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90年代，对大革命遥远的支持者们而言，他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摆脱旧秩序下被君主和教会束缚的生活。在改革者看来，哲学家们宣扬的所有异端思想与法国教会和君主制的崩溃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况且随之而来的还有恐怖统治，以及一支所谓想要将民主理念传播到每个国家的革命军队。现在，一切都可以被质疑，被重新思考、重新想象，甚至以前所未有的新的方式生活。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骚塞感叹道：“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似乎正向［我们］敞开大门……这一切只能让人联想到人类的重生。” 在威尔士的异见人士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眼中，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是多么的辉煌并富有感染力：“我想，我看到了对自由的热忱在蔓延，人类事务将会被普遍地修正，原来属于教士的统治将让位于理性和良知。”

而那些反对革命的人，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情绪。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年出版）中，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坚称法国大革命会破坏一切道德规范，废除教会和家庭中的父权制权威，并释放无神论的极端思想以及他认为是相伴而生的非自然的激情。伯克的一位追随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所有神圣的法律和教义。

伯克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是站在错误的出发点上。他厌恶法国大革命，以及他想象中的大革命所代表的一切。相反，那些被大革命吸引来的英国人，则从大革命中看到了重新审视法律和风俗的可能性，看到了创造一个解放的甚至是民主的政体的良机。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对革命的同情（先是同情美国独立战争，而后又同情法国大革命），在非圣公会的新教徒，也就是异见人士，中最为明显。在18世纪90年代，传统异见派的激进主义者经常在王国的主要城市中组建小团体和会社。伯明翰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伦敦的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剑桥的乔治·戴尔（George Dyer）和贝尔法斯特的威廉·德雷南（William Drennan）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们与那些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名声流传至今的威廉·华兹华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罗伯特·骚塞，以及在当时同样重要，但现在却不太知名的人，如约翰·特尔韦尔（John Thewall）、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安妮·普伦普特里（Anne Plumptre）、玛丽·海斯（Mary Hays）和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结成同盟。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普里斯特利一家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之前定期在伦敦聚会喝茶。 反革命的暴徒捣毁了普里斯特利在伯明翰的家和实验室，远走高飞似乎确实是更好的选择。

可能葛德文以最大胆的方式捕捉了这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冲动。他的《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年出版）认为，只有对读者进行道德改造，才能使真正的政治变革成为可能。葛德文反对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希望通过理性来促进人类的变革。随着其写作的深入，葛德文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日俱增。渐渐地，他认为政府可以被取代，现有的法律和财产所有形式也应该被废弃。在被经济发展的种种迹象所围绕时（在谈到蒸汽机时，他问道：“谁敢说这种进步是有止境的呢？”），葛德文的回应很古怪，他还谴责婚姻制度是一种“欺骗的制度”。宇宙中永恒的必然法则推定“我必须有一个终身伴侣，这其实是各种恶习并发的结果”。甚至每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依据“贵族身份、利己主义和家族荣耀”选定的。 而儿童不应该是某种形式的财产。葛德文的推理使他从机械设备转向婚姻家庭，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道德和个人的革新。

之所以葛德文会认同这种世俗层面上的道德教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宗教背景，他是一个异见主义者。他的《政治正义论》在首次出版时非常昂贵，但很快就出现了廉价的盗版书，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都能找到。他的忠实读者甚至还会当众大声朗读这部著作。在其后续版本中，葛德文进一步强调了“同情心”和“感情”，这是他在阅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后开始采用的一种方式。尽管被斥为煽动者和无神论者，或者可能正因为如此，葛德文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事实上，他是为无政府主义运动撰写了一部圣经。

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激进文人圈内最常讨论的话题。乔治·戴尔从未忽视有关穷人的议题，并成为将在宾夕法尼亚实施的一项乌托邦计划“大同世界”（pantisocracy）的指导者之一。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计划离开英国，加入这项计划；他们认为普里斯特利的思想将是这项计划的指导精神之一。尽管这项计划从未实现，但这种社区实验仍是19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主要目标。追随者为其失败感到惋惜。 戴尔认为，完全世俗化的善“是更开明时期的希望和向导”，这是由所有独立的个体所拥有的“理性信仰”诞生出的。

