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皇帝，名恒，是太宗第二子。在位二十五年。

以张齐贤、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参知政事，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为志。尝从容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帝尝问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对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沆对曰：“如梅询、曾致尧辈是矣。”

真宗即位之初，召刑部尚书知安州张齐贤还京，与参知政事李沆同平章事。又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参知政事，工部侍郎杨砺、给事中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在相位，慷慨任事，有经济大略，每以大臣事君，经开陈善道，匡救过失，使其君为圣帝明王，方副其志。故尝于奏对之时，从容陈说古昔皇王之道，而又推本其所以然。如论政事则推原其出政之本，论治化则究极其致治之由，以为必如此则合于皇王，不如此则否。真宗答说：“朕以为皇王之道，随时运用，非有定迹，但令事事都合于道理，无有差误，则不必拘泥陈迹，而自近之矣。”真宗又尝问李沆以治天下之道，何者最先。沆对说：“天下之治乱，系于用人之得失。而明主之所信任者，似在于老成端厚之士。有等虚浮轻薄新进喜事的人，本无经国之远识，而好为高论，以猎时名，本无任事之实心，而急于立功，以希速进。人君一或用之，则上伤国体，下坏士风，不至于乱天下不止矣。故惟不用此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乃第一要紧的事，不可不察也。”真宗因问在朝之臣谁是此辈。沆对说：“如户部判官梅询，粗有才辩，屡上书言西北边事，多不可行。户部员外郎曾致尧，性甚刚率，前后论列时政，语皆狂躁。如此辈者非议朝政，排间老成，正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不可用也。”

大抵英明之君多尚功利，而厌闻皇王之道，喜新进而惮用老成之人。不知皇王之道如五谷之养人，不可暂废。若功利，则不察正味而徒取适口，所损必多矣。老成谋国，如良医之治疾，先固元气。若新进则不辨脉理，而妄投药剂，其害愈甚矣。古今治乱之迹，皆原于此。张、李二臣之言，真可为万世法也。

帝又语及唐人树党，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耳。沆对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卢杞蒙蔽德宗，李勉以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虽曰难辨，久之自败。”帝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美人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帝尝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真宗一日又与宰相等论及唐时群臣，专树朋党，如牛僧孺、李德裕等，各相结纳以倾异己，遂使私议横行，王室微弱。盖正之与邪不容并立，正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奸邪之人，心术诡谲，言语巧诈，最难分辨，故人主皆为所惑，以至于乱耳。李沆对说：“凡人诚伪分明者易辨，惟似是而非者难辨。巧佞之言，似忠而非忠；奸邪之言，似信而非信。如唐之卢杞，极是奸邪小人，乃德宗被其蒙蔽，深信不疑。常说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御史李勉奏说：‘人皆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此卢杞之所以为真奸邪也。’由此观之，奸邪益深，则情状益伪。若卢杞者，正所谓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者也。”真宗说：“奸邪之人，一时固难分辨，久之自然败露，岂终不可辨哉！”真宗一夕遣中使持御札，要将爱幸的刘美人立为贵妃。沆对中使就引烛将诏书烧毁，因附中使口奏说：“你只说臣沆以为此事不可行。”其议遂止。沆之持正不挠如此。真宗又曾以沆无机密章奏，谕之说：“他人都有密启，卿独无有，何也？”沆对说：“臣幸待罪宰相，宰相当秉天下之至公，但有公事，则当于公庭言之，何用密启。凡人臣有密启者，不是谗毁群僚，即是佞谀主上，非公言也。臣尝恶此等人所为，岂可效尤乎！”

盖人臣事君之道，莫贵于正直，而罪莫大于奸邪。凡阿意以养人主之欲，私交以结人主之心，既非正直之为，是即邪佞之渐也。今观李沆之事，真有正直大臣之风矣。然真宗能不以房闼之爱而违宰辅之言，岂不亦守成之令主乎？宜为史氏之美谈也。

以寇准为三司使，陈恕罢。恕久领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诏趣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

