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名顼，是英宗长子。昔仁宗无子，养濮王允让之子于宫中，后即位为英宗皇帝，在位四年崩。顼即位，在位十八年，庙号神宗。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也。”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堂馔，唐时宰相有日赐御馔，可食十人，叫做堂馔。秦始皇时赋税繁苛，计人头出谷以箕敛之，故谓之头会箕敛。

宋时天子每一行郊礼，即覃恩大赉。大臣皆荫子，费以百余万计。故人主虽在位久者，其亲郊亦不过一二次而已。熙宁元年冬十一月，神宗初即位，乃亲祀天于南郊，赦天下。是时宰相以河北旱伤，方议蠲赈，而国用不足，乃辞免南郊所赐金帛，以佐国用。诏下学士议。司马光奏说：“救灾是国家急务，节用为理财良法。若欲节用，宜从贵近大臣始。宰相既辞，即宜允从。”王安石奏说：“昔唐时宰相常衮辞免堂馔，当时人讥之，以为衮若自知不堪相位，便当辞职。既居其职，则常禄乃朝廷之所以养廉也，何必辞乎？今南郊恩赐，乃国家常典，宰相亦不必辞。若国用所以不足，非是无财，以无善理财之法故耳。”司马光驳之说：“你所言善理财之法，不过是秦始皇时头会箕敛，加赋小民而已。”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必加派于常赋之外，而国用自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是散之而在民，即是敛之而在官。彼设为巧法以夺民财，其害无穷，乃甚于加赋。所谓不加赋而自足，乃汉时奸臣桑弘羊欺罔武帝之言。司马迁作《史记》，特书以讥武帝之昏愚，所以垂戒后世也。”于是两人争议不止。神宗谕说：“朕意亦与光同。宰相辞赏，委可允从。然且以不允答之，见朕优礼大臣之意。”于是命安石草诏。安石遂引常衮辞堂馔故事，以责中书枢密两府，令其必受。两府官遂不敢复辞。

《大学》说：“生财有大道，只是务本节用，此外更无别法。”人主若能节用，则四方所入，自然有余，何用巧取于民乎？司马光之言，诚万世不易之论也。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者。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后悔。”

这一段是记宰相富弼的事。

是时神宗因各处灾荒，天变屡见，乃避正殿而不御，减省常膳，彻去音乐，以示修省之意。王安石面奏神宗说：“凡灾异都是天时流行，气数使然，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人主但当尽其所当为者，不必拘泥灾祥之说，穿凿傅会以求合也。”此时富弼方自汝州召还，途中闻王安石之言，乃叹说：“人君处崇高之位，他无可畏，只有天鉴于上，一举一动，祸福随之，为可畏耳。若谓天不足畏，则骄奢淫虐，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其邪说以乱天下，恐廷臣排斥其非，故倡为此言以摇惑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救正之力耳。是治乱之机，关系不小，不可以不速救。”即于途中上书数千言，极论天人相应之理，且杂引《春秋》灾异之事，《洪范》五行五事，休徵咎徵之说，与夫古今传记，人情物理，凿凿不爽者为证，见其说之必不然也。及进京入对，又言：“为治不难，难于用人。君子进而小人退，则王道日长；小人进而君子退，则王道日消。愿陛下深加辨察。听言必虚其心，勿以同于我者为喜，异于我者为怒；用人必稽于众，勿以我所喜者用之，我所怒者舍之。且陛下好使人探察外事，意欲自广其聪明，而不知奸险之人，得因是而行其毁誉，适为蒙蔽之地耳。又今中外政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其邪说，而陛下不及深思故也。大抵小人之情状，惟喜朝廷动作生事，则其间可以徼功希宠，有所图望。若朝廷守静无为，则事事都有成法，无功可见，无宠可希，小人何所望哉！故凡为更张之说者，必是小人欲逞其私意，尤愿陛下深烛其奸而早黜之，无使后日有败事之悔也。”富弼此言，盖恶安石之纷更多事，故于天人感应之理，王道消长之机，辩之不遗余力。至谓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又深烛其微，而预防其变法之渐也。老成之忠，于谋国如此。

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问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更变。”介退谓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孙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以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预机务。是时神宗欲用安石为相，平章事。曾公亮以安石素有才名，因力荐之。参知政事唐介奏安石不可大用。神宗问其故。介对说：“安石虽好学，多读古书，而执泥不通。凡有议论，率多迂阔难行。若使为政，必且取祖宗成法多所变更，非国家之福也。”介退朝，与曾公亮说：“安石若果大用，天下必从此困扰多事矣。诸公当自知之，恐他日悔之无及也。”神宗见人情不协，又问于侍读孙固。固对说：“安石文章行谊，卓尔不群，使之居侍从献纳之职则可。若夫宰相，当有休休容人之度。安石狷狭少容，多所抵牾，天下贤才岂乐为之用乎？必欲求贤相而用之，如翰林学士吕公著、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此三人皆时望所归，真宰相也。何必安石哉？”神宗不以诸臣之言为然，竟用安石。拜相之后，神宗谕之说：“他人都不知卿，说卿只会读古书，知经术，不晓得经世之务。”安石对说：“经术、世务原非二途。古先圣王之道，句句皆可施行，是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神宗又说：“朕今用卿，卿所设施，当以何者为先？”安石对说：“方今风俗颓靡，法度纵弛，上下务为姑息，不可以兴治。必须变风俗以去玩习之弊，直法度以定经久之规，此方今之急务也。”神宗深纳其言。

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遂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明主当以此为鉴，审察治体，因革得宜，则大业可永保矣。

以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颢，河南人。初举进士，调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意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贱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其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见，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人主。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即今之试御史。晋城，即今山西泽州地方。