与社会激进主义相伴的是非常规的个人尝试。1800年，戴尔本来要出版一部诗集，但却遭到了打压。而目前唯一已知的诗集副本中收录了一首他写给一位男性友人的颂诗：“哦！愿我以沉醉的目光再看一次/就像与你，安德森，在一起的时候，我迷失了/所有奇妙变幻的景色都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正如伯克所预料的那样，戴尔、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人的圈子超越了情欲和异性恋者友谊的规范。

在这些圈子里，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总会转向婚姻和女性教育。一位敬虔的英国圣公会观察家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法国大革命，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差距太大。 像葛德文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会质疑整套制度，而骚塞及其朋友会讨论如何让女性参加工作。 他们的敌人对带有“民主色彩”女性尤其蔑视，这是作家夏洛特·史密斯的一位熟人在1792年和1793年对她说的。她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热情因“恐怖统治”而有所衰减，但是从未被浇灭。

饱受折磨的夏洛特·史密斯称自己无非是“一个合法的妓女”，在事实层面上被卖给了她丈夫——“那个魔鬼”。 她为丈夫生育了12名子女，而他却死在了债务人监狱里。致力于改革和革命事业的期刊经常刊登有关妇女的才能的长文，并经常提到死于难产的葛德文的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性主义著作。这些期刊拒绝接受任何认为女性在精神上低人一等的观念。它们还批判奴隶制。

虽然对法国流亡者的困境表示同情，但夏洛特·史密斯仍相信大革命的原则：自由与平等。她也会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甚至在旅行途中还带着一本贝尔主编的法文版的《历史批判词典》。 她的激进主义伙伴约翰·特尔韦尔对她大加赞赏，说她的十四行诗“比我见到的所有英语诗歌都能展现出更动人的忧郁、更具诗意的素朴……天才般地富有活力，且修辞得当。”

对于年轻的一代，尤其是那些出身于工业家庭的人来说，法国大革命正符合他们对英国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蔑视。新兴工业产业的公认代表是陶器名家约书亚·韦奇伍德和改良了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韦奇伍德充满赞许地将发生在巴黎的一系列事件称为“一场辉煌的革命”。 他们的儿子已经成了朋友。1791年5月初，小约西亚·韦奇伍德写信给小詹姆斯·瓦特，表达了自己深深的疏离感，并强调了对人民进行普遍启蒙的必要性：

依我之见，我不相信下议院的任何头面人物有纯粹的自由理念，至少如果他们有，也不敢公开，因为两党都受到外部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来自国王，也来自强势的贵族阶层。在这个国家，除了人民，没有任何改革的动力，而他们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约翰牛”（John Bull）长久以来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自豪，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幻影，而且他们一直安于现状，以至于无心也无意了解实质。然而，我希望，我们的法国邻居的事业能够欣欣向荣，而且“约翰牛”有榜样在前，将最终认识到他们与自己境况的不同。

对很多英国激进主义者和大革命的同情者而言，在恐怖统治降临法国之后，他们的幻想破灭了。1794年，小约西亚·韦奇伍德再次给小詹姆斯·瓦特写信：“本来，法国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榜样国家，但‘断头台夫人’（Dame Guillotine）实在是太忙了……没有人愿意冒险去那里，直到时间冷却了人民的热情，并表明到那里定居是安全的。” 每个支持共和主义的英国人都必须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承认其失败的一面，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

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城市，如爱丁堡、诺里奇、贝尔法斯特、卡马森（Carmarthen）和布里斯托，都孕育着激进主义，在异见主义者的圈子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诺里奇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辉格派的大本营，当地的知识生活深受长老会、一位论教派和贵格派影响。普伦普特里姐妹就来自这里，她们也是伦敦社交圈的常客，对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甚为着迷。安妮·普伦普特里甚至将外国作家纳入了英国激进主义者的秘密计划。德意志剧作家和外交官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us von Kotzebue）著作颇丰，作为其作品的译者，普伦普特里发现了很多值得称道的观点。科策布在一部剧中将一名犹太人描绘成唯一宽厚的人，并让一位自由派男爵宣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绝对的奴役。” 在1791年另一部被广泛翻译和演出的作品《古怪老兄莫里茨》（Bruder Moritz，der Sonderling）中，科策布主张各民族、各阶层以及两性之间完全平等。反雅各宾派对激进派作家对德意志文学作品的偏爱进行了无情地批判。 作为一名小说家，普伦普特里进一步打破了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展现出智慧女性的魅力。在她1801年的小说中，男性才是那些追求浪漫的、爱写信的人。

