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宗教与政治学的强力结合

卢梭创作了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图8）。他最广为流传的政治学著作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他的小说也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同时1762年出版的小说《爱弥儿，或论教育》（Emile，or Education）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在其死后出版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中，他将自传体写作中的自我意识与坦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此后也很少有这样的作品问世。卢梭所写的每一部著作，都在探寻增进人类美德的条件，以及人性和人权的普世性。他说，《爱弥儿》是他最伟大的作品。

以《爱弥儿》为起点来讨论卢梭，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这部著作最著名的论述“萨瓦省的牧师”（Savoyard Vicar） 的信仰的部分，卢梭阐述了自己对人性和美德的理解。在卢梭去世之后，《爱弥儿》第四卷的这部分内容又被单独出版。这也是他在原著中最受指责的部分，因为它同时得罪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审查员。梅西耶则掩盖了其与教会教义的不相容以及对非理性的教会教义的否定。

图8 卢梭，其关于社会和政府的著作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1704—1788）（ID# 70897）. 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作为巴黎启蒙主义社交圈的常客，卢梭对当时流行的唯物主义非常了解。卢梭选择与唯物主义思想决裂，他认为那些都出自形而上学者之手，他谴责这些形而上学者为诡辩家。他也清楚，唯物主义永远是少数派的叙事，他希望能有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自然宗教，可以在不需要考虑受众的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实现与人们的对话。此外，他在当时流行的无神论中发现了许多虚伪的东西：“在信仰宗教的人当中，他是无神论者，而在无神论者当中，他又是信仰宗教的人。” 由此，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卢梭的著作不在施托克朵夫寡妇的书单上。

卢梭对唯物主义（以及反唯物主义）的著作非常了解。他以笛卡儿对自身存在的论断开始了自己对真理的探索。笛卡儿认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存在，可以通过感官确定周围的物质，无论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既然无论动静都能被感知，卢梭推断，运动并非物质的本质。在讨论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托兰德从牛顿科学中推导出来的某些主张——时，卢梭站在了反唯物主义的立场，甚至援引了塞缪尔·克拉克的观点，他是第一批反对托兰德学说的教士。

卢梭旨在证明“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 运动的第一性原因，即这一意志，就是上帝。卢梭的论断宣告了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甚至是一个一神论者，与伏尔泰不同的是，他可以想象上帝是一个在自然和人类所有生命形式中都活跃存在的“仁慈的上帝”。 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由主体（free agent），有行善或作恶的自由。我们在世上被赋予了自由的权力。在“萨瓦省的牧师”的精神内核中，我们也能找到《社会契约论》中那激动人心的宣言的影子：“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的自然宗教也与他的政治愿景——“对民主的梦想”——密切相关。

卢梭希望一个自由的民族能有一个自然的宗教，这种宗教能使人在没有神职人员督导的情况下得到教化。神职人员所描绘的神，“是那样的恼怒、妒忌、动不动就要报复”。 卢梭与他们的观点相反，他宣称，“所有一切的宗教在上帝看来都是好的，都是他所喜欢的”， 只有通过“理智的检验”，才能了解它们。 与所有启蒙主义思想家一样，卢梭宣称，“只有大自然中不可改变的秩序才是对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最佳展现”。 在这一点上，牛顿大概也会同意。但是，卢梭认为人类应当到“他们当中”去理解这种宗教。 卢梭对旅行文学也非常熟悉，他注意到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在人类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回教徒或基督教徒。” 卢梭对作为神的耶稣基督表现了极大的尊崇，但是他对苏格拉底也怀有极大的好感。卢梭告诫他的读者：“都要以爱上帝胜于爱一切和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作为法律的总纲。”

“萨瓦省的牧师”是卢梭思想成熟后的产物，卢梭声称，他在青年时代遇到了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修道院院长让-克洛德·盖姆（Jean-Claude Gaime）。自在日内瓦出生，卢梭便信奉新教，后来他改信了天主教。在与让-克洛德·盖姆见面时，卢梭显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在都灵时身无分文，对食物和住所的迫切需要可能加速了他的转变。无论背后的原因如何，卢梭对宗教十分坦诚，他在《忏悔录》中的叙述与这本自传中的许多内容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萨瓦省的牧师”还为卢梭的公民宗教奠定了基础——如果要想妥善地实践并遵守社会契约，公民宗教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皈依天主教，卢梭不得不前往宗教裁判所免除自己的异教罪。他描述到，当裁判官问他，其死去的母亲作为新教徒是否下了地狱时，他的内心“满是恐惧”，但“十分愤怒”。他很害怕，不敢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愤怒之情。当天结束时，他被神学院除名了——他在那里改宗，并希望通过神学院的帮助在都灵找到一份工作。他被劝吿要好好生活，并拿到了一点零钱，然后就被打发走了。