三司使，是总管盐铁、度支、户部三衙门钱粮的官。

真宗以工部侍郎寇准为三司使，命三司使陈恕罢任。史臣因叙说：陈恕在太宗时领三司事十余年，阅历既深，经理益密，国家财用甚赖之。真宗即位之初，尝命他开载中外衙门钱粮数目来看。恕久不进上。真宗屡有旨催促他上紧进来。恕乃对说：“臣非敢故违明旨，但以陛下年龄正盛，志意或未收敛，德性或未坚定，若知道府库充实，只说这钱粮是容易来的，便不肯省费节用，凡声色、狗马、土木、甲兵，一切奢侈之心都从此而起，伤生伐性，劳民病国，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敢进也。”真宗知其忠爱恳切，深嘉纳之。

大抵人主之心，常忧不足，则不期俭而自俭，一恃有余，则不期侈而自侈。侈心一生，如火之始然，难于扑灭。奸邪之臣，又从而导之，不至于燎原不止矣。真宗初嘉陈恕之言，后为丁谓、林特等争上会计录，而天书、封禅之事，遂纷纷不已，率如陈恕所虑。可见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而明君自治，当谨其微也。愿治者宜加省焉。

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时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参知政事王旦叹曰：“我辈安得坐致太平，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旦以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帝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于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旰，是日暮。

真宗景德元年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史臣记：李沆为宰相时，正当契丹入寇，西北边用兵，庙堂之上，调度兵马，处置钱粮，匆忙多事，或自朝至于日暮，才得退食。参知政事王旦叹说：“我辈生当此时，受这等劳苦，不知何时得坐致太平，而忧游无事耶！”李沆说：“人情处安乐则肆志，遇忧勤则小心。今边境未宁，君臣之间，有些小忧患勤苦之事，足以警戒人心，使不溺于晏安。此正国家之福。夫外宁必有内忧，他日若四方宁静，国家无虞，朝廷之上，未必不别生事端。那时方以为忧，而未可以为乐也。”王旦闻李沆之论，心中不以为然。李沆又每日将四方水旱盗贼事情，奏之于上。王旦以为人主总揽天下之大纲，其余琐碎的事不必一一烦渎圣听。李沆答说：“圣人戒于方盛之时，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今主上年方幼冲，涉历未久，那黎民百姓，或匮于饥寒艰窘，或苦于盗贼纵横，或因粮差繁重，不得安居，或被贪官污吏，科敛剥削，种种苦情，无由上达。我等辅弼之臣，正当随事奏闻，使朝廷备知小民之劳苦，而不敢恣为逸乐之计。不然，则春秋正富，血气方刚，不留意于淫声美色，与夫狗马射猎之事，则将起土木之工以广宫室，兴甲兵之役以要边功，亲祷祠之事以奉鬼神，无所不至矣。我年已老，不及见此。此乃参政他日之忧，不可不豫为之虑也。”

李沆此言，可谓深于爱君矣。未几，真宗与契丹讲和，天下无事，果然崇奉道教，信惑天书，而土木祷祠之事，纷然并作。王旦乃追思其言，叹说：“李沆能见事于未来，真圣人也。”向使真宗能存心于天下，防欲于未然，则沆之言不验，岂非真宗之福哉！明主抚盈成之运者，宜慎保此心，如朽索之驭马；加志穷民，如痌瘝之在身。然后可免于他日之忧，而长享太平之福也。李沆之言，真千古之明戒哉！

丁谓与寇准善，准屡以谓才荐于沆。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沆又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

史臣又叙李沆的事说：初沆为宰相时，有知制诰丁谓者，奸邪小人也。素与寇准厚善，而准不知其奸，常在沆前荐举他，说他有才能，可大用。沆终不用之。准问其故。沆答说：“朝廷任用大臣，必先德望，不但取其才而已。若丁谓之为人，可使之居于人上乎？”准心中不以为然，答说：“如谓这等才能，今日虽不用他，后必有用之者。相公终能抑之使久居人下乎？”沆笑说：“公若用此人，他日败坏国事，必然后悔。那时当思吾言之不妄也。”沆又尝自说：“我为宰相，当国家重任，无可补报，只于中外群臣上本条陈利害的，一切报罢，不曾举行，此则可以少报国恩耳。盖朝廷制度皆由祖宗经画，所以防制天下之利害者，已纤悉具备，不可复加矣。今日只宜守而勿失。若或轻听人言，纷纷举措，则变乱成法，百弊丛生，利未及见，而害已随之，所伤者多矣。此吾所以少补于朝廷者也。”

