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是东亚最古老的书写体系。它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下半叶出现在中国的中北部,几乎得到了充分发展,不仅成为东亚最重要的书写形式,而且成为人类主要的书面表达媒介。一位学者估计,直到18世纪中叶,用中文出版的书比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出版的书加起来还多。 汉字已连续使用了3000多年,其体系几乎没有变化(但单个汉字或汉字的形状变化很大)。它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载体之一。
最早的中国文字是刻写在兽骨和龟甲上的卜辞,可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的商代(图5-1)。1971年,在河南安阳发现了21块刻有铭文的甲骨。许多学者根据其程式化的外观,推断这种文字一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发展过程。一些学者认为,公元前4800年的一些陶器碎片上的各种刻痕,可以作为上述推断的证据。
中国最早的铭文竖栏书写,从右到左阅读,这是与美索不达米亚纪念碑(直到公元前1500年)背面铭文的不同之处。中国文字也包含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符号一音节原则(在早期的中国文字中,这是一种非标准的意符-音节文字)和字画谜原则。
图5-1 中国甲骨文(约公元前1200年),发现于河南安阳附近
汉字最初的书写形式是“文”,即“单位字符”。就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用一个已知物体的简单素描来提示它的发音。因为古埃及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它使用字画谜原则来建构不连续的声音,以便由几个象形符号组成一个词语(见第二章)。然而,在古汉语的单音节中,一个音节是一个“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文”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词语了。谐音现象增加了词的数量,一个发音往往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古代词语。反过来讲,复音也得到了;语义相关词可用“文”来表达。例如,“口”可用来表示“呼喊”。谐音和复音都为早期汉语书写嵌入了“图符的多义性”——一个单词的阈值决定于其所应用的语境。这为早期中文书写带来了广泛的多样性。
然而,这也造成了歧义。这个系统太过松散,仅凭语境无法确定哪种读法是正确的。在商代文字中,没有一套标准的“文”。随着中国北方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认识到了标准化文字的价值和潜力,文字规范化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克服文字的模糊性,具体办法则是将“文”转化为复合字。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已经用毛笔和墨水书写的2500多个汉字中,约有1400个成为后来的标准汉字(图5-2) 的来源。商代文字仍然是语素音节文字,用一个字来表示一个词或一个单音节词素(词素是一种表达意义的语言单位,不能分解成更有意义的形式;例如,英语writing包含write和ing两个词素)。这样,每一个商代文字都是一个词符。商朝的文字有两种类型。首先是文,正如我们所见,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然后,问题就有了解决方案:“字”或复合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组成,作为一个符号。这就是中国文字的独特之处。“表音符号”或“表意符号”(就像埃及语的限定词,但不同之处是它不能独立存在)可以附在“文”后面,以辅助标识该词的意思。因此,复合“字”是“文”和这两个标识符之一的组合。
图5-2 一些源自商代的重要汉字的演化过程
通过这种组合,汉字可以表达汉语的全部内容。任何一个字,不管多么复杂,都传达了一个音节,而这个音节通常代表一个词。一些字总是代表同一个词,但大多数提供了几种可能性。然而,就像“文”一样,文士们很快赋予了“字”以多种含义和读音。一旦这些复合体本身再被合成,系统就增加了第三级的复杂性。
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方法是在汉字符号中添加更多的字符组件,以识别符号的意义和声音。(这样,一个常见的汉字符号中就可以出现多达6个字符组件,例如“郁”字的繁体形式“鬱”,由6个单独的组件构成。在一个罕见或特殊字中,组件甚至超过6个。)
早期的汉字书写系统是相当明晰的,人们大都能识别和拼读简单的汉字。在它的早期,系统本质上代表了一个不完整的表意文字,增加了表意符号以减少歧义。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汉语口语发生了变化。语音不再一致,所以必须添加更多的表音符号。其结果是表音符号地位的丧失,语言中的语素和书写系统中的字符之间的关系不再明晰。这样,汉字就完全变成了意音文字。
作为汉字的特征和汉语口语单位的再现,语标文字或“词汇文字”主导着整个书写系统。汉字传达的是词汇,而不是思想或具体物体。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认为每个汉字都“代表一种思想”。 这是不正确的。汉字,作为一个完整单位或构件组块,是汉语中的词汇或单音节词素,仅此而已。
虽然汉字主要是音节文字,但它不是音节文字系统,因为大多数汉字都有一个意符。因此,汉字被称为“意音文字”,这也许是对这一体系在文字世界中独特地位的最好诠释。 从语言学角度讲,汉字是“形音字”——音节是语素的再现(其中有一小部分,如数字,可以是表意文字,是汉字系统的子系统)。每个字都是二合一的:一个语素和表达这个语素的音节。汉字的数量远远多于音节,但词素的数量大致相当。由于一个人只能记住有限数量的字符,所以音节部分就占了主导地位。然而,声音传输仍然是模糊的,在许多情况下无法精确再现。
