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淇
许淇(1937—2016),祖籍上海,后居包头。著有《许淇文集》(10卷),散文诗集《词牌散文诗百阙》《辽阔》及小说集、散文集10余部。
一位西北的诗人
有一位诗人,像一粒种子,从江南的故乡被大雁衔来西北的漠原。
“发配”还是“支边”?这都无关紧要。大漠风是一律对待的,即使在岩石的额头上也能吹出皱纹。
自然是严酷的。人与之搏斗,适者生存。不论是流浪儿、劳改犯还是诗人。
一个藏族姑娘可怜他,将他留在毡幕里——那是个无月之夜,他碰到了狼。
拯救他的是姑娘的双筒猎枪冒烟的枪口和一对乌黑的燃烧的眼睛。
古老的传统的婚礼在草原上举行。诗人忧郁地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他想到什么呢?江南的霏霏春雨么?母亲背着他去外婆家的小镇么?嗅闻着母亲头发温馥的香息吗?
和所有的藏族姑娘一样,她是黧黑的、强健的,鼓鼓囊囊像野山羊的多汁的乳房,足够哺育众多的子女。臂力和腿劲几乎可与牦牛角力。然而,在他的面前,她却猫样柔顺,无语而笑,露出两排整齐的贝壳般的牙齿。
他学会了接羔、挤奶、剪毛。他学会了牧马,将马群赶往高山下,他和那最小的马驹一样快活。
她母狼般护着他。谁也不会想到或者胆敢去整治他。于是他写诗,仅仅由于文明生活遗留下的恶习;诗里描写了特定的恢廓的兮间,却丧失了时间;充满了西北草原的风雹和泥土的气息。
诗,一天比一天消减,孩子,一个接一个诞生:卷发的、黧黑的、铁蛋般硬实的,酷肖藏族阿妈的……
一齐伸出乌漆的小手,喊:“阿爸,我要糌粑!我要馍!”
度过了精神和肉体双重饥饿的年代。他和孩子们都结实得像日晒雨淋的石块。飞鸟不会死亡,野兔也有狡窟。虽然世界已经将他遗忘。
忽然有一天将他请进了省城,分给一套两室的住宅。还像毡包里一样,满是膻腥味。老婆脱掉藏袍。孩子们在地板上打滚。他写诗。到处都有渴望多读到他的诗的读者。
他的诗是经过大漠风吹皱而又吹平了的,是原野上大木车轮转动的韵脚,是有过饥饿和搏斗的深沉的独白,是祖国大西北的开发者、建设者、创造者、歌咏者的呐喊。
打断他驰骋的幻想,他的藏族孩子们玩够了,一起伸出乌漆的小手:“阿爸,我要馍!我要糌粑!”
(选自《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吹箫人
这是一支湘妃竹制成的箫,上面洒过女人的眼泪,因而声音如此幽婉吗?
在尘封的角落,它被废弃了多年,劫后犹存,幸未被劈作柴烧。
它的主人,把它抛弃了,在牛棚里住了多年,几乎丧失了对音乐的思辨能力。
其实,箫是他最小的姑母的遗物,一个患肺病而早夭的少女,对着玉也似的月亮,倾吐着她对爱情的向往。
箫上面的流苏,便是那双玉也似的纤指亲为系结的。而今,流苏的胭脂色已褪尽了,犹如褪色的记忆。
她曾经吹箫送别她偷偷恋着的青年,据说他是去投奔新四军的。明窗开着,她倚楼吹着、吹着,仿佛天际长江的波涛全涌入她羸弱的胸怀(是时代的洪流吗?),而他,在杨柳堤岸,忽然回首凝目(啊,“楼上黄昏,马上黄昏”)。她除了用箫,还不曾和他说过一句话。
现在的箫的主人,搬入新居,重新拣起这姑母的遗物,挂在洁白的墙头。冲激着沉默的箫的是西方音乐,是他的儿子的四喇叭中喧闹的、繁杂的、扭摆的、现代的……
一天,贵客临门。客人是一位威严的老者。眼下的职务,是管理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市。主人和他的儿子殷勤地招待着,几乎有点儿受宠若惊了。
老者却久久盯住墙角那支系着胭脂流苏的箫。他拿下来拂拭,这湘妃竹的九节洞箫,曾经洒过女人的眼泪。惜乎此调不吹久矣!
“我还是喜欢听民族乐器。箫的音乐,东方人的情感,如同青山一样淡泊,绿水一样长久……”
老者又说:“记得我参加革命那年,就在这一带的一座旧楼上,有一位我认识的白衣女子倚楼吹箫,好像在为我送行。从此,不知为什么,这箫声我再也不能忘记,即使在炮火连天轰鸣的战场上……”
“既然书记喜欢,那就送给您老吧!”
主人的慷慨,使客人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却终于将箫带回家,挂在自己办公室的洁白的墙上。
当晚,他在院中步月,骤然一缕箫韵,袅袅婷婷,虽然不同于往昔,虽然生涩、单纯,却是欢欣的、健康的,恰似那隐隐青山,悠悠绿水。
他抬头一撇,凭窗弄箫的是他学音乐的女儿。
(选自《芳草》)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