其后寇准不听李沆之言，举用丁谓，同居相位。而谓以奸邪误国，准亦被其谗害。自真宗之后，朝廷之上，议论繁多，人主不能主张。每有一事，甲可乙否，朝更夕改，以致政事纷乱，国势衰弱而不可复救，皆如李沆之言。

夫以丁谓之奸，寇准犹不能识，而沆独知之，可谓明矣。至于祖宗制度，每因喜事者好为条陈，以博声誉，庙堂或不深察而遽行之，又或心知其未当，而姑以徇之，则倏行倏罢，意见横出，不至于荡灭成法不止矣。故省议论者，尤第一要义。李沆之言，真可为相天下者之法也。

沆尝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及卒，帝惊恸，谓左右曰：“沆为大臣，忠良纯厚，终始如一，岂意不享遐寿耶！”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居位慎密，不求声誉。遵法度，识大体，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则已宽矣。”

跛倚，是一足偏倚。太祝、奉礼，都是太常属官。宋时大臣荫子，多授此官。

《宋史》又记：李沆暇时，常诵读《论语》。或人问说：“《论语》乃浅近之书，看他何故？”李沆对说：“我官居宰相，宰相之职，当使朝廷政事件件修举，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后为称。且如《论语》中有两句说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朝廷之上，冗费尚多，财用缺乏，是我不能节用也；闾阎之间，差繁赋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爱人也；一切不时的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时也。只这两句书，我尚不能行，何况其他。可见圣人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实难，虽终身诵法之可也。岂可忽哉！”及是年沆卒，真宗闻之，震惊哀恸，与左右说：“沆为国大臣，心性忠良，器宇纯厚，又且终始如一，不改其节。朕倚毗方殷，岂意不享遐寿耶！”其悼惜之如此。李沆为人，天性直谅不欺，内行修谨，少有过失。凡事谨密，绝无疏漏。所行务实，不求声名。遵祖宗法度，不为更张。识国家大体，不为苛细。奉公守法，直道而行，人不敢以私事干他。每公事既毕，退回私宅，则终日正容高坐，未尝懈怠而偏倚。尝盖造住宅一所，在封丘门内，规模狭小，厅事前空地，仅可牵马转身而已。或言其太狭。沆笑答说：“宅第当传之于子孙，不止为一时之计。若论今日，这是宰相的厅事，诚为窄狭。若论传之子孙，他每的官，不过是太祝、奉礼而已，有此厅事，已是宽了，岂可以为狭乎！”其遗子孙以俭朴如此。

大抵古今名臣，所以能建立大功者，只是一个真实之心。实心为学，只一部《论语》，而其用无穷，不必记问之博；实心为政，只谨守法度，而其利无穷，不必可喜之功。至于不求声誉，人莫能干以私，尤正己格物之本。盖不徇名，则事皆当理而无违道干誉之病；不受私，则所行至公而无偏党颇僻之愆。宋之贤相当以李沆为第一，后世所当法也。

闰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统军使萧挞凛攻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败其前锋。又攻北平砦，田敏等击走之。又攻保州，皆不利。乃与契丹主合众攻定州，王超拒之于唐河。契丹遂驻师阳城淀。然每与宋师遇战小却，即引去，倘佯无斗志。寇准闻之，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锐捷，据要害，以备之。”会降将王继忠以书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讲和。普以闻于朝，朝臣皆以为不可信。毕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又耻无名，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于是帝手诏谕继忠曰：“朕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许通和，即当遣使。”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望都，即今庆都县。保州，即今保定府。莫州，即今任丘县。皆宋时边境也。

