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我们所遇到的启蒙主义文本的语言大部分是英语、法语和荷兰语。但是哲学家们在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用各种语言写作；而本书无法讨论所有的语言文本。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本章我们将着重讨论德语文本；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意大利语文本。除了荷兰共和国（荷兰语是一门独立语言，但属于日耳曼语系），我们一般不会把日耳曼地区（柏林和维也纳是其中最大的城市）或意大利（那不勒斯有大约20万居民）当作我们探寻启蒙运动的起点。不过，虽然人口不如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城市走廊地区稠密，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城市规模却十分庞大。18世纪初，米兰和那不勒斯都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而后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就那不勒斯而言，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只持续到18世纪30年代；而在米兰则持续到了18世纪末。

无论是在德意志诸国，还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地区，都没有形成民族国家。在1806年拿破仑将这些领地合为一体之前，这片土地之上有300多个独立的德意志行政辖区。无论是公爵领地、亲王国，还是帝国自由城市，都处于由势力深厚的贵族或神职人员辅佐的君主和王公的绝对统治之下。像汉堡这样的帝国自由城市则由寡头政治集团控制。每个行政辖区都以自己的方式实行审查制度，而各地所查禁的内容各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教士阶层和他们所服务的王公贵族的考量。在德语地区，新教信仰主要是在北方，他们要么是路德派，要么是加尔文派。然而，即使是在路德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正统的路德派通过神学和教义将“虔诚”强加给信徒；而敬虔主义（Pietism）则试图发明一种更为感性化、个人化的新教形式。德意志南部和奥地利则是主要信仰天主教，对审查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宗的权威。无论是否属实，巴伐利亚地区曾以迷信活动盛行而闻名。而这些并不是德意志地区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唯一区别。

18世纪时，日耳曼地区处于一个松散的邦联状态，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皇帝（其宫廷在维也纳）的统治下，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一场宗教战争——所谓“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将所有大国都卷入了恢复天主教正统或保护新教徒的生死之争。法国、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西班牙都向神圣罗马帝国增兵，为天主教或新教而战。天主教同盟由哈布斯堡皇帝统领，在18世纪初，王朝的统治权已从其西班牙一支传到奥地利一支。据估计，在这三十年里，有超过800万人丧生或流离失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德语地区才从这场大屠杀中恢复过来。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缔结了和平，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问题和结构问题仍然尖锐——尤其是普鲁士王国之间的竞争。

德意志启蒙运动，乃至整个启蒙运动，都不能脱离中欧地区历经了一代人的宗教战争所创造出的条件去理解。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理论家和各国大臣都在寻求一种政治解决方案，防止爆发第二场“三十年战争”。在寻找的过程中，德意志的大学发挥了显著作用，进步的思想最初在那里萌芽，并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德意志的大学文化，就像我们在苏格兰所看到的那样，使人们倾向于通过开明，甚至是激进的手段去对抗宗教权威或政治动荡。从笛卡儿到牛顿和莱布尼茨，他们都植根于新科学。所有都将学习数学作为获取一切知识的关键，作为哲学和实证研究的前进方向。莱布尼茨在德意志的影响最大，他关于上帝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的艰深的学说，直到18世纪70年代仍十分重要。在法国，沙特莱夫人也被他的思想深深吸引。

德意志的大学展现了正统的路德派和更加感性，更倾向于福音派——甚至带有千禧年主义色彩——的敬虔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大学都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进行教学，通过机械背诵学习知识。18世纪初，在洛克的教育思想的冲击下，德意志的大学教育开始发生变化。总的来说，比起法国和苏格兰的哲学家，德语地区启蒙运动的领袖对神学和宗教的关注度更高。德语地区的农村居民在1775年见证了对或许是最后一批女巫的处决，而在瑞士，则是1782年。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南方，直到18世纪70年代仍然有驱魔仪式。 然而，无论在哪里，德意志的大学都被世俗当局控制着，他们对蔓延到公共领域的争议，当然还有异端思想，都冷眼旁观。

