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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帝鉴图说

林翠霞点校

唐史纪:尧命羲、和,敬授人时。羲仲居嵎夷,理东作;羲叔居南交,理南为;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朔易。又访四岳,兴舜登庸。

唐史上记:帝尧在位,任用贤臣,与图治理。那时贤臣有羲氏兄弟二人、和氏兄弟二人。帝尧着他四个人敬授人时。使羲仲居于东方嵎夷之地,管理春时耕作的事;使羲叔居于南方交趾之地,管理夏时变化的事;使和仲居于西方昧谷之地,管理秋时收成的事;使和叔居于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时更易的事。又访问四岳之官,着他荐举天下贤人可用者,于是四岳举帝舜为相。那时天下贤才,都聚于朝廷之上,百官各举其职。帝尧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

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虽以帝尧之圣,后世莫及,然亦必待贤臣而后能成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言股肱具而后成一人 ,良臣众而后成圣,意亦为此。其后帝舜为天子,也跟着帝尧行事,任用九官十二牧,天下太平。乃与群臣作歌以纪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所以古今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贤图治之效也。

唐史纪: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

唐史上记:帝尧在位,虚己受言。常恐政事有差谬,人不敢当面直言,特设一面鼓在门外,但有直言敢谏者,着他就击鼓求见,欲天下之人,皆得以尽其言也。又恐自己有过失,人在背后讥议,己不得闻,特设一木片在门外,使人将过失书写在木上,欲天下之人,皆得以攻其过也。

夫圣如帝尧,所行皆尽善尽美,宜无谏可谤者,而犹惓惓以求言闻过为务,故下情无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尧为治,亦不必置鼓立木,徒仿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谴责,言之当理者,时加奖赏以劝励之,则善言日闻,而太平可致矣。

虞史纪:舜父瞽叟,娶后妻,生象。父顽,母嚣,象傲。常欲杀舜,舜避逃。克谐以孝,瞽叟亦允若。帝求贤德可以逊位,群臣举舜。帝亦闻之,于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率二女,皆执妇道。

虞史上记:大舜的父是个瞽目人,他前妻生的儿子就是大舜。舜母故了,瞽叟又娶一个后妻,生的儿子叫做象。那瞽叟愚顽不知道理,后妻嚣恶不贤,象又凶狠无状。他三个人时常商量着要杀舜,舜知道了,设法躲避,然后得免。然终不敢怨其父母,只尽自家的孝道。久之,感化得一家人都和睦。瞽叟见他这等孝顺,也相信欢喜了,所以人都称他为孝子。

当时,帝尧要求贤德的人,可逊以帝位者,群臣都举荐他。此先,帝尧已知大舜善处父母兄弟,是个圣人,但是不知处夫妇之间何如。于是召舜去,把两个女儿都嫁与他为妻。舜又能以德化率这二女,在他父母前尽做媳妇的道理。尧因此遂禅以帝位。

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而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感化,所以当时以为难能,而万世称为大孝也。

夏史纪: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

夏史上记: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于道有未明,义有未熟,或事务有不停当处,或有可忧而不知,或狱讼之未断,四方远近的人无由得尽其言。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告谕臣民说道:“有来告寡人以道者,则击鼓;谕以义者,则撞钟;告以事者,则振铎;语以忧者,则敲磬;有狱讼者,则摇鞀。”禹在里面,听见有那一件声响,便知是那一项人到,就令他进见尽言。

夫禹是大圣,聪明固以过人,而又能如此访问,则天下事物岂有一件不知,四方民情岂有一毫壅蔽?此禹之所以为大,而有夏之业所由以兴也。

夏史纪: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夏史上纪:大禹巡行诸侯之国,路上遇见一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车来问其犯罪之由,因而伤心垂泣。左右的人问道:“这犯罪之人,所为不顺道理,正当加以刑罚,君王何故痛惜他?”禹说:“我想尧、舜为君之时,能以德化人,天下的人都体着尧、舜的心为心,守礼安分,自不犯刑法。今我为君,不能以德化人,这百姓每各以其心为心,不顺道理,所以犯罪。是犯罪者虽是百姓,其实由我之不德以致之。故我所以伤痛者,不是痛那犯罪之人,盖痛我德衰于尧、舜也。”

夫禹不以罪人可恶,而以不德自伤如此,则所以增修其德,而期于无刑者,无所不至矣。

夏史纪: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夏史上记:大禹之时,有一人叫做仪狄,善造酒。他将酒进上大禹,禹饮其酒,甚是甘美,遂说道:“后世之人,必有放纵于酒以致亡国者。”于是疏远仪狄,再不许他进见;屏去旨酒,绝不以之进御。

夫酒以供祭祀、燕飨,礼所不废。但纵酒过度,则内生疾病,外废政务,乱亡之祸,势所必致。故圣人谨始虑微,预以为戒。岂知末世孙桀,乃至以酒池牛饮为乐,卒底灭亡。呜呼!祖宗之训,可不守哉!

商史纪:汤出,见网于野者,张其四面而祝之,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

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一时归商者,三十六国。

商史上记:成汤为君宽仁,曾出至野,见有人四面张着罗网捕鸟雀,口里祷祝说:“从天上坠下的,从东西南北四方飞来的,都要落在我网里。”汤闻之不忍,叹息说:“这等,是那鸟雀一个也逃不出去了,何伤害物命不仁如此!”于是使从人将那网解去三面,只存一面。又从新替他祷祝,说道:“鸟之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任从你飞翔;只是舍命要死的,乃落吾网中。”

夫汤之不忍害物如此,其不忍害民可知。所以当时汉江之南列国诸侯,闻汤这一事,都称说:“汤之仁德,可谓至矣,虽禽兽之微,亦且及之,而况于人乎?”于是三十六国,一时归商。盖即其爱物,而知其能仁民,故归之者众也。

商史纪:成汤时,岁久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以请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包苴行欤?谗夫昌欤?”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

商史上记:成汤之时,岁久不雨,天下大旱。灵台官太史占侯说:“这旱灾,须是杀个人祈祷,乃得雨。”成汤说:“我所以求雨者,正是要救济生人,又岂忍杀人以为祷乎?若必用人祷,宁可我自当之。”遂斋戒身心,剪断爪发,素车白马,减损服御,身上披着白茅草,就如祭祀的牺牲模样,乃出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件事自责,说道:“变不虚生,必有感召。今天降灾异以儆戒我,或者是我政令之出不能中节欤?或使民无道,失其职业欤?或所居的宫室过于崇高欤?或宫闱的妇女过于繁盛欤?或包苴之贿赂得行其营求欤?或造言生事的谗人昌炽而害政欤?有一于此,则宁可降灾于我一身,不可使百姓每受厄。”汤当时为此言,一念至诚,感动上天,说犹未了,大雨即降,方数千里之广。

盖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况人君为天之子,言一动,上帝降临,转灾为祥,乃理之必然也。

商史纪:大戊时,有祥桑与谷合生于朝,一暮大拱。大戊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君之政,其有阙欤?”大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早朝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远方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商道复兴。

商史上记:中宗大戊之时,有妖祥之桑树与谷树,二物相合生于朝中,一夜之间,就长得大如合抱。中宗见其怪异,心中恐惧,以问其臣伊陟。伊陟说道:“这桑、谷本在野之物,不宜生于朝。今合生于朝,又一夜即大如拱,诚为妖异。然妖不胜德,今朝中生这妖物,或君之政事有缺失欤?君但当修德以胜之,则妖自息矣。”

中宗于是听伊陟之言,修祖宗的政事,明养老的礼节,早朝勤政,日晏才退,百姓每有疾苦问之,有丧者吊之。大戊有这等德政,果然妖物不能胜,三日之间,那桑与谷自然枯死。三年之后,远方外国的人慕其德义,经过几重通事译语朝他的,有七十六国。商道前此中衰,至此而复兴焉。

夫妖不自作,必有所召。然德在当修,亦岂待妖?观大戊之祥桑自枯,益信妖不足以胜德,而为人君者,不可一日不修德也。

商史纪:高宗恭默思道,梦帝赉良弼,乃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启乃心,沃朕心。”说总百官,佐成商家中兴之业。

商史上记:商高宗初即帝位,在谅阴之时,恭默不言,想那治天下的道理,于是至诚感动天地。一日梦见上帝赐他一个忠臣辅佐他,醒来说把梦中所见的人,使人画影图形,遍地里去访求。

至于傅岩之野,见一个人叫做傅说,在那里筑墙,却与画上的人一般模样。召来与他讲论治道,果然是个贤人,于是就用他做宰相。命他说:“你朝夕在我左右,进纳善言,以辅我之德。当开露你的心,不可隐讳,灌溉我的心,使有生发。”

傅说既承高宗之命,统领百官,劝高宗从谏、好学、法祖、宪天。高宗能用其言,遂为商家中兴之主。

详见《尚书•说命》三篇。

周史纪:文王尝行于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我固其主矣。”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于枯骨,况于人乎?”

周史上记:文王初为西伯时,一日出行于郊野之外,见死人的枯骨暴露于野,因吩咐吏人以土瘗埋之。吏人对说:“这枯骨都是年久死绝的人,已无主了。”文王说道:“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主;诸侯有一国,就是一国的主。今此枯骨,我就是他的主了。何忍视其暴露,而不为掩藏之乎?”乃葬而掩之。时天下之人,闻文王这等阴德,都说道:“西伯的恩泽,虽无知之枯骨亦且沾及,况有生之人乎?”

夫文王发政施仁,不惟泽被于生民,而且周及于枯骨。所 谓“为人君,止于仁”者,此类是也。岂非有天下者之所当取法哉?

周史纪:武王召师尚父而问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

三日,王端冕,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遂东面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亡;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

王闻之,而书于席、几、鉴、盥、盘、楹、杖、带、履、觞、豆、户、牖、剑、弓、矛,皆为铭焉。

周史上记:武王即位之初,向老臣师尚父问说:“凡前人创造基业,将使后人世世守之也,而能世守者甚少。不知有什么道理,藏之简约,行之顺利,而可以为万世子孙常守者乎?”师尚父对曰:“有一卷书,叫做《丹书》,这个道理皆在其中。王欲闻之,必须重其事,斋戒而后可。”

武王于是斋戒了三日,端立冠冕,不敢上坐,下堂南面而立,致敬尽礼,求受《丹书》。师尚父说:“南面是君位,北面是臣位。王南面而立,则《丹书》当北面而授,先王之道至大,岂可北面而授受乎?”王遂东面而立,不敢居君位。师尚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乃述《丹书》中的言语,说道:“‘凡为君者,敬畏胜怠忽,国必兴昌;怠忽胜敬畏,国必灭亡;公义胜私欲,事必顺从;私欲胜公义,事必逆凶。’这个道理,只要在‘敬’‘公’二字上做功夫,藏之何等简约,行之何等顺利,可以为子孙万世常守者,不外乎此矣。”

武王敬而信之,遂融化这四句的意思,于是凡那席上、几上、镜子上、洗面盆上、殿柱上、杖上、带履上、觞豆上、门窗上、剑弓矛枪上,一一作为铭词。不但自家随处接目警心,要使子孙看见,也都世守而不忘焉。

夫武王是个圣君,能屈尊老臣受戒,作为铭词,传之后世。周家历年八百,享国最为长久,非以其能守此道也哉?

