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48年正式从西班牙脱离后，荷兰共和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它1795年被法国革命军侵占。1813年，法国才从荷兰撤军，在之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奥兰治家族恢复了君主制，取代了本来就较为脆弱的省督制度。荷兰18世纪的经济史也展示了其从17世纪的繁荣时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Gouden Eeuw）］开始，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述过，启蒙运动始于17世纪末的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两个地区的出版环境相对自由，为出版斯宾诺莎、霍布斯和洛克所撰写的基础理论性文本提供了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的出版社专门从事秘密出版，出版的作品从淫秽色情读物到亵渎神明的著作无所不包。然而，1750年之前的这种文化活力到了18世纪下半叶却消失了。荷兰在大西洋的贸易额急剧下降，自1747年至1748年的革命爆发时起，不稳定因素阻挠了共和国的发展。就像法国和德意志的改革者一样，荷兰的开明之声开始对帝国主义表示厌恶。1769年，欧诺·兹维尔·范哈伦（Onno Zwier van Haren）的剧作《万丹苏丹阿贡》（Agon，Sultan van Bantam）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设定为反派；对各帝国及其在殖民地的全部作为都充满敌意。 在这部剧作问世前后的十年时间里，共和国内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甚至引起了外国游客的关注。

1787年爆发的一次起义本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但却被普鲁士的入侵打断了。 起义的领袖们——所谓“爱国者”（Patriotten）——流亡法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随着法国的胜利之师回到了荷兰。他们最先是受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启发，然后是法国大革命，无论他们关于革命有怎样的分歧，但他们始终忠于革命原则。

在这些流亡法国的“爱国者”当中，J.A.克雷延肖特（J. A. Craÿenshot）曾经在阿姆斯特丹著名共济会会所“贤友社”（La Bien Aimée）做过演说人。他曾经出版过观点激进的反对奥兰治派的小册子，他的共济会弟兄都是跨国商人、商船船长、银行家、外科医生、教授或艺术家。这间会所定是一处非常了不得的聚会场所。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让·保尔·马拉（Jean Paul Marat）和即将名声大噪的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都是这间会所的访客，除他们以外，还有很多来自费城、爱丁堡和莫斯科的访客。这个会所内的各种演讲都能体现出他们对自由的热爱。1782年，这间会所与他们的美国同仁缔结了协约。十三年后，当法国军队入侵荷兰时，他们唱着《马赛曲》前去迎接。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这条城市走廊，先是见证了启蒙运动，然后又拥抱了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