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生于1655年）是为启蒙主义价值观奠定初步基础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这位法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出身于萨克森地区莱比锡的一个路德派家庭。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父亲的教导下，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为伦理学和政治学找寻一个世俗的基点。他反对莱比锡路德大学（the Lutheran University of Leipzig）将神学与经院哲学合并的做法；后来他去了勃兰登堡的大学，那里信奉加尔文主义。勃兰登堡选帝侯认同一种温和的加尔文主义，这种加尔文主义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又避免了教义论争。在1688年至1690年期间，托马西乌斯还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德语杂志《每月会谈》（Monatsgespräche），于莱比锡出版，吸引了大批普通读者。

回到莱比锡后，托马西乌斯开始了他的大学讲师生涯，他将自己在勃兰登堡受到的教训牢记在心。他成了一个教义专制主义的批评者，引起了很大争议，后来又冒然插手了一场由萨克森王室的一个侄子（路德派信徒）与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妹妹（加尔文派信徒）的婚事引起的政治风暴之中。托马西乌斯认为，在上帝眼中，教派的差异毫无意义，而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两派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出数月，萨克森宫廷就下令禁止他在大学讲课，他别无选择，只得回到勃兰登堡，在那里，他对哈雷（Halle）的一所大学的创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所大学成了自由思想和反经院哲学（anti-Scholastic）的教学中心。我们要注意的是，与其他派别的新教相比，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正统路德派的标志，而其在天主教神学中的应用，又激起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追随者的质疑。宗教改革家们秉承洛克的精神，试图创办一种能够培养出有德行、有能力之人的教育。

由于他坚定地主张政教分离，同时希望将对教义的论争局限在个人良心的领域，托马西乌斯在德意志早期启蒙主义运动中赢得了一席之地。然而，他的观点与同时代更激进的人以及自己的学生——当然还有同下一代德意志自由派思想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启蒙思想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对原罪论的驳斥。 由此，理论家们发现强调人性的善良要容易得多。但托马西乌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

从本质上来说，人人都处于同样可悲的境地。人人都想要活得长久、幸福——也就是说，想要快乐、富裕、体面地活着。尽管如此，他们自小就有的所有思想和愿望会让他们去做一些让自己要么不快乐要么处于悲惨处境或者两者皆有的事情。因此，生命的自然长度被大大缩短。人成了自己不幸的原因。

这种观点令人沮丧，但也使托马西乌斯脱离了专制主义神职人员那种自以为是的认定。他试图将神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将政治生活建立在自由的理性判断上——无论它多么不完美。理性之光必须与上帝的启示区分开来。理性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能够使用……自然的力量，在没有特殊的超自然恩典的情况下……从自己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在托马西乌斯眼中，有关人类理性的基督教教义与理性带来的更为世俗的观念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然而，在赋予理性应有的地位的同时，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启示之光”有可能与理性相悖。 他指责古代异教哲学家将形而上学引入宗教，从而使人类更难在宗教事务中运用理性：“无论是在耶稣基督还是在使徒的教导中，都发现不了太多神学的成分。这些都是在几百年之后兴起的事物，‘起初的爱’（the first love）的激情与赤诚变得冷淡而乏味了。” 托马西乌斯试图降低神学的地位，为世俗留出空间。他的反经院哲学主义（anti-Scholasticism）也开辟了一条远离教条、远离对异端的不断指控、远离在大学里教书的修士们的傲慢的道路。他称他们为“无知的人”（ignoramuses）。

毫无疑问，托马西乌斯是一名虔诚的信徒，无意彻底动摇教会的理论。他在哈雷的一些学生则完全不同。他们将他的理念往激进的方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开始探索反正统派思想的新依据，如反对基督教的秘密犹太教文献和索齐尼派的著作，这些反三位一体论的思想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缘地带。 所有那些为宗教和权威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的论争都发生在学术圈内，多多少少有些封闭，参与者都害怕被曝光。然而，他们进行国际交流，有着惊人的阅读能力，可以就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斯宾诺莎——总之，就早期启蒙运动核心的基础思想进行学术对话。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教师的薪酬都是由当地王公支付的，任何对宗教的不敬都会对其职业生涯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托马西乌斯以前的一些学生创作了许多文本，但是其中只有一本《论三个冒名顶替者》声名远播，直到现在。这三个冒名顶替者分别为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人们推测其作者是彼得·弗里德里希·阿尔佩（Peter Friedrich Arpe），一位生活在基尔（Kiel）的法学家。 事实上，其拉丁语版本出自托马西乌斯的另一位学生约翰·穆勒（Johann Müller）之手，是他在1700年之前写就的。 这本书在其德意志和丹麦的密友中流传——阿尔佩也是圈内的一员。在穆勒死后，他们认为穆勒就是该书作者。从那时起，这一文本逐渐传播开来。本来它可能只是被作为一部精心构思的下流笑话集来写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拿到它，其幽默的意味也消失了。

