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多么晦涩难懂，启蒙运动的本质都可以透过世俗生活被揭示出来。书商对启蒙运动本质的揭示作用也是如此，要是他们专门售卖唯物主义和色情读物，并因此不幸被关入巴士底狱，这一点便会体现得更为明显。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施托克朵夫寡妇就是如此。1771年，她在两位修道院院长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她平时只搜寻宣扬异端思想、充满反宗教色彩以及讲述各种丑闻的书籍。她被当局没收的书袋和购书清单，为人们了解禁书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这位寡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收集了当时已知的几乎所有禁书。这些著作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它们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唯物主义传统的颠覆性力量的相关认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就是从这种颠覆性力量中诞生的。施托克朵夫寡妇在非法图书交易中的声望使她在巴士底狱待了两年，她在狱中曾写过一些信件，有些是她用自己的母语德语写成的，这些资料可以令我们窥探到一个极力躲避警方视线的世界。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唯物主义著作应包括激进的反教权、反天主教著作。在这一分类中，有来自英国共和传统的作品——到了18世纪20年代，他们有时也会被称为“在野”反对派（the “country” opposition）——还有在欧洲大陆发现的流亡的布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的作品。关于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涯，我们无需在此赘述，简单来说，他的经历“非常复杂”，这就足够了。施托克朵夫寡妇和她的购买者对布林布鲁克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历程一无所知，他们在他的《布林布鲁克勋爵重要观点汇编》（L’examen important de Milord Bolingbroke）中看到的是作者对宗教狂热主义、教士以及天主教的攻击。事实上，正是因为宗教在此书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明眼人都可能会怀疑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不是旁人，正是布鲁克的好友伏尔泰。这本书声称是1736年出版的，但是实际上它出版于1771年——这一年，施托克朵夫寡妇和她的两名随行修道院院长来到了巴黎书市。同年，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将《布林布鲁克勋爵重要观点汇编》列入“禁书目录”，指出“它对《新约》、《旧约》、基督信仰中的核心教义、教会中教父们的信条进行了评判、攻击、谴责和鞭挞”。

值得思考的是，这位寡妇是否知道宗教裁判所的这一裁决，但是如果她对这件事非常清楚，这本书只会更受读者欢迎。寡妇的购书清单和书籍目录是我们能掌握的最好的证据之一，这表明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可以分辨出哪种类型的作品是违禁读物，并且清楚地知道哪些内容是禁忌的。总之，这一著作门类并非是由历史学家发明的；它至少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经存在，而且我们怀疑时间还有可能更早。

想要找到那些最著名的禁书，我们只需在清单上查找一下她所拥有的及想购入的书籍。当然，她想收入《哲学家泰蕾兹》，在这本书下面，她又列出了《快乐的女孩》（La fille de joie），即克利兰《芬妮·希尔》的法文版。不过，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资料，这本书的第一份法译本应出版于1776年前后。因此，要么就是有一个被书目编纂者遗漏的更早的版本，要么就是这位寡妇想到了一份她曾经听说过的手稿，并想要买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她的购书清单都体现了她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眼光，她知道什么东西有销路。

这位寡妇没有被作家的恶名吓退。她收入了被开除神职的神父亨利·迪洛朗（Henri DuLaurens）所撰写的小说《阿拉斯的蜡烛》（La Chandelle d’Arras），该书以同样滑稽和讽刺的精神讨论了性和宗教。 她也卖一些很难买到的“旧”书。在这一门类中，我们必须提到一部作品，该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展现新式哲学的著作，名为《哲学家》（Le Philosophe）。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扉页上注有“1743年，阿姆斯特丹”的字样——而这也可能是假的。受这本书的标题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用法语的“哲学家”（philosophes）一词指称蒙运动中的主要思想家。

在18世纪40年代，“哲学家”愈发“入世”（engagé）。《哲学家》一书谨献给英国自由思想家和共和主义者安东尼·科林斯，可能写于巴黎。它将“哲学家”定义为那些可以看穿一切谬误的特殊人物。其中，有一种谬误尤其需要根除。《哲学家》指出，上帝并不存在，人们应该将“市民社会……他在地球上承认的唯一神祗”放在他的位置上。

献给一位恶名在外的英国共和主义者，《哲学家》展现了一种国际性的普世主义以及对政治秩序变革的积极参与。这本书的匿名性证实了它所宣扬的无神论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处于可被接受的观点的边缘——即使在那些自认为开明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哲学家》与英国自由思想之间的联系反而使该书的内容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这是地下出版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次探索。

