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通过陆路抵达意大利，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对18世纪的旅人而言，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这段旅程都是严峻的挑战。旅行者所到的城市或公国互不统属，但其中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或教宗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到处都是天主教信徒，对宗教改革的严厉打击仍随处可见。诞生于16世纪的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对整个意大利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发挥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只需看看17世纪90年代在那不勒斯开始展开的迫害行动，就能找到一个事例作为本章的开端。这些行动旨在使学校摆脱原子论、无神论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神职人员认为学校里充斥着这类东西。人们用“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统称所有这些自然哲学观点，据说这些观点受到了笛卡儿思想的启发，而在17世纪90年代，那不勒斯成了这类思想的大本营。“现代哲学”的方法是实验性的，并倾向于对学校所传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说进行批判。在医学领域，现代派对放血疗法等当时的医疗方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认为完全自由的探索对医学的进步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还会到那些欧洲最好的图书馆，在那里，从古代原子论者到现代哲学家——如斯宾诺莎——的著作他们都可以接触到。那不勒斯当局也像罗马宗教裁判所一样——采取长时间审讯或禁绝的手段，并发表公开谴责——将原子论者囚禁起来，一般不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

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学校的负责人乔凡尼·德·贝内迪克提斯（Giovanni De Benedictis）对当下盛行的自由风气大加斥责，他还指责笛卡儿、伽桑狄（Gassendi）以及其他人的新科学是天主教信仰面临严重威胁的根源。在威尼斯共和国，新科学的支持者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1693年，一位耶稣会士从那不勒斯写信给一位同事解释说：“这里的情况是，几乎所有原子论者都被发现是无神论者。两个人公开放弃主张，十二个人入狱。” 现代派哲学家们则认为原子论是从古希伯来人那里继承而来，他们喜欢阅读英国新科学的支持者——如罗伯特·波义耳等人——的著作。德·贝内迪克提斯对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思想充满主观的个人主义，并将想象力置于真理之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鼓励人们对思想进行自由探索。他提出，“小体”是自然界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使经院哲学的惯常说辞变得毫无意义。原子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无神论。

相比之下，17世纪90年代的伦敦，艾萨克·牛顿的一位至交，理查德·本特利，在著名的田野圣马丁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的讲坛上，发表了他对原子论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学说为牛顿形而上学的反唯物主义提供了支撑。他批判了基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并认为是万有引力的非物质力量——而不是原子——在宇宙的真空中起作用。几年后，塞缪尔·克拉克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些有关牛顿学说的讲话被翻译成了各种欧洲语言。

从伽利略（于1642年去世）开始，在意大利半岛，人们并不理解新科学。异端搜捕人员对新科学保持警觉，他们认为这种科学体系会带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会破坏经院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源自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阐释］。经院主义学说通常被用来解释天主教的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及其他教义。面对经院哲学家的谴责，一些现代派人士勉强对“寂静主义”（quietism）表示了接受，认为少数教义就可以体现基督教的信仰，而真正的信徒应该顺从地去争取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平，而不追求外在的信仰表现。

1707年，塞莱斯蒂诺·加利亚尼（Celestino Galiani，1681—1753）和他的同行开始进行牛顿光学实验，罗马的启蒙运动迎来了重大进展。但是，对于牛顿新科学能否在意大利茁壮成长，加利亚尼仍信心不足；1705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宗教裁判所，而是那些认为［科学实验］不过是杂技演员的把戏的人。” 但他十分坚定，并赞同牛顿光学的核心——原子假说。宗教裁判所没有明确对哥白尼学说（Copernicanism）表示责难，但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宗教裁判所曾为此判伽利略有罪。当时，加利亚尼秘密支持的原子论，也是令宗教裁判所感到忧惧的学说之一。对于原子论和日心说，牛顿显然是支持的，但也是未言明的。

莱比锡的拉丁文期刊《教师学报》（Acta eruditorum）发布的通告促进了意大利牛顿学说的发展。当时，莱布尼茨正在罗马，他通过这份期刊详细地了解了牛顿科学，他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也变得更加坚定。他与天主教知识分子交流广泛，而只要他与一名路德派信徒的互动密切就会使这些天主教徒遭到怀疑。不过，通过这类互动——无论这显得多么可疑——意大利启蒙运动的第一波浪潮到来了，塞莱斯蒂诺·加利亚尼和他的密友安东尼奥·尼科里尼（Antonio Niccolini）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人物。尼科里尼在去往英国后遭到了怀疑，后来他回到佛罗伦萨加入了共济会，与加利亚尼一起仔细研读英国和法国思想家的著作。