关于“三个冒名顶替者”及其作者的身份，存在许多争议。几十年来，对于这本书是否真的存在，一直没有确切的信息。德语语境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都在寻求从教义确定性、追捕异端、职业生涯毁灭以及路德派与虔信派（Pietists）之间的持续纷争中解脱出来，有一种方式就是进行讽刺与嘲笑。为什么不在匿名状态下对所有的宗教领袖进行嘲讽呢？而一旦可以确定存在这样一份手稿，这一出格的作品将为那位作者带来什么？这种拉丁语文本只有那些懂拉丁语的人才会关注，但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能读懂它，即使他们对拉丁语的掌握没有那么娴熟。对任何一份手稿来说，在地下传播只会增加其神秘感和反叛性。而在今天，学术界已经设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弄清了这本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写作动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知道在18世纪其最受关注的版本并非穆勒写作的拉丁语文本，而是另有出处，这一文本是用法语写成的，1710年在荷兰共和国出版。 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述，英国自由思想家约翰·托兰德持有的一份手稿显示，1710年，有一个活动在海牙的小团体，他们明显使用的是共济会的术语：他们都是由他们的“总导师”带领的“弟兄”，依照他们的“宪章”或条令会面。这份法语文档上有普罗斯珀·马尔尚（Prosper Marchand）的亲笔签名，他是新版《历史批判词典》（还有许多其他文本）的编辑。他是一个非正统的法国新教流亡者，在1709年的冬天来到了这里，他的朋友中有书商、出版商，还有一位因自己的超凡著作闻名于世的雕刻家——贝尔纳·皮卡尔。马尔尚（于1756年去世）将自己的手稿捐给了莱顿大学图书馆，通过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公开——手稿，人们终于知道了著名的《论三个冒名顶替者》是如何走向世界的。1737年，马尔尚的一位“弟兄”在信中说，25年前，另一位弟兄是如何在马尔尚的密友鲁塞·德梅西的帮助下对这份文稿进行复制并修改的。 该书的内容就来自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家中的手稿，他是一名贵格派流亡者，也与英国早期启蒙运动中的一些主要人物是朋友。

情况就是这么简单。这些杰出的作品都出自那些居住在欧洲出版业中心的自由思想家、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之手，他们为法国新教徒受到的迫害感到痛苦，生活在由路易十四的好战带来另一场发生在低地国家的战争中。法语是当时的通用语言，地位远高于拉丁语和德语。《论三个冒名顶替者》的风格是尖锐而辛辣的：

无知……是一个人对神性、灵魂、精神以及构成宗教的几乎所有元素的错误的观念的唯一来源……这种对无形力量的幻想性的恐惧使宗教诞生出来……恐惧既造就了神也造就了宗教……宗教的创立者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骗局建立在人民的无知上，因此他们决心让人民一直沉溺在无知之中……因为愚人多不胜数，耶稣基督发现自己的子民无处不在。

1719年，其中一位“弟兄”以“斯宾诺莎的生平与精神”（La vie et l’esprit de Spinoza）为名出版了《论三个冒名顶替者》，荷兰当局立即采取行动，没收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副本。即便如此，它的抄本还是缓慢地传遍了欧洲。到了1750年，任何一位启蒙主义圈内人士，都见过或读过它。

