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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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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目前是通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书写方式来表达的:3种文字(一种中文和两种日文)同时书写的两种独立系统(一种外国表意文字,一种本土音节文字)。世界上大多数的书写系统都是某种形式的混合体,其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系统,比如拉丁字母,允许一些外部成分的偶尔入侵,比如意符(比如8、+、?、%、>、†等)。然而,日语不属于任何类别。日本的外借汉字也有中文和日文两种解读方式,上文所描述的6种不同类型的汉字都有各种复杂性。从本质上说,日语书写是对汉语书写经过几个世纪复杂的再分析的升华,目的是在社会互动的几个不同层次上传达日语和汉语外来词。日语书写的复杂性反映了日本社会本身的复杂性。

所有日本文字的基础,也就是它的来源,是日本从中国借来的语素音节文字汉字或“汉书”。 日本人从中国借用文字数百年后,发展出了自己的假名音节书写系统,其中包括满足不同需要的两种音节符号,即平假名和片假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马字越来越多地用于非日语单词。最后,还有“季语”(kigō)或“符号”,通常会穿插在使用上述所有书写系统和文字的日语文本中。

不知道在引进中国文字之前日本是否有文字。似乎像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那样的结绳记事系统也可能在日本使用过。 在公元前108年中国西汉王朝攻打朝鲜之后,汉字(包括系统和文字)开始为非常有限的日本文人所知。包括刻字金属镜在内的汉文化传入并影响了日本社会。公元370年,日本入侵朝鲜,随后实施了长达约200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据说日本应神天皇将两名朝鲜学者请到日本宫廷指导皇太子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在6世纪中叶,佛教成为日本国教,中国文字随之传播到其他地区和中心;日本文人定期到中国朝圣和学习。公元645年,日本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央政权,并在500余年间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汉字被制度化并被用来表达古老的日语,从而建立了日本历史文明(图5-12)。

图5-12 日本首部本土文学作品《古事记》,完成于公元712年,用汉字记载了日本古史,这是1803年的木版印刷版本,在片假名音节文字中提供发音辅助工具

和古朝鲜语言一样,古日本语言也是一种多音节黏着语——完全不同于用汉字表达的文言文。日本最早的文字是“宽文”(kanbun)或“汉字”。这是一个尝试,在日语语法中仅使用汉字。阅读“宽文”有使用中文文言文和使用中文文言日文翻译(在栏目之间使用辅助标识)两种方式。“宽文”几乎完全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不是口语。它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就像拉丁语在西方的地位一样:大多数文人都能读懂它,但很少有人会说。“宽文”不是日文,而是中文和日文之间的一种文学交流载体。

当日本人借用汉字时,他们不仅借用了汉字的意义,还借用了汉字的发音——尽管汉语属于一种外来语言。经过几个世纪的借用,汉语发音在日文中的主导地位通过阅读每一个具有日本本土音值的字符来弥补——这就是“假名”。每个日本汉字(借用自汉语的汉字)现在都可以有几个发音和假名,虽然并无一定之规:像很多字符一样,例如,“さい”这个字符(表示“才能”和“年龄后缀”),就只有一个发音。然而,没有一个只用本土日语假名发音的字符。只有当日语中有一个词在意义上接近汉语发音时,才会补充一个或多个假名发音。

复杂性进一步增加了书写中-日复合词和日-中复合词的用法,每个构件都可能有几个读法。日本人发明了中文中没有的数百个汉字,这些汉字有汉语和日语两种读法。虽然单个的汉字确实穿插在日语里(都是借用自汉语),但大多数汉字是由一个或多个汉字组合而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构成。例如,3个表示“声音”“口音”和“研究领域”的汉字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日语的“语音”。