在18世纪70年代及其后，最著名的唯物主义作品是（现在也是）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e），该书首次出版于1770年。它试图发现支配人类的道德和自然物理法则：“人只因为对自然缺乏认识才成为不幸者。”其前提是，就像运动法则支配着物质一样，人类也由相关法则支配——不管他们对这些影响着自己的命运的法则多么无知。 人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驱散遮蔽思想的云雾。很多力量联合在一起，阻止人们探索真理：“使暴君和僧侣能在各国到处制造沉重的桎梏的，正是谬误。自然本来规定人民要为自己的幸福而自由地劳动，可是他们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沦为了奴隶，这也是谬误使然。” 而霍尔巴赫男爵来解救他们了；施托克朵夫寡妇也很乐意帮忙。

霍尔巴赫阐述了支配人的生存状况的基本法则：

人是一个纯粹肉体的东西；精神的人，只不过是从某一个观点——即从一些为本身机体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看的同一个肉体的东西罢了。可是，这个机体难道不是自然的产物吗？

一旦人类意识到自己完全处于物质条件之中，他们就会追求快乐，远离痛苦：

文明的人，就是经验和社会生活使他能为自己的幸福从自然中汲取利益的人……明哲的人就是处在他的成熟期或他的完善状态中的人； 他有能力促成自己的幸福，因为他学会了审视一切，学会了自己思考，而不是把别人的权威奉为真理。”

为了证明这些唯物主义格言真实可信，霍尔巴赫向其读者保证——他略微借鉴了约翰·托兰德的做法——所有这些原理都来自伟大的牛顿。这些原理是这样运行的：

物理学家们把这种倾向或方向叫作“引向自身的引力”（gravitation sur soi）；牛顿把它叫作“惰力”；道德学家们则把人身上的这种力叫作“自爱”，这种自爱不外乎是对自我保存的倾向、幸福的欲求、对于舒适和快乐的爱、把看来似乎有利于他生存的一切东西捕捉住的那种敏捷性，以及对所有扰乱他或威胁他的东西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厌恶：人的一切机能竭力来满足的，以及他的一切情欲、意志、行动都继续不断以之作为对象和目的的，就正是这些人类最初的和共有的情感。这个“引向自身的引力”，因此在人和一切存在物之内就是一种必需的倾向；只要没有什么东西来扰乱它们机体的秩序或最初的倾向，那么它们就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它们所获得的那个生存之中坚持下去。

霍尔巴赫为广大唯物主义者撰写了一本名副其实的科学圣经。他的追随者们则提出了另一种哲学，认为除了物质本身别无其他神祗。我们要注意的是，18世纪初，曾令贝尔纳在其著作中表示反感的“自私之爱”是如何转变为“贪图享乐”的。唯物主义使人们从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唯物主义倾向被等同于傲慢的自我鼓吹，以及一种不道德的权力欲。贝尔纳出身于优渥的新教徒家庭；而除了天主教会及其受律法保护的神职人员，法国的哲学家中很少有人对宗教有任何了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运动的法国领袖对天主教会及其领导者和教义发起了猛烈的声讨。

18世纪中期，法国的知识环境发生了变化。审查制度放松了，早前写好的作品现在也可以找到出版商出版发表了。伏尔泰的《布林布鲁克勋爵重要观点汇编》（据传其作者是布林布鲁克）的出版日期正说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事物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在18世纪20年代撰写了《色拉西布洛斯写给留基伯的信》（Lettre de ThrasybuleàLeucippe），当时它只作为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圣经学历史批评研究的秘密手稿而存在，于18世纪60年代首次出版。传统说法认为，预言和神迹验证了神的启示，而弗雷利巧妙地颠覆了这种说法：他指出，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圣地后，并没有神迹显现，但他们却对上帝更加顺从，而他们对上帝最恶劣的背叛是在更早的时候，（据说）当时神迹大量显现。他的结论是，这些神迹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被掳之后，很明显，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犹太人第一次感受到《圣经》的神力，它声称他们已经深受苦难：“那些神迹……他们承认，是在事后插入历史的，是由一个叫以斯拉（Ezra）的人编撰的，他带领他们从巴比伦返回圣地，建立了新政府，重建了城市以及他们的上帝的圣殿，并确定了他们之前已完全被摧毁的宗教形式。”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伏尔泰看过《色拉西布洛斯写给留基伯的信》，他的《五十诫》（Sermon des cinquante）即受到这部作品的启发。 《五十诫》猛烈地抨击了《圣经》的真实性，并主张以一种纯粹的自然神论下的自然宗教取代基督教。这本书并不是唯物主义作品，但也被施托克朵夫寡妇收入了书单。尽管伏尔泰的众多哲学家同行都认为此书出自伏尔泰之手，但是他一直否认自己是作者。在1760年后正式出版之前，该书曾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多年。