彼得·弗里德里希·阿尔佩可能也有这本书。由于世俗启蒙运动具有世界性，他也认识马尔尚和皮卡尔——事实上，他们的两名“弟兄”成了他的出版人。阿尔佩可能具备一些法语能力，但并不擅长用法语写作，因此当他给马尔尚写信时，他用的是拉丁语。阿尔佩和马尔尚的圈子都对1619年在图卢兹被烧死在火刑架上的意大利异端分子卢奇利奥·瓦尼尼（LucilioVanini）感兴趣。就像阿尔佩写了一篇颂扬瓦尼尼的文章，其“弟兄”中的一位伙伴——大卫·杜兰德（David Durand）也写了这样的文章。 来自黑森的德意志牧师克里斯托弗·巴尔博（Christopher Balber）也与马尔尚有书信往来，他告诉马尔尚，他认为基督教神学——但不是其信仰本身——非常让人难堪。 巴尔博在信中鼓励马尔尚继续从事出版活动。马尔尚圈子的出版活动开始于《世界之钹》（Cymbalum Mundi）的出版。这本书最早问世于1537年，1711年由马尔尚等人发行新版，这一神秘文本的作者为蒂尔·博纳旺·德佩里耶（Bonaventure Des Périers）。这本源于16世纪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在传播异端思想，并对所有宗教进行嘲讽，至少马尔尚在写给皮卡尔的一封描述其内容的公开信里是这样说的。

瓦尼尼和德佩里耶相隔近一个世纪，他们都被归为无神论者和无视超自然基督教既定教义的自然主义者。在杜兰德和阿尔佩对瓦尼尼进行称颂的几十年之后，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为斯宾诺莎恢复名誉，约翰·赫尔德曾短暂地试图为瓦尼尼正名。他说，瓦尼尼是在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进行写作。作为一名有泛神论倾向的一神论者，他施展出了他的全部辩才，就是“为了向我们指出，没有救世主（the One），我们什么也不是，但通过祂的存在，我们是我们所是，我们能我们所能，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一切。”哲学家们的特征之一就是解救异端，并反复提醒他们的读者教会对这些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早在赫尔德之前，就有一批人拥护瓦尼尼的思想，他们是荷兰的激进分子，通常也与“异端”有关。可能通过这些人，一部分由瓦尼尼创作的文本进入了《论三个冒名顶替者》之中。

人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探索如何破除宗教教条主义，这场运动冲破了国家和语言界限；它使人们因有着相似的目标而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希望从教义之争中走出来，这场争论使德意志地区变成了废墟；迫使法国新教徒逃往北方，到荷兰共和国和普鲁士寻求庇护；并使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任何一个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流信仰不一致的人都面临着被迫害的危险。对世俗自由的追求催生了日耳曼地区的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本身也是对世俗自由的追求。有时，我们只有感叹，无论他们是在海牙还是在黑森，那些迥然不同的追求者之间总能形成联系。不知为什么，他们找到了彼此。

有一些德意志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了——在脱离基督教正统神学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这些探索者中，思想最极端的是一位匿名者，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他留下了一份名为《智慧的象征》（Symbolum sapientiae）的手稿，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与迷信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位谜一般的自由思想家了解17世纪几乎所有主要哲学家的著作，并对“那些轻易就听信了世俗和精神统治者的话的人”投以冷眼。 这份匿名文本与霍布斯的思想相呼应，提出了一种没有宗教和预言的自然状态，同时也借鉴了许多斯宾诺莎的思想。在作者身份的问题上，历史学家最多也仅能推测出此人来自哈雷，而且可能是托马西乌斯学生中的一员，但其创作也可能是在汉堡、基尔、维滕贝格或莱比锡完成的。今天，这份手稿存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里，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

研究在德意志启蒙思想萌芽阶段涌现出的那些激进文本，只会使早期德意志哲学家的一些更温和的思想显得更加突出。然而，温和并不意味着能够远离纷争。这种命运就降临在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头上，他生活在哈雷，是一位正统的哲学家，也是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他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新科学出发，试图在哲学当中寻找到同样的确定性。就像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的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牛顿科学追随者阿奇博尔德·皮特凯恩医生一样，沃尔夫希望将天文学中的定理和观赏方法上的严谨态度带到每一门学科，包括政治学、医学和农学。 他受到莱布尼茨哲学的影响，认为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要想认识世界必须进行实证研究。沃尔夫还与莱布尼茨讨论了数学证明和笛卡儿哲学。 然而，沃尔夫并非一味地追随莱布尼茨；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影响了伟大的康德。在教育领域，他也受到了洛克的影响，认为教育应该教授实用的技能。