和中国一样,日本的文字是用毛笔和墨水书写的,竖栏从右向左排列(到了7世纪,日本人也开始制造和使用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但从最早用“宽文”书写日语开始,他们就意识到,外国的书写系统无法传达日本文士想要表达的内容。几个世纪以来,日本文士都希望读者在心里“填满”那些文字中没有的词尾和助词。用这种方式解读日语既费力又模棱两可,从几个方面来看,这是历史上最尴尬的借用事例,因而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在早期几个世纪的借用过程中,为了减少歧义,开始更充分地表达日语口语——不仅仅是汉语的意思和发音,日本人采取了各种适应的方法,使用的策略与朝鲜人和越南人相同。日本人使用汉字的汉语 意义,但是用日语发音——这就是“宽文”中使用的“假名”。他们也有一些代表独立于表音的纯音值汉字,即“倭字”。早在约1300年前,日本文字与实际的“中国”文字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与日本人的感知有关。

文士们很快就开始把“宽文”和“倭字”混合在一起,即将表意和表音结合起来。到了8世纪,又提出了构成今天日本文字基础的双系统原则,即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混用的书写系统。

作为声音文字,“倭字”使用了所谓的万叶假名,一种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开始使用的音节文字,“万叶假名”的发明可能是受到了朝鲜语“乡札”的启发。这种音节文字通常写在汉字或竖栏之间,形体很小,目的是阐释佛教典籍《箴言》或为其添加注释。但万叶假名很笨拙,因为在日语中使用的汉字通常比实际音节多10倍:在8世纪,日本的书吏书使用970多个不同汉字来表达区区88个左右的日语音节。

为了解决这种早期的冗余现象,日语假名字音表应运而生(“假名”这个词可能来自一个朝鲜语音节表的前两个元素,这个音节表由“ka-na-ta-ra”开始,类似于“希腊字母表”的α和β)。 假名是粘贴并穿插寄生在所继承的中国表意文字之上的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音节字母书写系统。它有两种形式:平假名和片假名。两者发音相同,但外观和功能各异(相同的系统,不同的文字)。

万叶假名发音字符的草书形式在公元8—9世纪成为平假名。这种文字也被称为“妇女字”,因为其使用者主要是上层女性(日本中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就是由紫式部夫人完全用平假名创作的)。平假名的姊妹文字“片假名”或“部分假名”,也是在9世纪直接从万叶假名中衍生出来的,片假名并不总是源于从平假名符号衍生出来的相应音节符号(这就解释了平假名与片假名在外形上的明显差异)。到了12世纪末期,人们开始使用假名-汉字书写系统,也就是一种混合了中文汉字和日本假名的书写方式。这种方法在日本一直沿用至今,偶尔也会有些变化和调整。

在整个日本中世纪,汉字一直是国家尊崇的文字。国家文献是用片假名写的。女性在文学作品和私人书信中都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与朝鲜汉字一样,汉字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的主要文字,尽管在有限的领域内,温文尔雅的上层妇女的平假名文学创作也赢得了巨大声望。进入18世纪后,女性也被允许使用汉字。今天,日本的任何书写系统或文字都没有社会性别界限。

到19世纪末,早期假名库中的许多异音符号(发音相同的不同符号)被消除了,减少到96个音节符号,即两种假名文字中各剩48个音节。所以一个日语音节在每个文字中只有一个音节符号。到了20世纪下半叶,w系列中的两个符号(i和e双线)也不再使用了。这样就剩下了92个平假名和片假名音节符号(各46个),加上经常以-n结尾的日文音节,总共形成了94个音节符号(两个-n)。这些字母仍按照借鉴自印度南部泰米尔文字(图5-13)的包括一些古音节符号在内的“五十音表”的顺序排列,即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大多数日语词典都是按照这个表中的字母顺序排列的。

日本的两种假名文字,每一种都有一个可以立即识别的外形——平假名通常是弯曲的,片假名是直线的。这一重要的区别在日本的图形艺术中得到了利用,片假名更适合用于商店招牌和广告,而平假名则适合用于书法和其他更流畅的表达(图5-14)。