神宗以晋城令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史臣叙说：颢，河南人。初举进士，除晋城县令。其为政专以化民善俗为务。民有事到县的，必告以孝亲弟长，忠信不败的道理。量度乡村远近，立为保甲之法，使之力役则彼此相恤，而不至偏累；奸伪则昼夜相诘，而不得容留。凡地方有孤寡茕独，及残疾废弃之人，责令亲戚乡党，助其不给，使不至于失所。行旅出于其途，或有疾病，皆为之药食以养之。每乡必设有小学，教其子弟。暇时亲到学中，召父老与之言语，访问民间利病。儿童所读的书，亲为正其句读。教者或不善，则更易之。又于其中择子弟之秀敏者，聚而教之，以责其成。乡民有作社会者，替他立下条约，为善的众共称之，为恶的众共斥之，使善者有所劝，而恶者有所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焉。至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颢为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时常召见，问以朝政得失。每于颢将退之时，必分付说：“卿可频来求对，朕欲常常见卿耳。”一日神宗与颢从容咨访，自早入对，不觉到正午时候。颢闻报午时，方才趋出。庭中人问颢说：“御史奏对许久，岂不知上犹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欲神宗正心遏欲，以端化原；求贤育才，以资治理。每进对，务积诚意，以感悟人主。尝谓人主处富贵之极，欲心一萌，难于禁制；骄心一生，易轻贤士大夫。故每劝神宗以道御情，防简未萌之欲，及勿轻慢天下贤士，使乐为我用。神宗感其言，乃俯身致敬而答之说：“卿言甚切，朕躬当为卿戒之。”

夫邑有贤令，则民行修而一方治；朝有弼士，则君德修而天下治。观程颢所以为令为御史者，皆可为治民事君之法。神宗有是大儒而不能用，岂亦悦而不绎故欤？

冬十月，富弼罢。时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救，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熙宁二年冬十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解相职。是时，参知政事王安石方受知神宗，柄权用事，议论偏执，素不与弼合。弼自度难以救正，告病求去，疏至数十次进上。神宗将许之，因问说：“卿若去，谁可以代卿者？”弼荐侍中文彦博，久历将相，老成持重，堪以托用。神宗方喜于有为，轻彦博以为无能，默然不答，良久方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何如？”弼知上意难回，也默然不对，微示不足之意。弼遂罢相，出判亳州。弼常说：“国之盛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若与小人同朝而处，则君子必不胜矣。何也？盖君子以正自处，如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乐天知命，遁世无闷而已。小人心怀邪媚，若有不胜，则交结朋党，构扇凶恶，千岐万辙，变幻不测，必至于胜君子而后已。及其一旦得志，遂为罗织，以肆毒害于善良。故正人云亡，邦国殄瘁，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岂可忽哉！”

按富弼此言，可谓深知人情矣。盖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岂独小人难辨，虽君子亦有不易知者。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惟人主以至公至明，用天下之才，则无此弊也。

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许之。时帝御迩英阁听讲，光读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象魏，是宫阙之名。古者悬法象于阙门，其状巍然高大，所以叫做象魏。

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力辞，神宗许之。史臣叙说：时神宗御迩英阁听讲经史。光读汉臣曹参代萧何为相，凡事一遵萧何所行的，无所变更。神宗因问光说：“使汉常守萧何所定之法，世世不变，亦可以为治乎？”光对说：“岂独汉守祖法可以常治，假使三代继体之君常能守其祖禹、汤、文、武之法，则政教岂得废坠，国本岂得动摇，虽至今犹存可也。只因他后世子孙自作聪明，轻改成法，以至于亡。如汉武帝骋其雄才，把高帝裁定的约束纷纷更乱，致民穷财尽，盗贼半于天下。汉元帝任用儒生，把宣帝整理的政事渐次改革，致吏民无所信守，汉业自此而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皆从创业时熟思审处，至当不易，不可得而变也。”司马光盖因王安石创立新法，故为此言以感悟神宗。时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正阿附安石者，乃进说：“夫法，亦何常之有？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如《周官》正月之吉，天气始和，县法象于魏阙，使万民观刑象，是一年一变其刑象也。有五年一变者，如天子五年一巡狩侯国，考较其制度，是五年一变其制度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周书•吕刑》，谓刑罚世轻世重。夫三十年为一世，而刑罚之轻重随之，是三十年一变其刑罚也。今如光言，则祖宗之法虽百世不可易，其究将使天下坐守其弊而不为之所矣。岂是确论！光之意盖借汉事以讥讽朝廷耳。”神宗以惠卿之言诘问光，光对说：“如惠卿所称，妄引经义，尤为无当。夫所谓布法象魏者，谓张布旧法，使民知所守也，非新立一法也。所谓巡狩考制度者，谓诸侯有不守制度变礼易业者，为不从王者巡狩则诛之，是诛其变法者也，不自变也。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谓新立之国，民未习于教，则用轻法以治之；叛乱之国，民化于恶，则用重法以治之。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而为轻重也。且人君承藉祖宗之业，其智虑未必有加于前人，法有不便处，只宜补其偏而救其弊，不可轻有更张。譬如住房子一般，有弊坏处则修理之，非至于大坏，不可更造。盖更造则费多而力倍，未必胜前，而家业自此废矣。今惠卿之言，所谓不务修理而务更造者也。岂国家之利哉！”

司马光前后论辩可谓切直，然神宗不用其言，而徒置之要地，所以固辞不拜也。其后宋业竟以新法而敝。守成业者，可为永鉴矣。

文彦博罢。彦博久居枢府，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有伤国体。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不报。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制河阳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熙宁六年三月，枢密使文彦博罢职，不预朝政。是时彦博久管枢密府事，以宰相王安石多变祖宗旧典，天下不便，乃上疏于神宗说：“朝廷四方之极，凡有行事，务须合于人心，广询博采，使众论佥同，以静重为先，勿蹈轻举妄动之弊。今陛下励精求治，宜致太平，而反令人心兀兀不安者，盖更张太过，轻变祖宗之法故也。祖宗之法皆至精至密，其在于今，岂皆不可行？但时异势殊，不无偏而不举之弊耳。只宜救偏补弊以求可行，岂宜一扫而更之乎？及其最可鄙者，如市井上买卖生理，宜从民便，乃亦设市易司，官为之监督，下至果品微物，也都经官监卖，岂不伤损国体。盖市易乃商贾之事，凡缙绅士大夫之家，若有经商贩卖，罔利于市者，尚不为清议所容。岂有堂堂大国，遑遑求利不已，而不为四方非笑、公论鄙薄者乎？陛下何为而不务大体，而屑屑于小事也。”疏上，留中不报。于是求去益力，遂以原官司空出判河阳府。然彦博以宿德众望，身虽在外，而神宗之眷念特有加焉。