然而，1723年，沃尔夫与哈雷的宗教当局发生了冲突。这件事颇有讽刺意味。哈雷大学于1694年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Frederick III，于1713年去世）的赞助下建立，以期能在宗教宽容和温和的氛围中实现学术自由。哈雷大学展现出一种新兴的、开明的学术态度，并将从神学中独立出来的哲学置于首位。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每个院系都享有独立于其他院系的地位，任何给予某方特权而不给予另一方相应特权的做法都会带来不满。其结果就是在人事任免、薪资、教学责任方面（私下里）内斗不断，而且基本上是围绕着哪个院系将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

1710年，三位哈雷大学的教授在追寻自主、开明的治学之路方面采取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于1728年去世）致力于法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旨在培养下一代律师和宫廷顾问；奥古斯特·弗兰克（Auguste Franke）希望启蒙运动成为一场有关灵性复兴的运动，注重培养神职人员；1709年后，沃尔夫（于1754年去世）将哲学及其通过实证手段对世界真理的独立探索放在了首要位置。 沃尔夫认为数学应该为其他所有学科提供适用的学习方法。通过教授物理学和天文学，沃尔夫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其数学方法促进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所有人都认为，教育应该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法律、商业、宫廷服务，还是为了实现永恒的救恩？弗兰克希望在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指引下进行“启蒙”，而沃尔夫的“启蒙”则遵循着数学和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理性。沃尔夫的追随者之一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在为有神论辩护时说：“因此，所有的数学命题，都假定自己完全能够应用于实际存在的事物，前提是这些事物存在……我们在关于上帝的讨论中所进行的推测……可以用精密科学中最严谨的方法来处理。” 正如门德尔松这一代哲学家所发现的那样，任何事情，甚至是神的旨意的存在，都会受到严厉的质疑。

长期以来，学术论争，以及对赞助人的吹捧、对声望的追求，一直是欧洲大学生存的主题。在德意志，几十年来，路德派与虔信派的争斗变得更为激烈，并自然而然地蔓延到了大学内部。 然而，到了18世纪20年代，风险进一步升级：普鲁士的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于1740年去世）试图巩固自身的权力和正统新教的领导地位。他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节俭以及他所难以释怀的各种议题；这些主张首先落实在了他的儿子身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脾气可能是造成德意志启蒙运动第一次危机的因素之一。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一直是哈雷大学神学系的眼中钉；院系之间为学生及其所带来的收益、学校内的突出地位以及宗教正统的衣钵而争斗不休。双方都乐于将宫廷甚至是国王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沃尔夫所教授的观点脱胎于莱布尼茨乐观主义哲学，即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一说法很容易被误读。如果世界是被设定成现在这样的，那么人类的自由意志体现在哪里？上帝可以任意改变世界的力量又在哪里？斯宾诺莎思想宛如幽灵一般萦绕在这场讨论中，他声称人类的行动是可以把控的；激情是不自觉的。朝这一方向发展，就会走向无神论。神学院与沃尔夫的对峙使斯宾诺莎成了正统派进退两难的选择，他们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着迷于自由思想和泛神论。

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神学院掌握了确凿证据，声称沃尔夫的学说扰乱了学生的思想：他的形而上学导致了无神论。奥古斯特·弗兰克在约阿希姆·朗格（Joachim Lange）的协助下，成功传话给了普鲁士国王，事情开始朝着不妙的方向发展。神学院将这场争论引至所有权力的源头，为了让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弗兰克断言，沃尔夫的学说会破坏军纪。之所以会出现逃兵，是因为他们只遵从了自己预定的命运安排。

普鲁士对军队的重视早已令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感到不满。学生和士兵之间经常爆发冲突。然而，这一紧张的态势并没有阻止大学各院系试图利用宫廷对军国主义的着迷对其施加影响。在与沃尔夫互相争夺影响力的过程中，以弗兰克为代表的神学家们占了上风。