加利亚尼年轻时一贫如洗，他成了一名修道士，在罗马度过了一段学习时光，这段经历使他精通哲学和科学。1731年，他接受了主教职位，成了那不勒斯教育生活的领导者，但是他也为自己的显赫地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宗教裁判所的高压，他决定永远不公开发表任何著作，并悄悄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派毫无意义的辞藻与故弄玄虚的话语”转而研读笛卡儿的著作。他一开始是一位笛卡儿主义者，后来逐渐转向了牛顿，他一直是牛顿科学的追随者，并成了本特利、克拉克等人所阐述的物理神学的坚定信徒。加利亚尼在科学圈子有一位密友——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孔蒂（Antonio Conti），此人曾在伦敦见过牛顿，并阅读了许多关于唯物主义和英国自由思想家哲学论争的著作。安东尼奥·孔蒂之前曾试图将加利亚尼从神的旨意中拉出来，但无济于事。而且，这个圈子里的思想家对斯宾诺莎、霍布斯、托兰德及其他牛顿学说的阐释者——如大卫·格雷戈里、威廉·斯格拉维桑德（Willem’s Gravesande）——的著作也完全熟悉。到了18世纪20年代，尽管宗教裁判所竭力压制新思想，但欧洲的新启蒙主义文化已经传播到意大利的知识界了。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那样，城市中心有着独特的知识活力。虽然我们的讨论聚焦于那不勒斯和米兰，但是亚平宁半岛上的其他城市也值得被简要提及。但凡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选择了神职这条道路，罗马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当然，作为教宗国的首都，罗马被教宗及其审查机构所控制。这一地区在经济上几乎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无法制造什么东西。18世纪40年代，时任教宗本笃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对罗马大学实行改革，使其开始教授新科学，并将化学和物理学应用到实验实践中。罗马与那不勒斯和米兰一样，新出现的经济问题亟待改革，呼唤着新的政治和经济方案。

都灵位于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萨伏依（Piedmont-Savoy）］，西面与法国接壤。与罗马的光辉历史相比，直到1563年被选作萨伏依的首府之前，这座城市一直寂寂无闻。在这段时期，都灵发现了一件举世闻名的圣物——都灵裹尸布（the Holy Shroud of Christ），都灵的历任公爵也对城市进行了一系列改建，使其中心城区呈现出如今这般优雅的18世纪风貌。在1700年，其人口已经增长到约44000人——几乎与爱丁堡的人口规模相近。当地王权的绝对主义形式仰仗于该地区土地贵族的权力，但城市本身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30年代，都灵是意大利各公国中最强大、最专制的公国，几乎没有人能反抗它所施加的权威。到了18世纪80年代，都灵的启蒙主义学术文化氛围生机勃勃，与其他意大利甚至欧洲的城市相比都可以挺起胸膛。但这并非总是如此。都灵囚禁了那些被意大利其他邦国或教宗视为威胁的人。那不勒斯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吉安诺内·加诺内（Pietro Giannone，1676—1748）就是其中之一。加诺内曾在一部有关那不勒斯从古至今的历史巨著中对教会进行了贬低，他因此被投入萨伏依监狱，忍受了12年的煎熬。

加诺内严厉批判了教会的腐败以及教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涉；他也不喜欢西班牙人，并对他们在统治那不勒斯时期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继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斯宾诺莎之后，加诺内也主张君主应该动用其所有权力来维护那不勒斯的独立和权利，从而确保政府的稳定。加诺内的《民政史》（Civil History）于1723年出版。出版后几年内，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1758年又被翻译成了德文。加诺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变成了一位名人，同时也招致了许多人的不满。很快，他的著作就被列入“禁书目录”，加诺内以及其出版人也被逐出教会。不明事理的人们对加诺内发起抗议，他只得乔装出逃。

在维也纳，加诺内受到了奥地利宫廷的热情款待，但是，在他造访的每一个意大利邦国，他糟糕的名声都使其陷入危险的境地。1734年，奥地利人将那不勒斯输给了波旁王朝，加诺内又逃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他被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抓获，经过一番简短的审讯又被驱逐出境。他得知可以从新教城市日内瓦回到意大利，可惜他被骗了，并在深夜被萨伏依国王派来的武装卫队逮捕。萨伏依当局把他关进了监狱。值得一提的是，加诺内那本饱含他对教会和封建主义批判的那不勒斯历史著作，于1770年重新出版了。而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至那时仍未得到解决。