就在《五十诫》出版的同一年，伏尔泰撰写的另一部作品问世了（他同样否认该书出自自己之手），这部作品名为《奥尔良的少女》（La pucelled’Orleans）。“奥尔良的少女”通常用来指称法国的圣人圣女贞德（Joan of Arc）。这部作品模仿英雄史诗的体例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出来，立即取得了成功。伏尔泰的讽刺诗将圣女贞德作为勇气的象征，但也把她塑造成了性的象征。她一直被描述为一位贞洁少女；在伏尔泰的笔下，贞德的故事变成了“但是你会听到，在这些不寻常的功绩中，最了不起的是她保持了一整年的处女之身”。假如这位寡妇能在被捕之前买到《奥尔良的少女》并将其送回斯特拉斯堡的话，那么不难想象，她能卖出很多本。在她的清单上，这本书与色情作品列在一起。

从这位寡妇巴士底狱的档案中，我们得知她也在荷兰共和国做生意。荷兰拥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口，而且也是新教国家，我们只想知道这些诗歌和小册子中的某些内容在荷兰是否能被接受。违禁书籍当中有一部分是以犹太人为主题的，通常是指责犹太人比其他任何古代民族更擅于使用迷信故事荼毒西方世界，比如将这些故事集合成了《旧约》和《新约》。

这种诋毁即是反犹主义的体现，也让法国的哲学家被指控没有成功摆脱教士阶层的普遍偏见。特别是伏尔泰，他被认为对犹太人怀有偏见，但鉴于伏尔泰对很多事物都抱有成见——他反对教士阶层，反对三位一体等各种基督教教义，反对迫害新教徒的当局，我们很难弄清楚在他的评论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情绪。《五十诫》是最危险的，假如伏尔泰被证实是该书的作者，那么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牢狱之灾。诚然，在1762年，这本书是有史以来印刷品中出现的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最有攻击力的作品。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对法国生活和社会的多种批评促成了一种新的写作和思考方式，即后来的“乌托邦文学”。1771年出版的《论公元2440年的启示录》（Discours sur l’apocalipsel’an 2440），被列入了这位寡妇在巴黎的主要购书清单。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ebastien Mercier）的这部作品，使“乌托邦”由一个冻结在时间中的完美社会转变为一个由人类在世俗时间中创造的甚至能进一步完善的社会。梅西耶的小说以2440年为背景，想象巴黎到处都是开明的民众，没有神职人员和贵族，人们只阅读哲学家的著作。梅西耶还在书中描绘了一种全球秩序，在这一秩序下，欧洲技术和价值观已经具有普世地位。这部小说最著名的一点可能在于其对奴隶制的鞭挞以及对废奴运动的支持。事实上，后来梅西耶的个人观点多次发生了转变，然而真正引得大众遐想的是他关于人类解放和永无止境的进步的愿景。

梅西耶十分自信，1789年，他声称自己的小说预见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作为少数几个经历过大革命并躲过恐怖统治时期（the Terror）屠杀的哲学家之一，梅西耶成了法国殖民主义的辩护人。但是在1771年，施托克朵夫寡妇可能也很难预见梅西耶会向帝国主义转变，这位寡妇因为售卖这本极受欢迎的著作而获利颇丰。而这本书在首次出版的两年之后就被天主教会列入“禁书目录”。

1791年，梅西耶拥抱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理念，并把1778年去世的卢梭也扯入了这一事业。他说，卢梭已经看透了旧贵族又臭又硬的傲慢，看透了他们无礼的偏见，与伏尔泰不同的是，卢梭发现了一种纯粹自然的宗教中的智慧，这种宗教与《圣经》和“基督教”完全相融。同时，卢梭抨击迷信是一种“反社会的野蛮行为”。据梅西耶所说，卢梭还尊敬女性和长者，认为他们在促进国家福祉方面至关重要。最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阐述了能够构成国家的基本思想。这并非一般人所知的卢梭，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 有意思的是，在施托克朵夫寡妇的书单上，没有卢梭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