景德元年闰九月，北虏契丹侵犯定州，遂引军径入，屯于望都。契丹自奉其母萧太后南下，而命统军使萧挞凛分兵攻威虏地方。顺安军钤辖魏能，与副都总管石普出兵御之，败其前锋。萧挞凛又攻北平砦，总管田敏等又击走之。又攻城益急不得利，乃与契丹主合兵攻定州。都部署王超拒击之于唐河地方。契丹驻师于阳城淀。虽说内侵，然每与宋师遇合战，若小却，便引兵而去。其迹倘佯宽缓，无苦斗之志。寇准闻而疑之，说道：“贼兵深入而不决于一战，是欲使我狃于小胜，志骄意懈，然后乘我之不备也。请练兵命将，简选果锐劲捷之兵，据要害之地以备之，毋堕其计。”适有契丹降将王继忠以书送莫州部署石普，说契丹本无斗志，只要与宋讲和。普以其言奏闻朝廷。朝臣皆以契丹多诈，不可信。独宰相毕士安奏说：“臣尝得契丹降人，说契丹虽深入，屡经挫衄，不甚得意，阴欲引归，又无名色，自以为耻。由此观之，则讲和之请，似有可信，殆无他计也。继忠之奏，臣请以身任之。”于是真宗手书诏旨谕继忠说：“朕方爱养元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契丹果欲讲和，出于至诚，朕即当遣使通好，以定盟约，毋徒苦天下百姓也。”

按宋之和议始于此时。真宗不忍生灵之困，而姑听其和，未为不可。但当时契丹拥兵南下，深入内地，以求关南地为名，实袭耶律德光割地于石晋之余策，岂是委心求和者？若真宗能用寇准之言，命将简锐与之一战，未必不胜。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其体常尊。乃不知出此，而幸契丹之许和，至与之盟于城下，输岁币以奉之。其后岁币愈增，国势愈弱，而靖康之祸，所由基矣。夫中国之于夷狄，必握其机而制之，可战可和，而不失中国之尊，斯久安长治之计也。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将御之。时契丹败宋师于洺州，破德清军冀州，遂次于澶渊。北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帝闻之大骇，以问准。准对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愿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帝乃议亲征。

澶州，即今大名府开州。洺州，即今广平府临洺关地方。冀州，即今真定府冀州。

景德元年十一月，北虏契丹入犯澶州。真宗从寇准之谋，亲将兵以御之。史臣叙说：时契丹入寇，已败宋军于洺州，又攻破德清军于冀州，遂引军深入，屯于澶渊地方。北边声息紧急，一夜之间，凡五次飞报至，中外人心俱惊惶震骇，而宰相寇准不将警报传发，但饮酒欢笑，无异平时。真宗闻之，怪宰相不以边事为急，大骇异之，因召问寇准。准对说：“臣料契丹此来，其兵易破。陛下若欲剿除此虏，不过五日而已。但须陛下亲幸澶州，庶可成功耳。”同僚官闻准劝上亲征，皆畏惧不敢赞成，欲退班出朝。准留住同僚，令即候圣驾兴发。真宗以为难，要且还宫中。准奏说：“陛下若入宫，则臣不得进见，而亲征之策不成，天下大事从此去矣。请勿还宫，即刻起行，乃为御虏上策也。”宰相毕士安亦以准言为是，力劝真宗依准所奏。真宗于是始议亲征焉。盖用兵之道，当以气胜。真宗此时若不亲征，则我师之气不振，而虏之势愈张。寇准料之已熟，故决意劝帝亲征也。

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心知二人之谋，乃阳为不知者，曰：“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诛也。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计幸澶州。二人由是怨准。庚午，发京师，准命朝士出知诸州，皆于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库皆财，不责汝浪战。但失一城一壁，当以军法从事。”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至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策，修斋诵经而已。时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

