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50年到1800年，从事实层面上来说，机械设备在北欧和西欧地区都变得越来越普遍。正如时间在概念上的扩展一样，钟表和怀表技术的发展也将时间带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的时间思维方式在18世纪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现，当时在这两个地方，而且主要是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昂贵的钟表非常普遍。相应地，从17世纪80年代到1810年，钟表的价格显著下降。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钟表匠每年约生产20万只钟表。最便宜的钟表可以以1英镑的价格购得。然而，这一价格还是比当时一名工人一周的工资稍高一点。在整个18世纪，随着材料和技术的改进，怀表的价格下降了75%。曾经只有富人佩戴怀表，此时怀表的持有率逐年增加。 17世纪后期，新钟表就设置了分针，人们可以感知甚至可以听到时间持续不断跳动的声音。

出身名门望族的荷兰大学毕业生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生于1596年）在周游欧洲时，每到达一地、每离开一地，都会记下时间。有时，惠更斯会像大多数人一样，通过当地教堂的时钟查看时间，但是正如他日记中所写明的那样，他和随从在旅途中都携带了钟表。 他后来成为诗人、日记作家、奥兰治王室（the House of Orange）的亲信，而且也是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他是荷兰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又发明了一种新型钟表，利用钟摆来提高精确度，从而使计时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安还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螺旋弹簧，它使分和秒变得更为准确、可听，钟表也更便于携带。牛顿是第一批拥有摆钟和怀表的人，当时只有精英人士才会佩戴怀表。惠更斯发明的摆钟一问世，几乎立即就被认定是最能确保分钟间隔相同的方式。

到了18世纪中期，钟表仍然是价值连城的物件，一旦被窃，受害者就会立即去法院申诉，由此可见钟表是非常珍贵的。有了钟表，时间就是外在的他者，乃至可以被人观察、注意，而不是随意地度过。另外，怀表也能提示人们如何享受时间：有一块昂贵的玳瑁表被镶嵌在木框中，表面绘有妓院的图景，每次查看时间，妓女的裸体都会映入眼帘。

起初，有关时间的新技术在法国蓬勃发展，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试图发展在计时方面的技术创新，用于支持航海事业。很快，发明家们都带着自己的发明来到了这里。不幸的是，路易十四打算将清教徒驱逐出去，随着数以千计的清教徒带着他们的制表技术离开法国，法国也丧失了其在计时领域的领先地位。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在1685年《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被废止、胡格诺派受到打压之前，就离开了法国。在当时的伦敦，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弟弟小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Jr. Huygens）经常去钟表店，他在那里可以一睹当时最先进的钟表。当时主要的自然哲学家们也会这么做。小康斯坦丁·惠更斯将“时间管理”一词带到了荷兰。 在18世纪的安特卫普（Antwerp），刑事审判表明，钟表正缓慢而真切地渗透进每家每户的生活中，无论是在上流社会，还是在平民阶层。然而，在1800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都是从教堂、城墙或当地商店的公共时钟那里得知时间的。

惠更斯家族加入了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在法国，克里斯蒂安自认为是新教徒，也被当作新教徒对待。尽管遭遇过宗教偏见，但在他的家族中似乎没有人在宗教问题上感到烦恼。当他的父亲担忧死亡来临时，康斯坦丁·惠更斯只是祈求上帝接受他，并赦免其一切罪过。 据我们所知，惠更斯家族中没有人因时间的终结或来世而担忧。同时代的英国人十分关注如何以敬畏上帝的方式使用时间，相比之下，惠更斯父子的任何著作都没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灵魂命运的焦虑。同时，大约在1700年，支持简朴自然宗教的荷兰异端人士对基督教的尘世时间观念大加挞伐，并构想了一个遥远的乌托邦，那里的时间要比现在早上数千年（尽管时间不是无限的）：“根据欧洲人的计算，［到1702年时］世界已经存在了5702年，但是［在我们的极乐世界］，为23038［年］……根据我们的计算……这才是真理（Truth）；但在欧洲这不是真理。正如你们的弥撒（Mass）、炼狱（Purgatory）……在西班牙是真理，但是在我们这儿根本就不是。”荷兰归正会将作者——一名在兹沃勒（Zwolle）读过笛卡儿著作的医生——逐出了教会。 这位医生因为对地球时间进行了相对化的讨论而成了异端；就像众多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互隔绝的教义一样，这只是众多可以被一方或另一方当作异端的借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