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隋唐的官僚管理和控制体系，自隋文帝到炀帝强化监察的诸多举措和制度建设，应可视为汉代以考核为主、监察为辅的状态再难重现的标志性现象。而唐代对一直处于坎坷之中的考核制度的全面整顿和调整，又进一步适应了三省六部代表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使考核与监察在督饬百官恪尽职守时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也使两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监察与考核在整套官僚管理和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前已述专制集权控制下错综的权力切割，不能不使官僚权责模糊，事功难以归于个人。功绩标准遂不能不淡化居次，行能标准则相形突出起来，从而迫使唐代的考核首先去注意官僚过失的有无和多少，而过失主要是由监察来确认的。其中又以上下级行政监督最具基础意义，尤其各级长官办公机构对公文流转及其稽缓错失和官吏值班、缺勤等的监督，不仅是累计负殿、递降考等的基础， [1]而且是判别官僚是否具有“恪勤匪懈”等善行的首要依据。 [2]在确认官僚无过或少过的同时进而衡量其善最之况，由于行能不可能有具体可操作的划一标准，又必须更大地依赖于御史和采访观察等使的监察报告。 [3]由此可见，唐代的监察，实已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考等确定过程。

更重要的是，当考核从重在功绩评价转向重在才行素质鉴定后，其基本性质实际已与监察类同。相比之下，监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场合和方式，又要比依赖多部门协调配合和定期举行的考核广阔和直接得多，这就为监察职能的膨胀甚至取代考核打开了大门，也势必导致考核与监察在整套官僚管理、控制体系中地位的逆转。从唐代监察体制的总体功能来看，无论是内在地决定官僚考等，还是以更为细致和严密的方法厉行监察，其中通过考核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只占很小的份额；而不通过考核直接将有关情况呈报给皇帝，随时促成相应的赏罚，一直是其最为基本和突出的特点。

如御史台对不法官员的纠举，都是事大者弹奏，听候皇帝裁决，事小者案讫径付司法部门处理。 [4]两者显然不必以考核为中介，便可立即影响犯官的政治命运。各道使节的情况类此而更典型，自初唐起，朝廷便撇开考核，直接依据有关使节的报告，大幅度展开任免黜陟。 [5]玄宗以来，考核巡内州县官已被纳入各道采访（观察）使的法定职责范围。 [6]与此同时，或直接闻奏巡内官吏善恶能否，以便朝廷及时进行赏罚；或“便宜从事”，随机加以灵活的奖惩，是各道采访（观察）使的主要履职特点。 [7]代宗宝应二年（763），命御史台和各道将监察记录于每年九月三十日前报送考功司，并明确规定事大“当奏者，使司案成便奏”。 [8]可见监察不仅可配合考核，更可独立、随时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官员的赏罚黜陟。上下级行政监督的情形也是如此，其同样可以不通过考核就落实赏罚。如以笞、杖等司法手段灵活惩处违误官吏，是仍然留给各级长官的少数权力之一，且常被滥用。 [9]对治下的“善恶殊尤者”，有关长官又须及时上奏，以便朝廷随即赏罚。 [10]这也呼应了御史台和各道采访使大事直接奏闻、小事径行处罚的原则。

在赏罚过程中，考核与监察所占的分量更轻重有别。如前所述，除少数得上考或下考者外，与考等相应的赏罚，主要集中在散阶的升降和禄米的增减。即使把考核过程的种种问题排除在外，散阶并无职事意义，只与服色资荫有关，又不一定要通过考核来升降，加之高宗以来过于慷慨赐予官僚阶品，使之很快便泛滥起来。 [11]依考进阶之法，实在不足以砥砺人心士气。而禄米仅在官僚的全部俸禄收入中占很小份额，其增减也算不上有力的刺激。与之相比，随监察而来的赏罚就要有力得多了。监察结果一旦奏闻，尤其是遭到弹劾的官员，随之而来的常为利害攸关的职务变动。可以肯定，唐代在职官僚的任免调迁，直接通过监察进行的，远多于通过考核进行的。就是说，官职的变动已经不是考核的主旨，而是监察的重要任务。一旦官员违法渎职，在以后重新任用时，又要依法降其阶品。 [12]稍次，对于监察部门确认为违法的官员，朝廷也可不显加贬黜，而仅通知吏部“用阙”， [13]即提前结束其任期，让吏部另择他人担任其职，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和缓的免职方式。同时，朝廷亦可限制其再次预选的时间，即“殿若干选”（反之为“减若干选”）， [14]亦即限制其重新任用或升迁的时间。与之相伴，朝廷还可以酌情剥夺犯官若干月的俸禄、俸料钱（这是官僚俸禄收入中的大头）、禄米，或罚其额外多几十、上百次当直以示惩戒。 [15]除此之外，与监察相连的当然还有笞、杖、徒、流或纳铜赎罪等各种刑事处罚。由此可见，除赏罚的强度往往更烈外，在赏罚的品类上，也是监察有的考核没有，而考核有的监察都有。

此外，监察结果可以深刻影响官员的考等，而考等高下却无法改变监察的结果。比如，凡被确认为犯有过误的官员，须即时施加相应的处分，通常还可能因得下考而再次遭罚。这一点在唐后期法规中已相当明确。 [16]非但如此，在人事控制活动中，与考核相应的赏罚总是显得十分迟缓，包括职务变动在内的奖惩措施，也许早已通过监察实行过了。 [17]故与监察相比，考核常被当作“又其次”的手段来运用。 [18]若再考虑必须定期统一举行的考核，在应对各种异常事件和非正式临时性任职场合时的天然缺陷，那就可以更为强烈地意识到，一旦考核不再以功绩为重心，以往其所拥有的特长就适足以成为其累赘；而监察在唐代官僚控制体系中地位超过考核，实在是理之所当、势之所然。

最后简要总结一下唐代考核和监察制度的状态：承长期以来政治和行政领域的集权化趋势，汉代由各级长官主导的考核格局，已在朝廷统一主导和广泛协调下展开，功绩至上也已被行能为重的原则取代。这种状态适应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要求，却无可避免地使考核走向了作用日益局促和消极化的归宿。与之相应，则是汉代显得粗疏阔略而辅助考核来发挥作用的监察，在唐代已织成了一张深入渗透至百官日常行政过程的繁密网络，在整套官僚管理和控制体系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考核与监察的关系由此便完成了历史性转折，立竿见影地依据监察展开褒奖或惩罚，已是一种理所当然和压倒一切的选择；那种相对能够因官僚建树的功绩而容忍其过失的统治风格，则成了一去不返的陈年旧事。以后的史实表明，这种让监察在控制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又内在地决定考核定等过程的状态，实际上已经绘出了直至明清监察和考核制度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