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于1706年去世）来自一个信仰虔诚的家庭，通过他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温和派新教徒理解和体验时间的方式。他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他对英国圣公会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对物质的享受。 而他又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他的子女，尤其是他的爱女玛丽·伊夫林（Mary Evelyn，1665-1684）——因为罹患天花，她在未满20岁时便去世了。伊夫林的人生格言“爱惜光阴”（redeem the time）也成了这位女儿的座右铭。 就伊夫林而言，他对时间的渴望使他成了一名日记作家，其对各大事件的广泛评论最终使他成为17世纪最著名的英国作家之一。玛丽的成就则较为平凡，而且她在未满20岁时便离开了人世。

玛丽将父亲所写的《时间使用指南》（Directions for the Employment of your Time）牢记于心。父亲告诉她要早起，适当运动——可以在他心爱的花园里，但为了珍惜光阴，即使在那里也不要逗留。他的这一指示，必然建立在她有一个计时装置的基础上，要么是时钟，要么是怀表。玛丽也写了一本小册子，扉页上写着“杂记……记录我的一些计划与思考，以便在诸多场合规划我的生活。趁你年幼，当记念造你的主。” （Miscelania……Book of several designes and thoughts of mine for the regulating my life upon many occasions. Remember thy Creator in the days of thy youth.）。她还在这一页的底部写下了她的人生格言“爱惜光阴1683年”（Redeeme the Tyme 1683）——仿佛在一家出版社的名字下方标明了出版时间。 她在《妥善利用我所规划的时间的守则》（Rules for spending my pretion stymes well）中，告诫自己不要懒惰，尤其要提防“赖床”，她写道：“这会带来懒惰、愚蠢，使我感官变得迟钝，四肢变得僵硬，时间就此浪费，会耽误一天里许多神圣且应尽的义务，我本来应该在某些时间进行家庭祈祷的。”这与她的父亲在他的十七则《时间使用指南》中所倡导的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是在家，还是在伦敦，玛丽·伊夫林都非常仔细地计算时间：“按照规定的时间，我将在6点前起床去祷告，为了不耽误早上的时间，我不会在10点去做祷告，因为威斯敏斯特大厅（Westminster Hall）里挤满了律师，还可能存在其他不便之处。我现在必须要比在家的时候祈祷更久。”她寻求“一种有条不紊的圣洁的生活……以及虔诚的乐趣。”她希望能够持之以恒，这样“我总是可以安然赴死”。 她祈求主“在恰当的时候接走”她。她立志“在上帝的帮助下，今后起床的时间不会晚于早上7点，而且在夏天，通常6点起床……我应该在晚上11点前按时就寝”。 她下定决心不将时间用在娱乐活动上。

在玛丽·伊夫林关于如何利用时间的记录中，有这样一种用法特别突出：“of ye clock”。通过当时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其他同时代的人也在使用玛丽·伊夫林的这种用法。 渐渐地，这种用法有所简化，一代人以后，英国作家会用“a clock”指代某时。 慢慢地，“a clock”取代了“by the clock”，最终到了18世纪30年代（或者更早），我们的现代用法“o’clock”成了规范用法。 这种缩减化的处理很能说明问题。只是逐渐地，在一些人当中（并非所有人），由钟表和怀表指示的时间被内化，随着时间更加走入普罗大众，它成了寻常的“o’clock”，以便用来记录世俗生活中的每一次招呼、会面或经历。在玛丽·伊夫林之后的几代人中，像她这样在世俗层面焦虑的人少了许多。

17世纪晚期虔诚的圣公会信徒热诚地记录着时间，对自己时间的利用状况进行自我监督，尽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离开这个世界，去往天堂。永恒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这一时期的布道辞告诉玛丽·伊夫林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并告诫她“地上的一切事物毫无价值，而在天上……只要你能够舍弃对这个世界的爱，就能得享上帝属灵宝藏的美善与喜乐”。 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圣经》中有一句话很受欢迎，来自《以弗所书》（Ephesians）第5章第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时间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代的新教徒虽然不如前辈那么虔敬，但最为坚定，他们对那些被众人认为不适合摆放时钟的公共场所嗤之以鼻。罗伯特·索思韦尔爵士（Sir Robert Southwell）在1659年提到普利茅斯（Plymouth）的时候说道：“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旅店或酒馆内看到过时钟，因为在这些地方，没有人会在意时间的宝贵，时钟的存在也会违背这一传统。” 约克夏郡博物学家拉尔夫·托雷比（Ralph Thoresby）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才能醒来，他对自己的罪过感到忧虑，“尤其是以前花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在毫无益处的事情上”。 他也立志“珍惜更多光阴”，并决定“在钟表上设置报时提醒”。类似的是，敬虔之士也渴望迎来时间的终结：“我可以反省我是如何以上帝成果丰硕的礼拜来填满［这一年］的，并在希望中欢欣鼓舞，因为时间终将走向终结。” 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1700年之前，几乎没有日记作家对具体的小时数有所关注，他们最通常的情况是记录自己“在晚上”做事，或“在早上”工作。一代人之后，我们至少可以从日记层面上发现人们的时间意识日益增强。到了18世纪末，人们每天的日记内容告诉我们，那时的人们是有条件每天在固定时间准时起床的。