周史纪:姜后贤而有德。王尝早卧而晏起,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致使君王失礼而晏朝,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继文武之迹,成中兴之业,为周世宗。

周史上记:周宣王的后姜氏,贤而有德。宣王尝有时睡得太早,起得太迟,姜后恐他误了政事,要劝谏他,乃先自贬损,脱去头上的簪珥,待罪于宫中长街上,使其保母传言于王,说道:“我无德,不能以礼事王,致使王耽于女色,溺于安逸,失早朝之礼,这是我的罪过,请王加我以罪。”王因此感悟说:“这是我自家怠惰,有此过失,非夫人之罪也(古时称后妃都叫做夫人) 。”自此以后,宣王遂勤于政事,每日早起视朝,与君臣讲求治道,至晚方退。其致治之迹,是以上继他祖文王、武王,虽其父厉王时,势渐衰弱,至此复能中兴。因宣王有这等功业,所以周家的庙号称他为世宗。

古者后妃夫人进御侍寝,皆有节度,每至昧旦,女史奏《鸡鸣》之诗,则夫人鸣佩玉于房中,起而告退,以礼自防,不婬于色,故能内销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鸡鸣》之诗云:“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言日将旦而百虫飞作,我岂不乐与子同寝而梦哉?但君臣候朝已久,君若不出,彼将散而归矣。岂不以我之故,而使人并憎恶于子乎?姜后之进谏,古礼也。宣王中兴周业,盖得之内助为多。

汉史纪:高祖初为沛公。入关,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苛法。”又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西汉史上记:高帝初起兵伐秦,那时犹号为沛公。既破了崤关,到咸阳地方,因呼唤各县里年高的父老,与那有本事的豪杰,都到面前慰劳之,说道:“秦君无道,法令烦苛,你百姓每被害久矣。但凡言时政的,他就说人诽谤,加以灭族之罪;两人做一处说话,他就说人有所谋为,加以弃市之刑。其暴虐如此。众诸侯有约:先入关破秦者,王之。今我先入关,当王关中,与你百姓每做主。今日就与父老相约,我的法度只有三条:惟是杀了人的,才着他偿命。若打伤人,及为偷盗的,止各坐以应得的罪名,不加以死。此外,一切苛法都革去不用。”又恐远处不能尽知,使人同着秦吏,遍行到各县乡邑中,将这意思都一一晓谕。那时百姓们被秦家害得苦了,一旦闻这言语,如拔之于水火之中,莫不欢喜踊跃,争持牛羊酒食,犒享沛公的军士,只恐怕沛公不做秦王。

此可见,抚之则后,汉之所以兴也;虐之则仇,秦之所以亡也。有天下者,当以宽仁为贵矣。

汉史纪:高帝置酒洛阳南宫,曰:“通侯诸将,试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妒贤嫉能,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群臣悦服。

西汉史上记: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群臣于洛阳之南宫,因问群臣说:“尔通侯诸将等,试说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项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齐对说:“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与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尽力战争,以图功赏,此陛下之所以得天下也;项羽则不然,妒贤嫉能,虽战胜而不录人之功,虽得地而不与人同利,因此人人怨之,不肯替他出力,此项羽之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说:“公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定计谋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事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抚安百姓,供给军饷,不至乏绝,这事我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以战则必胜,以攻则必取,这事我不如韩信。张子房、萧何、韩信三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无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终被我擒获者也。”群臣闻高帝之说,无不欣悦敬服。

夫用人者恒有余,自用者恒不足。汉高之在当时,若论勇猛善战,地广兵强,不及项羽远甚,而终能胜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智者为之谋,勇者尽其力,而天下归功焉。汉高自谓不如其臣,所以能驾驭一时之雄杰也。

汉史纪:高帝击淮南王黥布,还过鲁,以太牢祀孔子。

西汉史上记:汉高帝因淮南王黥布谋反,自领兵征之,擒了黥布,得胜回还,经过山东曲阜县,乃旧鲁国,是孔子所生的地方,有孔子的坟墓,高帝具太牢牲礼,亲拜祭之(祭祀的牛叫做太牢)。

夫孔子虽是大圣,其官不过鲁国的大夫。自孔子殁后,战国之君皆不知尊信其道,及秦始皇又焚烧其书。高帝以天子之尊,方用兵征伐之际,就知崇儒重道,且用太牢,与社稷宗庙的祭礼一样,后世人君尊重孔子,实自高帝始。其好尚正大如此,宜其为一代创业之君也。

汉史记: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下诏不受。

西汉史上记:文帝时,有人进一匹马,一日能行千里。文帝说道:“天子行幸,有鸾旗导引于前,有属车拥护于后;或巡狩而吉行,一日不过五十里而止;或征伐而师行,一日不过三十里而止。朕骑着这千里马,独自个先往何处去?”于是下诏拒而不受,还着那进马的人牵回去了。

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生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

汉史纪: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西汉史上记:文帝每出视朝,但有郎、从等官上书陈言者,虽正遇行路之时,亦必驻了辇,听受其言。纵使所言没有道理,不可用,但置之不行而已,亦不加谴责;如其言有益于生民,有补于治道,则必亟加采择,次第行之;又每每称道其所言之善,盖不但采取而已。

尝闻人君之德,莫贵于听言。自秦禁偶语,天下以言为讳矣,是以底于灭亡而不悟也。观文帝之虚怀听纳如此,虽大舜之明目达聪、成汤之从谏弗咈,亦何让焉!

汉史纪: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耶?”盎曰:“臣闻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下峻阪,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又从幸上林,奏却慎夫人坐。上说,赐盎金五十斤。

西汉史上记:文帝到霸陵上面,过西边,欲驰车下高峻的坡阪,有随驾的中郎将,姓袁名盎,骑着马傍车而行,急忙挽住了车辔,不肯驰骤。文帝说:“将军莫非胆气怯耶?何乃惧怕如此?”袁盎说:“臣闻明圣之主,不肯乘危险之地。凡有举动,必要完全,不图侥幸而免,知此身所系甚重也。今陛下驾六马之车,驰骋而下峻阪,就是无事,亦乘危幸免耳。倘或一时马惊车败,卒有不测之变,悔将何及?陛下纵然自轻其身,其如高祖之付托、太后之属望何?”帝听其言,停车不下。

后袁盎又随文帝往上林。帝有个宠爱的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以为非礼,奏使慎夫人退却。文帝喜其屡进忠言,赐他金五十斤。

夫人臣进谏,只要其君免于危险,无有过失,非图赏也。今文帝既听其言,又加重赏如此,盖深知其言之有益,且欲以劝他人之直言耳。从善之意,何其切哉!

汉史纪:文帝登虎圈,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帝诏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

释之曰:“周勃、张相如称长者,两人言事曾不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今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实也。”

帝曰:“善!”

西汉史上记:文帝一日游幸上林苑,登养虎的虎圈,因问上林苑管簿籍的官说:“这苑中各样的禽兽有多少数目?”这官人一时答应不来。有个管虎圈的啬夫,在旁边替那官人一一答应,甚是详悉。文帝喜他,遂诏侍臣张释之,说:“这啬夫有才能,可就着他做上林苑令。”

释之对说:“如今朝中如周勃、张相如,这两个人是有德的长者,能任朝廷大事,然其言事皆说不出口。盖有德的人,自然器宇深沉,言语简当,岂学这啬夫喋喋然用快利之口、便捷以辩给哉?今若因啬夫口辩就超迁他,恐天下闻此风声而靡然仿效,都只学舌辩能言,不务诚实,则风俗薄而人心离矣。”

文帝以张释之所言当理,遂止,不用啬夫。

观此一事,则用人者不当但取其言。而文帝从谏之善,亦于此可见矣。宜其为汉朝一代之贤君也。

汉史纪: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西汉史上记:文帝尝欲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使工匠计算所费几何。工匠计算说:“该用百金。”文帝说:“百金之资产,若以民间中等的人家计之,可够十户人家的产业。今筑了一个台,就破费了十家的产业,岂不可惜!且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不为不广,常恐自己无德,玷辱了先帝,又岂可糜费民财,而为此无益之工作乎?”于是停止露台之工,复不兴造。

夫文帝富有四海,况当承平无事之时,财用有余,然百金之微,犹且爱惜,不肯轻费如此,虽尧、舜之土阶,大禹之卑宫,何以过之哉!大抵人主爱民之心重,则自奉之念轻。夫以一台之工,遂至费百姓十家之产,若如秦皇之阿房、骊山,宋徽之龙江、艮岳,其所费又不知其几千万家矣。穷万民之财,以供一己之欲,一旦民穷盗起,社稷丘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后世人主,诚当以汉文帝为法,毋以小小营建为费少,而遂恣意为之也。

汉史纪:文帝以申屠嘉为丞相,时邓通爱幸无比。嘉尝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爱幸群臣,即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不肃。”

罢朝,嘉坐府中,为檄召通,不来且斩。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诣丞相,免冠,徒跣,顿首谢。嘉责曰:“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语令吏斩之。通顿首出血,不解。上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嘉乃解。通还见上,流涕曰:“丞相几杀臣。”

西汉史上记:文帝以申屠嘉为丞相,嘉为人正直,文帝甚重之。此时有个郎官叫做邓通,得幸于文帝,宠爱无比。嘉尝入朝,见邓通在文帝旁边,狎恃恩宠,有怠慢之状。嘉即奏说:“陛下爱幸群臣,只好赏赐他财物,使之富贵足矣。至于朝廷上的礼仪,则不可不严肃。”

及罢朝,回坐于丞相府中,写文书去提邓通,说道:“他若抗拒不来,便当处斩。”邓通恐惧,求救于文帝。文帝知丞相所执者是朝廷之礼,邓通委的有罪,就着他去见丞相。通到了府中,取了冠,跣足,顿首谢罪。申徒嘉责他说:“朝廷乃礼法所在,你一个小臣敢狎戏于殿上,犯了大不敬,论罪当斩。”因使吏拿出斩之。通叩头谢罪,至于出血,嘉怒犹不解。

文帝料邓通已在丞相处陪话知罪了,乃使人持节召通,而致谢丞相,申屠嘉乃遣之。邓通回去,到文帝面前流涕说道:“丞相几乎杀了臣。”

夫文帝宠幸邓通,致敢于怠慢,其始固不能无过。然申屠嘉正言直论,而帝略不偏护,即遣令就罪,使大臣得申其法,而嬖幸不敢狎恩,非圣君而能若是哉!