神学院直接诉诸普鲁士宫廷的做法奏效了：1723年11月，普鲁士国王对沃尔夫定罪，勒令他停止教学，并在48小时之内离开哈雷，否则将会被处以绞刑。沃尔夫在第二天早上离开，跨过了哈雷与邻近领地的界河。不到一个月，他收到了其他德意志大学的邀请，其中一份聘书开出了比其旧职高出300%的薪酬。最终，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妥协了，并试图将沃尔夫请回来。其饱受折磨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即“腓特烈大帝”）在1740年继位后，进一步纠正了父亲的错误。

绝对主义君主对沃尔夫的处置，给其后的所有学者都上了一课。 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教授，乃至所有知识分子，都需要留心国家权力，并要与国家权力的意愿进行斗争。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德、奥两地绝对主义的异见人士都以匿名的方式或借乌托邦思想来寻求庇护。 可以想见的是，18世纪90年代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因为全欧洲的王公贵族都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中。

很少有人敢对绝对主义发起挑战，甚至康德也会为文职人员的服从态度及公共秩序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另外，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在德意志知识界的主导地位意味着，直到18世纪40年代，德语地区的人们很少关注牛顿的物理神学或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探索可知的规律。牛顿被看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者。到了18世纪下半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关于“预定和谐”以及“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的观点才失去市场，牛顿的自然哲学成了思想的主流。

然而沃尔夫仍然有很多追随者。约翰·梅尔希奥·格策（Johann Melchior Goeze，1717—1786）是一位汉堡的路德派牧师和沃尔夫派神学家，他对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及其他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宗教观点感到不满。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导致莱辛被禁止在宗教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作为国家教会的精神领袖，格策与莱辛的争斗，使路德派与可堪称是德意志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发生了冲突。格策和莱辛都在试图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读者看到；宗教论争只局限在拉丁文语境中的阶段已经结束了。随着战线划定，公众开始在新的启蒙文化内部寻找异端成分。

同西欧其他地区一样，在18世纪，德语区的公共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正是通过舆论场，我们可以确定，18世纪40年代是莱布尼茨体系的失宠之时，至少在柏林王家科学院（Berlin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是这样的。 一篇反驳莱布尼茨“单子”——感性物质的微小粒子——的存在的文章获得了1747年最佳论文奖。我们不必纠结于折磨人的形而上学的单子论——以及这一学说最终的衰落——关于这场论争，更重要的是新的杂志和期刊的加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论争还是大学院系及其对手之间的内部问题，如今却成了公共话题。这一难以捉摸的独立存在，融入了世俗空间，标志着一种向公众——舆论界、受过教育的人士、好论争者、好奇之人——开放的全新的现代性的诞生，而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中。

旁观文学首先出现在英语地区，然后是荷兰语地区，现在则发展到了整个欧洲，18世纪20年代，在欧洲的德语地区，旁观文学开始流行起来。这类期刊文学蓬勃发展，很多是出于教育的目的，因此它们有时被称为“道德周刊”。这些作品旨在缩小文化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差距，它们最初面向公众的形式就是公开模仿《旁观者》等广受欢迎的英国期刊的内容。在这10年中，周刊杂志开始在苏黎世、汉堡、哈雷和莱比锡出现。到了18世纪中期，已出版的周刊已有100多种，这些周刊尤其乐于嘲讽迷信行为。培育美德成了这些刊物的办刊宗旨，而且是建立在对启蒙哲学的进步性的信念之上的。虽然周刊杂志打破了传统，直接面向女性，但并没有倡导社会变革。到了18世纪末期，出现了为女性读者服务的期刊，甚至出现了由女性编辑的刊物。1759年至1765年间发行的《新文学简报》（Briefe，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可能是这一时期最知名的期刊，由两位德意志主要哲学家——莱辛（1729—1781）、摩西·门德尔松（生于1729年）和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生于1733年）联合创办。 这一思想流派是启蒙运动（die Aufklärung）的核心。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德语地区，1700年约有5%的人口识字，到了18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至总人口的25%。可想而知，各种类型的印刷品的数量也在增加：诗歌、戏剧、歌剧、乐谱，当然还有书籍。阅读协会激增，这种风气甚至蔓延到了仆人阶层。拉丁文书籍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8世纪70年代，世俗读物已经取代了教义问答书，成为塑造道德品质的道具。大多数研究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认为，阅读的革命赋予中产阶级一种明确的身份地位。剧场的演出进一步对这一身份进行了补充。约翰·施莱格尔（Johann Schlegel，1717—1749）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其中就有《卡努特大帝》（Canut），这部作品对开明专制主义进行了探索，对一种反叛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近乎颂扬的描写。

