但大师本人却仍是一名17世纪的新教徒，他受千禧年情绪的感染，相信罗马教宗是敌基督（anti-Christ）。然而，恰恰是牛顿宇宙——按照18世纪的理解，这是一种可以用几何理论阐释的虚空——成了主流观点。

先知派信徒认为，时间即将终结，空间也很快就要迎来末日。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敌基督，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避开了巴黎。在巴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时代所谓“狂热”的其他各种形式。一群“抽搐者”（convulsionnaires）聚集在圣梅达尔（Saint-Médard）教区一位已故神父的坟墓周围。他们相信这位神父能够施展神迹，他的追随者们也装出自己被他的灵力控制的样子。这些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被天主教严酷的改革运动——即“冉森主义”（Jansenism）——所吸引的神职人员为了证明自身事业的公正性，也在寻求上帝的干预。法兰西王国视这些神职人员为威胁，教宗也在1713年的一则通谕中谴责了冉森主义。冉森派继续了圣梅达尔的神父及其追随者们的事业。求知欲甚强的德意志路德派旅行家赫尔曼·赖马鲁斯（Hermann Reimarus）慨叹道：“就像古圣先贤有他们的西比拉（sibyls）和皮媞亚（pythians）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狂热者、灵感论者和抽搐者。” 这些狂热分子一旦被灵力“控制”，无论他们是在巴黎还是在赛文山脉地区，都会对既定权威造成威胁，因此他们受到了当局的打压。

冉森派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不屈不挠，他们出版的书籍在与自由思想家和色情作家共用的半地下市场中泛滥。逮捕行动很快展开，人们发现，包括神父在内的同一批人可能在分发支持冉森主义的小册子的同时，也在印发与异端思想和淫秽色情内容相关的书籍。 城市将各种各样的人凑在一起，这很容易向当局传达这样的信息：所有违法的人——色情读物制作者、自由思想家、“抽搐者”，甚至是共济会成员，都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即破坏教会和国家。非宗教人士认为，“抽搐者”和冉森派人士是他们的敌人。但警察却将他们归为一类。警方一向对各种阴谋保持高度警惕，他们甚至设想共济会拥有自己的教宗——正如一些匿名线人所举报的那样。

到了18世纪70年代，法国审查人员的耐心已被消磨殆尽，面对以荷兰为中心的国际禁书贸易，他们希望找准时机予以打击：“不幸的人怀着不受惩罚的侥幸心理来这个共和制国家寻求庇护，是时候以儆效尤，吓一吓他们了。” 这一次，有位叫施托克朵夫（Stockdorff）的寡妇也在荷兰共和国进行贸易活动，她被捕后接受了问询，在收集了相关信息之后，当局感到自身受到了挑衅。施托克朵夫在两名修道院院长的陪同下，从斯特拉斯堡出发，赶了8天的路，来到巴黎，开始寻找书市上所有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和色情读物。我们之所以能知道她的活动情况，是因为警察对她跟踪已久，并抄下了她的购物清单。她从事的是跨国贸易，牵扯多座法国和荷兰的城市；因此当局感到很受挫。1795年，当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攻入阿姆斯特丹时，一股全然不同的法国势力也闯入了荷兰共和国。他们受到了该市主要共济会会所的热烈欢迎，所有人齐聚一堂，高唱《马赛曲》。

在1789年之前的数十年里，欧洲各地的社团生活，无论是合法的还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都有所发展。在英国和爱尔兰，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省，各类新式社团都在蓬勃发展，共济会只是其中之一。在荷兰共和国，服务于精英人士的饮食俱乐部与致力于有益改革的社团相互竞争。到了18世纪70年代，致力于“实用”（het Nut）的社团已经发展壮大，无论是对荷兰省督（stadtholder）还是对统治地方的寡头来说，这都是一个坏消息。在识字率较低的德意志各邦国，大学仍然主导着公共领域，而在大学内部，俱乐部和小集团处处可见。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到赫尔德和康德，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都能在某所大学或某个俱乐部找到安身之所。而唯一能和这些地方媲美的是生机勃勃、时髦无比的柏林普鲁士宫廷 ，它为法国流亡哲学家和伏尔泰那样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庇护。

在自愿结成的社团中，陌生人可以成为熟人，这种现象在欧洲的宫廷中也时有发生。在18世纪早期的维也纳，萨伏依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在低地国家同法国交战，并功成身退。他的宫廷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旅行者、藏书家、自由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意大利人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于1750年去世）将改革后的天主教带入了欧根亲王的宫廷，而这也成为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在18世纪晚些时候开展改革的渊源之一。