汉史纪:文帝时,匈奴大入边。使刘礼屯霸上,徐厉屯棘门,周亚夫屯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细柳。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军士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中营,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上改容式车,使人称谢,成礼而去。

曰:“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西汉史上记:文帝时,北虏匈奴入边为寇。帝拜刘礼、徐厉、周亚夫三人俱为将军,各领兵出京,分布防守。刘礼屯霸上,徐厉屯于棘门,亚夫屯于细柳。

文帝亲自到各营抚劳将士。初到霸上、棘门二营,车驾径入,没些阻挡。末后往细柳营。导驾的前队已到营门,被军士阻住不得入。与他说:“圣驾就到,可速开营门。”那军门都尉对说:“我军中只知有将军的号令,不知有天子的诏旨。”少间,文帝的驾到了,还不开门。文帝乃使人持节召亚夫说:“朕要进营劳军。”亚夫才传令开营门接驾。临进门时,守门军士又奏说:“将军有令:军中不许驰驱车马。”文帝乃按住车辔,徐徐而行。到中军营,亚夫出迎,手执着兵器,只鞠躬作揖,说道:“甲胄在身,不敢跪拜,臣请以军礼参见。”文帝听说,悚然改容,俯身式车,使人传旨致谢亚夫,说:“皇帝敬劳将军。”成礼乃去。

文帝出营门,叹美亚夫说道:“这才是个真正将军!恰才见霸上、棘门二营,那样疏略,如儿戏一般。万一有乘虚劫营之事,其将固可掩袭而掠也。至如亚夫这等纪律,可得而轻犯邪!”

尝考古者人君命将,亲推其毂,授之以钺,曰:“阃以外,将军主之,不从中制也。”盖将权不重,则军令不严,士不用命。故穰苴戮齐王之嬖臣,孙武斩吴王之宠姬,而后能使其众,以成大功。观周亚夫之纪律严明,诚为一时名将,然非文帝之圣明,重其权而优其礼,则亚夫将求免罪过之不暇,况望其能折冲而御侮哉!后世人君御将,宜以文帝为法。

汉史纪:武帝雅向儒术,以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二人荐其师申公。上使使奉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上问以治道,对曰:“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西汉史上记: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学术,因举用当时名儒,以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绾、王臧又荐举他师傅申公,说他的学问更高。武帝闻说,即遣使去征聘他。又闻申公年老,恐其途中受劳,因驾一辆安车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车轮,使其行路软活,坐的自在。又用币帛一束,另加玉璧,以为聘礼。

申公感武帝这等尽礼,遂随聘到京。武帝授以太中大夫之职,安置在鲁王府里居住。问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对说:“为治也不在多言,只是着实行将去便好。”盖议论多,则心智惑。与其托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为有益也。

夫天下治乱,系贤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己下贤为盛事,而亲枉万乘,以尽礼于衡门韦布之贱者,往往有之。汉兴以来,虽不逮古,而武帝此举,犹庶几古人之意。至于申公力行一言,则又治天下之要道也。

汉史纪:昭帝时,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及其子安及桑弘羊等,诈令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大将军霍光擅调幕府校尉,专权自恣。书奏,帝留中。

明旦,光闻之,不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调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

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后桀党有谮光者,上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桀等乃不敢复言。

西汉史上记:昭帝年幼登极,大将军霍光受遗诏辅政。那时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与其子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各以私恨霍光,而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为天子,亦怀怨恨。于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小,设谋要排陷霍光,教人假充做燕王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说他擅自更调幕府校尉,加添人数,专权自恣,图谋不轨。昭帝览奏,留中不下。

霍光闻之,待罪于外,不敢入朝。帝使人召光入,光见帝,取了冠帽,叩头谢罪。昭帝说:“将军戴起冠。朕知这本是假的。将军调校尉还未满十日,燕王离京数千里,他怎么便就得知?可见是诈。”

那时,昭帝年才十四岁。左右之人,见帝这等明察,莫不相顾惊骇,那上书的人,果然涉虚逃走。以后上官桀的党类,又有谮毁霍光者,昭帝即发怒说:“大将军是个忠臣,先帝因朕年幼,托他辅朕,再有言者,即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惧怕,不敢复言。而霍光辅相昭帝,竟为贤主。

若使上官桀等之谗得行,则霍光之祸固不待言,而汉家宗社亦危矣!于戏!托孤寄命,岂易事哉?

汉史纪:宣帝时,极重守令。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敢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西汉史上记:宣帝选用官员,极重那知府、知县两样官。尝说道:“各府太守,最是亲民之官,第一要紧。若是到任不久,就转迁去,百姓便不得蒙其恩惠,且迎新送旧,徒见劳扰。必须做得年久,然后民情土俗、百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惠,行些政事,也都晓得头脑;那百姓也欺哄不得,自然顺从他的教化。”

所以,宣帝时做守相,食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历任未久,就有功劳,也只降敕书奖励,或就彼加升官级,或赏赐金帛,或赐以关内侯的爵级,仍令照旧管事。到做的年岁深了,遇三公九卿有缺,即把向前旌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黄霸以颍川太守入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以颍川太守入为京兆尹。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时做官的,人人勤勉,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兴之美,后世鲜及焉。

夫官惟久任,则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则官不淹滞,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后来科目太繁,额数日增;升转之期,计日可俟,席不暇暖,辄已他迁。视其官如传舍,视百姓如路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汉史纪:宣帝时,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评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博士。

西汉史上记:宣帝好文,见得五经所言,都是修身治天下的大道理。自经秦人烧毁一番,到今表彰之后,虽已渐次寻出,但诸儒传授互有异同,不得归一,而诸家传注,亦且各以为是,无一定之说。因此,诏诸儒臣讲究五经异同,如经文有不同的,便要见谁是真传、谁是错误;传注有不同的,便要见某人说的与经旨相合,某人说的与经旨相悖。又命萧望之等评论他每讲究的谁是谁非,奏闻于上。上亲称制临视,而裁决其可否。这五经中,定以先儒梁丘贺传授的《易经》,夏侯胜、夏侯建传授的《尚书》,梁淑传授的《春秋》为真当。

于是将这三经各立博士之官,着他教习弟子,以广其传。其《诗》《礼》二经,盖先已有定论,故不述也。自宣帝以来,五经如日中天,传之万世,为治天下者准则,其功亦大矣。

汉史纪:成帝时,张禹党护王氏。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励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断。云呼曰:“臣得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力救。上意解,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西汉史上记:成帝时,外戚王氏专权乱政。安昌侯张禹,原授成帝经,成帝以师礼待之。禹为人有经学,但其性柔佞,又年老,要保全名位,因见王氏威权盛,遂党护之,其误国不忠之罪大矣。

那时有原任槐里县令朱云,为人刚直,恶张禹如此,乃上书求见天子言事。公卿侍立在前,朱云上前直说:“愿赐尚方斩马剑与臣,斩一个佞臣的头,以儆其余。”成帝问:“佞臣是谁?”朱云对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敢当大廷中辱我师傅,其罪该死,不可赦宥。”御史遂拿朱云下殿去,朱云攀扯殿前栏杆,死不肯放,御史拿急,遂将栏杆扯断了。朱云乃大呼说:“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臣今以直谏被戮,得从二臣游于地下,为忠义之鬼,其愿足矣。但惜圣朝为奸佞所误,不知后来变故何如耳?”朝班中有左将军辛庆忌,取去冠帽叩头说:“此臣素称狂直,宜赐优容。”于是成帝怒解,朱云才得免死。到后来修理栏杆,成帝说:“此栏杆不必改换新的,只把这折处葺补,留个遗迹,使人知道是朱云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

夫国家不幸有奸佞弄权,邪佞小人又从而阿附之,相与壅蔽人主之聪明,所赖忠义之士,发愤直言,以阴折其气而消其党,苟加之罪,则天下莫敢忤权奸,而人主益孤立于上矣。成帝既悟朱云之直,遂宥其死,且留槛以旌之,盖亦有见于此,可谓有人君之度者,故史臣记而称之。

汉史纪:光武少与严光同学,及即位,思其贤,令以物色访之。

有一男子披羊裘钓齐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也?”光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

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尔。”

东汉史上记:光武少时曾与处士严光同学读书,到后来光武即帝位,严光逃匿不肯见。光武思念他贤,使人按他的模样去各处访求。

闻说有一男子披着羊裘钓鱼于齐国之泽中,光武知是严光,乃备安车及玄币帛,遣使者聘请之。三次往返,然后肯来。到京师,光武车驾即日亲到他下处看他,严光睡着不起,光武直到他床前,以手抚摩其腹,称他的字说:“咄咄子陵,不可扶助我为治耶?”严光张目看着光武说道:“古时唐尧为天子,著德于天下,隐士巢父独临水洗耳,不闻世事。尧也相容,不逼他做官。士人各有志愿,我既不愿出仕,何苦相逼迫乎?”光武知其不可屈,叹息而去。又复引严光入禁中,与他论说往年故旧之情,相对累日,因与他共睡,严光不觉以足加在光武腹上,其忘分如此。

明日灵台官奏说:昨夜有一客星犯帝座星甚急。光武笑说:“这非干变异,乃朕与故人严子陵共睡耳。”

光武既帝天下,则严光乃草野中之一民耳。光武只为他是贤士,又是故人,遂加三聘之礼,亲屈万乘之尊,任其张目疾言而不以为傲,容其加足于腹而不以为侮,殷勤款曲,不复知有崇卑之分,此其盛德含容为何如哉!所以,先儒说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非过美矣。后来东汉二百年,人心风俗皆以节义相高。实光武之尊贤下士,有以感发而兴起之也。

汉史纪:光武尝出猎,车驾夜还,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侯为参封尉。

东汉史上记:光武皇帝一日曾出去打猎,偶至夜深方回。那时城门已闭,光武至上东门,有个守门官姓郅名恽,闭门不开,不放车驾入。光武道他不认得,着左右随从的人,见面于门间,使他识认。郅恽对说:“这等夜深,火光辽远,怎么辨得真伪?”终不开门。光武不得已,转从东中门进入回宫。

至次日早,郅恽又上书谏说:“陛下以万乘之尊,远猎山林,昼日不足,以夜继之。陛下纵自轻,其如社稷宗庙付托之重何?臣诚未见其可也。”书奏,光武深嘉其言,赐布百匹。反将东中门的门官降为参封县尉,以其启闭不严故贬之。

盖皇城门禁最宜严谨,深夜启闭,疑有非常。况天子以万乘之尊,出入尤当戒备,故郅恽之闭关不纳,他岂不认的是光武,盖欲因此以示儆耳。

光武是创业之主,素谨周身之防,故于郅恽不惟不罪,且加赏焉。若如后世寻常之见,则东中门侯必以顺意蒙赏,而郅恽必以忤旨见罪矣。

汉史纪:光武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乘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养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东汉史上记:光武皇帝退朝之后,常常引公卿及郎将之有经学者,与之讲论经书中的义理,至于夜半,方去歇息。皇太子见帝讲论劳苦,恐过用了精神,乘空进谏说:“陛下励精图治,固有大禹、成汤之明,而形神过劳,昧于黄帝、老子养性之福。愿颐养爱恤此身之精神,使常优游自宁,不可过于劳役。”光武说:“经书中义趣深长,我只见得这件事可乐,故常与群臣讲论,不为疲倦也。”盖治天下之道,具于经书,而天下之可乐,莫如务学。