此可见神宗之于彦博，知之未尝不深，尊之未尝不至，然不能用其言，安其身者，正以求治太急，偏听安石之深故耳。夫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贤，共成天下之治。今神宗之所贤者，独安石一人，而老成耆德纷纷引去，尚可以为治乎？虽加之眷礼，亦虚文而已，宜乎宋事之日非也。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安上门，及久旱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作图来上，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回，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并，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欢呼相贺。

光州，即今河南光州。司法参军，是断理刑狱的官。麻籸，是麻查。麦麸，是麦皮。糜，是粥。熙、河，是二州名，即今陕西临洮府河州卫。在京商贾，输钱于官，而免其当行，叫做免行钱；朝廷自出钱帛货物与民交易，叫做市易；当青苗在田之时，把官钱借与人户，待收成加利还官，叫做青苗钱；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免其差役，叫做免役钱；立为方限，丈量出土，而分等定税，叫做方田；京畿及河北诸路，各立保甲，令自置弓箭，叫做保甲：皆王安石所行之新法也。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守安上门，是时久旱岁饥，民不聊生，而有司奉行新法，征敛愈急，百姓每四散逃移。东北一带的流民，每遇风沙霾蔽之时，扶老携幼，塞满道路，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其傍城居民买麻籸、麦麸和米为粥而食之，或有采木实、掘草根以充饥者。又被官府比较钱粮，只得拆卸房屋，甚至身被枷锁而负瓦揭木，卖以还官。如此者累累不绝。郑侠在安上门见了许多情状，心甚不忍，思量小民这等穷苦，朝廷如何知道。乃将每日所见，画成图本，叫做流民图，连本奏上。阁门不肯收纳。遂假称有机密紧急事情，发驿马走递，进上银台司，径达御前。本中说道：“陛下近来南征交阯，北伐熙河，人都以战胜克捷之势画图来献。至于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料无一人为图以献者。臣谨将安上门一带逐日所见，画成一图，中间困苦流离之状，百分中画不尽一分。然只此一经圣眼，亦可伤心流涕矣。夫安上门一处，近在辇毂，尚且如此，况于千万里之外哉！所以然者，只因新法不善，贻百姓之害，伤天地之和，所以久旱不雨。今欲挽回天意，须是急罢新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若十日之内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将此图反覆省览，才晓得新法之害如此。长叹数声，袖了入宫，一夜不能安寝。到明日传旨，着开封府官量除免行钱；三司官审察市易，禁革奸弊；司农发常平仓，赈济饥民；殿前马步三卫开具熙河所用兵食若干，以听裁省；诏天下诸路各上言民物所以流散之故；青苗钱、免役钱暂停追并；方田、保甲并罢不行。一时革去新法共有一十八件。百姓欢呼相庆，有再生之望焉。

夫小民穷苦之状，无处无之。但人君深居九重，无由得见，而所司又不以时闻。此下情所以不通，德泽所以不究耳。神宗有感于郑侠之图，而不能不惑于安石之说，以致民心离叛，国本摇动，岂非壅蔽之习已成，而忧危之言难入哉！此古之帝王所以贵清问下民，而先知小人之依也。明主宜深监于斯。

先是，帝语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劳，奈何？”维对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因上疏极言青苗及开边之害。帝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会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日闻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矣。

史臣叙神宗未罢新法之先，曾谕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说：“方今久旱不雨，朕闵念小民+言青苗与开边之害。于是神宗感悟，即日命维草诏罪己。诏书一出，人情无不欢悦。适郑侠流民图疏亦至，故神宗慨然独断于心，罢新法十八事。是日天果大雨，远近沾洽，可见天人感应之机不爽如此。于是辅臣入贺，神宗将郑侠所进图状出以示之，且责其变法扰民。辅臣皆再拜谢罪。王安石因不自安，上疏求去。起初诏从中出罢新法，外边人莫知其故，至是知其由于郑侠。安石党中群奸切齿痛恨，遂锻炼其罪，拿侠付御史狱。因疏中难以指摘，说他不合擅发马递，以此治罪。翰林学士吕惠卿、御史中丞邓绾这两个小人共奏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讲求经书，以成美政。天下方才得被恩赐，一旦闻狂夫之言，便轻信之，罢废几尽，岂不惜哉！”因相与环泣于上前，以蛊惑竦动之。于是神宗又失了主张，将一切新法仍都照旧施行。只方田一法，暂且停止。天下复被其害矣。

夫新法之行，举朝以为不可，神宗不听也。及民害已深，天变示异，方始知惧，而韩维之言、郑侠之图得以感动之。观于新法罢，雨泽降，而天之告戒明矣。使能由此省悟，尽复祖制以与民更始，宋祚未可量也。乃惑于群奸，甘蹈欺天之罪，竟为有宋基祸之主，岂非万世之永鉴哉！

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读《后汉书》毕，帝语以释、老之事。公著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默然。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帝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帝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帝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故有是命。

释，是佛家。老，是道家。

神宗以端明殿学士吕公著、工部侍郎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平生以忠直事主，不肯阿旨取容。在翰林尝至御前读《后汉书》，读毕，神宗偶言及释、老之事。公著即问神宗说：“陛下取法尧、舜，而谈及释、老，不知尧、舜当时亦知此道否？”神宗答说：“尧、舜是圣人，岂不知此道！”公著对说：“尧、舜虽知此道，然其心之所汲汲者，惟曰知人则哲，安民则惠，以此为难，而不敢暇逸，未尝为释、老遗世绝俗之事。此所以为尧、舜也。”神宗默然不答。神宗又尝与公著评论前代帝王，谓：“汉高祖及武帝俱有雄才大略，非庸君世主可及。高祖尝叙取天下之功，谓‘镇抚百姓，馈饷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胜攻取，吾不如韩信’。二人皆称名。至论张良，独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而尊之，故称其字而不名也。”公著对说：“诚如圣谕。”神宗又说：“汉武帝时，汲黯屡好直谏。武帝虽怪他愚戆，然心敬重之，不戴冠则不相见。后虽坐小法免官，未几复召用为淮阳太守，竟以二千石终其身，恩礼亦不薄矣。”公著对说：“所贵乎敬礼贤臣者，为其能用之耳。武帝之于汲黯，每以切谏不令出入禁闼，是但能不杀之而已，岂真能用之乎！”神宗又论及唐太宗。公著说：“太宗所以能成其业者无他，只是屈己从谏，不以势位骄人，不以才能自是，所以人乐为用，而王业遂成耳。”是时神宗临御日久，群臣都畏其威严，莫敢以规讽之言进者。至是闻公著之言，句句都是规讽，知得公著是个忠直之臣，竦然敬纳之，故有同知枢密之命。