几乎没有几个启蒙思想家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即便有，也不会写出来公之于众。如果说卢梭承认其早年的改宗经历是令人震惊的，那么他对其性体验的叙述也是如此：他的性欲、他的性觉醒、他对其他年轻男人的同性依恋、他对同性恋诱惑的排斥，最后还有他与年轻女性和成熟女性的多次激情邂逅。卢梭大胆地描述了自己渴望追求“贵妇人”，而不是像他自己这样的仆人。当他的爱欲燃起之时，他感到“羞耻”；面对性挑逗，他又显得“迟钝”；而面对第一次真正的性体验，他则“有些厌恶和恐惧”。

这个情绪混乱的年轻人，时而愤怒，时而绝望，对世界甚至对朋友都极不信任，后来成为法国社会最有力的批评家，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所谓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发起了抨击。他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骨被人挖出（卢梭死于1778年），重新安葬在先贤祠；他永远地成了一位世俗的圣人。到底是什么使卢梭成为一名如此富有战斗力的批评家的呢？

他的所有著作都显示出了他对社会等级制度、有权势的人、有头衔的贵族、文雅之士——总之是那些阶层比他高、境况比他好的人——的不满。同时，他也陷入了旧秩序的陷阱中——他想与文人雅士以及受过教育的人为伍：“再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要比较大方，谈吐要比较优雅……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 卢梭很清楚自己被困在了社会强加给他的势利心理之中。他也清楚自己是被一个压迫着“不幸的人们”的精英阶层吸引了。 当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时，他们实际上“更是奴隶”。 也许比起大多数人，卢梭更能清楚地看到社会秩序的矛盾与荒谬，因为他在个人生活和性生活中不得不每天面对这样的情绪与困惑。

笼罩在这位年轻哲学家身上的矛盾情绪，可以部分理解为他对自然的依恋与热爱。卢梭坦言，“漂泊的生活正是我需要的生活”，在“激流、巉岩、苍翠的松杉、幽暗的树林、高山、崎岖的山路以及在我两侧使我感到胆战心惊的深谷”中的体验最为舒适。 转向自然使人们表达深层情感成为可能，是人们寻求真实和平的一种方式。卢梭对自然的理解塑造了其政治哲学，使其在拥抱霍布斯的契约论的同时，也避免了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思想内核中黑暗的一面。没有自然的恩惠，卢梭就无法摆脱霍布斯的陷阱，也无法脱离先前所有契约理论家的窠臼，将主权归属于人民而非国家。

很少有政府理论家对社会给予如此大的信任。在自然状态下，本能占主导地位；个人只考虑自己。当我们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状态时，会有得有失：

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我们可能会认为，卢梭给社会中任何拥有财富的人都开出了一张不受条件限制的空白支票。但是卢梭与霍布斯或洛克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对财产带来的特权持保留态度：“各个人对于他自己那块地产所具有的权利，都永远要从属于集体对于所有的人所具有的权利。” 卢梭用寥寥数语，就给现代世界留下了公有财产普及的可能性，并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打开了大门。卢梭毫无任何怀疑地认为：金钱从本质上是腐败的。

在卢梭倡导建立的民主国家里，人民拥有主权，“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 公意保证了所有人的平等。公意不是大多数人的意愿；相反，它是将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的公共利益。这就是事实，无论当局以及如格劳秀斯这样的理论家们多么希望我们认为是政府拥有主权。尽管派系仍然可能存在，但派系越多，情况越好；由此，没有哪个派系能占上风。有了这样的预防措施，公意“可以永远发扬光大”。 公意受到法律等机制的保护，也受到共和国公民所接受的教育的保护。

对卢梭抱有敌意的批评家认为，他在对“公意”的表述中体现了对暴政的许可。这种解读是不符合常理的，其本身也充满了错误。卢梭关于公意的表述并不能被人轻易理解，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待公意。相反，公意因国家而异。共和主义理论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理论需要与当地制度相适应。当被波兰政府问及何为最佳形式的波兰宪法时，卢梭谨慎地指出，鉴于波兰贵族的规模和权力，他们的需求也应该被纳入公共利益的考量范围。同许多18世纪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一样，卢梭更青睐拥有土地的人，而不是有钱的人，他也看重那些用双手劳动的人。最后，卢梭坚持认为人们需要一种共同的宗教，一种可以将所有信徒团结起来的信仰。同样，公意也可以因地区而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意将接近“萨瓦省的牧师”所阐述的观点，而且它们是必需的。唯一被禁止的是宗教不宽容。 批评家认为，卢梭心目中的政治实体更接近于城邦及其出生地日内瓦，而非像法国那样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卢梭认为每个群体都必须找到深嵌在自身历史和习俗中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