普伦普特里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漠视，反映了激进启蒙主义圈子中出现的形而上学的情绪。唯物主义普遍受到欢迎。我们可以找到与普里斯特利的情况相关的资料，乔治·戴尔在给他们共同的朋友玛丽·海斯写信时开玩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我的有序物质（my organized matter）中听到过律动了。” 同时，海斯还为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辩护，用它来论证男人和女人在“自然力量、天资和性情”上没有什么不同。 几年前，她曾被视作一位论者，但她很可能已经离她最初信奉的有神论或自然神论很远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天，乔治·戴尔给她写信，并转达了他对“所有问起我的朋友的敬意，无论他们是爱尔维修的门徒，还是像你的好母亲一样，继续忠实于耶稣基督。”

约翰·特尔韦尔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圈子里的密友，他对自己献身唯物主义的决心毫不怀疑。他在诗中宣称：

从自然的法则到自然的成因，穿过它们的所有迷宫，我们可以发现，在永恒的演进中，遵从最原始的命令，普洛透斯式的原子在完全范围内的无限变化和交换，是如何被推进的——

特尔韦尔因其政治主张遭到囚禁，出狱后，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巡回演讲。在他1834年去世时，他的遗孀和3岁大的孩子仍过得十分贫困。直到最近20年，他作为18世纪90年代激进主义中心人物的声誉才得以恢复，部分原因在于人们重新发现了他许多失传的著作。

在同一时期，骚塞与柯勒律治一样，将自己视为异教徒和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追随者。柯勒律治在哀悼一位挚友的去世时说：“他是我道德上的外在和本质——一种第二良知……是他教我将卢梭搁在一边，转向爱比克泰德。” 杰斐逊也认为爱比克泰德的著作很有阅读价值，他以古代斯多葛派的精神写信对女儿说：“通过决心和计谋克服每一个困难……是美国人的性格的一部分。” 爱比克泰德（生于公元前50年代）非常强调人类的选择与自由；他也曾是一名奴隶。他认为人类可以塑造自己的环境，并将秩序和构想强加给自然。

爱比克泰德的异教自然主义为对新科学所产生的唯物主义信仰提供了十分便利的补充。18世纪90年代的一份匿名出版的激进主义的重要刊物，刊印了爱尔维修著作的节选。 1794年一位匿名人士在他撰写的教理问答中宣称：“人有了自由，就有了美德。” 普伦普特里又将贝卡里亚的两位重量级好友——格林和狄德罗的书信翻译成了英文。 像亨利·约克（Henry Yorke）这样的激进主义者秉承法国主要哲学家的精神，谴责神职人员篡夺“所有其他人的意见和判断，将理性从他们的胸膛中驱逐出去……教会的历史，或者说教士统治的历史……是闹剧战胜真理，迷信战胜理性的记录”。 相比之下，夏洛特·史密斯对流亡的神职人员还心存好感，但对贵族却没有。

这种情绪令当局感到愤怒和害怕，他们密切监视在伦敦、爱丁堡、都柏林以及许多地方城市兴起的各类社团，并最终展开了迫害行动——但并不是总是成功的。约克参加的社团在伦敦和谢菲尔德都设有机构。伦敦和威尔士的社团提供了一个人际网络，满足了法国大革命在威尔士的支持者的各种需求。相关社团旨在建立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共和主义者网络，以便与其法国同伴取得联系。

对于18世纪90年代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而言，重要的是在这些社团中有着数量空前的有文化的工匠或受过些微正规教育的中间阶层。威尔士作家约洛·摩根格（Iolo Morganwg，1747—1826） 就是如此，他是一位石匠、激进主义者，也是一个一位论派信徒。就像许多支持法国大革命的英国人一样，约洛加入了废奴事业，并对奴隶制发起了激烈的谴责。就像其他许多反对奴隶制的新教福音派人士一样，在他经营的店里，约洛拒绝售卖来自西印度群岛奴隶种植园的糖。在威尔士的反奴隶制运动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非国教派新教异见人士的影响以及启蒙运动的精神。这场运动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才逐渐壮大起来。

反对这些激进的工匠的人说，所处的“社会阶层越低……越容易陷入轻信”。 在这些英国工匠中，最有名的当然莫过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他是诗人、激进分子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与托马斯·潘恩在他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中所采取的方式一样，布莱克也采用了一种有力且直接的表达方法，这样他的诗歌就能拥有更广泛的受众，这种做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洋溢着民主的精神。布莱克欣然运用《圣经》的文本及意象，以展现美国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如何最终实现《圣经》的预言的。