古语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吕公著当群臣畏避缄默之时，独能因事纳忠，尽言不讳，可谓直亮之臣矣。然神宗不以为忤，而且重用之，其知人纳谏之明亦不可及。宜史臣记之以为后法也。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诚孝，后亦慈爱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谒。帝以后春秋高，数请召弟佾入见，久之乃许。及见少顷，后谓佾曰：“此非汝所当得留。”趣遣出焉。帝尝有意于燕、蓟，与大臣定议而白其事。太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太皇太后曹氏，是仁宗继后，神宗之祖母，武惠王曹彬孙女也。元丰二年十月崩。史臣记：神宗事太后，敬养尊崇，极其诚孝。太后亦慈爱笃至，出于天性，非由勉强。旧制：外家男子不许入宫朝见。神宗以太后年事已高，心中必思念至亲骨肉，屡请召太后弟曹佾入见，欲以承顺其意。太后初间不许，及后神宗请之不已，日久方许。及宣佾入见，才得少顷，太后便与佾说：“这宫禁之地，非汝外人所当得留。我岂可徒徇私情，不顾祖宗家法？”即时遣令出宫。其内治之严如此。神宗尝以燕、蓟本中国地方，自石晋时陷入契丹，为虏久据，要兴兵取之。与大臣计议已定，奏知太后。太后说：“这事情关系甚大。大凡吉凶悔吝，由动而生，惟安静无事，可以获福。今取得燕、蓟，不过南向而坐，受百官朝贺而已，更何加益？万一不成，则兵连祸结，仇杀无已。此乃生灵性命所系，岂可轻言。若这燕、蓟地方，可以容易取得，昔太祖、太宗的时节，兵精将猛，所向克捷，那时必已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况今日钱粮兵马大非太祖、太宗之时可比，而欲取其所不能取，不亦难乎！”于是神宗感悟，奏说：“敢不谨受教训。”自此不言取燕、蓟矣。

夫太后以一妇人而知天下之大计，神宗受命，其不妄兴，可谓伟矣！不然，宋室之祸将不待靖康而始烈也。史又称太后性慈俭，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左右臣仆毫分不假借，宫省肃然。其坤仪纯备，可以为万世宫闱之法矣。

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既而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司马光既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不可泥三年不改于父道之说。”而当时进言者犹谓三年无改父道，欲稍稍损其甚者。公毅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况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登州，即今山东登州。

先是，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及神宗崩，哲宗即位，遂以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天下闻司马光入相，无不欢呼相庆。适有知登州苏轼被召还京，沿路的人相聚号呼，向苏轼说：“朝廷用司马相公，实天下生灵之幸。为我寄谢司马相公，慎勿轻去朝廷。愿厚自爱护，相天子以全活我等。”是时天下之民憔悴困苦，皆引领拭目，愿观新政。其系天下之望如此。司马光既入京，即上疏极论新法之弊，且言：“为治当顺人心。陛下近来小小改易新法，远近便举手加额，交相庆贺。人心望治，有如饥渴。陛下急宜俯顺人心，不可拘泥三年无改父道之说，致失民望也。”盖当时进言者谓神宗初崩，不宜遽反其所为，犹执三年无改父道之说，欲稍稍去其太甚者。司马光毅然争之说：“先帝之意本欲爱养斯民，其法出自先帝者，未常不善，虽百世不可易。若王安石、吕惠卿所立，元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出民于水火之中，岂可缓也。况今太皇太后主持于上，就使有所改革，亦是以母改子，非是以子改父，何得拘三年无改之说。”于是众议乃定，遂尽罢保甲诸法。

按司马光历事先朝，忠谋谠论，始终不渝，其系天下之望久矣。故其居洛也，天下惟恐其不为宰相。其既相也，天下惟恐其去朝廷。而外夷之人亦且谓中国相司马，慎毋生事。贤相之为国家重如此。然则人主之谕相，可不慎哉！

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诏详定役法。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轼又陈于政事堂，以为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宋初役法，佥民丁壮，轮流官府应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变法，令民计丁出钱，征收在官，雇人应当，叫做免役。

哲宗初即位，用司马光为相，凡熙宁新法不便于民的，渐次更罢。至元祐元年闰二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等详定役法所宜因革。中书舍人苏轼与司马光说：“差役、免役这两样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无弊。免役之害在于敛财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财聚于官，而民间匮乏，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羁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专力务农，更兼贪官猾吏，因缘为奸，抑勒剥削，困辱卖放，无所不至。这两者之害，轻重略同，所宜审择便宜以为行止也。”光问说：“于君之意当何如？”轼答说：“大凡立法，因旧而为之，则事势便而易成，以渐而改之，则民情安而不惊。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农，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起而为兵，兵无坐食之患，农无养兵之费，岂不是善制。至秦并天下，始分兵农为二。历两汉、魏、晋、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废坏。比及玄宗时复募民为兵，叫做长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来，民不习兵革战斗之事，兵亦不知稼穑耕获之事。然农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养兵；兵得一意战守，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亦以为便，虽三代圣人复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乡户人出了钱，得一意于耕作，官府有钱雇役，也不缺人差使，正与兵制相类。公欲骤然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罢长征而复民兵，反致惊扰而无益于事，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其言为然。轼又诣宰相政事堂言之，说：“雇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当于实费之外多取民财，民所不便，只是这一节耳。若严为禁令，使有司量入为出，不许于实费外多取分毫，则民力易供，自不至于十室九空，无钱荒之患矣。何必纷纷改法为也。”

大抵法无古今，要在因时宜民而已。时势既改，民所不宜，虽圣王之法，安得不变；果合时宜，顺民情，虽非贤圣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