光武虽以征伐中兴,然非讲明治道,则虽有天下,未易守也。惟光武有见于此,而急于讲求,故能身致太平,而遗东汉二百年之业。其得于经理之助多矣。

汉史纪:光武时,董宣为洛阳令。湖阳公主苍头杀人,匿主家。及主出,以奴骖乘。宣驻车叩马,以刀划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格杀之。

主还,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之。宣叩头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自杀。”即以头击楹。帝令人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帝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京师莫不震栗。

东汉史上记:光武时,有姓董名宣者,做在京洛阳县令。帝姊湖阳公主,有家人白日杀人,藏躲在公主家里,官府拿他不得。一日公主出行,此奴在公主车上,董宣于路拦着公主的车,叩着马不放过去,以刀划地,大言数说公主的过失,喝奴下车,亲手击杀之。

公主即时还宫,告诉光武。光武大怒,拿得董宣来要打杀他。宣叩头说:“陛下圣德中兴,当以法度治天下。若纵奴杀人,不使偿命,是无法度也。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杖,请自杀便了。”即以头撞柱。光武见他说得有理,令人持定他,不要他撞柱,只着他与公主叩头谢罪就饶他。宣不肯从。光武强使人将头按下,宣只两手撑定,强直了项,终不肯叩头。光武见他耿直,反因此喜他,传旨着这强项令且出,又赐钱三十万以奖励之。于是京师内外,莫不震栗,无敢倚恃豪强以犯法者。

《书》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岂其性与人殊哉!良以习见富势之为尊,不知国法之可畏。而奴仆庄佃之人,倚强使势,生事害人,亦有其主不及知者,若不因事裁抑,示以至公,使之知儆,至于骄盈纵肆,身陷刑宪,则朝廷虽欲从宽,亦不可得矣。光武之嘉赏董宣,意盖以此。故终光武、明、章之世,贵戚妃主之家,皆知守礼奉法,保其禄位,岂非以贻谋之善哉!

汉史纪: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东汉史上记:明帝初登极时,幸辟雍,行古养老之礼。辟雍,即是今之国子监。古来养老,有三老五更名色。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历世事的。明帝举行古礼,以其贤臣李躬为三老,以其师傅桓荣为五更。行礼既毕,乃引桓荣等及辟雍中的生徒弟子,进入堂上,亲与他讲解经义。诸弟子亦手执经书,向帝坐前,问所疑难。其时冠带搢绅之人,罗列在辟雍桥门外,观礼听讲者,有亿万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动人心如此。

汉史纪: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子求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东汉史上记:明帝的姊馆陶公主,向明帝上乞恩,要将他的儿子除授郎官。明帝不许,以公主的份上,不好直拒,乃赏赐他铜钱一千万,以见厚他的意思。

公主退后,明帝向群臣说:“天上有个郎位星,可见这郎官之职,上应列宿。出去为宰,管着百里地方,责任非轻,岂是容易做的,必得其人,方可授之。若错用了一个不才的人,叫那百姓每都受他的害,岂我为民父母之意哉!今公主之子,贤否未知,我所以不肯容易许之也。”

夫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不是可以做人情滥与人的。明帝于馆陶公主之子,宁可以千万钱赐之,以益其富,不肯轻授一职以遗害于民,诚得圣王重官爵惜名器之意。史称当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有由然哉!

三国史纪:诸葛亮隐于襄阳隆中,有王霸大略。刘先主闻其名,亲驾顾之,凡三往,乃得见。亮因说先主以拒曹操,取荆州,据巴蜀之策。先主深纳其言,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三国史上记:诸葛亮初隐居于襄阳之隆中地方,有兴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仕,人称他为卧龙。蜀先主刘备闻其名,乃亲自枉驾去见他,凡去三次,才得相见。亮以道自重,本不求仕进,见先主屈尊重道,诚意恳切如此,心怀感激,遂委质为臣,因说先主以拒曹操、取荆州、据巴蜀的计策。先主以这计策甚善,深纳其言,与他相处,情好日益亲密。

当时先主有两个结义的兄弟,叫做关羽、张飞,见先主一旦与亮这等亲密,心中不喜。先主劝解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一般。鱼非水,无以遂其生;我非孔明,无以成帝业。诸君既与我同心要兴复汉室,不可不亲厚此人也。愿诸君勿再以为言。”

夫先主信任孔明,虽平日极相厚如关、张,亦离间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其才,结吴拒魏取蜀,当汉祚衰微之时,成三分鼎立之势。其后又于白帝托孤,辅佐后主。观其前后《出师》二表,千古读之,使人垂涕。盖其心诚感激先主之恩遇,故鞠躬尽瘁而不辞也。后世称君臣之间,相亲相信者,必以鱼水为比,盖本诸此云。

晋史纪: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命焚之于殿前。诏中外,自今毋献奇技异服。

晋史上记:武帝初即位时,有太医司马程据者,以雉头羽毛织成裘袄来献。帝见其过于华丽,恐长奢靡之风,命人以火焚之于殿前,以示己之不贵异物,不尚服饰也。又诏中外,自今以后,再不许将奇异技巧之物,及华美异样的衣服来献。盖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观法所系,不可不慎也。

晋武禅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后,欲矫以节俭,故不焚于他所,而焚于殿前,要令众庶共见之耳。然其意不出于至诚,故未久即变,孽后乱政,五王僭侈,而晋室南迁矣。孟子说:“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正此之谓也。

宋史纪:高祖微时,尝自于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袄,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贵,以付其长女会稽公主,曰:“后世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

六朝宋史上记:高祖刘裕起初微贱时,其家甚贫,常亲自在新洲上砍斫芦荻。那时穿一件碎补的衲袄,乃其妻皇后臧氏亲手缝成的。及高祖登了帝位,思想平生受了许多艰苦,创下基业,恐子孙不知,不能保守,乃将这衲袄付与他的长女会稽公主收藏,嘱咐她说:“后来我的子孙若有骄恣奢侈,不知节俭的,你可把这衣与他看,使他知我平素曾穿这等衣服,不得过求华美也。”

大抵创业之君,亲历艰苦,知民间衣食之难,爱惜撙节,人又瞒他不得,是以取于民者有制,而用常有余。后来子孙生长富贵,若非聪明特达者,易流于奢靡,轻用财帛,而人又欺瞒得他,冒破侵克,取于民者日多,而用反不足。至于横征暴敛,民穷盗起,危其国家,此宋高祖示戒之意也。继体之君,若能取法祖宗,自服御之近,以至一应费用,必考求创业时旧规,要见当初每年进出几多,后来每年进出几多,在前为何有余,后来为何不足,把那日渐加增之费一一革去,则财用自然充积,赋敛可以简省,民皆安生乐业,爱戴其上,而太平可长保矣。

唐史纪:太宗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唐史上记:太宗于弘文殿内,聚经史子集书四部,有二十余万卷。又于殿旁开设一馆,就叫做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各以原官兼弘文馆学士,处之馆中。还教他轮番宿直,每朝罢,便引世南等到内殿,与他讲论那书中的言语,古人的行事,或商量那时的政事该何如处,常至夜半才罢。

夫太宗以武定天下而好文如此,盖战乱用武,致治以文。太宗有见于此,故能身致太平,而为一代之英主也。

唐史纪:太宗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数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唐史上记:太宗一日向司空裴寂说道:“近日以来,上书奏事者条陈甚多。朕将各衙门条陈的章奏,取其言之当理者,都黏在墙壁上,庶一出一入,常接于目,便于朝夕省览。每思天下至大,治之甚难,如何才有利于民,如何才不病于国。思想起来,至不能寐,或到深夜时分才去安歇。此朕一念不敢怠荒之心也。公等为国大臣,分理庶政,亦当夙夜罔懈,恪供职事,以副朕惓惓图治之意可也。”

昔孔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古语说:“尧兢兢,舜业业。”夫以天下之广,兆民之众,若非为君者忧勤惕厉,主治于上,为臣者竭忠尽力,分治于下,欲求治平,岂可得哉!观唐太宗告裴寂之言,即虞庭君臣交相儆戒之意也。其致贞观太平之盛也,宜哉! 

唐史纪:太宗即位,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因心于民。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勿谓我尊而傲贤慢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行赏。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史上记:太宗初登极时,有一书记官张蕴古上《大宝箴》一篇。大宝,是人君所居的宝位;箴,是儆戒之辞。人臣不敢直说是箴规天子,故以大宝名箴。这箴中的言语,字字真切,句句有味,从之则为尧、舜,反之则为桀、纣。人君尊临大宝,须把这段说话常常在目,做个箴规,方可以长保此位,所以名《大宝箴》。太宗深以蕴古之言为善,赐他束帛,升他做大理寺丞。

观太宗纳善之速如此,其所以为唐之令主,而成贞观之治者,盖得于是箴为多。

唐史纪:太宗时,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唐史上记:太宗时,尝有白鹊结窝巢于寝殿之上。其巢两个合而为一,有合欢之形,又两头大,中腰小,恰似那乐器中腰鼓的模样。左右侍臣都说道:“凡物相并,则不能相容。今两鹊为巢,合而为一,形状殊常,实为稀有。此盖天地和气所钟,主上圣德所感,理当称贺。”太宗说:“不然,昔隋帝不好贤人而好祥瑞,至于亡国。我尝笑他。以我看来,只是得贤臣、理政事、安百姓,使天下太平,这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珍禽奇兽,不过一物之异耳。何足为瑞而称贺哉!”遂令人毁其窝巢,而纵放白鹊于野外。

夫天地之间草木鸟兽,形质间有殊异者,皆气化偶然,不足为奇。人主不察,遂以为瑞,于是小人乘机献谄,取悦于上,至有以孔雀为鸾凤而诬上行私者矣。人主好尚,可不谨哉!唐太宗纵鹊毁巢,诚为超世之见,而瑞在得贤,尤万世人君之龟鉴也。 

唐史纪:太宗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魏徵来,匿怀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唐史上记:太宗一日得个极好的鹞子,心上喜爱,亲自在臂膀上驾着。魏徵平日好直言极谏,太宗尝敬惮他。当驾着鹞子的时节,恰好魏徵走来奏事,太宗恐怕他看见,将鹞子藏在自己怀里。魏徵晓得太宗怀着鹞子,故意只管奏事不止,那鹞子藏的时候久了,毕竟死于怀中。

夫太宗尊为天子,偶有臂鹞之失,见了正直的臣,便惭沮掩蔽,如害怕的一般。盖他本是个英明之主,自知所为的非礼,故深以为歉,宁坏了所爱的物而不恤也。臂鹞是他差处,匿于怀中,是他明处。

唐史纪:太宗览《明堂针灸图》,“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唐史上记:太宗一日看《明堂针灸书》,这书是医家针灸治病的方法。内有个图形,说人腹中,心、肝、脾、肺、肾五脏的系络,皆附贴于脊背。太宗观览此图,思想起来,打人脊背,则五脏震动,或致伤命。遂下诏,令天下问刑衙门,自今以后不许笞杖罪囚的脊背。盖五刑各有差等,而笞罪为轻,彼罪当处死者,固自有应得之条矣。而于轻罪者,复笞其背,使或至于死,诚为不可。

太宗天资仁恕,耳目所接,无一不念在生民,故一览医方,而不忍之心遂萌。此诏一出,民之免毙杖下者,不知其几矣。传称太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谨,信哉!