尽管欧根亲王未曾离开过欧洲，但他拥有一座放眼全球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各类图书和手稿超过15000种。图书馆内藏有一套近乎无价的“蓝色地图”（Blue Atlas），以46页对开页展示了世界的全貌。同时，他还收藏了大量有关俄罗斯和黎凡特等地的旅行文献。除此之外，欧根亲王还收藏了大量历史学著作，涉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俄罗斯、匈牙利、克罗地亚、近东、东亚、南亚、非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区。欧根还特别关注了宗教和神学文献，他拥有一部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圣经》、一些早期新教改革者的著作或者关于早期新教改革者的作品、一本关于孔子的中文著作的法译本，以及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等自由思想家的著作。

在欧根亲王的藏书馆内，所有17世纪的主要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有一席之地，关于土耳其、波斯、东西印度群岛、美洲、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重要旅行记录也是如此——作者包括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Jean Baptiste Tavernier）、路易·埃内邦（Louis Hennepin）、让·巴蒂斯特·拉巴（Jean Baptiste Labat）、约瑟夫·拉菲托（Joseph Lafitau）、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iaso de la Vega）以及让·拉-罗克（Jean La-Roque）。在这座图书馆里，欧根亲王还可以查阅由欧洲和阿拉伯地区医生撰写的医学文献。于是，他在维也纳的宫廷里，同时拥有了地上和天上的两个新世界。

第一批全球地图集应景地描述了这座“地球剧院”的景象，理论上讲，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舞台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演员。 这些书很多都是为新生的欧洲民族国家或是此时已走向世界的贸易公司制作的。它们虽是实用手册，却也给人们提供了异想天开的机会，其中一些的内容是非常粗俗的。

巴黎的老国家图书馆曾为受过特别审查的书目保留了一个专门分类——“来自地狱的书籍”（le cabinet d’enfer）。这类书籍绝大多数都是色情作品，有些还以旅游指南或手册之名为其色情内容作掩护。创造出这一分类的图书馆管理员可能推测：那些读者的灵魂总有一天会被带入地狱。1729年出版的《阿普里斯王子秘史》（Histoire du Prince Apprius）——这里的“阿普里斯”就是普里阿普斯——尤其离谱，声称其内容是从“创世以来的世界的精华”中摘取而来。这本书据说来源于普鲁士国王图书馆内的一份手稿，并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但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在《阿普里斯王子秘史》描述的王国内，生活着混混、扮成男性的女性（tribades）、“男妓”（batdaches）和袖口骑士（knights of the Manchette）——这是男同性恋间聚会时的行话。“扮成男性的女性是一群存在于幻想中的人，她们不可理喻，纵情声色。”《阿普里斯王子秘史》创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其在性方面的行为尺度完全为世人所不容。

这种可能性可谓无穷无尽。心怀不满者从旅行文学中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从中想象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遥远的乌托邦——来反思自己的世界。例如，在1693年出版的《南方大地新旅行记》（Nouveau Voyage de la terre austral）中，作者说所有雌雄同体的“南国人”（Australians）生来体内就有男女两性，而“父亲”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因此母亲和孩子并不受父亲辖制，而且“男人霸占女性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与其说是一种合法的权威，不如说是一种可憎的暴政的结果”。 在攻击暴政时，这种性别释义可以被轻易地延伸至包括所有男性在内的权威人物。除此之外，连那些上流社会的人都可以成为浪荡子，为何不能赋予全体人民性自由的权力？学者们说，往东方或西方去，或者干脆去到非洲——在那里，做爱是自由的，不会感到羞耻。

根据“南国人”的观点，人类本质是自由的。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很模糊：“他们相信这一不可测度的存在无处不在，他们将一切可以想象的敬意都献给了上帝。”然而他们从来不讨论宗教。当地的老智者——“哲学老人”（le vieillard philosophe）——解释称宇宙是由运动中的原子组成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通往想象中的新世界的旅程中，这位老哲人告诉我们，实际上，由于新科学的出现，由自然神论向唯物主义的过渡几乎已经变得毫不费力。

就在同一时刻，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人于1689年踏上了前往鞑靼利亚（Tartary）的旅途，大概是在他的想象中。他发现“死亡就是停止行动与思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鞑靼人显然不相信有来世。如果有人问他有什么宗教信仰，他大概会回答他是个牧羊人。 一部分乌托邦旅行文学作品，就是在17世纪末以来的匿名著作潮中诞生的，这类作品专门劝导人们放弃宗教信仰，同时致力于为人们打开不信教的新视野。

