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公国地处内陆，与外来人隔绝，面积也比那不勒斯小得多，但在18世纪初，在宗教事务上，却比其他许多欧洲城市更为虔诚。米兰公国约有11万人口，是同时期那不勒斯人口的一半。 奥地利帝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米兰，从1706年起，直到1859年，米兰一直是奥地利属伦巴第（Austrian Lombardy）的一部分，中间只有一段时间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米兰北邻阿尔卑斯山脉和瑞士联邦，南接波河（the river Po），西面是皮埃蒙特，东边为威尼斯共和国。伦巴第是谷物净出口地，就像西班牙对那不勒斯的控制令那不勒斯人烦恼一样，奥地利对伦巴第的控制也困扰着米兰的理论家。

与那不勒斯一样，米兰的问题也需要通过新生的政治经济学来解决。自18世纪中叶以降，从巴黎传来的新经济学理论呼吁取消对谷物价格的一切管控。在米兰，相关的辩论十分激烈，皮耶特罗·韦里（Pietro Verri，1728—1797）和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是其主要参与者。通过他们，我们就可以触及米兰启蒙运动的核心。简单地说，奥地利当局倾向于自由市场定价，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促进农业产值增长，增加税基，并强化维也纳宫廷的权力，同时削弱那些赞成价格管控的地方贵族的势力。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通过从维也纳直接领命的全权代表对地方施政。伦巴第的财政状况非常脆弱，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改革就成了当务之急。与奥地利属尼德兰的情况一样，维也纳的考尼茨（Kaunitz）在改革税基、建立最高经济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Economy）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委员会的成员都不是米兰人，旨在削弱当地贵族的势力。然而，这些“外人”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正如皮耶特罗·韦里所言，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不熟悉当地的习俗和制度……而这里是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连当地人都会迷路。” 进入18世纪60年代，在教士阶层的协助和教唆下，改革被控制着宫廷的贵族们扼杀了。

与许多哲学家的经历一样，启蒙运动意味着个人与家族或传统决裂。韦里像贝卡里亚一样反抗了他的贵族父亲，并与其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成立了拳头学会（Accademia dei Pugni），辩论是学会内的主要活动。学会内没有来自教士阶层的成员，也没有一个相似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团体能与之对抗。在奥地利当局的施压下，米兰的教会将大量时间花在保护其财产和特权上。贵族阶层在西班牙人的影响下权力大增，也竭力保护自身的权力，甚至援引了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所赋予贵族的中间人的权力。 当然，启蒙主义改革者也研究了孟德斯鸠的著作，并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评注。与他们的法学家父辈不同，新一代米兰改革者将经济看作改善伦巴第状况的关键。

拳头学会为友谊搭建的桥梁以及这些年轻改革家的早熟，使我们想起让·雅克·卢梭和围绕新百科全书计划形成的学者团体。为了改革，一切都值得被审视。通过这些朋友，性格极其腼腆的贝卡里亚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还有他迫切想要实践的人生规划：成为一名哲学家。作为一名倡导人类弱势群体权益的法学家，贝卡里亚冷眼审视着社会上的犯罪与刑罚，其结晶就是他的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pene，1764年出版；图11）。这本书就像欧洲知识界的一声惊雷。不出几个月，贝卡里亚就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不仅是在米兰，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奥地利和俄国对酷刑的废除甚至也可以上溯至贝卡里亚的思想，欧洲所有主要语言的各个译本被迅速推出。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玛丽娅·特蕾莎于1776年在奥地利废除了酷刑，尽管这一改革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

贝卡里亚与霍布斯的观点截然不同：“离群索居的人们被持续的战争状态弄得筋疲力尽……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 我们试图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自由，人类的感情就是如此；“促使我们追求安乐的力量类似重心力”，而立法者必须“纠正有害的偏重方向”。 因此，法律和“君主惩罚犯罪的权力” 是必要的。只有法律才能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能拥有这一权威。”它规定，君主、“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都受这一契约的约束。“开明理性”禁止“严酷的刑罚”，因为它“违背了公正和社会契约的本质”。 法官只能执行法律，而不能阐释法律。当受到“已厘定的法律的管制时，公民就能保障自己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贝卡里亚将“开明理性”用于犯罪和惩罚这一其他哲学家很少涉猎的话题。他没有援引“罪恶”和“人的堕落的本性”等概念来解释犯罪行为，也没有接受当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伴随唯物主义而来的“决定论”（determinism）的说法。人类及其情感源于“完全和普遍意义上的行动自由”，但必须牺牲一部分自由以保障其安全和其他自由。他以平等主义为基本原则：“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印刷术和学习识字被判定是合法的；它们使“公众而不是少数人成为神圣法律的保管者”。 侵犯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行为是最严重的犯罪，其犯人既包括“平民……也包括某些贵族和官员”。归根到底，犯罪的本质就是危害社会，其中最严重的是叛国罪，其次“就是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

在贝卡里亚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在那些反对他的神职人员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他们称贝卡里亚及其圈子为“社会主义者”（socialist），这一称呼是由贝卡里亚的反对者发明的。他们将贝卡里亚与卢梭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乌托邦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相信通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可以促进仁慈与进步。“社会主义者”一词当时并不具有我们现代的含义，但正是启蒙运动中的激进人士促进了该词的诞生。主张人类平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这令意大利政治经济学的缔造者们感到忧虑。意大利农村和城市的贫困所显现出来的令人绝望的不平等，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看到，可能只有荷兰共和国能被排除在外。 杰诺韦西和穆拉托里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贝卡里亚，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也促使皮耶特罗·韦里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1771年出版）。刑法改革必须与暴政和不公所带来的混乱分开，尤其是在那些“大人物”的行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都应由与其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这种法律是最有益的，因为“不让那些煽动不平等的感情作怪”，恐惧和嫉恨就可以被消除。 “对于贵族和平民”，刑罚应该是一致的。 贝卡里亚确信，相对于穷人，法律对富人和有头衔的人更有益。作为对犯罪行为的回应，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 。贝卡里亚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他大胆地建议“应该推敲出……一套能在人们心中留下持久印象且对犯人的身体造成较少折磨的刑罚和实施方法。”