玛丽·里奇（Mary Rich）与伊夫林同一时代，其头衔是沃维克夫人（Lady Warwick），她是自然哲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的妹妹，她记录了自己在成年后追随上帝并从此舍弃先前闲散、虚荣生活的经历。她在那个时候开始记录时间，“赎回那些过去被浪费的光阴”，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众人迷惑，滥用自己的时间，忽视对上帝的服侍”。 她过去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恋爱、婚姻、子女出生相关，对时间这一实体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突然间，她开始变得极其看重对时间的使用，害怕虚度时光，永远保持“警惕”。沃维克夫人发现“关于永恒的思绪一直萦绕在心头，以至于我非常喜欢在荒野中独处……我不是我了”。以前她只找些“虚荣的玩伴”，但现在家中来往的尽是“神圣而恪守教规的牧师”。 随着她对时间认识的转变，这位夫人说，自己已经不再畏惧死亡。 其丈夫的兄长和他们的父辈去世后，她的小家庭在家族中地位不断上升，她自称对此毫不关心，也不关心财产继承的问题。当想到自己的死亡时，沃维克夫人表示“对我来说，这一点都不可怕，我也不会感到恐惧，而是非常愉悦和高兴”。 虔诚的信徒对时间的严格态度并不是在为他们的世俗生活考虑——情况恰恰相反。

与沃维克夫人同时代的圣公会信徒和出身低微的艾萨克·牛顿一样，把时间想象成一个绝对的东西，一种本身就存在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事件或事件发生的次序。 尘世的时间要求人们对死亡进行默祷，而对相对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则应该尽可能地精确计算，以便更好地反映时间的持续性或绝对性。

这种理解要求人们为改革时间付出努力，改进读取时间的方式，这样可以使时间更加统一，更具普适性。甚至连牛顿本人都参与了对历法的改革，使其更加规范和统一。 就像所有与牛顿的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那样，这些努力充满了讽刺意味。牛顿的时间定义源于他浓厚的宗教信仰，他希望通过创造物来展示造物主的无穷力量，对造物主而言，空间就像时间一样，是他的“感觉中枢”，是他与创造物的联系。用牛顿在《论宇宙的系统》（Scholium to the System of the World）中的话说，“由于空间的每一个小部分是永久的，且持续的任一不可分的瞬是无处不在的，毫无疑义，万物的创造者和主人是无时不在的和无处不在的”。 牛顿的追随者与牛顿本人一样，都赋予了时间真实而独立的地位，渐渐地，这些人所倡导的增强时间的普适性促进了时间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这使时间变得更加世俗化。

物理学家或占星学家，甚至天文学家所作的年鉴，通常会对未来进行预测，而时间仍受天体运动的控制。早期的年鉴通常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它们能让年鉴的主人有效地管理时间；另一方面，它还给出了基督教一直以来宣称的地球的年龄，并且对未来做出预测，使那些仍然相信种种奇幻说法的人心怀恐惧。到了1690年，年鉴的制作者还不得不承认占星术具有争议性；然后他们索性直接做出预测。 至少到18世纪30年代，占星术士仍然活跃在伦敦——或者，我们怀疑他们的退场时间可能更晚。 对他们及他们的忠实信徒来说，时间一点也不随意。