日本汉字和假名在日常日语书写中的各自角色只是在20世纪左右才变得“标准化”。汉字的书写是为了传达主要的词汇类别——非西方名词(汉语和日语)、动词词干、形容词词干和一些副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片假字提供了必要的语法语素和虚词;自从1900年正式确定假名形式以来,平假名音节图就传达了这些信息。但是平假名仍然没有一致性。人们会发现在任何日语句子中平假名的全用、半用甚至是零用——通常只有汉字出现,迫使读者在心里“填”语法,就像中世纪早期一样。另一方面,片假名音节图现在表达的是外来词、感叹词、模仿词、拟声词和专门术语。

图5-13 日本的“五十音表”,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阅读。突出显示的框包含多余的元音

自二战结束以来,片假名的使用量有了很大的增长,赋予了文字一种它在平假名取代语法功能时失去的优势。由于外语的“污染”,片假名现在大量出现在霓虹灯招牌和其他街道、商店、电视、互联网和杂志广告中。它还可以表达特别强调、委婉用法、讽刺意味等。现在年轻人在他们的混合文字中更频繁地使用它,从而达到一种“更宽松”的对话语气。 片假名音节图已经成为日语书写的“斜体字”。

图5-14 200年前日本官方信函的模式是:备受推崇的“草书”

日本平假名和片假名音节表,也使用一个小的变音符号,如“''”,它可以改变k为g和º,可以把h变成一个p,都完全有能力传达一切现代日本演讲。事实上,在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读物中,几乎所有的汉字旁边都有微型平假名的标志。这些被称为furigana,或者“振假名”,尽管是为了读出一个可能不熟悉的汉字,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显示这些汉字实际上已经变得多么多余(图5-15)。

在这方面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日本需要两个音节?通常给出的解释是平假名用于非正式书写,片假名用于正式文件和其他正式场合。但这是一个历史的观察,而不是一个当代的理由。日本确实切割了书写的目的,就像古埃及的圣书体和通俗体,两者彼此隔离,不相统属。今天,每种文字都仍然有各自的适用领域。这是惯例,不是需要。

其实,为什么要墨守复杂的混合系统和文字呢?

图5-15 这本面向日本青少年的现代读物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阅读,在开篇一章里,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标音的微型振假名

这个问题暴露了一种字母偏向。非日本人可能会觉得日本“面临”3种选择:保留现有的体制,只采用假名写法,或者使用西方的罗马字。例如,日本的盲人可以阅读不使用汉字的假名盲文,这比正常人阅读标准的日语混合书写系统要容易得多。从逻辑上讲,人们应该假设,完全放弃汉字(就像韩国似乎准备放弃汉字一样)而采用假名肯定会对整个日本社会有利,无论是在文化水平、教育年限、经济发展还是总体社会进步方面。日本人甚至可能采用罗马字,因此能够享受到它卓越的适应性。事实上,外国人可能会补充说,在1885年,日本的“罗马文字协会”试图将汉字和假名一起废除。作为回应,日本人可能会指出,自那以后,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简单而强烈的要求,也没有人只使用假名书写。事实上,没有什么是日本必须“面对”的,日语书写在日本社会仍然根深蒂固。

在效率方面,日本人认为日本现有的书写系统最好地适应了谐音的固有问题(不同的单词发音相同)。就可理解性而言,日语的符号书写似乎比汉语重要得多。 规范日语是伴随着对成千上万个汉字的借用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只能通过他们的图形示意而不是口头表达来区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英语know简化为no,仅仅是由于k和w被认为是多余的;日语文字最有力地证明了文字的图像也是语义的传达)。这是因为日本通过原始日语音系或历史变化,将大部分中文词语缩减为同音异义词:例如,20多个发音不同的汉字都被缩减为日语汉字。日语只使用假名或罗马字会导致歧义,这与书写的目的相反,根本就不存在“简化”。

在社会领域,对于日本人来说,汉字是古代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许多日本人讨厌仅仅出于 “方便和效率”这一令人怀疑的借口就主张放弃汉字体系的想法。就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抵触情绪更为突出。每个书写系统都有其内在的惯性。书写系统和文字并非简单的工具,而是社会的基石。

