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初封唐王，其后遂以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唐家一代的事，故称《唐纪》。

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名渊，陇西成纪人。其父李昞，以功封唐国公。渊袭封为太原留守，乘隋之乱，举兵进克关中，遂代隋而有天下。在位九年。谥为神尧，庙号高祖。

唐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

万年县，即今陕西西安府成宁县。法曹，是县尉之官。

唐高祖初即位，颇有失政，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首先上表进谏，说道：“人君得天下易，保天下难。试观隋家天下，何等全盛，只因炀帝骄矜刚愎，遂非文过，恶闻直言，遂致积恶日深，丛怨日甚，所以把天下失了。陛下应兴王之运，龙飞晋阳，义师一举，远近归心，其应如响，攻下汾霍，进克长安，未及一年，遂登帝位，只见得取天下这等容易，却不知隋之失天下亦不难也。若知隋所以失天下，又复效其所为，这便是蹈其覆辙，同归于乱而已。以臣之愚，谓宜鉴于亡隋之弊，改途易辙。凡君德有愆违，朝政有阙失，务广开言路，使人人得以自尽，事事得以上闻，庶下情上通，上泽下究，而保天下不难矣。”表中指陈高祖失政三事：一件不宜受民间私献，一件不宜陈百戏散乐于玄武门游戏，一件太子诸王左右不宜滥用匪人。高祖览表大悦，乃下诏褒奖，称道他至诚慷慨，据义直言，因不次超拔，擢为治书侍御史，着他专掌法令，仍赏以绢帛三百匹，以旌其直焉。

夫自隋以来，言事者轻则斥，重则诛，以致忠臣结舌而不敢尽，直士丧气而不获伸久矣。高祖即位之初，首纳伏伽之谏，至不吝高爵厚赏以宠异之，盖不惟有受善之诚，而因有以作敢言之气。士怀忠抱义者，孰不感激而思奋哉！此所以能延揽贤杰，而开有唐三百年之基也。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之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唐主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古时用三尺竹简，写法律于其上，叫做三尺法。

唐高祖初年，有一人犯法，以律论之，罪不该死。高祖心里恼他，不依律断，特命戮之于市。那时有个监察御史李素立进谏说：“这三尺律书，乃王者所与天下公共的法，下自庶民，上及朝廷官府，都该遵守，虽天子至尊，也不容以一人之喜怒，而自为轻重。若是可轻可重，无一定之规，这法便可动摇了。法一动摇，那用法的都得任意以行其私，小民举手投足便犯法禁，复何所措其手足哉！况陛下初创大业，将垂法于后人，岂可先自废弃了这法，使后嗣何所遵守？臣忝为法司，分当执法。此人法不该死，虽有特诏，不敢奉行。”高祖听从其言。

自是素立特承恩遇，眷顾非常。唐朝监察御史是从八品，高祖命该衙门升授他做七品清高又有事权的官。该衙门拟升他做雍州司户，是京兆府官，掌户籍驿传等事。高祖说：“这官虽当要路，有事权，却繁冗而不清。”又拟做秘书郎，是秘书省官，掌四库图籍。高祖说：“这官虽是清高，却闲散而不要。”遂升授他为侍御史。侍御史，从七品台官，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官秩既清高，又有事权，故特授此官以宠异之。夫素立之执法，高祖之听言，以定国家之法典，以开朝廷之言路，高祖君臣两得之矣。

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

唐高祖欲激劝臣下，使之进谏，尝考校群臣的优劣，分别等第，以太子詹事李纲、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为第一。一日置酒殿上，大会群臣，与尚书右仆射裴寂说道：“隋家天下，只因为君者志意骄盈，不肯听谏，为臣者甘心卑谄，不肯尽忠，所以上下相蒙，养成祸乱，遂致灭亡。朕自即位以来，惩隋之弊，凡百举动，不敢自以为是，每虚心求谏，冀闻直言。然群臣之中，止是李纲能随事箴规，颇尽忠款，孙伏伽论事慷慨，可谓诚直。除此二人之外，其余诸臣谄谀顾忌，犹踵习亡隋之弊风。凡遇事有当言者，都只低头缄默，俯眉而已，无有吐一词、建一议者，岂朕所以虚心求谏之意哉！尔等自今必须以李纲、孙伏伽为法，斯为不负朕之所望也。”

夫人君听谏为难，知人为尤难。盖切直之谏，虽庸主犹或勉从，而人品邪正之分，非至明者不能洞察也。唐高祖虚心尽下，不惟有听谏之诚，而某也忠直，某也依可，又能因迹考心，甄别不爽，则君子既得以目见，小人又无以自容。听言之道，莫善于此，人主所宜取法也。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屈突通、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堕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返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斩首千余级。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唐太宗既破刘武周，他部下的大将尉迟敬德与寻相等都来降，其后寻相等又逃叛去了，只有敬德未去。诸将恐他也要逃叛，把他拿了囚系在军中，于是屈突通、殷开山二人向太宗谗谮他说：“敬德为人骁勇绝伦，今既被囚系，心里必然怨望，留着他在此，恐生歹意，将来为祸不小，不如杀了他，永绝后患。”太宗说：“诸将差矣。敬德若有叛意，便当与寻相一同去了，岂肯留到今日，坐待擒缚？我看他决无此意。”即时传令，释放了敬德，引他到卧房内，取些金银赏他，说：“丈夫处世，当磊磊落落，以意气相期许，莫把小小嫌隙，放在意下。我素知你是个忠良之臣，无有二心，纵是众人要谗害你，我终不听信而加害也。你当体谅我的心，相与戮力匡时，共成大业，不可自生疑虑。你若必要去，我也不敢强留，就把这金银资助你做路费，以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由是敬德感激，誓死相从。一日太宗征郑主王世充于洛阳，领五百马军出去观看交战地方，适登北魏宣武帝陵上，远览形势。不期王世充帅领步卒马军一万多人，忽然奔到，把太宗围住了。世充有一骁将，姓单名雄信，手持丈八长枪，径奔太宗。事势危急，敬德策马大呼，从旁一枪，刺雄信落马。世充兵见雄信被刺，稍稍引退。敬德以身遮蔽太宗，杀透重围。既出之后，又复与太宗领着马军杀入世充阵中，如此往来数次，并无敢有阻挡之者。少顷之间，大将屈突通统领大军继至，把世充的军马杀的大败奔溃，世充仅得单身脱走，斩获首级一千余颗，得胜而回。这是敬德单身救主的第一功。于是太宗对敬德说：“公之报恩何其速也！”遂赏敬德金银一箱，以酬其劳。自此恩礼眷顾，日盛一日，而敬德因得展尽才略，以树功名，后来遂为佐命功臣，封鄂国公。以此见太宗之善用人也。