五月，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初，神宗崩，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阙哀临。太后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元祐元年五月，哲宗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史臣叙说：初，神宗崩时，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京哀临。太皇太后因维是先朝旧臣，特加慰劳，且问以当今政务何者为先。维对说：“为政在顺人情。今日之切务，惟察人情之所思者为之处置而已。彼人情当贫窘之时，则思财富；当疾苦之时，则思快乐；当劳困之时，则思安息；当拂郁之时，则思通畅。此自然之情也。今天下民情有所思而不得久矣。诚能知民之思富也，为之薄其税敛，常以利民为本，则财不在官而在民，民自富矣。知民之思乐也，为之御其灾患，常以忧民为心，则忧以一人，而乐以天下，民自乐矣。知民之思息也，凡赋役之重，非人力所堪者，悉罢去之，则不尽人之力，而劳困者得息矣。知民之思通也，凡法禁之苛，非人情所便者，悉蠲除之，则不尽人之情，而郁塞者得通矣。即此数者而推广之，凡人情有所思而无以自遂者，莫不为之经营，而又以实心行之，不徒以虚文塞责，则不惟天下穷民如解倒悬，而圣子神孙观感陛下之德者，亦皆约己裕民，无敢侈然肆于民上，不待教而自成矣。岂非今日之切务哉！”

然欲富、欲乐、欲息、欲通，乃人之恒情，君民之所同也。惟在上者，但知遂己之欲，而不复体民之情，剥下以奉上，拂民以从欲，至于人心怨叛而上不知，覆亡之祸率由于此。诚能以己之心，度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则民心悦而邦本固，君之所欲者，亦未尝不两遂矣。此又君天下者所当知。

九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多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为之恸，即日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年六十八。京师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如陕葬，送者如哭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

陕，即今河南府陕州，是司马光原籍。岭南，是广东地方。封州，即今肇庆府封川县，是极南界上。

元祐元年九月，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是时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光名德宿望，用以为相，虚心委任，凡朝廷政事，一切听光整理，无毫发疑沮。光亦见己之所言必行，所谋必从，感激非常知遇，誓欲委身致命，以为社稷。凡一应机务，虽至纤细之事也都身亲经理，不肯放过，以夜继日，未尝休息。宾客见其形体渐渐衰弱羸瘦，举汉时丞相诸葛亮故事，劝他节劳，说：“诸葛亮为相，自较簿书，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所食不至数升。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烦，岂能久活，果然不久而死。今公当以此为戒可也。”司马光答说：“人之死生有命，非关劳佚。我岂可自爱其身，而不为国家尽力乎？”于是为之益力。及到病危之日，精神昏愦，不复自觉，口里犹谆谆说话，不甚明白，如梦中语，却都是朝廷天下的事。其精诚为国，至死不休如此。及卒，太皇太后因失了贤相，不胜哀恸，即日与哲宗亲到他家哭临。赠官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一应恩数，尊隆无比。年止六十八岁。京师人争去吊丧，虽常日市井人多的去处，也都空虚无人交易，至于典卖衣服以供祭奠。丧车过时，合巷聚哭。及归葬陕中，送丧的人，如哭其私亲一般。至于岭南封州极边去处的父老，也相率具祭。京中及四方人皆画他形象，朝夕祭献，一饮一食必告祝焉。

按司马光自元丰八年五月入相，至是才一年有余，而身死之日，天下痛惜之如此。何哉？史称光生平不欺，诚心自然，虽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盖惟至诚故能动物，不期月而化成，良有本也。若光者，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矣。

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颐又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元祐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请哲宗每日讲读，移就崇政、延和二殿。颐又上疏说：“臣近言迩英阁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者，恐圣躬临幸未便故也。今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无他，不过谓延和殿乃天子临御朝群臣之所，不可使讲官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耳。臣以为此非所以尊其君也。臣不暇远引异代，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尝召布衣王昭素讲《易经》，真宗尝令直讲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都是坐讲。立讲之仪，只起于仁宗时明肃皇太后之意，非祖制也。此可见祖宗尊儒重道不以势分为拘，诚旷古之盛节，昭代之美事，岂独子孙所当遵守，实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见人主稍自谦损，便以为亵尊，是徒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所以尊之之道也。盖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人君惟讲学亲贤，使道德益高，则其尊益至，故以道德责成于君，乃为尊君之至也。若只以势位论之，则其崇高已到极处，尊严已到至处，不可复有加了。区区堂陛之节，乃其分所固有，何足以尊其君哉！”又说：“天下至重之任有两件：一是宰相之任，一是经筵之任。宰相佐天子理万几，得其职则天下治，失其职则天下乱。是天下之治乱系宰相也。经筵乃辅养君德之地，养之善则君德日就，养之不善则君德日非。是君德之成就责经筵也。”

夫经筵之任，与宰相并重如此，则虽坐而讲读，岂为逾哉！然君德虽责经筵，而朝夕纳诲未尝不系于宰相也；治乱虽系宰相，而端养化原，未尝不系于君德也。人君知此而亲贤讲学，与躬行实践，并行而不废焉，则道德有于身，而至尊至贵，又有出于势位之上者矣。万世太平之业，岂外是哉！

会夏暑，权罢讲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

史臣记：哲宗在位时，适因夏天暑热，传旨暂辍讲筵。著作佐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天下之治乱在君德，君德之成否在讲筵。今陛下辍讲，必谓暂时优闲，未为大害。然今日之学与不学，乃他日之治乱所关，非细故也。陛下若好学，则圣志清明，君德日进，天下之贤人君子皆欢然欣慕，以为圣君在上，无不愿立于朝，或敷陈正言，或修举正事，皆以直道事陛下，而辅佐德业以致太平，天下自此治矣。陛下若不学，则无义理养心之助，无贤人夹辅之功，天下之小人皆谓有隙可投，而动其不肖之心，务为邪佞谄谀以干富贵，苟可以蛊惑君心、浊乱朝政者亦无所不至，而天下自此乱矣。且学者难进而易退，时者难得而易失。人之进学莫不在于少年之时，盖以情欲未开，志虑专一故也。今圣质日长，正当汲汲学问之时，岂可一日放过。若失今不学，臣恐数年之后，情欲渐广，志虑渐分，必为他事所夺，不得如今日之专矣。臣窃为陛下惜此光阴，须及时勉学可也。”