日本的小学生,要学会包括47个平假名和47个片假名的假名音节,就需要在8年的学校教育中,通过日语汉字读本,学会960个汉字。为了从中学毕业,日本学生必须再学会1000个汉字。因此,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通常被认为需要至少掌握近两2000汉字(一些日本人掌握的汉字甚至可达5000个以上)。报纸和杂志上的通用汉字总数约为3200个,其中许多是地名和姓氏,使用的是晦涩的汉字,而这些汉字通常都用振假名来修饰。对于平时的阅读而言,2000个日本汉字是相对较新的知识,然而,这是在美国占领期间推行的严格的教育改革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文盲很普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习日语书写的困难。尽管现在的文盲率低得多,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仍然存在。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量外来词,主要是英语,它们以罗马字的形式出现在原本使用片假名的语境中。现在,网络上日文文本中的罗马字的增加也很明显。日语书写的“海绵”特质预示着其适应性与生命力。

日本仍然遵循中国传统的书写习惯,即从上到下竖栏书写,从右到左顺次阅读。然而,与现代汉语书写一样,许多日本文本现在也以西方字母的方式呈现水平排列,从左到右阅读。仍然没有单词分隔,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不是用字母书写的。完整的理解是通过分段线(书写系统和文字的混合)和现代西方标点来实现的。

与中国一样,书法一直是日本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这里的书法代表了3种文字的混合体。有些作品只出现其中一个,作为一个特殊的图形传播。在日本书法中,文学和绘画艺术合二为一(图5-16)。罗马化的文字无法模仿这种艺术。与西方的易读高于审美的观念相反,在中国和日本,审美高于易读(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在这些社会中,如果告诉一位文化人他的手迹“清楚易读”,这对她或他来说可能被视为一种侮辱)。精通书法是东亚人学识渊博的标志,在创作和阅读能力方面都是如此。这也颠覆了西方关于书写的主要目的的观念——东亚的书写也是如此。

图5-16 书法、绘画和诗歌融合在池大雅(1723―1776年)的这幅作品中,画的是雪地上的黑狗(右)和河岸上的船(左)

在书写对语言的影响方面,日本的情况可能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日本和中国没有共同的边界。然而,今天的日语词汇中有一半以上是中-日外来词(日语音系中的汉语词汇)。这意味着中国对日语的巨大影响几乎完全是通过书写这一媒介产生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其他语言中从未有过的情形。

由于其复杂性,日本的书写系统和文字也可能是历史上为人诟病的文字。文字史专家们尤其如此,他们往往以书写的“流畅和高效”为价值判断的优先标准。 正如我们所见,有几个原因让外国人或者“非日本人”,确实应该质疑维持这种感知到的复杂性背后的基本原理。确实没有人敢说日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但如果说它是历史上最复杂的文字,则是有充分依据的(1956年,我搬到冲绳,开始学习日语和书写。45年后,仍觉得自己是个新手)。

然而,日语不仅是完全可以学习的语言,而且显然是一种成功的语言。许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并将继续是具有极其丰富的书写传统的文化发达、物质繁荣的人民的书写工具。日本是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比拥有更简单的字母文字的美国和法国还要高),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均出版材料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一些科学家甚至声称,掌握日语书写所需要的额外的大脑努力,可以帮助那些最终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在与书写无关的领域取得优异成绩。众所周知,由于其书写系统,日本迫使其年轻人承受了比其他国家更长的教育时间,这对年轻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使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这也可以解释日本明显的成功,哪怕只是部分的解释。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日本的文字丝毫没有阻碍其使用者的智力提升。世界上看起来最复杂的文字出现在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

日本文字,由于阅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人类语言的图形呈现”。用一个符号进行多次阅读的可能性——甚至是用复合词进行额外阅读的可能性——显示了一般书写的多维性,包括超越语言本身的感知水平。这在其他书写系统中也有部分发现,尽管在日语中从未达到系统的程度。