大抵人君御下，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蓄疑。推诚者，虽其寇仇，亦将归心；蓄疑者，虽其亲信，亦将解体。陈平，楚之降将，汉高祖一日得之，遂以为护军，捐金四万斤，不问其出入；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铜马群盗来降，单骑按行诸部，示以不疑，故能驾驭豪雄，兴建大业；项籍以盖世之才，拔山之力，乃意忌信谗，虽其骨骾之臣，如钟离昧、范增之伦，皆以谗见疏，故终以取败。观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兴，项籍之所以亡，则推诚之与蓄疑，其得失之效，相去远矣。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乃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唐武德四年，此时太宗尚为秦王。高祖以太宗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其功勋甚大，前代官爵都不足以称其功，特为他置一官，叫做天策上将，其位加于诸王公一等。乃于冬十月，拜太宗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于府中设置官属。太宗既受此官，见得海内渐次平定，当亲近儒臣，乃开馆于宫西，延引四方有文学之士，使居其中，亲出教令，以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官房玄龄、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及信都县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共十八人，皆以各人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每日六人，更日直宿，供给珍馐饮膳，恩礼极其优厚。太宗每日朝谒了毕，公事闲暇，辄至馆中，引见诸学士，相与讨论文籍，讲明义理，或至夜分方才就寝，其亲密如此。又使库直官阎立本图画诸学士的像貌，使褚亮题写像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此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瀛州，是海外山名，道家说，是神仙所居，以比诸学士荣遇，就如登仙也。

夫太宗当天下甫定之初，即开馆延贤，讲论经籍，真可谓右文之令主矣！是以当代夸之以为盛事，后世传之以为美谈焉。

八月己未，突厥颉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主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唐主从之。

突厥，是北虏。可汗，是虏中酋长之号。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原州，即今陕西固原州。

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酋长号颉利可汗者，引十五万骑，由雁门入犯并州地方，又分兵往掠原州地方。高祖与群臣计议说：“今突厥入寇，本该与他战，乃又遣使来讲和，又似该与他和。和与战，二者那件便益？”太常卿郑元说：“战未免伤损人马，纵使得胜，彼亦仇恨，结怨愈深，不如休兵，与他讲和为便。”中书令封德彝说：“讲和固好，然必须先战而后可和。盖突厥贪悍喜斗，如犬羊一般，彼自恃其众多，轻视我中国，所以敢来为寇。若不与一战，就听讲和，显是中国怯弱，不敢与他厮杀，他越发无忌惮了，今虽讲解而去，明年又将复来，边患何时而息？臣愚以为不如因其入寇，出兵击之，彼骄我奋，其势必胜，战既得胜，彼必惧怕我中国，不敢轻视，然后却与他讲和。既畏战胜之威，又感和好之恩，恩威兼著，和乃可久。”高祖听从封德彝之言。其后边将连破突厥，然后遣郑元责颉利以负约，说之讲和，可谓得制御夷狄之术矣。

大抵不战而和，则制和在彼；战而后和，则制和在我。致人而不致于人，要使中国常操其柄，且因我之战，可以益固其和心，因彼之和，可以益修吾战备。御虏之策，莫善于此，筹边者所当知也。

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武德九年，此时天下已平，兵革不用，太宗引诸宿卫将士，在于显德殿前，演习射艺，因省谕之说道：“有中国则有夷狄，夷狄侵盗，自古为然，不足为患。所患者，只在夷狄不来侵扰，边境稍宁，此时为君的恃其治平，安逸游乐，忘却战伐之事，不复堤备，一旦虏寇乘间而来，那时措手不及，无以御之，深足为患。今海内宁靖，汝辈安闲，朕不用汝辈之力，穿池筑苑，以供役使，专教汝辈演习弓矢。平居闲暇无事，则操练教习，为汝之师；万一突厥入寇，则统领出征，为汝之将，庶乎有备无患，中国之民可以稍安。”于是每日引领卫士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之前，太宗亲临比试，有那中箭多的，即便赏以弓矢、刀剑、绢帛等物，其所部将帅，亦考列上等，论功优处。此时文武群臣见得殿庭之间，操弓挟矢，甚非体面，又恐万一狂夫窃发，所系非轻，多上章谏止者。太宗皆不之听，说道：“王者父母天下，看着四海就如一家，凡在封疆之内的，都是朕之赤子一般。朕常推这一片实心，置在人之腹中，更无一毫猜忌，奈何守卫士卒常在禁地的，也加猜嫌疑忌乎！”由是将士闻之，都感激太宗诚信，思自奋励。不出数年，个个武艺精熟，意气敢勇，尽为锐卒，皆太宗教训鼓舞之功也。

