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的分野最早出现在17世纪晚期的印刷品上。在17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英语中的“世俗”一词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形容词。一般而言，这个词最常与天主教的神父相联系——“世俗”是指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当然，它一直也被用来指代在教堂外演奏的音乐。只有霍布斯将“世俗”与社会联系了起来，但即使是他，也会认为这个词应与“神圣”相对。 17世纪晚期，荷兰历史学家开始区分“世俗的历史”（worldly history）和“教会的历史”（church history）。霍布斯《利维坦》的荷兰语译者甚至通过标题直接展现出了教会标准与世俗标准的两种样貌。

世俗状态，即置身于世俗之中且与宗教或教会相分离，才刚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霍布斯远非宗教正统性的拥护者，但他却表示上帝是正当理性的仲裁者，他还说“世俗法律（Secular Lawes）指的是那些涉及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的法律”。他将宗教纳入自己限定的范围内。 他还向读者保证，如果有人因被要求同时服从上帝和人世的规则而感到不安，那么这种焦虑“可以通过区分救赎（Salvation）的所需和非所需来消除……在世俗事务中，可以从掌握主权（Soveraigne power）的人那里获得——不论那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同样，在宗教事务上则仰赖教会的权威”。 在霍布斯看来，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的分界线是很清晰的。时人称霍布斯为异端——甚至是无神论者——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霍布斯假设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当人们眼中的“无神论者”霍布斯将世俗的主权领域和教会的主权领域区分开来时，那些虔诚的信徒展现出了旺盛的攻击欲。然而，据我们所知，那些以敬虔闻名的作家也提出过这类区分，但没有激起什么浪花。这是因为那些虔诚的人使用了公众认可的语言表述中的一部分去写作。荷兰作家和翻译家西蒙·德弗里斯（Simon de Vries）同样参与了教俗分离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还对笛卡儿和魔鬼的否认者巴尔萨泽·贝克（Balthazar Bekker）发起了严厉的批判。有谁能比一个自称对撒旦罪恶交易知根知底的正统作家更清楚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区别呢？ 虔诚的信徒和启蒙人士之间赫然耸现出一条鸿沟，而两侧的思想家们都接受了存在着一个单独世俗领域的事实。

在1750年之前的大多数新教年鉴都标明了世界终结的时间，而伟大的艾萨克·牛顿也对此表示认同。早在1572年，英国人便开始使用年鉴，至直到18世纪50年代，这些年鉴还会给出自世界诞生以来的时间年表，例如，年鉴会标明其印制年份是时间伊始以来的第5581年，自诺亚洪水以来的第3934年，并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在62年前登基（即1559年）；总而言之，这份年鉴制作于1621年。 有些年鉴在扉页上宣称，其作者是某位占星术士，并适当地对来年的事件进行了预测；在清教徒众多的波士顿，一本年鉴解释说“日蚀、行星相合、奇异的景象、彗星等都是上帝的神谕……有可怕的麻烦……正要降临……这可能是为上帝的子民（People of God）带来其所应许的幸福时光的一种手段”。 年鉴预言了世界末日，让虔诚的信徒受到启迪并战战兢兢，尽管比起荷兰的同类年鉴，英国的新教年鉴更愿意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激进主张。它们反映了17世纪40—50年代的动荡局势：内战之后国王被杀死，共和国宣布成立，直到1660年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之后，这段历史才宣告终结。

到17世纪中叶，人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鉴于众人对世界末日宣告的糟糕体验——英国的年鉴开始留出空白页面，年鉴的主人可以在上面标记自己即将到来的约会。这种世俗空间也出现在17世纪荷兰的年鉴中，到了18世纪中叶，法国的年鉴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设置。 可能存在的世界末日并不意味着各种事务应该或可以被逃避，相反，人们更应按时处理它们。美洲殖民地讲德语的人也赞同基督教的时间框架，不过除了展现基督教的时间框架之外，其年鉴也提供了其他有关殖民地的新闻以及各种货币的兑换情报。 世俗内容开始毫不费力地与预言融为一体。在18世纪末，地球的寿命——也就是人类的可用时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到了1750年，在每年的年鉴中，甚至连创世以来的时间年表都变得不那么常见。相反，年鉴中标明的内容不是英国君主的日程，就是货币汇率，或是马车的来往时间。它们开始就如何校准摆钟或怀表提供建议，并指出日晷显示的“自然”时间与钟表给出的精确时间之间的差距。一份1797年的荷兰年鉴指出，上帝创世的说法在很久以前就令人感到惊异，但它又想两面讨好，于是又向基督教版本的时间示好，说创世是在基督诞生前3949年。当时，荷兰年鉴还会给出一些有关当地或德意志地区某些城市的市场的信息，以及马戏团进城表演的日期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