范祖禹此言，明白痛切。至于虑“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尤当深省。夫人方年少，未尝不谓将来之日尚多；至于长大，未尝不以少年失学为悔。苟有远虑，则所以爱惜光阴者，宜无不至矣。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惑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此辈若返，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调停之说遂已。

噬脐，是以口咬脐，势不相及，比喻事势已成，救之无及的意思。

哲宗以翰林学士苏辙为御史中丞。是时正人在朝，新法尽革，把熙宁、元丰年间神宗所用的旧臣一概摈斥不用。于是失志之人怨入骨髓，乃捏造不根之言以离间朝廷，摇惑在位之士。宰相吕大防、刘挚恐激成大变，心甚忧之，因奏请太皇太后欲稍稍引用一二旧人以平夙怨，使两下和解，叫做调停之法。太皇太后心中疑虑不决。苏辙深以宰相之议为不可，乃于太后前面斥其非。又退而上疏说：“君子小人，道各不同，其势如冰之与炭不相容入，若同处一朝必至争竞。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也？小人贪着利禄，忍得耻辱，虽被人排击，不肯便去；君子洁己不污，守义不屈，少或沮之，即引身而退。今君子所以得安其位者，幸不与小人同处耳。此辈若返旧位，必将乘机肆毒，戕害守正之人，渐复熙宁之法，以快其私忿。小人安得不胜，君子安得不败乎！夫人臣被祸害止一身，犹不足言，所可惜者祖宗之基业，朝廷之法度，一旦为小人所坏，可为寒心耳。愿陛下为祖宗朝廷万世之虑，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致后来击之不去，救之不能，有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深自感悟，谓丞相说：“苏辙疏中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夫邪正岂可兼用，其言极有理。”于是宰相皆同声和之，调停之说，遂罢不行矣。

夫国之有小人犹田之有莠，芟之尚恐不尽，况复引用，则蔓延之势益难图矣。汉时陈蕃、窦武协心同力，而不免党锢之祸；张柬之等方中兴唐室，而武三思一得志，即相继窜移，皆除恶未尽之故也。苏辙之言，盖监于此。惜乎哲宗不悟，卒致群邪害正，而汉、唐之祸复见于绍圣、元符之间，可为永鉴矣。

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可不畏哉！太皇内决大策，拥立陛下，斥奸邪，抑侥幸，九年之间，虽德泽深于天下，然失职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离间之言，不可听也。”

元祐八年十月，是时太皇太后高氏既崩，哲宗初亲政事。旧朝乱政的小人，久被斥逐，都要夤缘起用，人情汹汹。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大略说：“陛下临御以来，赖太皇太后主持调护，得以坐享太平。今太皇太后宾天，陛下初揽庶政，延见群臣，访求治理。今日不是寻常的时候，乃宋室隆替之本原，社稷安危之机括，生民休戚之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界限。上而天命之去就，下而人心之离合，皆在此时。一念正，则延无疆之休；一念偏，则贻无穷之祸。可不兢兢业业深加敬畏哉！昔先帝晏驾之时，中外危疑，赖太皇太后以至公之心，决定大策，拥立陛下，又斥退奸邪以正朝廷，裁抑侥幸以清左右，九年之间，兴利除害，海宇清宁，德泽之被于天下者深矣。然而先朝小人失职怨望者亦多。臣料今日必有小人捏造邪说以惑圣听，说：‘先帝孜孜图治，所行的都是正事，所用的都是正人。太皇太后只宜件件遵守，不当更改先帝之政，斥逐先帝之臣。’这等的说话皆非忠言，乃欲离间陛下，构起衅端，以开群邪进用之门耳。陛下宜审察之，不可轻听也。”

大抵小人心怀不测，舌辩难穷。苟欲遂其私，则离间人之骨肉而不顾；苟欲行其说，则倾败人之国家而不惜。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祖禹此言，至为剀切，而哲宗不悟，卒至奸邪柄用，国事日非。谗间之说一行，则祸乱之关已启，岂非万世之鉴哉！

“陛下初立，上书言法不便者万数。太皇因人心之欲改，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亦以众言逐之，皆上负先帝，下负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奸言进者，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若稍入其言，则奸言继进，万一追报之礼少有不至，于太皇圣德无损，而于陛下孝道有亏。今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故不可不谨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将复误陛下，天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范祖禹疏中又说：“陛下初即位时，中外臣民上书言新法之不便者至有万数。太皇太后因人心之所欲改，与陛下同改之。盖出于天下之至公，非一人之私意也。夫既以法为病民而改之，则当时立法之人，与附和而行其法者，自然有罪当逐。太皇太后亦因天下人心之共愤而逐之。盖此辈皆诬上行私，蠹国害民，上负先帝知遇之恩，下负天下仰望之意，罪不容诛者也。太皇亦岂以私意逐之哉！愿陛下清心察理，鉴太皇忧勤保国之心，烛群小挟私兴谤之故，敢有以离间之言进者，重处一人以警群邪，则小人自知慑服，朝廷帖然无事矣。若陛下一不主持，稍入其言，则奸言望风而兴，凡可以上诬太皇而阴间陛下者，必相继而进。万一陛下追报太皇之礼少有未至，于太皇圣德固无所损，而于陛下孝道则大有亏缺，所系岂小小哉！今陛下初揽万几，人怀观望，正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不可不谨防之也。此辈昔日既上误先帝，今又结党窥伺，将复误陛下。天下事被此辈破坏久矣。以太皇十年之培养尚未全复，岂堪小人再坏之耶！”