夫天下虽安，忘战则危。人君之武备，诚有不可一日而不讲者。但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师。古者蒐苗狝狩，各以其时，未闻日事简练以为威；泽宫洛水，各以其地，未闻引集殿庭以为便；广厦细旃，以近有德，未闻狎卫士以为不疑。况舞干可以格有苗，橐弓可以靖时夏，人主之所当务，尤在增加其文德，有不必专意于武功者。审治体者，当辨于兹。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太宗初封秦王，故称秦府。其兄建成先为太子，称前宫。弟元吉封齐王，称齐府。至是太宗从秦王立为天子，那旧时在秦府中服事的人，都指望从龙之后，超升官职，却久不得升，心中不无觖望。于是中书令房玄龄奏说：“这秦府旧人未得升迁的，都是背后嗟怨说道：‘我等幸在藩邸中奉事主上，日侍左右，经今多少年岁了，枉自受了许多辛苦，不曾沾一些恩典。今除授官职，反居前太子宫中及齐王府中人之后，我等旧人，倒不如那新来的，何也？’”太宗说：“为人君的，凡事须一秉至公，无一毫偏私，方才服得天下的心。况朕与卿等每日穿的、吃的，都是民间赋税，件件取给于百姓。今日设官分职，正是为着百姓，要使他得所，必须选择那有德有才的去做，天下始受其福。用之先后，乃在贤不肖，不在新旧，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若必新的果贤，有益于百姓，就是前宫、齐府人，也该用；旧的不肖，无益于百姓，就是我秦府人，也不该用。又何可只论新旧，舍贤而取不肖乎！今你不论其贤与不肖，只说旧的嗟怨，要加意于他，以满其望，便是任情轻重，偏私不公。为政之体，岂宜如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职私厚我秦府旧人也。”

太宗此言，真可谓知治体者矣！盖朝廷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故能称其职，虽仇不可弃；不能称其职，虽亲不可私。如魏徵、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弃而不用，何以成贞观之治哉！至于房玄龄，实秦府旧人，乃首擢以为相，天下不得议其私。可见王道至公，有意任旧而不择贤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故弃旧人，亦不可。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可为用人之法。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这一段是纪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书，是经、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类，故为四部。

太宗见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无一件不载之于书，乃于弘文殿中，聚集四部书，约有二十余万卷，以备观览。因开馆于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馆。妙选天下能文有学之士，使居其中。选得记室官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给事中欧阳询、参军蔡允恭、著作郎萧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分为两班，使之轮日直宿。每日听朝毕，遇有间隙之时，即延引诸学士入至内殿，将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载在经籍者，与诸学士一一讲论，务考究其成法；朝廷见行的政事，有疑难不决者，与诸学士件件商确，务参酌以时宜。或讲论未明，商确不的，便坐至夜分，方才停止，也不以为劳。其延访之勤如此。又以秘书藏在内殿，外人得见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孙，充弘文馆学生，着他习读秘书，讲究今古，因以储养人才，而为他日之用焉。

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诗书，而国事草创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当在秦府时，已尝开馆延贤，即位未几，乃又广收图籍，专精讨论，下至大臣子孙，并使肄习，其于诗书教化之际，惓惓如此，君德岂有不盛，治道岂有不隆者哉！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太宗一日与群臣计议说：“盗贼为患，何术以禁止之。”有一臣议说：“盗贼肆行而无忌者，由法轻故也。今请益严其法，凡为盗的俱从重论，使人不敢犯，盗将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说：“民虽至愚，指之为盗，未有不羞耻者。今乃甘心为此，岂得已哉！良由在上的，用度不肯节省，往往加派于民，赋税繁多，徭役重大，那不才官吏，贪赃需索，又侵渔其间，以致百姓每废弃生理，变卖产业，衣食不给，一时迫于饥寒，遂不暇顾廉耻，相率而为盗耳。今朕只该反身节欲，自宫中以至于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费用，本源既清，自可无暴征横敛，由是轻徭役，不尽民之力，薄赋税，不夺民之财。又选用清廉官吏，分理郡县，爱养百姓，使其安生乐业，衣食有余，则自然知有廉耻，不肯为盗，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只如此行去，才数年后，四海之内，渐跻太平，道路上或有遗失物件，也无人拾取，人家外面门户，晚间都不用关闭，那做商贾与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里歇宿，亦绝无盗贼之警，可谓升平之极矣。

此可见人君欲止盗，不在重法，只在轻徭薄赋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费用减省，郡县之间，官吏清廉，虽欲轻徭薄赋，岂可得乎？彼贪官污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槖之私，故国赋日增，则国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于民穷盗起，而后救之，则晚矣。然则太宗选用廉吏一言，尤弭盗者所当留意。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深鉴前代昏主纵欲败度，不恤小民，以致丧身亡国之祸，尝与侍臣说道：“君之与民，本同一体，君之安危系于国，国之安危系于民，民安而后国安，国安而后天位可以常保。故君虽贫不可以剥民而求富，若刻剥乎民，以奉养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腹虽因啖肉而饱，却不知肉尽而身亦随以亡；君虽因剥民而富，却不知民贫而国亦随以乱。故人君之祸患，不在夷狄盗贼自外而来，常由纵耳目，快心志，自身而出。夫耳目心志其欲无穷，欲心既盛，则将穷奢极侈，无所不为，其费用必广。费用既广，则常赋不足以供，必将额外科求，其赋敛必重。赋重，则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则国本以摇，而有危殆之势。国既危，则君不能以独安，而丧亡无日矣。原其初，只由纵欲一念所致，其祸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内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贻祸不小，故宁樽节以省费，不敢纵欲以病民，庶几保民以保国，保国以保身焉。”