英国的戏剧对德意志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哲学家的相关创作也是如此。伏尔泰为让·卡拉（Jean Calas）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也被写进了克里斯蒂安·魏瑟（Christian Weisse）的同名剧作（1774年）中。 德语歌剧和音乐表演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宫廷里十分流行，但也在新式的音乐厅中蓬勃发展，德意志作曲家们在那里大显身手，从而诞生了一个属于巴赫、海顿（Haydn）、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代。渐渐地，德意志启蒙运动突破了语言的樊篱；沃尔夫的著作出现了法文版，莱辛的戏剧和散文也是如此。德意志歌剧开始与意大利歌剧分庭抗礼。

虽然诞生自德意志的宫廷和音乐厅，但歌曲也成了维也纳开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曲主要源自于当时的流行作品和舞台演出，尤其是在共济会集会上使用的歌曲。虽然玛丽娅·特蕾莎女王（Queen Maria Theresa）不喜欢共济会，但是她的儿子和继任者约瑟夫二世（1780年继位）却拥抱了共济会及其文化。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是如此。会所里的歌曲就像教堂里的赞美诗，主要在集会的开始和结束以及特殊场合使用。其中许多歌曲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著名的《德意志共济会会刊》上，到了18世纪90年，一些歌曲还带着点雅各宾派的政治色彩——这让约瑟夫二世甚为惊恐。海顿和莫扎特是活跃的共济会会员，这更增加了18世纪90年代遭到镇压之前共济会音乐的重要性（图9）。这些歌曲歌颂了约瑟夫二世及其为启蒙运动所做出的努力，而且还宣称所有共济会弟兄都是平等的：正如其中一首歌中所唱的，“在共济会的公共行会里，奴隶和国王一样有价值：在这里，地位的高低只与德行相关”。

维也纳的共济会会所和咖啡馆不只是歌曲作者的乐园，同时也是诗人和作家的聚集地。诗人戈特利布·冯·莱昂（Gottlieb von Leon）和他的朋友们在克莱默咖啡馆（Kramersches Kaffeehaus）和共济会“真正的和谐”（True Harmony）会所内聚会，人们还可以在那里遇见莫扎特和各种政府要员。在1785年之前，莫扎特更喜欢富有天主教色彩的“乐善好施”（Zur Wohltätigkeit）会所。但在1785年这一年，约瑟夫二世对各地会所进行了镇压，不到一年，“真正的和谐”就消失了。该会所的部分成员后来加入了具有民主倾向的团体，并因被指控参与阴谋活动而被逮捕。莱昂继续写作，但日益转向浪漫主义。在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时期，宽容和对社会和谐的追求被认为是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在1785年以后，人们往往将这些日子看作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去铭记。 1785年之前，约瑟夫二世宣布对所有正统基督徒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对犹太人给予了一定的救济，将奥地利的教会纳入国家管控之下，关闭了大部分修道院，并放宽对书籍和期刊的审查政策。1785年之后，相对激进的共济会会所都遭到了镇压，奥地利所有的共济会会所都受到国家的监督。

图9 维也纳一个主要共济会会所的聚会，据信莫扎特为图中右侧的最后一个人物。Courtesy of Wikimedia.