唐史纪: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唐史上记:太宗曾一日朝罢还宫,忽发怒说:“少间定要杀了这个田舍翁。”时长孙皇后问说:“陛下要杀谁?”太宗说:“是魏徵。此人不知忌讳,每每当着众臣僚攻击我的过失,羞辱我,我十分忍受不得,所以要杀他。”长孙皇后贤德,知道魏徵是个忠臣,乃退去,穿了朝贺的袍服,来对太宗说:“妾闻古云:上有明哲之君,则下有鲠直之臣。今魏徵之直言不阿,由陛下之圣明,能优容之故也。君明臣直,乃千载难逢,国家盛事。妾敢不称贺!”太宗闻皇后之言,其心乃悦。

尝考自古创业守成之令主,虽圣明天挺,然亦有内助焉。观长孙皇后之于唐太宗,虽夏之涂山,周之太姒,无以过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内有贤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唐史纪: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悯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至期来诣京师。至是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率,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唐史上记:太宗尝亲自审录罪囚,见那该死的囚犯,心里怜悯,不忍杀他,都放他回家,看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间,着他自来就死。因此又敕令法司,将天下死囚也都暂放还家,亦限至明年秋里自来赴京。及至次年秋间,前时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杀之恩,不要人催督帅领,个个都照依期限,齐到朝堂听候处决,没一个逃亡隐匿下的。太宗见这些囚犯依期就死,终不忍杀,尽皆赦之。

夫死者,人之所甚惧,而犯死之人,必天下之恶人也。人君一施恩德,遂能感激至此,使其死且不避,则人之易感者可知,而凡可报君之德者,必无所不用其情矣。然则,人君之治天下,其必以恩德为务哉!

唐史纪: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上念后不已,乃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视之。徵熟视之曰:“臣昏眊,不能见。”上指示之,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故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

唐史上记:太宗贞观十年,皇后长孙氏崩,谥为文德皇后,葬于昭陵。太宗因后有贤德,思念不已,乃于禁苑中起一极高的台观,时常登之以望昭陵,以释其思念之意。

一日,引宰相魏徵同登这层观,使他观看昭陵。魏徵思太宗此举欠当,他的父亲高祖葬于献陵,未闻哀慕,今乃思念皇后不已,至于作台观以望之,是厚于后而薄于父也。欲进规谏,不就明言,先故意仔细观看良久,对说:“臣年老,眼目昏花,看不能见。”太宗因指昭陵所在,教徵看。魏徵乃对说:“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故作为此观以望献陵。若是皇后的昭陵,臣早已看见了。”太宗一闻魏徵说起父皇,心里感动,不觉泣下,自知举动差错,遂命拆毁此观,不复登焉。

太宗本是英明之君,事高祖素尽孝道,偶有此一事之失。赖有直臣魏徵能婉曲以进善言,太宗即时感悟,改过不吝,真盛德事也。

唐史纪:太宗以魏徵宅无堂,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谢。上手诏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何事过谢。”

唐史上记:太宗时的大臣,只有个魏徵能尽忠直谏,太宗也极敬重他。一日,闻魏徵所住的私宅,止有旁屋,没有厅堂。那时正要盖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命撤去,与魏徵起盖厅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以徵性好俭朴,复赐以素屏、褥、几、杖等物,以遂所好尚。徵上表称谢,太宗手诏答曰:“朕待卿至此,盖为社稷与百姓计,何过谢焉。”

夫以君之于臣,有能听其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敬尽礼者,则失之薄;亦有待之厚,礼之隆,而不能谏行言听者,则失之虚;又有赏赐及于匪人,而无益于黎元国家者,则失之滥,而人不以为重矣。今观太宗之所以待魏徵者,可谓情与文之兼至,固宜徵之尽忠图报,而史书之以为美谈也。

唐史纪:太宗尝止树下,爱之。宇文士及从而誉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唐史上记:太宗一日退朝之暇,曾闲行到一树下,见其枝叶茂盛,心颇爱之。是时,宇文士及在旁,要阿奉太宗的意思,就将那株树称誉不止。太宗觉得士及是个便佞的人,心里厌他,因正色面斥之,说道:“往日魏徵尝劝我斥远佞人,我不知今朝中那一个是佞人,但心里也疑是你。自今观之,一树之微,何足称誉,其曲意承顺如此,所谓佞人,非汝而谁?平日所疑,果不谬也。”士及惶恐叩头谢罪。

尝观孔子有言曰:“恶利口之覆邦家。”又曰:“远佞人。”盖便佞之人,专一窥伺人主的意思,巧于奉承,哄得人主心里喜悦,就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贼害忠良,报复仇怨。如费无忌、江充之伦,把人家君臣父子都离间了,终至于骨肉相残,国家倾败而后已。是以圣人深以为戒,如饮鸩毒,如避蛇蝎,不敢近他。如唐太宗之面斥宇文士及,可谓正矣。然终不能屏而远之,则亦岂得为刚明之主哉。然佞人亦难识,但看他平日肯直言忠谏的,就是正人,好阿谀奉承的,就是佞人,以此辨之,自不差矣。

唐史纪:太宗时,李世常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朕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唐史上记:太宗时,有功臣李世得个暴病。医方上说用人须烧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的病好,遂将自己的须剪与他合药。世病愈,感帝之恩,叩头出血,涕泣而谢。太宗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矣。朕剪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社稷计,不为卿一人之私也。何谢之有?”

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太宗忧世之病,至亲剪其须以疗之,诚不啻若手足之爱矣。为之臣者,安得不竭忠尽力,奋死以图报哉!

唐史纪: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唐史上记:太宗自立晋王为太子,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诲谕之,以启发他的意志。如见太子进膳,就教之说:“农夫终岁勤苦,耕耘收获,种得谷成,方有此饭。汝若用饭之时,即念稼穑艰难,此饭不容易得,推此心去体恤农夫,节省用度,则上天必监汝有惜福之智,而多降天禄,使汝常得用此饭矣。”如见太子乘马,就教之说:“马虽畜类,亦具知觉之性,所当爱惜。汝若乘马之时,即念此马之劳,驰驱有节,不尽其力,则上天必监汝有爱物之仁,而贵畀万乘,使汝常得乘此马矣。”如见太子乘舟,就教之说:“水本以载舟,故舟藉水以运,然而水亦能覆舟,则舟不可倚水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则民莫不戴之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则人亦将视之为寇仇而怨叛之。譬之于水,虽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惧也。”如见太子息一阴一于木下,就教之说:“木生来未免有弯曲处,惟经匠氏绳墨,则斫削的端正,可为宫室器物之用。”

人君生长深宫,未能周知天下之务,岂能件件不差,惟虚心听从那辅弼谏诤之臣,则智虑日明,历练日熟,遂能遍知广览而成圣人矣。这是《书经》上的说话,不可不知也。唐太宗之教诲太子,用心谆切如此。盖太子乃天下之本,欲成就其德,惟在教诲周详。所以唐太宗特加意于此,其深谋远虑,真可为万世法矣。 

唐史纪:太宗时,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长生之术。上颇信之,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药竟不就,乃放还。高宗即位,复诣长安,上复遣归。谓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对曰:“此人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竟未及行而死。

唐史上记:太宗时,西域天竺国有个方外的道士,叫做娑婆寐,自己说他有长生不老的药方。太宗初信其言,发人去往婆罗门诸国采取药物,着他制药,竟不能成,乃遣他还归本国。及至高宗即位,这方士又到京师,以其方术见上。高宗不纳,仍复遣还。因与宰相说道:“自古生必有死,神仙之说都是虚诞。昔时秦始皇、汉武帝为求神仙,费了一生心力,到底没一些效验。若使世界果有长生不老之人,今皆何在?”李对曰:“此人这一番来,容貌衰老,发尽皓白,与前次不同。他若有仙方,何不自家服食延年,而衰老如此,其妄诞可知矣。”后果不及还家而死。

由此观之,神仙之说,原是谄谀之人干求恩宠,见得天子之富贵已极,无足以动其意者,惟有长生一事,不可必得,遂托为渺茫玄远之说,以歆动人主之意。是以为秦皇求仙药者,有徐福辈,入海不返;为汉武求仙方者,有栾大等, 无功被诛。即此二事,可为明验。然惟清心寡欲,节慎于饮食起居之间,自可以完固精神,增益年寿,如五帝三王,享国长久,垂名万世,不亦美乎!

唐史纪:玄宗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唐史上记:玄宗初年,因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装饰打造的,令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

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还不免以奢取败。可见靡丽之物,容易溺人,而人主持志不可不坚也。 

唐史纪:玄宗初即位,励精为治。以姚元之为相,每事访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

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郎吏卑秩,乃以烦朕耶?”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

唐史上记: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知道姚元之是个贤臣,以他为宰相,每事必访问他。元之素有才能,练达政事,随问随答,如响之应声,同僚官皆不能及,但从后唯诺而已。于是玄宗专意委任之。一日元之面奏,请以次序升转郎官,玄宗不答应他,只仰面看着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趋走而出。

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总万机,宰相奏事,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礼他?”玄宗说:“我将国家的事,都付托与元之,委任至重,惟大事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也来一一奏请,岂不烦读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事,到中书省中,将玄宗的言语,备悉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才喜。群臣闻之,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也。

然人主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为害又岂浅也哉。故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而治乱之机,惟视其所任。人主不可不慎也。

唐史纪:玄宗素友爱。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寝,饮食起居,相与同之。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火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愈,须何足惜?”