临江，即今江西临江府。金陵，即今应天府。阆州，即今四川保宁府。珥，是日旁的气，如耳环之形，所以叫做珥。

真宗因契丹侵犯澶州，欲从寇准之言，将议亲征，乃宣召在廷群臣，问以方略。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临江人，与金陵相近，因请真宗幸金陵以避虏。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阆州人，与成都相近，因请真宗幸成都以避虏。这两人都顾念私家，不论朝廷利害。真宗心里疑惑，乃以其谋问于寇准。准心知是王钦若、陈尧叟二人之谋，只装做不知，对说：“这是谁人为陛下画此计策，据其误国之罪，真可斩也。夫陛下以神武驭世，将臣同心协和，愿效死力。若大驾一出亲征，敌必畏惧威灵，自然远遁。若不遁去，我则相其机宜，或用奇兵，出其不意，以挠其谋；或坚守城郭，不与之战，以老其师。战守皆由于我。彼处其劳，我处其佚，以佚待劳，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宗庙社稷，欲幸楚蜀远地？大驾一动，则各处人心都慌张无主，崩离溃散。敌于此时乘势长驱深入内地，天下岂复可保乎？”真宗见其说得明切，乃决计幸澶州。然王钦若、陈尧叟不得行其谋，则深怨寇准矣。庚午日，真宗驾发京师，准命在朝官员有才力者，出守诸州要害，都到殿廊领敕，因戒谕之说：“汝等莫愁无兵，百姓每都是兵，任汝选练。也莫愁无财，府库中都是财，任汝支使。朝廷只要保守地方，不责汝出兵浪战。但失了一城一壁，即以军法处治，决不轻贷也。”钦若为人诡谲多智，准恐其在朝妄有陈说，疑沮大事，乃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军马至天雄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计可施，只是修斋诵经，祈天保佑而已。小人遇事不能担当如此。时司天监奏言：“日边有晕如耳环一般，黄气周围充塞。据占法，虏当不战而却也。”其后车驾渡河，虏气遂夺，不待接战而和议已成，果如司天之言。

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适苦寒，左右进貂裘。帝却之曰：“将士皆然，朕安用此耶！”壬申，契丹兵直犯前军而阵。未接战，萧挞凛出按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发矢中挞凛，死焉。契丹主大惧，欲引去，而宋师数十万方至，由是和议益决。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甚盛，众请驻跸。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众议皆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乃复入，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陛下若不过河，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虏骑充斥如此，君何不赋一诗退虏耶！”即麾卫士进辇。

真宗从寇准之策，亲至于澶州，遂与契丹讲和。史臣叙说：真宗既发京师，在中途偶苦寒冷，左右进貂裘。真宗不用，说道：“今从征将士都冒寒远行，朕安可独尚此裘耶！”其体恤将士如此。壬申，契丹兵恃其强，直犯前军，排列阵势。尚未交战，契丹统军使萧挞凛，出马看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管守床子弩，见挞凛来，发弩放箭，正中挞凛而死。挞凛有机勇，契丹主甚倚赖之。见其死，大惧，欲引兵北归。而宋朝各处兵马数十万方至。彼气既夺，我势益张。由是契丹求和之议益决。丙子，众请上暂且驻跸。寇准再三奏请说：“陛下亲帅六师，而畏虏之盛，不敢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名而决胜策也。”众人皆惧，莫敢劝行。准尽力争之，不能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前，与之说：“高太尉，你受国厚恩，享此高爵，今日事势紧急如此，亦思有以报国家否乎？”高琼对说：“琼一介武夫，惟愿捐躯效死，以报国家。”准乃又入奏请。琼即随入，立于庭下。准大声奏说：“陛下若不以臣言为是，何不试问老将高琼等，当过河否。”琼即仰奏，说：“准所言极是。陛下若不过河，则将士之战不力，百姓无所归命，就如丧父母一般了。”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以琼言为非，遽呵止之。琼发怒说：“你等平日不过会做些文章，以此致位两府。今虏骑充塞如此，君何不赋一首诗以退虏骑耶！今当用武之时，文章何用？高琼保任寇准之策，定不差也。”于是真宗之意乃决。高琼就指麾护卫军士，进辇渡河。此时若非寇准决策，高琼力赞，则真宗未必就肯渡河。天下事尚未可知矣。

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帝悉以军事付寇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真宗既至澶州，因高琼力赞寇准之议，遂进辇渡河，御北城门楼上。远近望见乘舆伞盖，知天子果然亲征，诸军皆踊跃奋励，欢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为之惧而夺气。真宗把一应军中的事，尽付与寇准。准承制得专决机务，凡发号施令，都明爽严肃，士卒无不畏惧悦服者。既而契丹遣数千骑来逼近城下，看我军动静。准令出军迎击之，斩获其太半。贼遭挫衂，乃引去。真宗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镇守调度从容。使人到准处审看准做些甚事。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酒博戏，歌谑欢呼，如无事一般。真宗乃大喜，说：“准当兵事匆遽之时，从容闲暇如此，必有万全之谋矣。朕复何忧哉！”盖准审势度时，已有胜算，且欲慰主上之心，安三军之志，而阴夺敌人之魄，故处之泰然如此。其识量宏远，出于寻常万万矣！