日语书写无疑有两个主要经验:一是书写系统和字体可以是使用者需要和想要的任何东西;二是书写的复杂性绝不会妨碍使用者最终对它的成功驾驭。

杰弗里·桑普森写道:“西方语言学原理认为,语言首先是一个口头形式的系统,而书写是使口头语言可见的辅助媒介,东亚人很难接受这一原理。” 这是因为东方语言,尤其是汉语或日语,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口语可能不够明确和完美,所以只有通过书面形式方可做到完全清晰明了。东亚的书写也说明,书面语言并不从属于口头语言。

从研究东亚书写中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见解。中文书写的生存和成功与书写系统“进化”以及完整的字母书写是这种“进化”的顶点的观念相矛盾。书写可以采用复数形 式,在任何一种形式中都能很好地为使用者服务。讲汉语的人知晓字母书写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但这些知识从未使得他们为了“变得更好”而改变自己的书写系统。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一直是整个东亚高等教育的圭臬。最初,中文书写仅仅是为了内容而被借用——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译佛经。因此,汉语和汉字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被一并引入的。只是后来才被用来表达当地的语言。与往常一样,这就需要根据借用的语言与汉语不同的程度进行调整。越南语碰巧是一种与汉语非常相似的语言,因此很少有必要进行调整。然而,朝鲜语和日语的情况却截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产生了全新的系统,这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书写系统内在能力的了解。

东亚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书写历史的进程本质上不是由传播的效率或充分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虽然汉字与汉语非常契合,但它现在显然也夹杂一些外国的字母书写系统,尽管外来系统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取代本土系统。越南人长期使用中文作为他们的文学语言,后来才将其与越南语言相适应,但后来在法国的统治下转而使用字母书写。尽管越南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字母书写体系一直延续至今。韩国人也借用了中国语言和文字,但在15世纪用一种本土的语言加以补充,直到现在才取代了这一中国文化遗产。日本也借用了中国语言和文字,但如在朝鲜语中的情形一样,中国语言和文字同样不适合日语,所以从很早开始就扩展为使用3种文字的两种书写系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独特的混合文化被坚定地作为日本文化身份的主要表现而保留下来。

汉字及其派生词在逐字的基础上显示出很强的语义权重。这与字母书写很不一样,字母书写是连续的,交流发生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离散声音序列中。因此,东亚书写的视觉效果要比字母或其他书写系统强得多(尽管有些人声称字母“全字”阅读确实能达到同样或类似的视觉效果)。视觉上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在高读写率的人群中,语言的产生、接受和保留技能在神经学上与语言的书写形式有关。在交谈时,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掌心写字,不是为了区分模糊的同音异义词,而是作为基本的语言传递和保留的一部分——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一个独特的“中间地带”。“基于语素的书写系统(如汉语)和基于音素的书写系统(如英语)之间的差异,”语言学家弗洛里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写道,“不仅仅是编码的表面差异,还与书写语言单位的存储和处理有关的神经心理差异有关。” 特别是在中文和日文中,单词的图形图像显然是作为词汇检索过程的一部分存储在大脑中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远远胜过西方的字母“全词”检索过程。

这样看来,东亚人在阅读语素音节文字时的大脑处理过程是不同的。书写的大脑活动不是大脑的固定功能,而是取决于你使用的书写类型。例如,在日语中,大脑损伤可以导致一个人忘记汉字(中文汉字),但仍然记得假名(日文的音节图)——以及相反的情况,这一事实也表明,主要的神经系统差异区分了两种书写系统。这表明日本的汉字和假名在神经上是分离的,这表明世界上的书写系统在处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然而,在平假名和片假名这两种假名之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任何断裂。虽然是两种独立的文字,但它们在大脑中似乎被编码成一种。人们可能由此得出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但相关的文字(拉丁语、希腊语、如尼文、欧甘文字等)在人脑中的处理方式是相似的,而不同的书写系统(符号、音节、字母)则不是。

中国文字“对东亚文化认同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文化特征都更持久” ,这种影响可能会以现在才刚刚显现出来的更普遍、更普适的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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