就像所有的文字系统一样,汉语也有它自己的弱点。意-音复合词显示了大量矛盾的用法变化:无论是图形上还是位置上,都没有标准和一致的标记来表明字的哪个元素是表意,哪个元素是发音。它们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例如,有的表意符号保持音节和声调一致,有的变调,有的既变音也变调。表意符号同样是可变的。
无论它们的音值是什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成年人显然会在同一瞬间读懂语音和语义。不那么专业的读者会在语音或语意中寻找正确阅读的初步线索。正因为如此,汉语的阅读有两种方式,即瞬时“整词”阅读和归纳语义语音组合阅读。大多数中国人是以“全词”方式阅读的,就像我们在掌握了基本知识并将例外情况内化之后在英语中所做的那样。符号在汉字意义解码中起限制作用,语音在阅读过程中更为重要。 事实上,表音元素在预测发音方面的作用远远优于表意元素在预测意义方面的作用。 然而,似乎只有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结合,才最终构成了记忆声音和意义的独特的“视觉钥匙”。
这就是为什么把汉字符号称为“字”似乎更合适的原因。“符号”反映了统一,而“字”则表现了组合的灵活性[就像玛雅文字和复活节岛的rongorongo(朗格朗格)]。正如人们都看到的,每一个汉字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声符组合一个或多个意符动态表达的,每个组合的构件又都可以有多种拼读方式。只有一个字,而不是一个符号,才能达到如此多维度的表现。
每个汉字都需要单独学习,就像每个人单独学习一种语言中的单词一样。发音和意义有好几个线索——语音、语意、语境等,但这些线索是不可预测的。与字母不同的是,每个汉字的语素-音节都是在书写系统中被“编码”的,需要一个单独的解码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激活了人类大脑中不同于字母阅读者的区域(见后文)。
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最初制作了一些甲骨文本,但后来只有用失蜡技术在黏土中浇铸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汉字的形状,后来被称为“大篆”,与商代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使用软蜡浇铸。圆形的形状后来被用墨水和毛笔复制在竹子、丝绸和木头上。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政治不统一的影响——许多不同的书吏根据不同的语言和书写习惯创造了大量地方和书面字体(图5-3)。然而,尽管有很大的字体变化,书写系统本身仍然保持不变。
图5-3 这个铭文可以追溯到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
到公元前3世纪,积累的拼写差异阻碍了普遍的易读性。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认识到文字在团结不同部族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作用。汉字标准化遂成为秦帝国加强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公元前221年的伟大文字改革中,秦朝丞相李斯将大篆简化为新的标准小篆,这是古代世界为实现政治和社会集权而自觉地实施文字改革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秦帝国的巨大组织能力使得这次文字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这也是中国文字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分野,因为李斯创制的小篆成为后来所有汉字 字体的先驱。
图5-4 每两栏一组,从右到左阅读,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汉字的6种主要字体
然而,秦朝很快就崩溃了。在汉代(公元前202—220年),汉字字体不断演进,一直沿用至今的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相继问世(图5-4)。这就出现了一种将忽略意义的音节符号标准化的趋势:这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音节表,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音节系统。但学者们很快就坚持要更加认真地强调每个字的意义;事实上,意义成为每个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21年,是汉字正字法标准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问世,该书区分了单个汉字构成的“文”和多个汉字复合的“字”;根据偏旁,将汉字分为540部首;认为无论结构多么复杂的汉字,皆可归入“六书”中的一种。
图5-5 许慎的“六书”
许慎的“六书”最好地阐释了汉字是如何构成的(图5-5)。第一类是“象形”,如“木”“日”等。第二类是“指事”,如数字“一”“二”“三”。第三类是“会意”,是复合基本字符成为新的阅读单位,如“木”与“日”就产生了“東”,也即“东方”之意。第四类是“假借”,是指符号的表音化,如“來”,其古字形像一株小麦的形象,本义指“麦”,也用来表示“到来”,因为发音曾是相同的。第五类是“形声”,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复合基本符号的语义和语音,也就是说,字符的语义表意,字符的语音表音,如“糖”是由表意的米字旁和表音的“唐”复合而成的。第六类是“转注”,略改原有的字形和读音:例如,“乐”字也可以用来表达“音乐”或“快乐”。第五类汉字约占汉字总数的90%,而第六类汉字在每2000个汉字中才有一个。
许慎本人曾使用李斯的小篆作为其文字的基础,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日常字体。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小篆演化成隶书,广泛用于公文书写,隶书是后来所有中国字体的原型。