戊寅，曹利用自契丹还，言契丹欲得关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邀求，朕当决战。若欲货财，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准不欲赂之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准盖欲击之，使只轮不返。帝方厌兵，乃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被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尚未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飞龙使韩杞，持书来请盟。准不从。会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乃许其成。复遣曹利用如契丹军议岁币。帝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准闻之，召利用至幄，谓曰：“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定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誓约，各解兵归。自是南北弭兵，寇准之力也。

关南地，是瀛、莫二州，即今河间府所属地方，晋石敬瑭割以与契丹。至周世宗伐契丹，取之，复归中国。契丹入寇，正欲得此地。又通书议和，真宗遣崇仪副使曹利用奉书往报之。至是十一月戊寅，利用回朝，说契丹要得关南地以和。真宗说：“这地是祖宗所传之地，岂可弃割。彼欲得之，极为无名。若必邀求不已，朕惟有决战而已。若欲货财，昔汉文帝尝以玉帛赐单于，有此故事，宜可勉许。”寇准以为，虏气已夺，我战守之力有余，岂可赂以货财，示之以弱？彼若欲求和，则令称臣于我，及献还中国幽州、蓟州等地，方可许之。因画计以进，说：“必如此而后可保国家百年无有边患。不然，则今日虽和，不过数十年之后，虏且生心，窥伺我动静矣。”盖是时，虏深入吾地，食尽兵疲，而我兵四集，士气正倍，准欲合兵击之，尽歼其众，使其只轮不返。而真宗素无远略，方厌兵革之苦，乃谕说：“但保今日无事，数十年后，另有人出来打御他。朕不忍驱民于战，使生灵被困，且许其和可也。”然准意尚未之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其飞龙使韩杞，持书来求盟。准不从。适有谗谮寇准，说他幸国家用兵，以专权取重者。准恐获罪，不得已，乃许其和。又遣曹利用往契丹军中，定议每岁币帛之数。真宗谕说：“若契丹贪求无厌，你不得已，虽以百万许之亦可。”准闻之，私召利用到己帐房中，与之说：“你虽奉有圣旨，许他百万。然虏情无厌，事当慎始。汝须加忖量，若所许过三十万，我斩汝矣！”利用奉命而往，竟许他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而定和议。称宋朝为兄，契丹为弟，交写誓约文书，各罢兵而息。自此之后，南北兵息，天下无事，乃寇准劝上亲征之力也。

按当时寇准之意，专主于战；真宗之意，专主于和。寇准岂不知战为危事？盖战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和可久长。惜乎！真宗仁而不武，遽许之和。其后岁币日增，而国势愈弱，至于靖康，竟有北狩之祸，一如准之所料。故御虏者，必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长策。此不易之论也。

春二月，寇准罢。准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耳。”自澶州还，颇自矜其功。帝亦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顾准寖衰，竟罢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