即使全球探索中各个大帝国的利益并没有渗入到东欧的部分地区，想象中的旅行也开启了丰富的可能性。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鞑靼利亚遥不可及。鞑靼利亚的大致疆域西起俄罗斯，并一直向东延伸。然而，还有一个更近的东方：无论是当时的西欧人还是现在的西欧人都把它称为东欧。目光望向维也纳，萨伏依的欧根亲王就在它的门前。在18世纪，无论是在识字率还是人口数量方面，欧洲的这一地区都被认为十分落后。但是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16世纪的波兰和立陶宛，城市的工资水平与繁荣程度还与英格兰相当。但是随着农奴制的施行，到了1700年，这里的识字率和人口数量都被西欧远远甩开。由于当地识字率远远低于10%，在东欧和中欧地区，根本不可能像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那样诞生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 事实上，将启蒙主义思想首先带入波兰境内的是德意志的新教徒。也就是说，波兰人完全有能力培育出自己的自由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从都柏林到克拉科夫以及其他更远的城市，我们都可以找到早期启蒙主义的影子。

甚至连活动在欧洲和印度各地的亚美尼亚商人，也逃脱不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最先表现为他们在马德拉斯（Madras）创办了一份亚美尼亚期刊。《亚美尼亚镜报》（Azdarar）于1794年在当地创刊，很快在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也出现了同类期刊。同样重要的是，受洛克和孟德斯鸠著作的影响，这些作品明显展现出一种共和主义思潮。虽然亚美尼亚走向世俗化主要是在19世纪，但18世纪后期的大众扫盲运动和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学作品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便利。

正如我们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现的那样，审查制度的效力是有限度的。甚至连西班牙人也无法阻止禁书的进出口贸易。到了18世纪80年代，人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可以找到违禁书籍（至少当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这么认为的）。有一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从马德里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箱图书展开搜查，结果发现了一座禁书的宝库。 如果连宗教裁判所都无法阻止这项贸易，其他人就更没办法了。

在18世纪末的民主革命及其理论、主张的重压下，专制主义王权与教权的确定性走向了崩溃。启蒙运动使这些主张成为可能——有时是通过一种具有煽动性和色情意味的地下非法贸易实现的——而18世纪的政府从来没有设法阻止这种贸易。得益于此，机械唯物主义（mechanical philosophy）及其所提出的“充满原子的无尽宇宙”的假说，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世界上的所有人民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压迫都需要得到相关的解释，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和理论来阐释他们的处境。无数启蒙思想家都选择迎接这一挑战。苏格兰的哲学家们没有选择“劣根性”一类的解释，而是看到了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英国的改革家们宣布废除奴隶制，而像卢梭那样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则去追寻民主政治。并非所有的改革者都是唯物主义者。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试图通过“神的旨意”或“上帝之手”之类的说法去解释帝国主义的影响、君主专制的性质或是当时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呼吁的平等与人权。

到了1700年，启蒙运动已在西欧的城市空间中显现出来，并有所发展。关于社会与政府应当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应当怎样抑制（甚至是杜绝）对权力的滥用，有无数种可能性在向所有有笔和纸的天才们招手。人们（偶尔也有一些女性）以批评家、讽刺作家和理论家的身份加入了这项事业。大多数人缺乏资金支持，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赞助人。伏尔泰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在柏林的宫廷，并在此流连忘返，后来他视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他的军队为掠夺者。像皮卡尔和贝尔纳这样知名度较低的人则靠出版和雕刻过着体面的生活。托兰德是辉格党的间谍，1722年他卧病在床，穷得连看医生的费用都付不起。这群开明人士能够生存下来并很少为了迎合赞助人的口味而改变自己的主张，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了一片新拓展出的天地供他们支配，他们便打破了认知的边界，使审查人员倾巢出动；即使遭到迫害、被关进牢房仍设法出版著作，哪怕最终死在病榻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瓦解了一个又一个基督教正统观念。到了18世纪末，自然神论者托马斯·杰斐逊修订了《圣经》，将其中荒诞及非理性的内容剔除了出去。 在某些圈子里，无神论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空间在真正意义上被荡空了。

约翰·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表示，人类只能知晓那些可以被感知的事物：通过触觉、嗅觉、视觉、听觉。如果空间现在是空荡荡的，那么可以用什么来填充它？大多数西方人仍然信奉的神灵、圣人以及魔鬼究竟住在何方？灵魂去往的阴间究竟在何处？宗教信仰极其虔诚的艾萨克·牛顿说，空间是上帝的“感觉中枢”（sensorium）。1715年至1716年间，德意志哲学家、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同牛顿的追随者塞缪尔·克拉克的一次著名的通信中则回复说，有人认为上帝有“感觉中枢”，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伽利略与牛顿的新科学使上帝与宇宙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空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异常难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