唐史上记:玄宗与他兄弟诸王,极相友爱,到做了天子,也不改变。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诸兄弟每一处宿歇,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少弟薛王名业,曾染疾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炉内火被风吹起来,烧着玄宗的须,左右惊慌上前救之,玄宗说:“但愿薛王服药,病得痊可,我之须何足惜?”其友爱之切如此。

夫兄弟本是同胞所生,故大舜待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至于一忧一喜,莫不与共。玄宗身为天子,能这等笃于友爱,亦可谓贤君矣。

唐史纪:玄宗悉召新除县令至殿庭,试理人策,惟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人不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

唐史上记:玄宗以县令系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故常加意此官。是时有吏部新选的县令二百余人,玄宗都召至殿前,亲自出题考试,问他以治民之策。那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拔为京畿醴泉县令;其余二百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学问,以其不堪作令,恐为民害也。又敕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及外面的刺史,各举他所知的好县令一人,奏闻于上。既用之后,遂考察那县令的贤否,以为举主的赏罚。所举的贤,与之同赏;所举的不肖,与之同罚。所以那时县令多是称职,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开元之治。

今之知县,即是古之县令。欲天下治安,不可不慎重此官也。

唐史纪:玄宗尝遣人诣江南,取等,欲置苑中,所至烦扰。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陆水转送,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为贱人而贵鸟乎?”玄宗手敕谢之,纵散其鸟。 

唐史上记:玄宗尝遣使臣往江南地方,采取、等水鸟,畜养于苑中,以恣观玩。时使臣所到的去处,百姓每不胜扰害。有汴州刺史倪若水,上书谏说:“如今江南百姓衣食不足,饥寒过半,方务农采桑,以耕织为急,而朝廷之上,乃使之罗捕禽鸟,水陆转运,远至京师,负累小民,骚扰地方。那路上人看见的,岂不说陛下轻视民命,重视禽鸟,为贱人而贵鸟乎?何故为此不急之务,好此无益之物,以亏损圣德也?”玄宗一闻若水之言,深合于心,即发手敕一道谢之。因纵散其鸟,不复采捕。

尝闻召公之训武王曰:“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人主之好尚,不可不审也。玄宗爱鸟,近于禽荒,一闻若水之言,即命散之,可谓从谏如流矣。然不但禽鸟一事,但凡人主喜好那一件物,即为地方之害。盖官吏奉承,指一科十,半入公家,半充私橐,甚至严刑峻罚,催督苛扰,百姓每至于鬻儿卖女,倾家荡产,其害可胜言哉!惟人主清心寡欲,一无所好,只着百姓每纳他本等的赋税,则黎元皆得休息,天下自然太平矣。 

唐史纪:肃宗为太子,尝侍膳。有羊臂臑,上顾太子使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大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唐史上记:肃宗为太子时,曾在宫中亲侍他父皇玄宗进膳。盖问安侍膳,乃太子之礼也。那席间有一块羊臂臑(臂小节间肥肉也),玄宗欲食之,顾视肃宗,着他亲自割切。肃宗承命,就用刀割切了。因刀刃上有些羊脂污漫,取一块饼,将刀揩得洁净。玄宗见饼乃食物,而以之拭刀为可惜,注目看着他,有不悦之色。肃宗从容举起那饼,放在口中吃了,不敢抛弃,玄宗方才大喜,遂对肃宗说道:“凡人福禄有限,应当如此爱惜。”

大抵自天子以至庶人,福分虽有大小,然皆以撙节爱惜而得长久,暴殄糜费,必致短促。譬之井泉,徐徐汲取,则其来无穷,用之不尽,若顿行打汲,则顷刻之间,立见其干竭矣。所以自古圣贤之君,虽尊居九重,富有四海,而常服浣濯之衣,不食珍奇之味,减省服御,爱养民力,故得寿命延长,国祚绵远。彼齐后主、隋炀帝之流,竭万民之膏血,以供一人之欲,如恐不足,一旦福穷禄尽,身丧国亡,岂不可悲也哉!唐玄宗“惜福”二字,诚万世人主之龟鉴也。

唐史纪:肃宗召处士李泌于衡山,至,舍之内庭。尝夜坐地炉,烧二梨以赐李泌。颖王恃宠固求,上不许,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争耶?”

时诸王请联句,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钟粟,惟餐两颗梨。”上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

后肃宗恢复两京,泌之策为多。至德宗时拜相,时人方之张子房。 

唐史上记:处士李泌有道行,隐居嵩山,曾侍肃宗于东宫。及肃宗即位,遣人各处求访,得之于衡山。既到,待以宾友之礼,就着他在内殿居住,便于咨访。

曾一寒夜,肃宗坐地炉,自烧两个梨以赐李泌。颖王年幼,倚着肃宗宠爱,要这烧的梨吃。肃宗不肯与他,说道:“你终日饱食肉味,先生休粮绝粒,不吃烟火食,故我以此梨赐之,如何来争?”颖王乃止。

此时诸王因请联诗以赠李泌。颖王先倡一联云:“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说李泌年纪多少,而颜色美好,只如童子一般。此美其有道养形,异于常人也。信王接一联云:“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说李泌夜间则枕九仙的骨睡着,昼则穿一品极贵的衣服。此美其以隐逸而兼尊贵也。有一王又接一联云:“不食千钟粟,惟餐两个梨。”说李泌固辞相位,不肯受千钟俸禄,惟今夜二梨之赐则受而食之。此美其高尚之志也。于是肃宗凑成末联云:“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说李泌非是凡人,乃上天间气所生,以助我成无为之化也。

其后肃宗收复两京,平安史之乱,李泌之谋策居多。至德宗时为宰相,功业尤著。时人把他比汉时张子房,为神仙宰相也。

夫李泌一山人尔,而肃宗乃呼为先生,称为间气,至烧梨以赐之,此所谓以天子而友匹夫者也。 

唐史纪:宪宗初即位,升平公主献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荆南献毛龟。诏曰:“朕永思理本,所宝惟贤。至如嘉禾神芝,珍禽奇兽,皆虚美尔,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勿复以闻,其有珍奇,亦毋得进。”

唐史上记:宪宗初即帝位,升平公主献妇女五十人进宫答应。宪宗说道:“我父皇在时,不受人的贡献,朕何敢违其教。”遂却而不受。又荆南地方献两个绿毛龟,宪宗又下诏书却之,说道:“朕长思治道之本,惟贤人为可宝,取其能安国家,利百姓也。至如嘉禾灵芝、珍禽奇兽,徒为耳目观美,都是无用之物,何足宝乎!所以孔子作《春秋》之书,并不曾记一件祥瑞,正以其无益也。自今以后,天下有司,再勿以祥瑞奏闻,其有珍禽奇兽,如毛龟之类者,亦不许进献。”

盖天下之物,恒聚于所好,而声色、祥瑞、珍奇三件,尤人情所易溺者。人主一有所好,则邪佞小人,遂得以乘其隙而投之。欲端一开,辟之堤防溃决,不可复塞,终至于心志蛊惑,政事荒怠,亡身复国而不悟,可悲也哉!今宪宗即位之初,即能一切拒绝如此,其高识远志,诚超出乎寻常万万矣!

唐史纪:宪宗四年,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唐史上记: 宪宗四年,南方大旱,百姓饥荒。宪宗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处各道宣慰使之官,分头去赈济饥民。

郑敬等奉命将行,辞朝。宪宗戒谕他说:“朕于宫中用度,虽一帛之微,必登记其数,惟恐浪费。独于赒济百姓,则不计所费,虽多弗惜,盖以民命为重,必使百姓受惠,而库藏盈缩,所以不暇计也。卿等此行,宜体朕此意,凡所至饥荒之处,务要量其轻重,备查户口,逐一散给,必使百姓每个个都沾实惠才好。若前此所遣潘孟阳,出去只饮酒游山,而以赈济委之他人,全不体朝廷爱民之意,深负委托,卿等切勿效之。”

盖国依于民,而民依于食,使民有饥荒,而不为赈恤,则死者固多,而民心亦离散矣!将何以为国乎?宪宗有见于此,故薄于自奉,而厚于恤民,可谓知用财之道,得保邦之本矣!宜其为有唐之令主也欤!

唐史纪:宪宗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与处者,独宫人近侍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唐史上记:宪宗励精图治,尝与宰相讲论治天下的理论于延英殿,直到日暮尚未还宫。天气又甚暑热,汗透了皇上的袍服。宰相李绛、裴度恐上御体劳倦,因求退出。宪宗留之,说道:“朕回到宫中,所与相处者,不过是宫女及左右近侍耳,安得对贤士,闻正言?所以每日喜与卿等,且共谈论为治的要务,甚是有益,不知疲倦也。”

夫人君一日之中间,事有万几,须是常常接见贤臣,从容讲论,方得停当。所以尧、舜之时,君臣一体,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万世称为圣明之君。今观宪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谓知君者,宜其能削平僭乱,所向归服,有光于前烈也。

唐史纪:吴元济反淮西,宪宗命发兵讨之。是时,诸道节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与元济交通,多请罢兵,惟裴度力主讨贼之议。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此贼。”遂以度为相。

师累岁无功。度请自诣行营。上许之。度陛辞,言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解通天御带以赐之。度至淮西,身自督战,由是诸将效力。李愬夜袭蔡州,擒元济,淮西遂平。韩愈奉诏撰《平淮西碑》,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

唐史上记:淮西节度使吴元济造反,宪宗命将发兵去征剿他。当时诸道节度使,多有元济的党与。朝中宰相李逢吉,也与元济交通,多替他游说,奏请罢兵。惟有御史中丞裴度,晓得淮西决然可取,力劝宪宗讨贼。宪宗说:“我只消用裴度一人,

就足以破此贼,决不罢兵。”遂用裴度做宰相,讨贼甚急。

出兵已经二年,还未见成功。裴度自愿亲往淮西营里督战。宪宗大喜,就命他充淮西宣慰招讨使。裴度临行辞朝,面奏说:“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回来朝见之期。若此贼不灭,臣义在必死!终无归阙之日矣!”宪宗听说,不觉为他流涕。因解自家束的通天犀带一条赐他,以宠其行。裴度既到淮西,宣谕朝廷的威令,催诸将进兵讨贼,于是诸将人人效力。每战有功,遂擒元济。

淮西用兵,凡累年而不克,群臣请罢兵者甚众。若非宪宗之明,独断于上,裴度之忠,力赞于下,则淮西几无成功矣。所以韩愈奉诏撰《平淮西碑》纪功,其词有云:“凡此蔡功,惟断乃成。”盖美宪宗之能断而成功也。然则人君欲定大事,建大功,岂可以不断哉!

唐史纪:穆宗见翰林学士柳公权书迹,爱之。问曰:“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

唐史上记:穆宗性好写字,见翰林学土柳公权写的字好,爱之。问说:“卿写的如何能这等好?”公权对说:“写字虽在手,用笔实在心。心里端正,则笔画自然端正。”公权是个贤臣,因穆宗问他书法,就说在心上见得,凡事都从心里做出来。况人君一心,万化本源,若不是涵养的十分纯正,发出来的政事,岂能一一停当合理。这正是以笔讽谏。穆宗是个聪明之君,就知他是以笔谏,闻之,默然改容起敬,可谓善悟矣。若能体贴此言,真真实实务正其心,常用着柳公权这样人做辅弼之臣,少有阙失,随事箴规,岂不成一代之明君乎! 