相关社团在1799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当时，“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已被废止。在英格兰，因煽动叛乱而入狱的可能性始终存在。镇压性的法律、对雅各宾派嫌疑者的监视以及对欧洲大陆新闻报刊的监控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而此时世界上基本已经没有战争和革命了。贫困问题也引起了英格兰人的不满，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时不时会有议会报告为改善穷人的状况发声。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局势并不像英格兰那样容易控制。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詹姆斯·瓦特的一个儿子格雷戈里·瓦特（于1804年去世）在18世纪90年代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他的社交圈内有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也有偏好同性恋情的男子。苏格兰的激进社团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了灵感，而英国政府则想要镇压他们，两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对此，格雷戈里·瓦特显然十分清楚。在1793年和1794年，苏格兰的主要激进分子经常受到监视。当时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格雷戈里·瓦特与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少数同伴一起学习，其中包括化学领域的罗伯特·克雷格霍恩（Robert Cleghorn），逻辑学领域的乔治·贾丁（George Jardine），道德哲学领域的阿奇博尔德·亚瑟（Archibald Arthur）、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他的导师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在1796年因其政治观点而未能担任自然哲学教授。

格雷戈里1793年的学生笔记显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学内容肯定是有争议的，因为教师赞同启蒙主义，甚至支持法国大革命。格雷戈里明显受到了他的老师，可能还有他的兄弟小詹姆斯·瓦特的影响，他在笔记中写下了对弑君行为的认可：“贪婪的暴君坐在他光彩夺目的宝座上……卑下的人民服从他，惧怕他，当时他被看作……处于人类荣耀的巅峰。死亡之手将他的旅程缩短，他消失在自己的光辉中。” 喜爱旅行、体弱多病，又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因素可能使格雷戈里没有更深入地参与到激进主义者的圈子中。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小詹姆斯·瓦特投身于雅各宾派的事业，前往巴黎，伯克在议会上对他的行为表示谴责。

格雷戈里·瓦特在英国南部疗养时（他于1804年死于肺结核，就像先他而去的姐妹一样），认识了年轻的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格雷戈里的父亲詹姆斯·瓦特的交际圈使戴维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戴维分离出一氧化二氮并发明了矿用安全灯，成为国际知名学者，并担任伦敦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会长。戴维的保守派敌人常常攻击他女里女气，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称他的妻子在他们的无子婚姻中掌权当家。戴维与化学家托马斯·贝德多斯（Thomas Beddoes）和柯勒律治（戴维给他注射了一氧化二氮）等知名激进主义者交际的事实在反雅各宾派的圈子里是一种警示讯号。戴维小心避免援引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唯物主义，但他还是明确表示了自己受益于启蒙主义并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地球的时代。

随着其个人的发展变化，政府几乎没有理由担心戴维的政治倾向。然而，其他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者相互联系，这一定会令当局愈发警觉。虽然在大多数城市中不满情绪都显而易见，但在实际行动上，只有爱尔兰人于1798年起义。这场反抗行动是迄今为止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英伦三岛掀起的革命浪潮中最危险和最暴力的一次。其结果是大约有2万人至3万人伤亡，其中大多是爱尔兰农民。

爱尔兰起义（The Irish Rebellion）由长老会主导的爱尔兰人联合会（the United Irishmen）领导，也成了一场天主教起义。屠杀和暴行助长了当时的狂热情绪，伴随着由政府准许的处决行动，以及起义者肆意发动的暴力行为。起义者所期盼的法国侵略部队登陆了，但由于兵力严重不足，革命只维持了几周的时间。法军最终败北，起义也宣告失败。

起义的同情者因起义的失败而心灰意冷，其中，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生于1779年）在起义失败后侥幸逃过了被围捕的命运；他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和词曲作家。他的好友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因为参与了1803年的另一场起义而被处决。作为一名天主教徒，1799年，设法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读预科的摩尔离开爱尔兰去了伦敦；在伦敦，他融入了辉格派的社交圈，并与天主教徒解放运动（Catholic Emancipation）的支持者们成了朋友。