几千年来,汉字的数量急剧增加。商代铭文中有2500多个字。许慎于公元121年编纂的《说文解字》中有9353个字。到了11世纪,汉字的数量达到的2.3万个。1716年,清朝编纂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康熙字典》列出了4.7万余个汉字。最近的汉语词典(公元1986—1990年)收录了约6万个汉字。有人声称,所有曾经存在的汉字——不考虑不同的字体——可能多达8万个。 这是因为汉语书写是“开放式”的:每一个新词都会自动地在系统中要求一个新的字。汉语已经用了3000多年的时间收集新词了(相比之下,一个“封闭”的字母系统,比如拉丁语的底层系统,可以用非常小的字母库从语音上复制每个新词)。
尽管如此,活跃汉字的数量只相当于所有汉字的十分之一。每个人都认识的汉字数量又只占到活跃汉字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换言之,普通中文读者平均掌握2000—2500个汉字就基本上够用了。因此,在汉语词典中列出的大多数汉字,使用的概率极小。
书写中文的物理方式也需要特别提及,因为这也不同于已知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书写。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惯例,即把每个字符都写在4个一样大小的“四字格”里,有时叫作“方块字”。 所有中文文本都是竖行从右到左书写,没有分隔符号或标点(图5-6);直到20世纪,才开始普及中文标点符号,虽然还没有标准化。现在,许多文本已是横行从左到右书写,就像现代拉丁衍生文字一样。
最早的中国文字,或是用毛笔和墨水写在树皮、竹条、木片和其他材料上,或者刻在象牙、牛角和龟甲上,或者用软蜡绘制在青铜铸件上。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丝绸开始成为公文和信件的常见书写材料。然而,丝绸昂贵,使用范围有限。约在公元1世纪,人们将旧丝绸捣成凝胶状浆液,然后将其薄薄地摊在框架容器上晾干,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可用的书写材料。这一过程可能是公元105年汉和帝的宦官蔡伦首先描述的,这可能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了创造廉价的书写材料而进行的众多实验之一。 这预示着纸这种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用、最普通的书写材料的出现。蔡伦的发明是用旧破布、渔网和树皮制成的,据说比丝绸便宜得多。现代植物学家研究了公元2世纪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纸张,确定它是由碎布和未经加工的纤维(月桂、桑树和苎麻)复合而成。直到公元8世纪,造纸业仍由国家垄断,其技术严格保密(图5-7)。相关知识只传播到西域。
图5-6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书籍:《金刚经》汉译本,长500厘米,高30厘米,公元868年
写汉字时,每个字符必须有规定的笔画数(1画至25画),必须有一定的顺序,必须有一定的笔画起点。书法有8种基本笔法(尽管书法家们所记的笔法多达64种)。所有字符都包含一种或多种笔画。设定笔画的编号、排序和走向,不仅是出于审美考虑,还有助于将每个字符组织在习得的相似字符群中,方便以后的大脑检索。在需要复杂的表意-表音字符来再现语言的每个语素-音节的书写系统中,这样的助记手段是必要的。
图5-7 17世纪的中国造纸术
书法是一门表现文字之美的艺术,对中国人来说一直很重要(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教程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放弃了“书法课”)。中国人认为书法就是书写本身,是不需要改良或商业开发的东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书法与音乐、绘画和诗歌同等重要。的确,在中国社会,伟大的书法家往往比最优秀的画家或诗人享有更崇高的地位。
书法家需要各种各样的笔、墨、纸、砚、镇纸和一小碗水。笔毛由貂皮、山羊和野兔的毛制成,其中秋天野生貂皮的毛发柔软而富有弹性,可以写出优雅的笔画。据称,专业文士可以根据笔画的灵动程度判断字是用哪种动物毛发制作的毛笔书写的。在中国书法中,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每个字都是一件微缩艺术品,每个字都是书写者学识、技巧和才华的外在呈现(图5-8)。西方的字母几乎完全是功能性的,而中文的字符就其本质而言,同时具有功能性和艺术性。阿拉伯文的书写者也许最能认同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辅音字母文字缺乏相同的艺术潜力,而对于一个希腊字母或拉丁字母文字的书写者来说,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图5-8 中国书法家所书格言“金生丽水”,从左到右,字体分别为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然而,汉字的书写仍不够精确,因为复合字的表音和表意成分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声音和意义,而只是一种近似值。正如维克多·梅尔所言:“(汉语的)读者必须猜测或记住出现在每个汉字中的适当的读音;他们还必须将图符与他们已经知道的词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定汉字(字符)的意义。” 一些语音成分有多达12种不同的发音,每一种都由它所在的字符决定。一个字也有多种可能的发音(多音字),一个发音也有多种汉字。这种多效性并非一直是中国文字的特征。通常,今天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几个世纪以来音系趋同的结果,也即汉语本身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貌似相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历史上曾是不同的。
