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思想领域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在各地产生的效果却并不总是统一的。启蒙运动在荷兰共和国的命运就与德语地区和意大利语地区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某些地方，启蒙精神得以在18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镇压中幸存，因而更有可能催生出民主政体。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及以后，与欧洲德语地区和意大利不同的是，荷兰几乎不存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启蒙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18世纪政治结构和个人生活的转变上，这在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思想和生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莱辛和赫尔德告诉他们的读者要“看世界”，看看由弟兄情谊取得的各种成就。杰斐逊痛斥神职人员的权术；富兰克林则着手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意识。在伦敦，一位论派教会改革了礼拜仪式，以表达对英国圣公会教阶制和正统观念的普遍不满。 数十年前，伏尔泰曾对一位论派的理智信仰表示拥护。他无法想象像民主这样荒谬的东西；然而，到了18世纪60年代，卢梭在表达他的民主愿景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殖民地爆发了革命，启蒙人士很清楚，西方世界也会迎来这样一场实验。

从17世纪80年代晚期，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各类人士都试图打破传统，为教会和国家中的绝对主义寻找替代方案。像伊莎贝拉·德·穆尔洛斯（见本书第三章）这样的人几乎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18世纪初的荷兰共和国，她在学校教书，但对当地的神职人员投以冷眼，并热情洋溢地写下了提倡性自由的文章。她因此被抓进监狱，几乎被逼疯。数十年后，在荷兰共和国，胡格诺派流亡者让·鲁塞·德梅西成了一名革命者，在经历了1747年至1748年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遭到流放。像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一样，他援引约翰·洛克的观点为自己的反抗斗争辩护。 意大利的共和主义理论家菲兰杰里曾写信给富兰克林，表示希望去往新生的合众国，这样他就可以协助其发展建设；几年之后，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成批涌向那里，很多人留了下来。

当时和现在一样，政治往往是私人话题。寻求替代绝对君主制及其教会的人遍及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活跃在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沙龙、饮食俱乐部和共济会会所里。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同道中人、好斗之士，甚至还有乖忤之徒和颠覆分子。更重要的是，这些场所都免费提供报纸和期刊。18世纪最终以各地纷纷爆发的革命画上了句号——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黎、贝尔法斯特、都柏林、那不勒斯——这些革命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制度、颁布新法律、孕育新希望、追求新梦想上。所有革命都关注的是此时此世。罪恶、地狱和救赎变得更为虚幻，或者说人们不再那样迫切地关注这些要素。对城市地区受到教育、有工作的人而言，消费变得更加容易；无论是书籍，还是用来衡量阅读时间的钟表，种类都比以前更加丰富。一些人意识到，可以蔑视神职人员，也可以不去教堂，哪怕是去了教堂也可以只欣赏它的建筑之美；甚至连伟大的一神论宗教的创始人都可以被讥讽。到了1800年，与1700年相比，有关地球空间和时间的神迹、圣徒故事和预言出现得更少了。世俗元素——我们仍生活在其中——已经变得无孔不入，甚至令有宗教信仰的人反感。19世纪，美国的新教福音派信徒仍然渴望着一次“大觉醒”，恢复其与上帝之间的“契约”。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但在面对宗教组织和执行教会法则的教士时，都带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在此，我们试图回顾他们的思想脉络以及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这一历史性的叙述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把世俗启蒙运动的精神瑰宝带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