摩尔也是一位激进主义作家，他的情欲主义不易被归类。虽然他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但在新教堡垒圣三一学院，他接受了自由和古典主义教育。他阅读古代双性恋诗人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作品，而这只是当时对一个男孩的教育中的一部分，似乎这是非常普遍的。 但摩尔不单单是阅读，他还将阿那克里翁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在译本中加入了这位古代诗人写给一位年轻人——巴图鲁斯（Bathyllus）——的诗，甚至连柯勒律治都认为这首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十多年后，摩尔和拜伦勋爵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拜伦是摩尔女儿的教父。摩尔为拜伦撰写传记，在写作过程中淡化甚至掩盖了拜伦的双性恋倾向，而摩尔很可能非常清楚这一点。骚塞在转向保守主义之后，给他们贴上了“恶魔派”（the Satanic School）的标签。拜伦和摩尔开始鄙视骚塞，认为他是一个向荣誉和财富屈服的叛徒。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摩尔和拜伦的友谊，而是两人共同的价值观：两人都对法国大革命表示赞赏；两人都有民主倾向，都愿意摒弃传统习俗；两人都鄙视流行风尚和那些他们认为不真实的东西，支持天主教徒解放运动，捍卫爱尔兰受压迫者的权利。 他们也同样对有组织的宗教持否定态度。

尽管翻译阿那克里翁的作品给摩尔带来了声誉，但他自己的一卷诗集却遭到了道貌岸然者的鄙视。然而，他写出了一些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和歌曲，其中很多作品至今仍被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熟知。 拜伦触犯了公众的性道德，辗转于欧洲各地最终为希腊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拜伦的一生是对由18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所激发的“同情和类似革命的情绪”的典型体现。

这些情绪、罪行或理想信念，都被狂热的反雅各宾派看在眼里。他们的文学作品在18世纪90年代可谓独具特色，这些作品声称对“异教徒会社”（Infidel Society）有详细的了解：在这类社团里，“原则和实践都腐化堕落”，人们被淹没在“法国无神论的死水里……就像索多玛（Sodom）死一般的湖泊……令人作呕”。 反雅各宾派还提出了一种有关不道德行为的隐秘逻辑，在这一假设中，内在的堕落或失望，以及对屈从于秘密同性性欲的恐惧之情，都会助长其政治上的忠诚。 格雷戈里、柯勒律治还有拜伦和摩尔也许是在探索“自然的美德与恶习”，但反雅各宾派的学者们指出，在他们的社团内部，人不过是“堕落的凡人，他们为自己不过是物质的组成而感到骄傲”。他们不是简单的自然神论者或民主主义者——而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

民主的倡导者们在爱尔兰的日子更不好过。当地的天主教教徒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对待，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贫困现象，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也存在着不信任。税款也被以不正当的手段降低。在新教徒内部，真正能够掌控政治权力的是圣公会信徒，而不是其他教派的信徒。拥护民主的激进派也无一例外地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国王和教会的统治。爱尔兰的改革运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后来失败了，但在法国爆发大革命之后又重新活跃起来。

威廉·德伦南（William Drennan）参与的社团爱尔兰人联合会在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的带领下，借鉴美国《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发起了一场最为持久的独立运动。他们以奴隶的身份向同胞发表讲话，用卢梭式的语言论证他们可以摆脱英国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并获得自由。他们还援引了17世纪中期英国的共和主义传统。 他们支持彻底的宗教宽容政策，这也体现了其对民主的呼唤，因此，他们对启蒙运动文本做出了激进的解读。

有一段时间，托恩像许多爱尔兰激进主义者一样，逃到了费城，但是他在新世界的所见所闻并没有让他兴奋起来。在18世纪90年代，当所有和平改革的希望都似乎已经破灭的时侯，托恩以新教徒的身份向他的天主教同胞致信，他认为“任何改革如果不把赋予罗马天主教徒的选举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的话，都是不光彩、不公正和行不通的。” 他成为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领导者，成了爱尔兰独立事业的斗士。1798年，他在都柏林的狱中去世。

在爱尔兰的一连串暴力事件中，人们一面呼吁宗教平等，一面要求与英格兰享有同等经济地位。1803年，罗伯特·埃米特领导的另一场短命的起义更突显了爱尔兰人对经济情况的不满；这一问题在整个19世纪都在持续发酵。无论是为了什么，第一次起义作为一段双方互相杀戮和残害的历史留在了大众的集体想象之中。这场起义所伴随的暴行使爱尔兰历史的叙事一直到20世纪都充满了暴力色彩；事实上，这一黑暗的遗产至今仍影响着北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逃到新生的美洲共和国的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都是公开的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