按哲宗以冲年践祚，赖太后同政，信用诸贤，故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及太后一崩，而群奸窥伺者望风而至，虽以祖禹辈之极谏而不能阻章惇诸人之频进，议论纷纭，国是不定，以致国家破坏，卒不可收拾，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按元祐中，帝御迩英殿，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帝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史臣记：元祐年间，一日哲宗御迩英殿，宰相吕大防等侍侧，因奏说：“本朝祖宗家法极多，立得规矩最好。前代人主事母后，朝见有定期，情礼疏简。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朝见，以尽昏定晨省之礼。此事亲之家法也。前代大长公主入宫则行臣妾之礼，是以姑拜侄。我朝仁宗皇帝以侄礼事姑，不敢少慢。此事长之家法也。”哲宗说：“今宫中姑侄之间，见行家人礼，尊仁宗故事。”大防等又奏说：“前代宫闱之内，多不严肃，致多秽德。我朝宫禁严密，内外肃清。此治内之家法也。前代皇亲外戚，多于预政事，致有擅权乱政害国亡家之祸。我朝母后之族，但荣之以爵禄，并不委任政事。此待外戚之家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竭民财力以作无益。我朝宫殿止用赤白二色，并无五彩辉煌之制。此尚俭之家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近地，出入必乘舆辇。我朝祖宗皆从内廷步行出到后殿，宫中无乘舆之制。此勤身之家法也。前代人主在宫禁中适情自便，冠服多苟简非礼。我朝祖宗以来，燕居独处，必正衣冠，尊瞻视，依礼而行。此尚礼之家法也。此等都是祖宗以来世守之家法，故家齐国治，累世安享太平，皆由于此。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之君，但尽行祖宗家法，即为守文之令主，而足以治天下矣。”哲宗深纳其言。

按宋之立国规模不及汉、唐，而家法则远过之。若吕大防等之所宣述，皆修身齐家要务，诚其子孙所当世守也。

徽宗皇帝，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无子，佶以端王继统，在位二十六年。

以朱勔领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初，蔡京过苏州，欲建僧寺阁，会费巨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语之。居数日，冲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器其能。逾年，京召还朝，遂挟冲子勔与俱，窜姓名于童贯军籍中，皆得官。帝颇垂意花石，京讽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贡五六品。至是渐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命勔总其事。

应奉局，是供应上用衙门。花石纲，是管运花木山石的领头。

这一段是记宋徽宗崇信奸回，纵欲害民的事。

崇宁四年十一月，徽宗新设应奉局于苏州，以朱勔领之，就教他兼管解运花石的领头。史臣因叙花石纲根由及朱勔所以进用的缘故，说：初，蔡京未入相之时曾过苏州，要于僧寺建一佛阁，估计支费该用钱巨万。僧说这工力艰大，非得郡人朱冲干办不可。蔡京随即唤朱冲来，以此事托之。数日之间，朱冲便请蔡京到寺，看度建阁的地基。及蔡京到寺，已有大木数千株堆积庭下，可以建阁。于是蔡京以朱冲干济敏给，才力过人，堪备委用。次年京被命还朝，遂将朱冲并他儿子朱勔，一同带到京中。时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使，用兵于西边上。蔡京就将朱冲、朱勔父子姓名诡窜入童贯军籍中，后皆冒滥军功，得授官职。是时徽宗怠于政事，颇留意于花木山石之好。蔡京乃教朱冲密地采取浙中所产珍异之物以进。初间止进黄杨树三株以窥探上意，徽宗果甚喜之。以后便年年进贡，加增至五六样。至是所进益多，用大船装载，前后连续不绝，以百千计，从淮入汴，运到京师，号为花石纲。因置应奉局于苏州地方，命勔总管其事。

此应奉局、花石纲皆自古所未有之事。史臣叙之，见宋之所以亡也。大抵小人欲盗君之权，必先中君之欲，使其心流连于淫乐而无忧危之远图，使其身羁迷于玩好而无清明之暇日，然后得以纵其恶而无忌矣。蔡京之于徽宗，正用此术。是以明主必清心寡欲，以端治原，则小人无所投其隙矣。

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岩剔薮，幽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帊覆之加封识焉，指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卖子女以供其须。斸山辇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相视。

粮饷纲，就如今运粮的船。篙工柁师，是驾船的人。

朱勔既奉朝命，总领应奉局，遂恣意购求花石，指供奉为名，动支内库钱粮，就似囊中取物一般。每一取，辄以数十百万计。于是岩穴薮泽之中，无不搜剔，虽幽深隐辟去处也不放过。凡士民之家有一块石，一根木，稍稍可玩者，即带领健卒径入其家，用黄巾帊盖上，加以封识，指为朝廷御用之物。又未即取去，着本家早晚看守。一或不谨，小有损伤，便加以大不敬之罪。及发行时，必撤毁房屋，抉破墙壁以出。人家不幸有一物小异，都指为不祥，惟恐芟除不速，致受其累也。百姓每为这差使，中等人家都破荡产业，或至鬻卖子女以供其费。如山上有奇石，就令人凿山取之，用车搬运，催督工匠，极其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也千方百计取之，务要得了才罢。及装载入京，船只众多，至将各道粮船都截住不行。又四散捉拿商船，将贡物安放暴露于上。篙工柁师，因而恃势贪横，凌轹所过州县。道路观者不敢出一言，只以目相视而已。

夫人主以四海之富，垂意一花石，似无甚害。乃其弊至于耗国用，竭民财，敛天下之怨，何哉？盖人主一有所好，则小人争致奇美以中其欲，而取用必多，征求必广，其势必至此极也。昔魏明帝起土山于芳林，正与徽宗之事相类。然两君皆立致丧乱，曾不得终享花石之乐。人主推此而观其嗜好，可不慎哉！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怀奸植党，威福在其手中。托绍述之名，纷更法制，贬斥群贤。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滥，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因睹帑藏盈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及彗星见，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罢之，而免京为中太一宫使。

遥郡刺史，是不到地方，但遥领各州刺史的职衔。

徽宗崇宁五年二月，宰相、司空、右仆射蔡京有罪罢免。史臣因叙他罪状说：蔡京在朝，心怀奸恶，广植私党，窃弄国家刑赏之柄，作威作福在其手中。以绍述熙宁、元符之政为名，将朝廷制度纷纷更改。凡一时贤人君子，目为党人，贬斥流窜，死亡略尽。增修聚敛财利之政，务在剥民媚上，以淫侈华靡之事迷惑人主，每常将《周礼》中“惟王不会”一句借为口实。盖《周礼》中载周时制度，凡诸司费用钱粮，每岁终则会计其多少，惟王之所费则不会计，不敢以有司之法制王也。然虽不会计，却自有九式定制，不是荡然无节。蔡京要阿奉徽宗，乃妄引圣经以恣其欲。又每论及前朝圣帝明王惜财省费之事，则曲加诋毁姗笑，以为鄙陋，不能以天下自奉。至于土木营造之工，都要极其宏丽，度越前人之规制，而震耸后人之观瞻。是时天下太平日久，官秩冗滥。如各路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兼学士与待制衔的官，在京在外至百五十员。其耗财扰民无有纪极如此。京因见库藏充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说王者当这等极盛之世，百凡规模都宜恢弘阔大，以明示得意。故其视官爵财物，略不爱惜，如粪土一般。不但百计巧取的四方物货浪费尽绝，并将累朝祖宗之所储蓄皆扫地尽矣。及是彗星出见，徽宗始悟其为奸。于是下诏，凡蔡京之所建置，如诸州供奉之物，方田之法，党人之禁，一切都停革，并免京为中太一宫使，罢其宰相职事。