对时间的重新认识，对当下生活方式的重新认识，恰好与恢复国教地位后的英国圣公会的历史状况相符合。在17世纪60年代的各种布道中，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强调“人的全部责任”在于“重新连接道德与虔诚”。 在1660年英国圣公会恢复国教地位、王朝复辟之后，教会对17世纪50年代流行的“单凭信仰”和“唯独信心”反应强烈，转而强调善功，试图重塑人们心中善行和美好生活之间的联系。约翰·伊夫林记录了他所听到的无数次布道，布道者在布道中抨击抽象的信仰观念，敦促会众在生活中切实践行自己的信仰。 沃维克夫人在为外甥和外甥女祷告时也表现出了她对此的敏感：“哦，让他们不要成为善人，而是要行善。” 这种对实践和善行的强调导致人们强迫自己关注时间，正如我们通过伊夫林家族所看到的那样。

这一时期备受尊敬的精神领袖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宣称，清教徒几乎毁了基督教：“那些无知的传教士，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布道，所有的布道都应该是对真理和旧统治者的控告。” 实际上，他想让那些虔诚的信徒相信，那些憎恨主教的人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君主制度。为了使教会和国家恢复从前，他为精准管理时间开出了药方：“要想挽回逝去的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冥想和短暂的心祷。” 他要求信徒审察自身：“劝告自己、责备自己、反省自己、公正地评判自己……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玷污了自己的良心，就会失去上帝的恩典。” 他敦促他的会众追求主对他们的呼召，不要懈怠，因为对于“一个忙碌的人来说，诱惑很容易随他的一系列事务一起攀上来”。 随之而来的便是详细的规则，包括要求人们节制饮食，过贞洁、谦卑、知足的生活，顺服上级，阅读和聆听上帝的圣言——总之，这些规则支配了人们醒着的每一分钟。每时每刻都要省察良知，并不断进行自我监督，这样才可以想象得到天堂里的永恒。 泰勒所倡导的东西，与开明的世俗主义毫无关系。

在泰勒布道的数十年之后，我们对宗教人士及时间的认识的最具权威性的参照（locus classicus）出自一个来自利兹的布料商人约瑟夫·赖德（Joseph Ryder）之手，他是一位异见人士。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赖德留下了41卷不同凡响的日记。在这些日记当中，他对自己的世俗欲望会不会损害甚至使他失去获得上帝救恩的机会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赖德对时间的理解——他对“时间”一词的使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日记中，他留下了关于自己用钟表查看时间的诸多蛛丝马迹。在日记的开头，他就提到，自己同朋友聊了一刻钟的闲话。 他还写下了他对《马太福音》（Matthew）第8章第17节的理解：“如果基督与他的子民同在，就会大大减轻他的子民在时间旅途中的负累。”

在赖德看来，“我的时间在上帝的手中，我向上帝祈祷，不是让他带我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让［我］远离邪恶”。 他指出，当围绕“玄妙的人生的诸多事情”展开太多讨论时，时间就被“无益”地耗费了，当“尘世的各种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时，他感到懊悔。他还忧虑“时间上的事情”会使他不能专心于安息日（Sabbath）的义务。 时间带来了烦恼和忧虑，“与时间有关的事情……占据了我的注意力”；他恳求上帝“对安息日的时间进行改善”，并认为“世俗的事务”使自己没有时间忏悔。 赖德记录了自己在利兹的长老会教堂里听到的布道——可能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做的，玛丽·伊夫林在七十年前（或更久之前）也曾认真聆听过他们的布道。赖德听到当时的布道者说：“时间是短暂的……它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看待时间，即警惕对自己的世界过度关注。” 在赖德看来（他和牛顿一样），时间是本身就存在的东西，它是绝对的，是与他相分离的。但是，这并没有让赖德考虑改革历法，即便经历了1752年的大改革，英国的日历上被抹掉了11个夏末日，他也未曾想过这件事。 当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出于统一规划的考量，愉快地接受了这种变化时，赖德却在时间面前找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对他而言，时间只是助长了他的焦虑，让他想要更好地敬拜上帝。

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在新教思想中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基督教思想当中都存在着这样的焦虑。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一个来自萨塞克斯（Sussex）的食品杂货商，是约瑟夫·赖德同时代的人，他相当普通，跳舞、赌博和酗酒，对于自己的信仰可能也没有那么虔诚，却在29岁的生日到来时说：“愿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善行更加完满；因为人生的退场之日越发临近，我每天都更加憧憬往生后的幸福，对浮生的愚顽与虚荣更加彻底地死心。” 即使是18世纪中期的圣公会信徒，几乎只对世俗生活感兴趣，也会想要跳出时间，得到永恒。他们会规劝自己“抓住现在的每一分钟，当我离开时，我可以永远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