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上王国原本稳定的统治根基被撼动时——当国王向那些他生来就要管教的民众卑躬屈膝时……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实体经济和组织可能会经历一些引人同情的类似的革命，这并不是好事。

按照传统观点，我们将1789年视为启蒙运动的落幕之年，也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年。欧洲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关注巴黎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继而将目光转向随之而来的英、法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演变成战争）。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革命军（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Army）侵略并占领了低地国家，最终深入到德意志、意大利和俄国。1799年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但是遭到了残酷镇压。

就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两年，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成了革命发酵的中心。从1789年到1790年，比利时已经有十个省宣布脱离奥地利的统治，并且以美国《独立宣言》——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为模板发表了政治宣言。 美国《独立宣言》也被意大利出版商广泛传播。在英国，宗教异端人士对美国的反叛者抱有一定的同情心，并将他们视为英国革命传统的继承人。

到了1790年，哲学家的著作、受教育者开明的态度，以及世俗时间和空间的扩展似乎已过时，不如从费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以及最引人注目的巴黎传来的革命信息更有吸引力。时间本身似乎也在加速。随着国家和王国的统治根基被动摇，在这类政治创伤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也经历了情感上的转变。这些转变也归功于一百年前的那场知识界的热潮——启蒙运动。在18世纪90年代，启蒙运动为一种新人格的创立提供了知识工具——一个以世俗原则为指导的、富于思考和有批判思维的人——为革命者和改革者的情感认同提供了依据。在那些自认为开明的人中，有些人是反对民主革命的，但这只是少数。

因此，文化运动，以及更普遍的健全的思想，并不会突然消亡，理想也不会失去其现实意义。相反，它们是被转化了。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英国、德意志、荷兰、意大利、美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启蒙和革命理想的同情者不得不面对一场突然转向恐怖统治的革命，拿破仑随之崛起，最终，大革命在1815年以一场对其理想的深刻反动告终。尽管受到了打击，但启蒙运动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作家和知识分子中，他们通常被称作“浪漫主义者”，18世纪的大胆思想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作为美国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图13）在向其革命同志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写信谈论自己对其敌人的看法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启蒙主义原则的赞同：“野蛮的人自以为是，［认为］他们真的能回到野蛮的时代，那时，无知的人把一切权力都交到权贵和教士的手中。科学的所有进步都被视为创新之举而被禁止……这也是你受到攻击的真正原因。”

有些人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渴望更平静的时代。1792年底，孔多塞（Condorcet）在巴黎写信给杰斐逊，谈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进程，他解释称，一些革命的支持者现在希望“让它回到启蒙运动温和而缓慢的斗争中去”。 然而，所有经历过18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的人都清楚，他们每个人都发生了改变，是革命深刻地塑造了他们。

1789年后，想要走回头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正如雅各宾派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背信的思想观念已经从书本上转到了人身上；从死物上转移到活着的人身上了”，现在聚集在散发出不祥征兆的群体中。据称，伏尔泰、沃尔内（Volney）和达朗贝尔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伦敦通讯协会（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铺平了道路。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充满偏见地认为，启蒙运动中的优秀自然神论者变成了大革命中的优秀民主人士。

图13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启蒙思想家和激进革命家。伦勃朗·皮尔（Rembrandt Peale，1778-1860）（ID# 258634）.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法国大革命宣扬民主，结束了教会和国家的绝对主义，从而将这些理想信念永远地列入西方世界的议事日程上。在18世纪90年代，巴黎不仅是政治剧变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狂热的期望和令人伤神的惊恐的情绪大熔炉。时间一天天过去，改革者和革命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随政治局势变化经历着情感上的波澜起伏；民主公民的产生需要个体的转变，这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独特的体验，往往伴随着对风俗和旧例的超越。 对于那些认同启蒙主义价值观的男男女女而言更是如此——在1750年以后的数十年里，从自然宗教到改良后的君主制，再到激进哲学家的令人兴奋不已的唯物主义或是卢梭的民主梦想，他们为各种相关的书籍所陶醉。一些人仍然坚守这些法则，另一些人则无奈地放弃了，很多法国的早期革命者逃到了英国，或是来到了新生的美国。他们将巴黎街头的戏码带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