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不同流派的启蒙思想，对美国思想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格兰的启蒙思想。 对农业改良的关注，对调和宗教与科学的渴望，尤其是对进步的性质以及最能促进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使苏格兰思想家和北美殖民者的交流合情合理。然而，殖民地有一个苏格兰并不存在的因素：奴隶制。有人认为，启蒙主义文本是在帮助和支持种植园主，而不是在帮助奴隶。这种观点是对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和作者写作意图的混淆。除了休谟和早期的康德之外，很少有被我们认定为启蒙主义者的人希望自己的学说或理论鼓动人们去奴役他人。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与他的奴隶（也是他的情妇）生下子女的奴隶主，他认识到了自身处境中的悖论：

人是多么了不起、多么难以置信的机器啊！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他可以忍受苦难、饥饿……监禁甚至死亡本身，而下一刻他又对支撑他通过试炼的这一动机充耳不闻，对他的同胞施加奴役，他一个小时给他的同胞带来的痛苦，比他起来反抗时所感受到的所有痛苦都要多。

同理，美国独立战争刚取得胜利，就在18世纪90年代发生骚乱，与其最激进、最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这里举一个例子。托马斯·潘恩在英国和法国待了多年之后，于1802年回到了他在新世界的家。他声名在外，在巴尔的摩（Baltimore），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接待这位既是雅各宾派又是无神论者的客人。当潘恩到那里时，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已经变得极具争议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极端行为的反馈。回想几年前，杰斐逊曾称赞潘恩的思想是“健全而纯粹”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跨大西洋的国际共和主义对话注入了活力，涉及大部分欧洲语言。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数以百计的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移民，他们都是18世纪90年代政治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伊利胡·帕尔默（Elihu Palmer）是18世纪90年代美国最知名的自然神论者，他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指出，法国大革命受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启发，法国士兵满怀彻底摧毁专制主义的愿望返回故土：“全世界的专制暴君联合起来扼杀自由之子的诞生，但这是徒劳的。”

早在美国和法国革命爆发前几十年，人们就开始了关于自由和专制的讨论，这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8世纪中叶以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阅读和写作都体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是如何参与共和主义思想、自然神论、共济会、科学活动的，以及他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付出的努力——在学习了大量“有用的学问”之后，他就可以开展政治活动、建立功勋。 富兰克林和当时的许多试验者一样，试图了解电的性质，并将其应用到有用的方向。 在对改革宗教性的开明探索上，他还希望能够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可以使一个有德行、崇尚自由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我们发现富兰克林在1782年的时候就是巴黎九姐妹会所的导师，即所谓“受尊敬者”（Le Venerable）。富兰克林在费城的一间会所入会之后，一直活跃了数十年，并且是会所内的领袖。在加入费城的圣约翰会所（St. John’s Lodge）后不久，富兰克林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通过将世界各国有德行的善良之人结成一个常规的组织，用适当良好而英明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管理，而这些有德行的善良之人或许会比普通人更一致地遵守这套共同法则，从而形成一个‘道德联合会’（Party of Virtue）。”富兰克林后来回忆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自己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所有宗教的共同之处，以便将其作为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普遍的自然宗教的基础。在他所提及的道德原则中，最引人注目且最有意义的是：“对人行善，是人类对上帝唯一的服务。”

相比寻找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富兰克林在共济会汲取了更多的养分。他还学到了群体行为和政治组织方面的经验。1774年，他同大卫·威廉斯（David Williams）共同创办了十三人协会（the Society of 13）。这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的圈子，其创始成员包括富兰克林、威廉斯、梅杰·道森（Major Dowson）、托马斯·本特利［Thomas Bentley，他是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助手］、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约翰·怀特赫斯特（John Whitehurst）、托马斯·戴（Thomas Day）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十三人协会呼应了共济会中有识之士的秘密社团的模式，保留了共济会的传统：在受到迫害的国家限制会员的人数，一般限定为13人。与该协会相关的所有人员都是激进的辉格党人和共和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迫害——这样想也并非完全错误。