这一想法令贝卡里亚同时代的很多人感到可笑。在欧洲国家，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例如英国的马匹盗窃罪。很多国家仍通过一个人能否忍受酷刑折磨来确定他是否有罪（图12）。而对某些罪行的审判和惩戒是秘密进行的，在奥地利属尼德兰地区对鸡奸的审判就是如此。 同样，控告也可以秘密进行，正如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办事人员所做的那样。贝卡里亚极力批判了酷刑的使用：“一种合法的暴行……除了强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权力能使法官在罪与非罪尚有疑问时对公民科处刑罚呢？” 如果企图通过施加痛苦找到真相，那就意味着“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 ，而且还存在无辜者有可能遭受折磨的巨大风险。而认为“可耻”之人必须被打断骨头的观念，“在18世纪是不能被容忍的”。一些法庭在定罪前先要求犯人认罪，贝卡里亚斥责了这种做法，因为他认为这一做法起源于宗教——忏悔（the confession of sins）是圣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人为了摆脱被折磨的痛苦，会承认任何事情。

图12 皮卡尔对酷刑的描绘。贝尔纳·皮卡尔，（ID# 1748817）.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贝卡里亚并不抵触严惩罪犯。比如偷窃财产罪，犯罪的人也应该被剥夺部分或全部财产。如果一个人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就应该被驱逐，或被剥夺所有财产，“必然到来”的惩罚会比酷刑折磨更为有效。废除死刑是贝卡里亚的底线。“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 他接着列举了所有为死刑辩护的论据，并逐一反驳。贝卡里亚认为，终身苦役的威慑力与死刑一样大。他指出：

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峻是没有益处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者。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期待贝卡里亚从卢梭的著作引用一页，支持民主政体。而恰恰相反，他主张加强“［当今］欧洲坐在王座上的仁慈的君主的权威……开明的公民也是因此才更热切地渴望加强这些君主的权威。” 如果我们把贝卡里亚想象成激进启蒙运动的代表，那就是对他的误判。和皮耶特罗·韦里一样，贝卡里亚是一位贵族，尽管他不承认教士阶层的权力，但他并不反对宗教。他也看到了当地精英的权力，看到了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他热情地支持奥地利政权及其为改革所做的一切努力——从谷物贸易到教士阶层特权都在改革的范围内。 他读过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也受到了达朗贝尔等学者的称赞，但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决定论或无神论。 然而，他对启蒙思想圈子和欧洲各国宫廷的影响却是非常惊人的。

贝卡里亚和韦里的联合从刑罚制度改革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两人都看到了困扰下层阶级的贫困问题，认为必须通过准确了解他们的困境来确定改革方案，而这种改革方案只有国家才能实施。与那不勒斯的理论家一样，韦里从货币的本质及作用出发研究政治经济学，接着，他指出了当前财富只被少数人享有的经济状况。他记录了穷人的不满情绪以及折磨他们的失业状态，并主张废除财产单一继承制，将土地和财物分配给所有子女，无论男女，无论是否成年。 此外，他对奢侈品的辩护是完全世俗的，摒弃了道德的因素。奢侈品行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引擎。韦里借用了牛顿科学的一个概念，认为“平衡”，即国民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将会缓慢但坚定地促成普遍繁荣。

在贝卡里亚和韦里（包括韦里的弟弟）的合作下，一份重要的启蒙期刊《咖啡馆报》（Il Caffè）在米兰诞生了。这份期刊创刊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重点关注经济改革和创新，“所有的一切都是面向公共事业的”。贝卡里亚宣称，他看到了“一种更强烈地追求平等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在米兰的总共3万个家庭中，有2000个家庭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净产值。半数至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家庭还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之下。

即使如此，伦巴第的经济在18世纪下半叶逐渐增长，且完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面对国际竞争，当地的工业和制造业没有出头的机会。农产品（主要是谷类）的价格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增长了50%，而这一新的繁荣景象要归功于奥地利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韦里和贝卡里亚都参与了这次改革，为考尼茨提供了助力。他们都被授予了国家公职，这使他们成了天主教欧洲少数几个能发挥官方作用的哲学家。贝卡里亚在培养国家未来行政官员的学校中任教，他将农业和劳动分工视为伦巴第发展的着力点。在奢侈品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刺激作用方面，韦里的观点与米兰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只会在一种情形下批评奢侈品，那就是在教会中发现它们的时候。

嫉妒和性格上的差异令韦里和贝卡里亚的友谊注定走向终结。尽管在米兰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一对好搭档，但贝卡里亚的国际声誉远远高过韦里；韦里因此感到嫉妒。在欧洲，《论犯罪与刑罚》被人赞颂，并被广泛地阅读和思考；在北美殖民地，这部著作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尤其是它深刻影响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杰斐逊曾经受过法学训练，他将贝卡里亚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抄入自己的法律知识摘录簿中。他也因此认为，死刑只适用于叛国罪或谋杀罪。富兰克林也希望大大减少对死刑的使用；他和好友本杰明·拉什——他也受到了贝卡里亚的影响——致力于废除奴隶制，拉什甚至主张废除死刑。 贝卡里亚的著作几乎传遍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在那里，它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