大抵人君纵欲而不恤民，只缘不见得有亡国之祸耳。若夏桀知亡，必不尚琼宫之华；商纣知亡，必不贪鹿台之富。唯蔽于欲而不悟，故陷于祸而不知。人主诚能清心明理，见祸于未形，则一切肆情纵意之事，自然知所警惕，而不肯为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在居安思危者所当知也。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太宗即位之初，日夜留心治理，一日对司空裴寂说：“近来群臣多有进上章奏，陈说政事的，其条件甚多，朕恐一时览过，未得其详，无益于治，所以凡有章奏，都将来粘在屋壁上，使出入之际，常在目前，得以思省观览，反复详审。但有切于身心的，便自家体察，有关于政治的，便随事施行，未尝轻忽过了。朕又每每思量平治天下的道理，或至夜深，方去歇息。卿等为朕的辅佐，亦当各效忠诚，恪勤职业，以称朕今日所以孜孜求治的意思，庶几上下同心，而治理可得也。”夫太宗之勤于政理如此，其致贞观之治也宜哉！

上励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太宗鉴于隋朝以恶闻其过亡天下，于是奋厉精神，勤求治理，兢兢业业，常恐所行或不当于人心。乃时常召引谏议大夫魏徵，进入卧房内，密地里访问他朝廷近日所行，那件停当，那件差失。盖使他进在内殿，可以从容尽言，又有事关机密，不敢显言的，亦得以密切上陈也。魏徵是个忠直的臣，又感激太宗亲信他的意思，于是一切政事但知道的，无不尽言。其行得是的，便说是以将顺其美；或行得不是的，便说不是以匡救其失。无有隐讳，无有避忌。太宗都欣然无忤，一一嘉奖而听纳焉。

大抵人君挟崇高之势，虽行有得失，而过每难于上闻；人臣怀畏惧之情，虽意欲箴规，而言每难于自尽。故明圣之主，务开之使言，引之卧内，以示其亲；赐之嘉纳，以行其说。然后忠直之臣，得以自遂，过失日闻，而人主益见其明圣。若太宗者，可以为后世法矣。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门令史，是执掌门籍之官。民部尚书，即今户部尚书。

此时天下初定，法令疏简，各衙门官吏，多有贪赃坏法者。太宗深以为患，要设法禁止，乃暗地里叫左右的人，假托事故，将钱帛去馈送各衙门官吏，以试验之。有个司门令史官，受了绢一匹，太宗就要拿来杀了，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道：“为吏贪赃坏法，加以死刑，诚当其罪；但置人于法，必须由他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将钱送他，他贪图接受，分明是赚哄他入法网之中，而故陷之于死地也，恐非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盖王者禁人为非，必先正身修德，引导之于前；导之而不从，又有纪纲法度整齐之于后。岂有设计用术，诱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纳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的大臣，告之说：“人臣于君上之过，力争者少，面从者多。裴矩因朕要杀受绢的令史，当朝堂之上，能持正据法，尽力谏诤，不肯唯唯诺诺，务为面从。傥朕每事所行，都得人匡正如此，则举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悦服，何忧天下不太平乎！”

按隋文帝患令史赃污，尝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于时谗构横生，枉滥殊甚。太宗亲承其弊而不能变，又从而效之，岂不误哉！然隋文帝不用冯基之言，太宗能听裴矩之谏，而兴亡顿殊如此。论治者宜于此究心焉。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劝高祖起义晋阳，削平群盗，代隋而有天下。初封为秦王，后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为太子，因传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

贞观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此时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乐工承应，奏《秦王破阵之乐》。太宗与群臣说道：“朕往时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专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强敌，故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今因而润色，以为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舞，虽发扬蹈厉，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实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业由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制为乐舞，庶使后世观者，知朕创业之艰难也。”那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说：“陛下以神武定海内，削平祸乱，弘济苍生，区区文德，岂足比拟。”太宗面折他说：“天下方乱，戡定固须用武；王业既成，持守尤当用文。文武两件，不可偏废。而时变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随其时耳，非有轻重于其间也。卿乃谓文不及武，岂天下独可以武治乎！这话差矣。”于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头谢罪。

自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如天道阴阳一般，春夏虽阳气用事，然未尝无阴；秋冬虽阴气用事，然未尝无阳：二者相济而后不偏。故陆贾对汉高帝说：“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犹惓惓以克之长虑。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

太宗以刑狱至重，掌法贵于得人，乃选择群臣之中，见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为法司，遂擢用他为大理寺少卿。此时士人选官者，多诈冒恩荫，滥授爵级，太宗深恶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员诈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论死。未及几时，遂有犯诈冒事觉者，太宗就要拿去杀了。戴胄奏言：“诈冒官爵者，据法止该流徙远方，罪不该死。”太宗怒说：“卿所言者虽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岂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说：“敕书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盖敕书之颁，出于一时之喜怒，喜则从轻，怒则从重，不可为常；至于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减，怒不可得而加，乃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确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恶选官诈冒者多，激于一时之怒，故要杀之，既而知非正法，复断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时之小忿，而存国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岂可任情而废法，乃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说：“朕所忧者，常恐行法不当，人心不服。卿能执法如此，则轻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复何忧！”戴胄自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当处，前后犯言谏争，言如涌泉，一无所隐。太宗鉴其忠直，所言都允从之。自是法令画一，天下刑狱悉归平允，无有冤枉之民焉。