按宋室之乱，始于哲宗之相章惇，成于徽宗之相蔡京。今因大变而黜京，宋事犹可为也。乃未及一年，而京复入相，迄于颠覆播迁而不悔，何哉？徽宗侈忲自恣，宴安成性，徇于耳目玩好之事，溺于流连荒亡之业，始终皆蔡京引诱赞成之。蔡京一去，则承顺无人，徽宗之心必有寂然不乐者。是以明知其作奸误国，天怒人怨而终身不能去也。可为万世之永鉴矣。

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初，挺之首兴边事，用兵累年。至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拏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

徽宗召中太一宫使赵挺之复为尚书右仆射。挺之在朝专务迎合上意，初时见徽宗喜好边功，遂首建用兵西夏之议，致夏人进略镇戎，再攻湟州，兵连数年不息，边民横遭屠掠，财力困竭。至是徽宗悔悟，临朝谓大臣说：“朝廷与四夷，但当以威信服之，不可擅生衅隙。衅隙一开，则兴兵构怨，祸患不解，徒使兵民糜烂，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之意哉！”挺之知其意，乃退谓同列说：“主上志在息兵，我等正宜将顺。西方用兵之事，所当止矣。”

按西夏在宋世，自元昊纳款以后，世奉盟约，未有衅端，而挺之与童贯等徼功生事，自启祸阶，误国之罪大矣。徽宗因兵连祸结，知四夷不可生隙，乃不能推类观变，而复听邪说，约金灭辽，自挑强敌，以至国破身辱，何哉？盖沉酣逸欲，内鲜谋议之臣，是以颠倒迷谬，轻蹈危亡而不顾也。

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阶道篆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褚慧等八百余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吏，盛章、王革即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己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甚加宠信，赏赉无算。灵素本无所能，惟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

温州，即今浙江温州府。浮屠，是僧。淮、泗，即今南直隶、淮安、泗州等地方。王老志、王仔昔，都是方士，蔡京所荐以瞽惑徽宗崇奉道教者也。

政和六年正月，徽宗赐方士林灵素道号为通真达灵先生。史臣叙灵素原籍温州人，少本无赖，出家投僧为师，不守戒律，苦被其师打骂，因逃去为道士。善为妖幻之术，以煽诱愚俗，常往来于淮、泗间，从僧寺中乞丐度日，僧人都厌苦之。是时徽宗崇奉道教，尊礼道士王老志、王仔昔等。及王老志病死，王仔昔术穷宠衰，徽宗乃访求方士于左阶道箓官徐知常。知常遂将林灵素姓名奏荐。徽宗闻之，即时召见。灵素因妄设无影虚言以耸动徽宗，说：“天上有九霄，而神霄是最高的去处，其王者所居，号名为府。其王是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长子，主管南方，别号为长生大帝君，因下界无主，故降生为天子，即陛下是也。长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他有个兄弟号青华帝君，主管东方，今替他带管南方之事。长生大帝君名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唤名褚慧等，共有八百余员仙官。今宰相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的化身，学士王黼是文华吏的化身，盛章、王革是园苑宝华吏的化身，枢密使郑居中、童贯等都是有名的仙吏。”林灵素说他本身也就是褚慧下降，都为长生大帝君出世，共来辅佐政治耳。此时刘贵妃正得宠，林灵素因谄奉徽宗说贵妃是天上九华玉真安妃。其言诡怪鄙浅，人皆知其妄诞，无不非笑，而徽宗心为所惑，独喜其事以为实然，甚加宠信，赏赐不可胜算。灵素虽利口狂言，然其实别无本事，只有些小法能呼唤风雷，间或使之祷求雨泽，略有小验而已。

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圣王之世，有左道乱政者杀无赦，岂有亲奉异端，务为妖幻以惑世者乎！昔梁武帝舍身佛寺，而终饿死于台城。今宋徽宗倾信道教，而亦陷没于虏地。二氏所称祸福报应之谈，不足信亦明矣。所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此治天下者所宜审察也。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书谏伐辽，诏编管于海州。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怜，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大恶之。

罪人迁谪远方，编籍为民，着地方收管，叫做编管。海州，即今淮安府海州。金，是前代女直夷人国号。

宋自太祖以来，与辽人通好，世世不绝。至是金人乘辽国内乱，发兵攻之，辽主败奔。宋遂用王黼、童贯等议，与金人约夹攻辽，以复燕、云之地。宣和四年九月，朝散郎宋昭以伐辽为不可，上书切谏。徽宗怒其妄言，命革职编管于海州。昭疏中极言辽为中国唇齿，必不可伐；金人如豺狼，必不可亲。今金人所以通好于我者，不过欲借我兵力共灭辽耳。他日得了辽地，便垂涎中国，必将败盟为中国患。此社稷存亡所系，识者无不忧之。而少傅王黼、内侍童贯、秘书丞赵良嗣等方以为得计，力主此议，误国之罪不可胜诛，乞斩此三人以谢辽主，而阴折金人之心，天下幸甚。又说：“祖宗时与辽结好，两国誓书中有言，败盟者祸及九族。列圣相承，世守勿失。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背此信誓，基九族之祸而忘列圣在天之灵乎？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陛下以仁覆天下，河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忍驱之战斗，置斯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见其疏，大恨之，故有海州之贬。

大抵善为国者，惟在政事之修举，而不在土地之广大。向使宋能亲贤图治，保境安民，虽无燕、云，何损于治？徽宗荒废政事，信用小人，忽宋昭之忠言，而信王黼等之谬计，贪一时之小利，而忘万世之远图，卒之燕、云甫复，而金师既至，靖康之祸，举族北辕，岂不深可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