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753年罗马建立后的一个世纪,罗马人从北部占统治地位的伊特鲁里亚文化中借用了伊特鲁里亚人的书写系统和他们的文字。罗马人也照单接收了包括名称在内的伊特鲁里亚文字的全套工具:stilus,一种书写工具;cēra(蜡),用于字板;ēlēmentum,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还有希腊-伊特鲁里亚文字diphtherā(外皮),人为书写界面。拉丁文字中最古老的纪念铭文——罗马广场尼日尔青金石上的交互式纹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第二季度。正如历史上每一次对文字的借用一样,罗马人为了适应拉丁语言的特殊要求而修改了他们的宿主文字。这个过程花了好几个世纪(图4-11)。
在借用的时候,伊特鲁里亚人仍然在写b和d,所以罗马人能够用这些字母来表达相关的拉丁语发音。伊特鲁里亚字母表的3个不同的/k/字母也被接管了;罗马人将它们写作字母C、K和Q(表示
)。然而,拉丁语中多余的K是为特殊的古语词保留的。类似地,从伊特鲁里亚的实践中遗留下来的C的浊音用法也保留下来,比如Gaius这个名字的缩写“C.”。当/k/出现在/u/之前时,罗马人才开始用Q表示特殊的发音/kw/,写成QV(我们今天仍保留这种做法,写成qu-)。双辅音(辅音丛)/ks/仅仅是X。罗马人将伊特鲁里亚字母表中的Z保留在继承的字母表的第七位,尽管拉丁语中没有/dz/发音。
拉丁语元音的长度并不是特别明显:每个A、E、I、O和V都依据上下文,可长可短。字母I和V也被用来表示半元音/j/(发y音)和/w/(图4-15)。
公元前3世纪,罗马私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斯普里乌斯·卡维利乌斯·鲁加发现罗马字母表需要一个音/g/,于是他把伊特鲁里亚字母中的C添了钩,就成了G,用这个音对字母表进行了补充。就这样,鲁加用一个笔画“浊音”了罗马字母C,显示出他认识到这两个音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清音(C)/浊音(G)的对比——这是一种对语言内部结构的精湛的洞察力,在历史同期,只有印度的梵语语法学家才具备。然后,鲁加把这个新字母G插入罗马字母表第七的位置,移走无用的Z,把它排到最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了以Z结尾的“a-b-c-de-f-g”。有序的替换——而不是简单的补充——揭示了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人对字母表顺序的认知有多么规范。
图4-15 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普拉内斯特出土的“费克罗尼·西斯塔”青铜马桶盒盖上的早期拉丁语铭文:“NOVIOS·PLAUTIOS·MED·ROMAI·FECID /DINDIA·MACOLNIA·FILEAI·DEDIT”(“诺维奥斯·普鲁蒂奥斯让我在罗马/丁迪亚·科尼亚把我给了她的女儿”)
一个世纪后,随着罗马征服希腊,大量希腊文化和词汇涌入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促使人们借用了拉丁语言中缺失的两个音:/y/(就像在法语中的tu)和/z/(源自早期希腊语中的/dz/)。第一个字母已经通过伊特鲁里亚语从希腊语中借用了V代表/u/,因此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希腊字母Y现在可以简单地复制成单独的/Y/音。它的名字upsilon仍然是希腊语(今天,德国人仍然叫他们的“y”为Ypsilon,法国人叫y-grec。为什么说英语的人说“y”还不清楚)。被鲁加放逐到字母表末尾的“无用的”拉丁字母Z,现在被称为ze-ta(希腊语发音,英联邦英语zed这一发音即源于此);与其他字母类似,北美洲人后来将其发音改为/zi/。
罗马人的基本字母形状是用来刻字的大写字母。拉丁语大写字母主要有两大分支,即方形和通俗大写体,以及安色尔大写体。留存下来的大部分古代拉丁语手稿都是通俗大写体写的,但方形大字体可能同样古老。方形大写体往往侧重纪念性,而通俗大写体则偏向精算性——也就是会计师们喜欢的字体。方形大写体厚重而呈直角,底部和顶部饰有细笔画和垂饰(图4-16)。通俗大写体呈细长状,有短横画,没有尾端(图4-17)。
图4-16 无与伦比的拉丁大写字母:罗马图拉真圆柱上的刻字,公元113年
罗马人改变了所有字母线条都必须同样粗细的刻板传统,从而使罗马帝国的每个大写字母的笔画都随着宽笔尖的游走而呈现出粗细有致的样态(在早期,笔尖可以被裁剪成任意宽度)。罗马人也比希腊人更强调衬线的使用,衬线是在字母的主线或笔画的末端交叉或突出的细线或笔画,从而提高了易读性,总体上提高了字体的美感(人们常说,公元113年,图拉真圆柱上刻有“最精美的罗马刻字”)。罗马人的方形大写体,这是英语文字的一个熟悉的祖先。
安色尔大写体是由方形大写体(图4-18)演变而来的。在这里,通过曲线的运用而避免棱角,主要的垂直笔画通常高于或低于书写线。公元4世纪左右,罗马安色尔体已经成为文学字体。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安色尔文字是拉丁语最重要的文学字体。
▲图4-17 拉丁通俗大写体:关于亚克兴战役的诗歌片段,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前的赫库兰尼姆
图4-18 拉丁安色尔体:《新约》富尔达手稿,抄写于约公元546年