于此可见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挠于人主之威；太宗能虚己受言，而不泥于已成之说，君明臣直，两得之矣。但国法固所当重，而王言亦不可轻。惟详审于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于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则有法以为整齐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权，固有交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废之患哉！此议法者所当知也。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太宗以致治在得贤，而贤人或伏于下僚，或遗于草野，朝廷不能尽知，乃诏朝臣各举所知，以备简用。尝命右仆射封德彝着他举荐贤才，他只应承了，终无所举。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

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太宗因评论弓矢，而有感于治道。一日，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自少喜好弓矢，尝挑选好弓十数，收藏爱惜，自谓材干坚劲，造作精工，无以复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看了，乃说这十数张弓都不是美材。朕问其故，弓匠对说：‘弓之好歹，全以木心为主。木心正直，则脉理皆直，而发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则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络纹理，都一顺偏邪去了，纵然筋胶缠束，极其坚劲，终是发箭歪邪，难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闻其言，方才觉悟，我向者辨认弓矢徒识其粗，未识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于其邪正好歹，辨识犹未能尽。况于天下这等广阔，民情世务这等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岂能尽闻，目岂能尽见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员，分为班次，在于中书内省，轮日直宿，时常引至御前，问以治道。凡闾阎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赋役不均，一一问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问其得失。盖惟恐幽隐细微的去处，识见不到，易致过差，故虚心博访如此。

夫工人所论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于治道，于此见至理可触类而旁通，人君当随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剑而作省躬之铭，齐桓公因斫轮而得读书之喻，皆善观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识弓未尽，悟义理之无穷，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悟讽谏之有在，则信乎听言察理之难矣。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灼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美，朕不取也。”

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问说：“今朝臣邪佞的是谁？”其人对说：“臣伏在草泽，岂能明知朝臣中那个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愿陛下与群臣谈论间，或假做恼怒，试看众人如何。那执守理法，不屈意以徇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执奏，而阿顺旨意的，便是佞臣。这辨之也不难。”太宗说道：“譬之流水，君是源头，臣是流派。水之清浊，都在源头出处，若本源浑浊，乃要末流清澈，不可得矣。今阳怒以试群臣，是君自为诈也，又何以责臣下，使去诈佞而为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尝见前代帝王，如魏武帝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小小术数接遇臣下的，以为此非王道，常窃羞耻而不为。今你这试佞的计策，虽是巧妙，朕却自有个荡荡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

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修字，解作长字。

太宗尝与侍臣评论前代兴亡之由，说道：“周家享国八百余年，秦传至二世而亡，运祚长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师萧瑀答说：“国运之修短，系于人心之得失。周之时，商纣无道，毒痡四海，武王吊民伐罪，为天下除害，故人心归之。秦之时，周命未改，六国相安，本无可灭之罪，始皇恃其强暴，因而殄灭宗周，吞并六国，大失人心。其得天下虽同，安人心则异，所以周享国之长，而秦享国之短也。”太宗说：“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与秦虽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后，却能增修仁义，而德泽有加；秦得天下之后，乃益崇尚诈力，而残刻愈甚。是其得天下虽同，其守天下则异，所以运有修短不同，实由于此。盖守天下与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时当戡定祸乱，容可兼用智力，稍违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时当整饬太平，则宜纯用仁义。于道理不可不顺，周逆取而顺守之，故其享国也长；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国之长，岂可得乎？”萧瑀闻言大服，顿首称谢，自谓识见不能到此也。

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由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侍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说，赐绢五百匹。

良臣，是能称其职，不负委任的。忠臣，是能尽其心，不避诛戮的。

魏徵既谏太宗以君臣之间，宜尽诚相与，不当存形迹，太宗悔悟，于是魏徵再拜说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圣明，愿只使臣做个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问说：“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别？”魏徵对说：“这两样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关系人主的明暗、国家的治乱。如唐、虞之时，稷契、皋陶，遇尧、舜圣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济，臣安守职业，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万世传颂，共享尊荣之福，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时，龙逄、比干，遇桀、纣昏暴，不忍坐视，欲行匡正，当面辩折，当廷谏诤，以致忤旨触怒，身受诛戮之惨，而无救于国之败亡，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祸，所以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于是太宗喜悦，赐绢五百匹以褒宠之。

观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盖以意主于警动人君，使省身克己，立于无过之地；虚己受人，不违廷诤之言。则人臣无忠义之名，国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祸乎？若人臣之义，事不避难，为忠为良，随所遇而安之，又何择焉！然观稷契、皋陶，身勤其职，而利在国家，名归主上；龙逄、比干，无补于国之亡，益显其君之过，而身享其名。则知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岂可以忠、良过于分别，议魏徵之言哉！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太宗为人，神采英毅可畏，群臣有事入奏，望见他颜色者，都恐怖仓皇，举止失措。太宗晓的如此，后来每见人奏事，必霁威严，降辞色，屈意假借，以开导引诱，求闻规谏之言，其务尽下情如此。尝与公卿大臣说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见，必资明镜，乃见其形；君之过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过。设使为君者，自矜才智，不纳忠言；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顺旨，将见主骄国乱，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国，为臣者岂能独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观之，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炀帝恶闻直言，曲意奉承，极其卑谄，只图谀悦取容，保全富贵，及宇文化及作乱，炀帝被弑，世基等一并就诛，此时身且不保，富贵安在？公等在今日莫说朝廷清明，可以相安无事，宜以隋之君臣为鉴。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当，某件差错，务要一一尽言，无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过，在公等得尽其忠，君臣始相保，岂不美哉！”