唐史纪: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书》授翰林学士令狐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史上记:宣宗有志法祖图治。他的祖太宗曾将前代治乱兴亡的事迹,编成一书叫做《金镜书》。宣宗一日将这部书授与翰林学士令狐绹,着他在面前诵读。这书中有两句说道:“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说古来天下因甚么就乱亡?只为朝廷错任用了那不好的人。他心心念念,罔上行私,行的都是蠹国殃民的事。用了这样人,天下安得不乱。天下因甚么就平治?只为朝廷能任用着那忠良之臣,他心心念念,竭忠事主,行的都是要福国利民的事。若常用这样人,天下安得不治。

宣宗听得令狐绹读到这两句言语,喜其切中事理,就止住他:“且莫读。”说道:“大凡人君要求致太平,须要把这两句说话做第一件紧关的事,着实审察。辨别其孰为君子,孰为小人。果然是奸邪的小人,就当斥远了他;果然是忠贤的君子,就当专心信任他。天下岂有不太平的道理!”又见他先朝有《贞观政要》一书,是当年史臣吴兢编载太宗与贤臣魏徵等图治的事迹,遂把来写在屏风上,常时正色拱手,一一诵读。盖以为师法而效仿之也。

夫观宣宗留心法祖图治,其切如此,真近代帝王盛事。所以当时称为小太宗,岂虚也哉!

唐史纪:宣宗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常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

唐史上记:宣宗励精求治,乐闻臣下箴规谏诤之言。凡谏官议论政事,及门下省给事中等官,遇诏敕之出,以为不可而论驳封还者,苟所论所驳有合于理,则自己虽以为是,亦每屈己意以从之,未尝偏执。每得大臣所奏的章疏,必焚香洗手,致其诚敬,而后展读。

夫忠言逆耳,庸主所不乐闻。然使规谏尝闻,则政事无缺,实可乐也。宣宗乐于闻谏,屈己从人,可谓明矣!至于大臣涉历既多,虑事尤熟,又非庶官之比,故读其章疏,必加诚敬。盖诚敬则精神收敛,精神收敛则意见精详,可以察其言之当否,以为施用,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图治若此,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以为继美太宗,岂不足为贤君哉!

宋史纪: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太祖拜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

宋史上记:太祖既即帝位,尊母杜氏为皇太后。太祖拜上尊号,群臣皆称贺。太后愀然有忧愁不乐之色。左右之人问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既为天子,太后天子之母,其贵无以加矣!何故反有不乐?”太后说:“吾闻古人说‘为君难’。盖为天子者,置其身于亿兆众庶之上,若治之有道,则民皆爱戴,而尊位可以常保。倘或治失其道,以致兆庶离叛,则虽求为匹夫,亦不可得矣。今我子虽为天子,吾方忧天位之难居,岂可以为乐乎!”

太后这说话,虽是告群臣,实有儆戒太祖之意。故太祖即再拜谢,说:“谨当受教。”自是,即位之后,夙夜畏惧,窒欲防非,重道崇儒,缓刑尚德,以忠厚立国,推赤心置人。故能削平僭乱,创业垂统。于戏,若宋太祖者,可谓大孝矣!

宋史纪:王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毡帏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征西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宋史上记:太祖遣大将王全斌帅师征蜀。时冬月天寒,京城大雪。太祖设毡帏于讲武殿中,身穿着紫貂裘,头戴着紫貂帽,临朝视事。忽然谓左右说:“我穿戴这般样温暖的物,身上尚觉寒冷。想那西征的将士,冲冒霜雪,又无有这样衣服,怎么当得这等寒冷!”即时将所服裘帽解下,遣中使马上赍去,赐与全斌。又晓谕他部下的将士,说:“诸将寒苦,朝廷无不在念,奈裘帽有限,不能人人遍及也。”于是全斌拜受赐物,感激泪下。诸将皆感激,相与戮力图报,故所向皆捷,卒能平定蜀。

夫宋太祖有解衣之恩,及于将帅,遂能得其死力,成功如此。可见人主要边将成大功,不可不体其情、厚其赏以劝之也。

宋史纪:太祖尝见蜀主孟昶宝装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宝饬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宋史上记:太祖平蜀之后,曾见蜀主孟昶有一个溺器,是七样宝贝装成的。太祖见了大怒,命左右打碎之。说道:“七宝是珍贵之物,就做饮食之器也是奢侈不该的! 汝却把来装饰溺器,不知又用何等的器皿去盛饮食?其侈用暴殄

,一至于此。欲家国不至败亡,岂可得乎?”

夫太祖为创业之君,其言真足以垂戒万世!人君推此,件件都该崇尚朴素,乃为爱惜福禄,保守国家之道也。 

宋史纪:太祖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召见便殿,年七十余矣。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昭素援引证据,因示讽谏微旨。太祖大悦。问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宋史上记:太祖之时,有个处士姓王名昭素。太祖素知他有学行,征聘他来做国子监博士。既至,召他进见于便殿。此时昭素年七十余岁矣。太祖命他讲《易》经的《乾》卦,至第五爻“飞龙在天”,乃是人君之象。昭素讲论君道,援引古时帝王以为证据,遂阴寓讽动劝谏之意。太祖见他忠直,大喜悦他,就问他治天下与养身的道理。昭素对说:“治天下,莫如爱恤百姓;养身体,莫如寡少嗜欲。”盖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故治国之道,莫如爱民也。欲为身害,害少则身安。故养身之道,莫如寡欲也。太祖爱他说得有理,将这两句言语,书于屏风及几案上,欲时时警省,不致遗忘也。

然寡欲爱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言,又为爱民之本。盖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兴土木,或恣意声色,或妄开边衅,或求珍奇玩好之奉,或耽驰聘游幸之娱。此等事,皆不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上之所欲无穷,下之所需难继,以致海内骚然,百姓怨叛,而君身不可保矣。以是知人主必爱身,乃可以爱民,而安百姓,亦所以安其身也。

宋史纪:永宁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公主惭谢。

宋史上记:太祖的女永宁公主,曾穿一领贴金铺翠的襦入宫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说道:“汝可解此襦与我。自今以后,再不要如此装饰。”公主笑说:“此襦所用翠羽几多,而官家以为过费?”太祖说道:“我之意非专为汝一襦而惜也。主家既穿此衣,宫中妃嫔,及皇亲贵戚每看见,必都相仿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价必贵。百姓每逐利,见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鸟,展转贩卖,杀生害命,皆汝此衣有以致之。其罪过多矣。汝生长富贵,不知艰苦,须当思爱惜受用,以图长久。岂可造此恶业之端,自损己福耶!” 公主见太祖说得激切,乃惶恐谢罪。

夫宫闱之好尚,系四方之观法。古语说道:“宫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宫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宫中好大袖,四方至匹帛。”言好尚之不可不慎也。若宫闱之中,服饰华丽,用度奢侈,则天下化之,渐以成风。坏风俗,耗财用,折福损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岂但如宋祖所谓戕害物命而已哉!

大抵创业之君,阅历艰辛,惟恐享用太过。后世子孙,且有鄙而笑之者矣!吁,可不戒哉!

宋史纪:太宗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每暇日,则问侍读吕文仲以经义,侍书王著以笔法,葛湍以字学。

宋史上记:太宗勤于读书,每日从巳时看书起,直到申时,然后放下书卷。诏史馆儒臣,采辑古今事迹,纂修成一书,叫做《太平御览》,共有一千卷。每日进三卷。太宗观览,日日如此。

其臣宋琪以看书勤苦,恐劳圣体为劝。太宗说:“天下古今义理,尽载书卷中,但开卷观看,就使人启发聪明,增长识见,极有进益。虽每日读书,自是心里喜好,不为劳苦也。朕要一年之内,读完这一千卷书,故须一日三卷,乃可读完耳。”每遇闲暇无事日,还不肯错过,就召翰林侍读吕文仲,问他以经书上的义理;召侍书王著,问他以写字的笔法;召葛湍,问他以字学训解。

夫自古圣人,虽聪明出于天赋,莫不资学问以成德。盖古今治乱兴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观经史,乃可周知;必勤于访问,乃能通晓。故明君以务学为急,正为此也。观宋太宗勤学好问,不以为劳。若此,其能为太平令主,而弘开文运之盛,有由然哉!

宋史纪:寇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太宗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史上记:宋太宗以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为人,忠直敢言。一日奏事殿上,不合太宗的意思,太宗发怒起去,欲罢朝回宫。寇准即上去扯住太宗的袍服,请太宗复还御座,决断其事,务要听其言才罢!太宗见他这般鲠直,反嘉美他说道:“朕得寇准,如唐太宗之得魏徵也。”

夫人臣奏事忤旨,至于牵引上衣,以尽其说。为君者若不谅他忠直之心,必以为不敬而怒斥之矣。今太宗不惟不斥,且叹美之。其容人之度如此,所以能使臣下尽言,政事少过,而为宋之贤君也。如太宗者,真无愧于文皇矣!

宋史纪: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乃请御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奭、直学士冯元讲《论语》。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帝在经筵,或左右瞻瞩,及容体不正,奭即拱立不讲。帝为竦然改听。

宋史上记: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当亲近师儒之官,读书勤学,以涵养圣德。乃请临御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奭、直学士冯元进讲《论语》。起初,定以双日御经筵,后来以学问不宜间断,虽是单日也召侍臣讲读。帝在经筵讲读时,或偶然左右观看别处,或容体少有不端,孙奭即端拱而立,停住不讲。盖恐帝心不在书上,虽讲无益也。仁宗见奭这等诚恳,那怠惰的意思,即时收敛,为之竦然改听。

夫仁宗天资本是粹美,又有贤宰相辅导向学,当时讲官复尽心开发,一些不肯放过。仁宗能敬信而听从之,所以养成盛德,恭俭仁恕,始终如一,而为有宋一代之贤君也。

宋史纪:龙图阁学士孙奭,尝画《书•无逸》为图以进。上命施于讲读阁。及作“迩英”、“延义”二阁成,又命蔡襄写《无逸》篇于屏。

宋史上记:仁宗时,有龙图阁学士孙奭,日侍讲读。每至前代治乱,必反复规讽。尝取《书经•无逸》篇中所载古帝王勤政恤民的事迹,画作一图,叫做《无逸图》,进上仁宗,欲其知所法也。仁宗喜之,命挂在讲读阁里,日日观览。其后,新造迩英、延义二阁成,又命馆阁校勘蔡襄,把《无逸》一篇写在二阁之屏上,使随处皆得观览。

夫《无逸》一书,乃周公告成王的话,大意欲成王知稼穑、勤政事,兢兢业业,不敢自安。能如此,则福祚绵长;不如此,则寿命短促。因举商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 、王季、文王以为法,商纣以为戒。其言深切恳至,实万世人言之龟鉴也。仁宗既受孙奭之图,又命蔡襄书之,盖必有味其言矣。则其观后苑之麦、忍中夜之饥,孰非自此书中得来?所以明君以务学为急。

宋史纪:仁宗宫中颇好珠饰。京师珠价腾涌,上患之。一日,上在别殿,妃嫔毕集,所幸张贵妃至,首饰皆珠。上望见,举袖掩面,曰:“满头白纷纷地,没些忌讳。”贵妃惭,起易之,上乃悦。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价大减。

宋史记:仁宗时,宫中人好以珠为首饰,采买者多,因此京师中珍珠登时涨起价来。仁宗恐宫中相尚不已,风俗趋于侈靡,思量要革他。

一日,在别殿上游赏,诸妃嫔每都在左右。有个宠幸的张贵妃到来,头上的头饰都是珍珠。仁宗望见,故意把袖子遮了脸,不看他。说道:“满头插得白纷纷地,近于不祥之象,好没些忌讳。”张贵妃惭愧,慌忙退去,摘下珍珠首饰,换了别样首饰来,仁宗方才喜悦。从此宫中人只说仁宗厌忌此物,再不敢戴他。京师里珠价登时大减。

夫珠玉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铢两之间,其价不赀。糜费民财,以供一时之玩,何益于用?故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盖不以无益害有用也。然亦系人主之好尚何如。观仁宗一言,而珠价顿减,岂待于法制禁令哉!