围绕着1785年前的维也纳启蒙运动及其假定的领袖约瑟夫二世，有许多夸张的说法。在约翰·佩兹尔（Johann Pezzl）参照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写出的小说《福斯坦》（Faustin）中，他设想出了一位哈布斯堡皇帝式的角色，由他执掌这个世纪的哲学。福斯坦的宽容只针对那些他崇拜的法国哲学家，而其周围的神职人员则被描绘成烧书的人，他们会因为人们私藏异端书籍而监禁他们。无论走到哪里，福斯坦，这位启蒙运动的英雄都在谴责对巫术、魔鬼和地狱本身的迷信。在意大利旅行时，他还对那里的宗教迫害行为投以冷眼。在小说的结尾，福斯坦和一位朋友幸福地定居在维也纳，并宣称在约瑟夫二世的统治下，理性和人文主义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潮。 如果说维也纳的启蒙运动中存在着极端思想，那么佩兹尔肯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对修道院和迷信现象进行抨击，鄙视欧洲殖民主义，这使教会对其抱有敌意，但为了公共和平，佩兹尔没有公开自己的自然神论信仰。其他许多德意志哲学家也是如此，并且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佩兹尔也是共济会的成员，与莫扎特同属一家会所。正如一位共济会弟兄所说：“就像鸟儿生活在巢中，共济会的成员在约瑟夫的家里（the House of Joseph）像兄弟一样生活。”

约瑟夫二世和他的母亲一样，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自己统治的国家和整个帝国都信仰天主教，但是它们首先要服从世俗的统治。他还希望奥地利的文化发展能够与其北方的新教邻国相媲美。他还受到了英、法两国作品的影响，认为这是德意志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奥地利和法国一直以来都是政治上的敌人，但约瑟夫二世在1785年之前对其哲学家所带来的影响表示欢迎，但在那之后，他将他们视为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并对他们的思想予以否定。

18世纪80年代是中欧和南欧地区思想上的动荡时期。1785年前后，绝对主义君主和领地的王公都很清楚，在其治下暗藏着相当多的不满情绪，而这些不满情绪往往来自启蒙者。在德意志和奥地利，光明派——一种秘密的激进的共济会组织——营造出了一种类似于猎巫的气氛，数百人被当局逮捕。在奥属尼德兰，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旨在反对教会和贵族，改革往往由身为共济会成员的国家官员领导，这又使不满情绪加剧。到了1785年至1786年间，约瑟夫二世的政权最终认为，共济会会所是对统治秩序的威胁，并对其进行合并，比利时三省中的每个省份只能保留一家。一些共济会圈子里的反应是十分迅速且具有威胁性的：“我们想效仿他们；国王、君主和行政长官……但不幸啊！权力无边无界，权威不受限制，带来了绝对的奴役；而共济会的成员一般只能在自己的会所里找到主权与自由的幸福联盟。” 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奥地利的氛围变得更加压抑。审查制度与负责审查的秘密警察一起，又报复性地回归了。

作为维也纳启蒙运动的一个不那么重要且温和的参与者，莫扎特对所有这些波折做出了回应。他讨厌别人把他当成仆人，而这正是他的宫廷雇主对待他的方式。与玛丽娅·特蕾莎一样，他也受到了源自意大利的改革派天主教的影响。当然，教宗在1738年至1751年对共济会发出了谴责，其后果就是将莫扎特这样拥有自由思想的共济会人士推向了反教宗的立场。莫扎特曾赞颂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运动，而1785年之后，他与许多德意志思想家一样，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带有魔幻色彩的共济会秘密会社，比如“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 这就好像邪恶与罪行被德意志启蒙运动复活了；一种更黑暗、更阴郁的思想认识在许多共济会会所的知识生活中蔓延，而莫扎特也参与了这种向神秘主义的转变。这在他最著名也最令人费解的歌剧《魔笛》（Die Zauberflöte）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该剧于1791年秋天首次演出。

这部歌剧的象征主义手法大部分来自炼金术和埃及学，它试图展现出善与恶是处于同一个心灵和灵魂之中的。音乐表达了这些矛盾的情感，只有在歌剧的结尾，当太阳胜利升起、灵魂出现在光明中时，这些情感才走向和解。剧中人物展现出各种美德和恶习，他们在寻求一种神化，寻求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这部歌剧可能是所谓的天主教启蒙运动的典范之作，其灵感应该被看作来自宗教，而非世俗。它也许可以被视为奥地利启蒙运动及其对皇帝宽容政策的依赖的一个恰当的结局。然而，《魔笛》仍然流传了下来，其主旨思想影响了歌德，他在《魔笛》的启发下创作了多部剧作，但却没有承袭莫扎特所钟爱的喜剧色彩和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