夫人臣莫不愿忠，而言每难于自尽者，惟恐犯颜色、触忌讳而已。今既假之以辞色，而导之使谏，又申之以鉴戒，而劝之使忠，则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怀持禄之念，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若太宗者，真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矣。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财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这一段是记太宗以节俭倡率群下的事。太宗尝对公卿大臣说道：“昔日大禹为司空时，用许多人力，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劳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欢忻趋事，无有毁谤怨讟者，盖知禹不是为自己的事，诚以那时洪水滔天，必须疏凿然后民得安居粒食，要与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劳我乃是利我，所以虽劳而不怨也。秦始皇营造阿房等宫，其用民力，也不过是凿山治水这等劳苦，然而民皆怨愤离叛者，盖秦皇不是为百姓，只为自己要广大宫室，乃至竭民财力，不恤天下之困穷，以侈一人之居处，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宫室、衣服，件件要靡丽珍奇，人情谁不愿欲？但一人之身，居处用度，所需几何，但取适体便了。若纵其情欲而不知止极，为琼宫瑶台，则必为锦衣玉食。为锦衣玉食，则必极声色玩好。内荡其心志，外竭其财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鉴者也。朕尝欲营造一殿，估计财用，都已完备，便可兴工，因鉴于秦事，不欲启此祸端，即时停止。凡尔王侯公卿以下，各宜体悉朕这防患的意思，务要屏绝靡丽，斥远珍奇，以赞成节俭之治，不可相与骄奢而自纵也。”太宗谕公卿如此，自是以后，君臣上下，悉事俭约，二十年间，海内风俗尽变而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绝无锦绣。民知樽节，物力自然有余，那官府帑藏，与民间私蓄，公私所在，无有不丰富给足者。此节俭倡率之效也。

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基址既成，而一台不筑。今太宗亦鉴秦人之敝，财用既具，而一殿不营。盖樽节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时之欲者甚微，而培养数百年之根本者甚著。愿治之主，宜知所务矣。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赇，是贪赃的官吏。

太宗一日问于侍臣说道：“吾闻西域国中有贩宝的胡人，得了宝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开自己的身子，将珠藏在里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说：“诚有此传闻之言。”太宗说：“今人闻说此事，无不笑其愚者，说他止知爱珠而不知爱惜性命也。以我看来，世之为官吏者，因接受赃私，而触犯刑法；为帝王者，因纵恣奢欲，而丧亡国家，其见小利而不顾大害，比之贾胡剖身藏珠，岂不同一可笑乎！”谏议大夫魏徵答说：“陛下此言，比方最为切当。臣闻昔者鲁哀公曾与孔子说道：‘人有性好遗忘者，一日搬家，将他妻撇下了，也不记得，其好忘一至于此。’孔子答说：‘这还未甚，更有甚于此者，如桀、纣之荒淫暴虐，至于丧身而不悟，是将自家的身子也忘记了。’则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纣之忘身，甚于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徇奢欲而亡国，无异于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纳其言说：“公所言者良是，朕与公等同有国家之责，当时常照管此身，尽心竭力，交相辅导，务期保身保国，庶免为后人所讥笑焉！”

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者；虽至狂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为奢欲所诱，使人贪冒而无忌，流荡而失归，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几于未动，窒欲于未萌，远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鸩毒，是以常敬畏，则常保爱，常警惕，则常不忘，身享尊荣之体，国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这一段是记唐太宗以诚信待夷狄的意思。

此时北虏突厥衰乱，十五部皆叛，又值饥荒，鸿胪卿郑元出使突厥回返，对太宗说道：“戎狄之俗，不食五谷，专恃羊马为生，故其兴衰，只看那羊马如何。羊马蕃盛，是他兴的时候；羊马消耗，是他衰的时候。今见突厥国中，人民饥馁，羊马瘦损，这正是他衰弱将亡的证验，算来不过三年，必为我擒。”太宗道他说的是。朝中群臣，因此多劝太宗趁这时候，出兵击破突厥。太宗说：“王者之待夷狄，当以至诚，不可见小利而失大信。今我初与突厥盟誓，不相攻击，他既不来犯我，乃无故兴兵，背了盟约，便是不信；他国中人饥畜瘦，这是天灾，所当悯恤，今乃幸其如此，遂因以为利，便是不仁；他有将亡之兆，这等危急，我乃乘其危而击之，纵能取胜，不过欺他衰弱，非我兵力能制其死命也，便是不武。今莫以他羊马一时稍损，便谓可击，就使种类部落都已离叛，羊马等畜，无复存留，朕终不出兵击他。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今突厥不曾犯边，有何罪恶可指为名？必待其背盟侵犯，自取灭亡，然后兴师以讨其罪。岂不名正言顺，堂堂乎为帝王之义举哉！”