理查德·普莱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an）、约翰·赖因霍尔德·福斯特（J. R. Forster）、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托马斯·潘恩以及大卫·哈特利（David Hartley）都是与该协会有关的大人物。沃恩与富兰克林有大量书信往来，特别是在道德哲学的问题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富兰克林在道德阐释（主要是世俗制度）方面的尝试。所有这些人都支持美国的革命，而且这个协会最主要的作用是通过秘密手段将英国和法国的激进主义者安全地运过大西洋。

就性情而言，杰斐逊对秘密社团和哲学性的礼拜仪式并无好感，但他还是知道了这个团体，并与其成员进行通信。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杰斐逊与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富兰克林、普莱斯、普里斯特利与另一个英国激进主义组织有关，该组织明显受到了共济会的影响：立宪辉格党（the Constitutional Whigs）的总会所（the Grand Lodge），其起源可溯源至1689年光荣革命和之前几年的反对派政治思想。

围绕宗教的性质和起源的思想不断发酵，当这些思想与新的社会团结形式相结合时，促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政府，特别是对其绝对主义形式的关注。在18世纪后期，这种关注——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在法、德两地特别明显，但在奥属尼德兰和意大利也能时有显现。我们不认为对基督教正统观念发起的启蒙主义挑战与18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的民主革命有多大关联，并且，这一点应该被重新审视。

1765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认为对美洲的殖民开辟了“上帝为照亮无知者而设计的宏伟场景。”18世纪90年代的其他美国人认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度。 他们能够在认同一场国际和世界性运动的同时，宣布自己对国家的忠诚。矛盾的是，他们一边想象自己是一个平等的群体，但又一边将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美国的繁荣加强了这种“开明”的正义之感。

这些哲学家也引起了殖民地政治思想家们的注意。在1765年的印花税法危机（the Stamp Act crisis）中，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在讨论政治自由取决于“冷静的头脑”时，援引了孟德斯鸠的观点。 他用卢梭式的话语进一步描述了这种自然状态：“任何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未经他人同意，都不得占有他人的财产。” 同样，塞缪尔·亚当斯认为，“当今的时代比起以前的时代更加开明……这样的一个时代……将极其看重全民教育的效用，以促使国家对此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到1794年，他认为法国人已经摒弃了“世袭及排他性特权那些荒谬、不近人情的要求……［他们］从长期的沉睡中突然苏醒过来，废除篡夺，并将每个人置于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这种正面的论断并没有阻止法国和美国政府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1798年，《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试图压制新生合众国内部潜在的激进反叛运动。在联邦党人的领导下，民主的反对者试图贬低现在这种既属于美国也属于法国的革命传统。革命应该走多远？要解救奴隶？女性？还是贫困的人？这就是自1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紧张关系，它是由自称“生来自由的英国人”造成的，这些人在此实行奴隶制，还从中获利。

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写给理查德·普莱斯的信中坦率地阐述了这类紧张关系，这封信论及普莱斯1784年出版的小册子《论对美国独立战争重要性的看法》（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杰斐逊说，切萨皮克（Chesapeake）以南的人们不会接受这本小册子对奴隶制的谴责；再往北一点，人们则会在理论上接受它，但“没有勇气将他们的家庭从奴隶制财产中剥离，尽管这份财产让他们的良心备受煎熬”。在马里兰州以北的地区，奴隶越来越少，奴隶制的反对者主要是一些年轻人。杰斐逊认为，做出废除奴隶制的决策，或许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一刻的到来不会太久”。 在更黑暗的时刻，民主革命的继承者可能已经意识到，有朝一日或许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奴隶制的问题。

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起义军也很恐慌。因此，杰斐逊通过写作安慰那些真正目睹了巴黎血腥事件的美国人，他们有时会感到害怕。但杰斐逊认为，他们也需要“慢慢消化而且如果他们能像巴黎人那样迅速回归正常的生活，就会快乐起来”。 像杰斐逊这样的革命者认为，每一代人有权造就属于自己的共识、习俗和法律。杰斐逊先是在巴黎工作了几年，又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数年过后，他写道，任何组建和治理一个崭新共和国的试验“都不会比我们现在的试验更有趣，而且我们相信这场试验最终会明确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是用理性和信任来治理共和国的”。 他讲的这段话非常符合其哲学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