加诺内甚至在威尼斯也遭到了驱逐，而威尼斯是一座自由城邦，因印刷出版而闻名。威尼斯也不是没有受到过宗教裁判所的干涉，比如贝卡里亚关于犯罪与惩罚的著作就遭到封禁（图11），并被列入罗马天主教的“禁书目录”。然而，威尼斯孕育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开明天主教，世俗人士承认理性的局限性和启示的必要性。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由派天主教徒卢多维科·穆拉托里［1672年在摩德纳（Modena）附近出生］是一位虔诚的教士，穆拉托里的政治改革思想影响了意大利各公国的公爵和亲王，其中就包括威尼斯。 其目的仍是将世俗权力从教宗的干预中解脱出来。穆拉托里也希望统治者能够鼓励工商业发展，在奥地利属意大利，他带去的影响最为真切。穆拉托里最著名的论著《论公共幸福》（Della pubblicafelicità，1749年出版）认为，改革必须从君主开始。即使是私人奢侈品，只要它所带来的好处能直接作用于公共需求，就应该被容忍。他的思想在那不勒斯影响最大。 穆拉托里还认为道德教育是政治行动的必要准备工作。

加诺内的反天主教（anti-Catholicism）情绪断送了自己的人身自由。面对牢狱之灾，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都灵的阿尔贝托·拉迪卡蒂·迪·帕塞拉诺（Alberto Radicati di Passerano，1698—1737）在其动荡起伏的职业生涯中学到了这一点。拉迪卡蒂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该家族在当地久负盛名。拉迪卡蒂从小就很叛逆；他的第一段婚姻十分失败，他探寻知识的路径也充满艰辛，从新教思想，最终走向了自由思想和唯物主义。他试图说服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Victor Amadeus II） 效法欧洲的伟大君主，削弱自己领地内教会和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拉迪卡蒂的建议与加诺内和穆拉托里的建议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些想法在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眼里太过激进，国王选择与教宗和平相处。拉迪卡蒂在论争中失势，确信在皮埃蒙特-萨伏依实行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他可能也会被宗教裁判所治罪——拉迪卡蒂决定流亡。1730年，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流亡伦敦的拉迪卡蒂身无分文，他开始用英语发表自己的著作。

图11 贝卡里亚，第一个猛烈抨击在司法审讯过程中使用酷刑的人。切萨雷·博尼萨诺·德·贝卡里亚（Cesare Bonesano de Beccaria，1884-1990）（ID# 1002350）.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拉迪卡蒂明显受到了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影响，1730年，他匿名出版了《基督教的真面目》（Christianity Set in a True Light），在书中，他以一位被迫皈依异教的穆斯林的口吻进行叙述——这里的“异教”指的就是天主教。在皈依进程中，他的向导是一名托钵僧，他顺带观察到，其新信仰中的所有教士都是术士。 书中的脚注多次提到他的家乡都灵，整本书猛烈抨击了天主教。荷兰的审查员们立刻认出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拉迪卡蒂转而用英语写作。在《基督教的真面目》之后，他又假借一位穆斯林之名，给犹太拉比写了一部伊斯兰教阐述书。该书认为摩西是一位冒名顶替者，到了1732年，这部著作已经在欧洲的自由思想家圈子内传开了。 为了避免人们对拉迪卡蒂的立场产生怀疑，出版商借拉迪卡蒂最为大胆的著作《关于死亡的哲学思考》（Dissertation upon Death，1732年）宣传了托兰德的全部作品。

《关于死亡的哲学思考》认为人类有权选择自杀。拉迪卡蒂在书中给“自然女神”（the Goddess Nature）写了一首颂诗，完美展现了托兰德泛神论对他的影响：“运动之于物体就像热之于火一样重要。［它们］处于永恒共存的状态，因为它们不可能无中生有……物质，通过运动被塑造成无数种不同的形式，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 宣扬唯物主义并主张人类有自杀的权利——这是一种邪恶的有违基督教伦理的组合——使当局终于采取了行动。在收到伦敦主教的来信之后，国务秘书下令逮捕了拉迪卡蒂及为他出书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三人最终获释，但被收取了数额惊人的400英镑保释金。有人——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挺身而出，支付了这笔费用，让他们重获自由。

尽管贫病交加，拉迪卡蒂仍在推销自己的论著。而在1734年、1735年之交的冬天，他突然再次逃亡，这次是逃往荷兰共和国。在荷兰，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法语，这些著作再次申明了他期待一位强大的君主来统一意大利的心愿。1734年，他与那不勒斯的新国王波旁的卡洛斯（Charles of Bourbon）联手，拉迪卡蒂成为最早一批呼吁意大利统一的人之一。拉迪卡蒂还再次对教士阶层进行了攻击。此时的拉迪卡蒂仍生活贫苦，饱受肺结核之苦，但他显然对宗教问题改变了看法。在荷兰讲法语的新教神职人员的影响下，拉迪卡蒂忏悔了，并与归正会和解，告别了人世。

拉迪卡蒂曾说，他希望建立一个由世俗当局监管的公民宗教，并将意大利统一在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下。第二个目标直到19世纪才实现，而尽管自1945年以来，意大利天主教会收到的资助不断下降，但第一个目标却从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