宋史纪:仁宗时,王德用进二女,王素论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旧,非他人比。德用实进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动容,立命宫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耶?”上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顷之,宫官奏宫女已出内东门,上乃起。

宋史上记:仁宗时,王德用判定州,曾取两个女子献入后宫,以悦仁宗之心。仁宗就收留在后宫,这是仁宗差处。那时谏官王素闻知,即奏此女不可收留,劝仁宗去之。仁宗笑对王素说:“朕乃真宗之子,卿乃宰相王旦之子,卿父辅佐我父皇,君臣相得,则朕与卿有世好之旧,与别的群臣不同,只得实与卿说。这两个女子委的是王德用进的,但朕已误纳,现在左右服事了,如何去得?”王素奏说:“陛下以此女在左右为不可去,不知臣之所忧,正恐此女在陛下左右蛊惑圣心,有累圣德,所以劝陛下去之耳。”仁宗一闻此言,遂自悟其失,竦然动容,即时命宫官打发二女出宫。王素奏说:“陛下既已听臣言,少待陛下还宫从容遣之,亦无妨,何必如此急遽。”仁宗说道:“待我还宫时,万一此女有留恋不肯去的意思,我那时为情所牵,恐也遣他不成了,不如趁今遣之为易。”少时,宫官来奏,二女子已出内东门去讫。仁宗方才退朝。

夫宫禁之事,乃人主之所讳言,而房帷之爱,又人情之所牵恋。今仁宗既纳二女,已经进御,一旦闻王素之谏,即开诚直告,略无回互,割舍所爱,不少迟留,可谓从谏之速而改过之勇矣。此真盛德事也。

宋史纪:仁宗幸龙图天章阁,以手诏问辅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时政阙失,皆给笔札,令即坐以对。时翰林学士张方平条对四事,帝览奏惊异。诘旦,更赐手札,问诏所不及者。侍御史何郯乞诏两制臣僚,自今有闻朝政阙失,并许上章论列。帝嘉纳之。

宋史上记:仁宗曾临幸龙图天章阁,召见辅弼大臣及御史中丞以上,因出手诏,问诸臣以时政欠阙差失处,都给与纸笔,着他就坐上开写以对。当时诸臣皆有奏答,内翰林学士张方平条答汰冗兵、退剩员、慎磨勘、择将帅四事。帝见其所言,切于治道,深加惊叹。明日早,又赐手敕,询问他昨日诏书上所不及的事,着他一一奏来。

又有侍御史何郯上言:“翰林管内外制文的诸臣,原是为备顾问而设。乞诏谕他,今后但是朝政有阙失,得于见闻之真者,并许他上疏论列,直言无隐,以助圣化。”仁宗因何郯说的有理,也欣然从之。

盖仁宗求治之心甚切,故引见群臣,面加咨询,使之条对,惟恐忠谋谠论不得上达。及闻张方平等直言,又复虚心延访,嘉奖听受。所以那时朝政修举,海内治平,为宋朝守成之令主也。

宋史纪:仁宗尝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宋史上记:仁宗一日对近臣说:“朕昨夜因睡不着,腹中觉饥,想些烧的羊肉吃。”近臣因问说:“何不令人取进?”仁宗说:“恐膳房因此遂为定例,夜夜要办下烧羊,以备取用,则伤害物命必多。岂可咨口腹之欲,不忍一夕之饥,而忍于戕害无穷之生命乎!因此遂止。”又一日,有献蛤蜊二十八枚者,说一枚价值钱千文。仁宗说:“这一下箸之间,就费了二万八千文钱。似此享用无度,我岂能堪?”遂不受其献。

仁宗在宋朝最为仁厚之主,观其不忍害物如此,则其不忍于伤民可知。故能致治升平,而享祚悠久也。

宋史纪:仁宗幸后苑,御宝岐殿观刈麦,谓辅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岁以种麦,庶知稼穑之不易也。

宋史上记:仁宗留意农事,宫中后苑里有空地,都使人种麦。又于其地建一小殿,名叫宝岐殿。麦一茎双穗谓之岐,此丰年之祥,最宜宝重,故以为殿名。每年麦熟时,仁宗亲自临幸后苑,坐宝岐殿看人割麦,谕随驾的辅臣说道:“宫殿前似当栽植花卉,以供赏玩。今朕造此殿,独不种花卉,但年年种麦,此是何故?盖以我深居九重,无由知稼穑之艰难,所以种麦于此,要看他耕种耘锄,庶几农家之苦,时时在吾目中也。”

大抵四民中,惟农为最苦,春耕夏耘,早作暮息,四体焦枯,终岁勤动,还有不得一饱食者。古人有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真可谓格言矣。古之贤君知此,所以极其悯念民力为赈恤,而民卒受其福。后世人主生长富贵,不知稼穑为何物,荒淫佚乐,惟恐不暇,而何暇恤农也。仁宗以天子之尊,亲临农夫之事,知惓惓于稼穑如此,则其恭俭仁恕,卓越近代,不亦宜乎!

宋史纪:神宗时,东北大旱,诏求直言。郑侠上《流民图》,疏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遂命开封体勘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罢之,民间欢呼相贺。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

宋史上记:神宗时,行了王安石的新法,扰害百姓,民不聊生。到熙宁七年间,天又大旱,年岁饥荒,东北一带的百姓都流移转徙,死亡离散,其艰难困苦之状,实为可怜。那时有一个官是光州司法参军,叫做郑侠,因考满赴京,在路上看见那流民的模样,心甚不忍,说道:“小民这等穷苦,朝廷如何知道?”乃照那样子画一本图形,叫做《流民图》。其中有采树叶、掘草根充饥的;有衣衫破碎,沿途讨吃的;有饿死在沟渠的;有扶老携幼,流移趁食的;有恋土不去,被在官公人比较差徭、拷打枷锁的;有拆屋卸房、鬻儿卖女,变价纳官的,一一都画将出来。至京之日,将这图本进在御前,奏说:“只因新法不善,致的百姓这等,伤了天地的和气,所以久旱不雨。如今要天降雨,需是把新法革去不行才好。”

神宗将此图反复看了几遍,才晓得新法之害与民间之苦如此,甚是感伤懊悔,长叹数回,袖了入宫,一夜不能睡着。到明日,传旨着在京开封府官,查那新法为民害者,共有一十八件,都罢革不行。当时京城内外的百姓,听说如此,以为从此得生,人人欢呼相庆。即日天果大雨,处处田苗俱各沾濡充足。

夫人君一去敝政,便能感动天地如此,可见为民祈祷者,在实政,不在虚文,而祖宗旧法,慎不可轻变也。

宋史纪:苏轼为翰林学士,尝宿禁中,召见便殿。太皇太后问曰:“卿今何官?”对曰:“待罪翰林。”曰:“何以遽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宋史上记:苏轼在神宗时,被小人排抑,一向贬谪在外,至哲宗登极,才取他做翰林学士。宋朝翰林院设在禁中,每夜有学士一员轮流直宿,以备不时顾问。

有一夜,遇苏轼该直,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与哲宗同御便殿,宣苏轼入见。太皇太后问苏轼:“卿如今做什么官?”苏轼对说:“待罪翰林学士。”谓之待罪者,说他不称此官,惟待罪责而已,谦词也。太皇太后又问:“学士是美官,卿一向流落江湖,怎能勾到此地位?”苏轼乃归恩于上,说道:“臣幸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见知,故得到此耳。”太皇太后说:“非我用卿,乃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读卿的奏疏文章,必叹美说:‘奇才!奇才!’不久先帝遂晏驾,故未及用卿耳。今我用卿为此官,实承先帝之意也。”苏轼因此追感先帝知遇,不觉痛哭失声。太皇太后与哲宗也相向而泣。那时左右内臣,也都感伤流涕。太皇太后赐苏轼坐,又赐他茶吃,将退时,撤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归院。

看那时人君接见臣下,问答从容,礼数款洽,蔼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为臣的感激主恩,不觉悲泣。君臣间是何等景象!史称宋家以忠厚立国,又言其竟得尊贤敬士之报,岂不信矣!

右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既论次终篇,乃作而叹曰:嗟乎!孟轲称五百年而后有王者兴。《传》曰:“千年一圣,犹旦暮也。”讵不信哉!夫自尧、舜以至于今,代更几世,主更几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余君而已。中间又或单举一善,节取一行,究其终始,尚多可议。其完善铄懿、卓然可为世表者,才什一耳。可不谓难哉!

天祐我明,圣神继作。臣等尝伏读我祖宗列圣《实录》,仰稽创守鸿规,则前史所称圣哲之事,无一不备者。略举其概,如二祖之开基靖难,身致太平,则尧、舜、汤、武,功德兼焉;典则贻休,谟烈启后,则汉纲唐目,巨细具焉。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国脉,则解网、泽骨之仁也。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励精图治,则弘文、延英之轨也。睿皇帝之聘礼处士,访问治道,则蒲轮、玄之举也。

纯皇帝之亲爱诸王,厚遇郕邸。则敦睦友于之风也。敬皇帝之延见群臣,曲纳谠直,则揭器、止辇之明也。肃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农桑。则《丹书》《无逸》之箴也。皇考穆宗庄皇帝之躬修玄默,服戎怀远,则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殚述。

盖明兴才二百余年,而圣贤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内乂安,四夷宾服;重熙袭洽,迭耀弥光;致治之美,振古罕俪焉。猗欤休哉!岂非乾坤光岳之气,独钟于昭代;河清里社之兆,并应于今日哉!《诗》云:“下武维周,世有哲王。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我明世德,盖轶有周而特盛矣。今皇上睿哲挺生,膺其抚运,又将觐光扬烈,以远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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