太宗此言，深得中国之大体，使外夷闻之，亦当心服；边将知之，不敢邀功。此所以终能雪耻除凶，致颉利之请朝，而贻边境无穷之利也。

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道：“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暗者，却是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说：“君德之昏明，系于下情之通塞。明君公耳目于天下，而兼听众人之言，所以闻见广博，而日进于聪明；昏君寄耳目于嬖幸，而偏信一人之言，所以聪明壅蔽，而遂流于昏暗。昔者帝尧虚怀访治，下问小民，故当时恃险不服，如有苗那样的叛国，随即上闻，而不能逃征讨之师；舜明四方之目，达四方之聪，故当时蠹国害民，如共工、鲧、兜那样的凶人，随即败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这是兼听则明的证验。秦二世偏信赵高，群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宫弑逆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纳了东魏叛臣侯景，自取台城饥死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不足忧，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于彭城西阁之下。这是偏信则暗的证验。以此观之，人君之患，全在偏听。若能兼听群言，广纳众善，则耳目众多，那嬖幸之臣不得专权擅宠，以壅蔽人主之聪明，而凡民情休戚，国事安危，件件得以上闻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体，遂称美而嘉纳之。

大抵君德固以兼听为明，而兼听尤以虚心为本。所谓虚者，高明广大，无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虚然，乃所谓虚也。间之以嗜欲则非虚，参之以意见则非虚。人君平日，必须讲学穷理，诚意正心，以预养其静虚之体，然后本源澄澈，而视听不淆。不然，中无受善之地，而外饰兼听之名，虽发言盈庭，何益于治哉！此明主所当留意也。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这一段是记太宗君臣相警戒的说话。

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由，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

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内附中国，乃上表请求入朝。太宗与侍臣说道：“向日突厥强盛的时节，他部下挽弓骑射之卒，约有一百万人，凭恃其众，欺陵我中国，意得志满，因此骄纵，残害十五部落，大失众心。今自求归附，非其众叛亲离，力困势穷，安肯降顺如此？朕闻此事，又且欢喜，又且警惧。所以欢喜为何？盖边境不安，全是此虏为害。今突厥衰弱，不来侵犯，则边境小民，得以安宁矣，岂不可喜！所以警惧为何？盖突厥失民，由于骄恣无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国势衰微，也将与突厥今日一般，岂不甚为可惧乎！卿等宜体朕此意，凡朕有识见不周，举动不一的去处，须要苦言极谏，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缄默自全，陷朕于失道之地也。”

大抵人主抚有天下，莫不喜盛强而惧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于盛强之日，故人能惧祸于已然，而不能惧祸于未然也。唯圣王忧深而虑远，早见而豫图，当盛即忧其衰，处强即虑其弱，是以兢业常存，而盛强可常保也。《易经》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惧，其意实本于此。

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乐曲名。

初，唐高祖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定乐律，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为有唐一代之正乐，叫做雅乐。至是奏之。太宗因与群臣议论说：“自古圣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不过托之仪文器数，以制人之情，宣人之和，设行教化而已，若论政治之隆盛衰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说：“近代齐后主将亡，作《伴侣曲》；陈后主将亡，作《玉树后庭花》。这两般歌曲，其声音凄切，正所谓亡国之声哀以思。那时行路的人听得，也都悲哀流涕。可见乐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乐随之，如何说治之隆替不由于此？”太宗说：“你这话不是。盖乐的声音能感动人，故喜乐的人听得便喜，悲忧的人听得便悲，这悲与喜乃在人心，不在于乐。你说齐、陈二曲，能使行路悲泣，盖以国之将亡，其政暴乱，那百姓每愁苦无聊，心里先自悲切，所以一闻乐声便不觉悲痛耳。如今这两般歌曲都在，朕试取来奏与你每听，看你每悲也不悲？可见哀乐只在人心，不由于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说：“古人有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说礼乐自有个本原，那玉帛、钟鼓，乃仪文器数之末，未可便叫做礼乐，可见乐只在人心和乐，不在声音，诚如圣谕。”

这太宗、魏徵之言，诚为探本之论。自古说：“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又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应之，此乐之所由起也。”向使宽政缓刑，轻徭薄赋，四海之内，欢欣鼓舞而颂声作，天下之乐，莫大于此。不然，则虽日奏以《咸英》《韶頀》，亦何补于治哉！世儒不达，而拘拘于累黍尺度之间，以求所谓十二律者，陋矣。

上谓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赦宥的事。喑哑，是忿气不得伸说。稂莠，是害苗的草。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赦宥罪过，固是朝廷旷荡之恩，但刑法之设，本为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颁放诏赦，则为恶者得以脱网，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纵有时而赦，亦只可偶一行之。设使一年之间，两次放赦，则小人得志横行，而良善之人吞声忍气，就如喑哑的一般，有屈而不得伸矣。岂非君子之人不幸乎？盖君子之有小人，就如嘉谷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锄去稂莠，那田苗才得茂盛，若留着稂莠，则草盛苗荒，反为嘉谷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须除去奸恶，那良民始得安生，若释放有罪，则强欺弱，众暴寡，反为良民之贼矣。所以朕自即位初年大赦之后，至今以来，不欲频数放赦，正恐小人恃有此恩典，以为脱罪之地，遂恣行暴横，轻犯刑章。则赦宥愈频，犯法者愈众，不但君子以为不幸，便是那为恶的也无所惩创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数赦者为此。”

按《舜典》有云：“眚灾肆赦。”盖言人有过误不幸而犯罪者，则放赦之，其余不概赦也。后世大赦之令，不问罪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赦除，甚至著以为令，国有大庆则赦，行大礼则赦，失议赦之本意矣。却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奸宄；令可以权一时，不可以为常制。执此以议赦，则法既不弛，恩又不滥，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为禁哉！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两株树其干与枝连合为一，叫做连理木。