汉字可能是语素-音节文字,但即使在创作的文言文中,也有不少多音节词汇。在这里,尽管有表意文字,但声音压倒了意义。例如,在现代汉语中,一个词语的平均长度是两个音节,而古汉语词语则以单音节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写一个词语需要两个字符吗?与此正相反。这些字符仍然是单音节的,但词语的发音是多音节的,就像由单个字符组成的词语“千瓦”“图书馆”“问题”那样。
这个系统与古代典籍比较契合,但不适用于白话文和地域变体(汉语方言)。除了文言,没有其他什么合适的表达方式。迈尔说:“时至今日,即使是北京话(现行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基础),作家们都抱怨不可能用汉字写出他们想要表达的全部东西。” 这是因为8种主要汉语方言中的许多常用语素并不是用标准的6万个汉字来表示的。如要写出广东话或台湾话这样的方言,只有两种办法,或者发明特别的字符,或者使用拉丁字母(自19世纪末以来,后者越来越受欢迎)。目前,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尽管中国的书写体系和文字在过去2000年中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但作为有生命实体的汉语口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所写的东西常常不能反映出所说的东西,也即无法通过一种永久的正字法来表达短暂的语言,正如英语中light和enough这类单词一样。
为了弥合这种分歧,对中文书写进行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11世纪初,中国文人就已经知道了语音文字。 然而,有两个主要因素阻止了这种转换,一是文化保守主义(存在于所有书写系统中),二是个人对汉字的依恋(民族认同感)。汉语罗马化萌芽于明初到清初(公元1368—1662年),由于他们使用拉丁文字和以前没有文字地区的汉语方言来传播基督教经文,因此提出了各种方案。
19世纪末,反对满族政府及其政策的抗议活动日益高涨,引发了一场全面改革中国文化的思潮。为使中国富强起来,当时的人们提出了许多汉语拼音方案。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用国语取代文言作为官方书面语言。1913年,中国读音统一促进会制定了国语注音符号,促进了普通话的传播;在中国台湾,国语注音符号仍用作汉字的语音辅助工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汉字的书写改革带来了两大推动力:一是更大规模的拉丁化,二是汉字的大幅度简化。中文的拉丁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外来文化的入侵。虽然韦氏拼音是西方人拼写汉字的最常用方法,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了拼音系统在中国的广泛使用。这是因为中国文字系统的自主罗马化,是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 30年代就提出的主要社会计划之一。当时中国的文盲问题严重:传统书写系统对许多人来说太难了,很难在适当的时间内学会。然而,拼音的实施却被学者们叫停了——就像约2000年前音节文字的提议所遭遇的那样。
所以中国想出了一个妥协方案:简化汉字。简化是一种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做法。最终,于1955年中国颁行了简化字(尽管大多数中国人仍在使用繁体手写体),这种字被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消除了几乎所有冗余字,而且大幅减少了笔画数。在多数情况下,繁体字已被简化。如果不学习,大陆的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能阅读古老而复杂的文言文了,而台湾的中国人则很难读懂大陆的简体字(图5-9)。
图5-9 左图报纸,简体字横排印刷,由左到右阅读;右图报纸,繁体字竖列印刷,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阅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采用拼音这种标注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拉丁化系统。这个系统也成为海外拼写所有中文专有名词的正式方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末期Peking(北京)变成了Beijing。
简体字是一种新的文字,而繁体字在现代社会显得陈旧和不切实际。汉语拼音(与简体字一起)现在是小学教育、路标、地图、时尚商店和餐馆、品牌名称、中文盲文、电报,以及也许更重要的计算机输入等其他用途的汉字读音辅助工具。似乎约定俗成,中国采用了简体字和拼音互补。
现在有两种新的压力强加在中文书写上,迫使人们做出决定:一是电子文字处理;二是不断增加的外来词。而前者没有后者那么重要,因为现在可以不用求助拼音就能成功处理汉字了。外来词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中国一直抵制外界的影响,在其书写系统上的表现就是汉语书写对于非中国元素的不兼容性。如果一个汉语书写者想表达一个外来词(通过语音画谜方式实现),那么其所用必要字符的数量通常与一个完整的汉语句子相当。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汉语中的外来词越来越多。
对于熟悉汉语和汉字书写系统的人来说,像拼音这样的表音文字似乎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汉语表意文字,至少不能作为国家正规书写系统和文字。汉语的表意文字已经发展了许多消除歧义的机制,而表音文字很少能以同样方便的方式解决这些歧义。中国社会也许会永远接纳传统汉字,并将其作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最佳视觉表达方式。然而,汉语书写的未来是开放的,这是比系统效率和民族认同更重要的决定书写历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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