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发展了草书,尽管它一点也不像这个词通常暗示的那样“流畅”和连贯,罗马人的“草书”中的字母几乎总是独立的、不连贯的。它的主要特点是试图减少每个字母的笔画数,同时保持易读性;和希腊文字一样,几乎每一个字母都是一笔可以写成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涂鸦是现存最早的罗马草书样本,大部分写于公元63—79年之间,当时两座城镇都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毁(图4-19)。罗马的蜡板和瓦片也保存了草书样本(图4-20和图4-21)。在帝国的日常书写中,拉丁草书通常写得很潦草。旧的字母在这个过程中面目全非,终于在几个世纪后演变为小写字母。据推测,庞贝(和其他)的涂鸦展示了一种早在200—300年前就已经被使用的形式。许多草书字母很容易被误读为其他字母,因为一些重要区别在这一过程中丧失殆尽。
任何一种传播的性质和它所期望的效果决定了相应罗马字体的选择。正如我们今天所做的,罗马人认识到媒介也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字体具有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联系,每一种都受制于相应的阶级或环境。在法国南部纳博内的一所罗马人住宅前,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洞CAVE CANEM(“当心恶犬”)镶嵌瓷砖,也反映了居住者的实际社会地位或期望的社会地位。
和希腊人一样,大部分的书写都是在蜡板和莎草纸上完成的。(公元2世纪之前,莎草纸一直是首选,后来变得越来越罕见;然而在法国,到了公元6世纪,它仍被普遍使用)。在头几任罗马皇帝统治时期,犊皮纸(作为用小牛皮制作的一种优质羊皮纸)是前几任罗马皇帝统治时期的一种稀罕的书写材 料,成为基督教这个新宗教的书写媒介。犊皮纸最终完全取代了曾“代表”了异教徒的世界(如果只是一种比喻意义的话) 的莎草纸。从荷马所生活的希腊世界到维吉尔所生活的罗马古典时期的那些用最复杂的文字所创作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基督教堂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都被羊皮纸《圣经》淹没了。后一类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受重视和照顾,因此数量大增。
2000年前,谁能读懂这样的作品?到公元前几个世纪,识字在罗马帝国很普遍。位于英格兰北部哈德良城墙旁的罗马军事基地温多兰达的事例可资证明。自1973年以来,在那里发现了大约2000封写在木板上的信件和文件,证明了书写在古罗马社会中普遍存在,甚至在帝国的这个最边远的地方也是如此。
▲图4-19 写于公元79年庞贝石膏墙上的早期拉丁草书:“共同的数字……/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有一大群人”
▲图4-20 在达契亚(匈牙利韦雷斯帕塔克)的奥尔伯纳斯·马霍尔发现的一块蜡板上的拉丁草书(公元176年),记录了一个殡葬协会的解散:“描述和确认/我从书中得到的/情况是……”
图4-21 在英格兰西尔切斯特发现的公元1世纪或2世纪瓷砖上的拉丁草书,可能用作写作课材料
温多兰达文献是世界上出土的最大的早期罗马文献档案,可追溯到公元85—130年。所有的碑文都是用墨水写的,或是用笔刻在蜡上,记录的普通男女之间以及与远方的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竟有着这样的宝藏,充分证明当时的人们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有着大量的书信交往。
书写保持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终保存了社会网络和罗马文化,即使是在原始的化外之地。这种通信也为军事供应、命令批准和重要情报传递提供了保障。换言之,写作使帝国得以运转自如。最近,在英国的其他罗马遗址,比如威尔士的卡莱尔、里布彻斯特和卡列昂,也发现了类似的木板文献遗存。现在人们知道罗马人的读写能力比前一代人显著提高。
拉丁字母表并不比借来的伊特鲁里亚体系在结构上进步。也就是说,它也保持了字母的平等地位,既传达元音,也传达辅音。当然,这是一个与闪米特文字不同的世界,在闪米特文字中,元音有时是通过在辅音字母上面和下面的可选变音符号来表达的。它也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布拉希米文字的子文字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文字中,一系列有规律的元音标记被附加在或并入辅音字母库中。后来,所有源自拉丁语的文字都有一个独有的特征,即一个字母等于一个发音(元音或辅音)。每种文字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因语言而异,因为字母表不是尺子,而是一件工具。
到公元前1世纪,拉丁字母表几乎拥有了完整的正字法音素,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字母都构成了拉丁音库中的一个独特的声音。 就英语来说,这一点还远未实现(见第八章)。拉丁字母取代了意大利半岛上除希腊文以外的所有其他文字,并最终成为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官方文字。希腊文字是文化和教育的文字,仍然是东半部的官方文字。拉丁字母后来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基督教的载体,就像阿拉伯字母同时成为伊斯兰教从西班牙到印度尼西亚的载体一样。凭借这一身份,拉丁字母在西方社会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避免在中世纪被日耳曼如尼文字或凯尔特欧甘文字所取代的命运(见第七章)。
拉丁字母,首先是因为基督教,后来是因为殖民化和全球化,已经“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其他文字传播的范围更广,影响的语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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