太宗说：“近见群臣屡上表章，称贺祥瑞，盖见一希有之物，遂以为治世之征也。然治莫如尧、舜，乱莫如桀、纣。若为君者能寡欲省费，使天下百姓每饱暖安乐，就是那时无一件祥瑞，也不妨为尧、舜；若纵欲广费，使天下百姓每忧愁怨恨，就是那时遍天下尽皆祥瑞，也不免为桀、纣。且如后魏之世，处处都产连理的木与白色的雉鸡，瑞物极多，当时吏人只把连理木当柴焚烧，烹煮那白雉而食之。其瑞物之多如此，然此时窃据分争，生民涂炭，岂是至治之世？可见世之治乱，不系于祥瑞之有无，则今日纵有祥瑞，何必称贺？”史臣因记那时曾有白鹊结构窝巢在寝殿上，其巢两个合而为一，有合欢之形，又两头大，中间小，恰似那乐器中腰鼓的模样，左右侍臣都说道：“世间少有白鹊，又少有合欢之巢，今在寝殿，实为祥瑞，理当称贺。”太宗说：“我尝笑隋炀帝酷好祥瑞，其时卫尉高德儒遂指野鸟为鸾以欺之，君愚臣谄，卒以亡国。夫国之祥瑞，在于得贤。尧、舜得岳牧、元凯，故成唐、虞之治；桀、纣有龙逄、比干而不能用，故丧夏、商之业。人君得贤才是可贺的事，若一鹊之奇，一巢之异，何关于国而称贺哉！”遂令撒毁其巢，纵放那鹊于野外，以示不尚祥瑞之意。

按太宗“瑞在得贤”一言，可谓超世之见。盖天之生贤不数，君之求贤甚难。得，则政事理，百姓安，而天下治平；不得，则政事隳，百姓，而天下扰乱。贤才之得不得，关天下之治乱，这才是真正的祥瑞。然非人主有知人之明，则得者未必贤，贤者未必得，譬之指菌为芝，视麟为怪，其失远矣，此又不可不知。

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边塞乎！”

太宗时，突厥颉利拥兵犯边，朝中群臣或请修葺古时所筑的长城，发民丁乘守沿边屯堡亭障，以备虏寇。太宗说：“今突厥国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灾异相因。其酋颉利，不务恐惧修省，以德禳灾，乃更为暴虐，日甚一日，又与其亲族突利可汗内相攻伐，此其灭亡近在朝夕，岂能久存？朕方选将厉兵，乘此天亡之时，为你每灭此残虏扫清沙漠之地，使华夷一家永无边患，又何用重劳民力，远修边塞乎！”

这是太宗审时度势，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论守国御夷之道，则修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务。故周平狁，城彼朔方，诗人美之；秦筑长城，虽毒民于一时，而使匈奴不敢南向，万世得因以为利。此乃中国之备，不因夷狄之盛衰以为兴废者也。筹边者宜留心焉。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盛，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

贞观二年十月，太宗以交趾边郡兼领诸蛮州，非文武全才，不能镇抚，遍求其人，得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堪任此职，遂征召他入朝，亲谕他说：“交趾地方，久不得人，须卿往彼镇压抚安之。”祖尚领命，拜谢而出，既而自悔，不欲行，推说有疾去不得。太宗必欲他去，遣廷臣杜如晦等宣谕旨意，祖尚再三左辞，终不肯行。太宗大怒说：“君为臣纲，随其所使，无不从命，才是政体。今我要使一人，而人不听命，后将何以治人！”遂斩卢祖尚于朝堂，以警戒百官，少顷又复追悔，已无及矣。一日，与侍臣论北齐文宣帝是何等人主。魏徵答说：“文宣帝贪酒嗜杀，虽是个狂暴之君，然事有不可，臣下或与他争辩，若自己理屈，便肯听从。如青州长史魏恺改光州不行，以其辩说有理，竟不加罪。这一节也可取。”太宗说：“委的是如此。朕因此自反，往时卢祖尚违命不肯行，虽失人臣之义，然其罪不至死，朕遽杀之，未免太暴。由此言之，朕似不如文宣矣！”遂命复卢祖尚原官与恩荫，以示悔过之义焉，从魏徵之说也。魏徵的容貌，虽不过与寻常人一般，而有胆气才略，善转回人主的意思，每每触犯颜色，苦心谏诤。或遇太宗怒盛，群臣震恐，魏徵神色不变，举止自若，太宗亦往往为之霁止威严以从之。

此虽魏徵回天之力，而从谏弗咈，则太宗之明达，尤常情所难也。然人臣事主，贵于有忠爱之实意，积至诚以感动之，则虽刚暴昏暗之主，亦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况明哲如太宗者乎！尝考魏徵本传，言其忠谏恳至，尝劝太宗力行仁义，以君不及尧、舜为耻，则其忠爱之诚，孚于上者久矣。岂徒以其有胆略而已乎？故人君以从谏为圣，事君以勿欺为本。

上曰：“为朕养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都督，是唐时各路总管官名，如今之巡抚都御史。刺史，是唐时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

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为朕惠养斯民，使之得以安生乐业者，唯在各路都督与各州刺史。这两样官，职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为紧要。故朕尝记录其姓名于便殿屏风上，坐卧观览，时加察访，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迹，或善或恶，都各填注于本官名下以备将来，恶者罢黜之，善者升用之，使有所劝戒。至于县令之职，于百姓尤为亲近，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福，不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简择。”于是命内外五品以上官，各将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为县令的，俱列其名，奏闻朝廷，以备选授。

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书》曰：“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又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爱民虽切，其势不能独治，须要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后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于选贤养民如此，又定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受命之日对便殿，赐衣物，所以宠任责成者，可谓至矣。贞观之治，岂偶致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