例簿，是升官的资格簿。陕州，即今河南陕州。

景德三年春二月，寇准罢相位。史臣叙说：寇准为宰相，其用人只论才品，不拘资次。同僚以为非旧规，颇不喜。一日推升官员，同僚将眼觑着该吏，教他将升官例簿送看。准说：“宰相以进退人才为职。知其贤，即当进之；知其不肖，即当退之，何必拘例。若不论贤否，只照旧例，挨次进用，则不过一掌案书吏之事耳，又安用宰相乎？”准澶渊回还，自以为有退虏功，颇露矜夸之意。真宗亦因澶渊之功，待准眷顾隆重。一日朝罢，准先退，真宗以目送之。钦若在旁，心生嫉妒，因进说：“陛下敬重寇准，将谓其有安社稷之功耶？”真宗说：“果然。”钦若奏说：“陛下但知准有退虏之功，不知准有辱国之罪。昔春秋之时，楚人伐绞，兵临其国，绞人降服。楚人与之盟于城下而舍之。《春秋》以绞人不能御敌，特书以耻之。澶渊之举，正所谓城下之盟也。夫小国之于大国，势力不敌，故为此乞哀求和之举。今以堂堂天朝，乃亲屈万乘之尊，与虏人盟于城下，是《春秋》之所深耻也。而陛下乃以为功乎？”于是真宗愀然变色不乐。钦若又乘机进说：“陛下曾闻赌博之事乎？赌博者，输钱将尽，无计可施，则尽其所有之钱，出与之博，以侥幸于一掷。这叫做孤注，为其输赢只此一举，更无第二着也。今澶渊之举，准不能别出方略，遽欲圣驾亲征，万一不利，臣不知准再有何法可支。是准以陛下万乘之主，作一孤注耳，岂不危哉！”真宗中王钦若的谗言，由是眷顾寇准之意，渐见衰薄，竟罢准相位，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

大抵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况功高则忌者愈深，宠盛则间者愈密，自非明君，鲜有不为所惑者。钦若之于真宗，既援《春秋》之义以愧之，又举孤注之喻以危之，其言若切于事情，使听者不觉其易入。此小人之所以可畏也。真宗不能深察，而轻弃社稷之臣，其亦不明甚矣。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之鸱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辱，居常怏怏不乐。王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沉思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喻以圣意，宜无不可。”乃乘间为旦言，旦黾勉从之。

鸱尾，是屋上兽头。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世言古之帝王，致治升平，则加土筑坛于泰山上，祭天以告成功。然此皆秦、汉之后怪诞不经之说，非实事也。黾勉，是勉强的意思。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降于承天门之鸱尾上，大赦天下，改元为大中祥符。先是，真宗听王钦若谗谮寇准之言，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耻，每常间怏怏不乐。王钦若欲逢迎取宠，揣知真宗厌兵，却故意进说：“陛下既追悔澶渊之盟，何不用兵攻取幽、蓟地方，以洗雪前耻？”真宗说：“河北生灵自讲和以来，才免于兵革之苦，朕安能再用兵耶？卿可更思一策。”钦若乃进说：“今惟有修举古帝王封禅泰山之礼，见得皇穹恩眷，天下太平，用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而洗雪澶渊之耻。但自古封禅者，必得天降祥瑞，希世绝伦不易有之事，乃可举行此礼。然上天祥瑞，岂可必得。前代人君也有将人力假做出来的。惟在人主先自深信而尊奉之，以明告天下，则天下的人，便道真是天降的祥瑞了。”真宗心知其非，而不能自断，沉思久之，乃说：“王旦每事持正，得无以为不可乎？”钦若又说：“臣请喻以圣意，旦宜无不可。”钦若乃乘旦空闲，具言其事。王旦知上意难回，遂不敢谏，而勉强从之。由是天书封禅之事成矣。

按当时澶渊之盟，亦未为失策。真宗若能修德自强，选将练兵以待敌人之衅，则故地可复，契丹可图，岂止雪澶渊之辱而已乎！不知出此，而听小人之邪说，为矫诬上天之事，垂之史书，遗笑千古，岂非后世之永鉴哉！

乙丑，帝谓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盖所降之书也。”王旦等皆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缄书甚密。其书黄字三幅，词类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论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韫以所缄帛，盛以金柜。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等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星冠绛衣，是道家的冠服。老子，姓李名耳，即孔子所称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盖道家之宗也。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日，真宗既用王钦若之言假造天书，欲以夸示天下，乃谓群臣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时，方欲就寝，忽宫中光曜满室，见一神人，戴着星冠，穿着绛衣，来告朕说：‘上帝见今治化隆盛，将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以示眷异。’此神人传上帝之命以告我也。今日果见皇城司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绢一段，曳系于鸱尾之上。’必是天所降之书也。”王旦等都迎合上意，遂率群臣称贺。真宗即步行到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登屋取天书，恭奉以下。王旦遂跪捧而进，真宗再拜受之，付陈尧叟拆封。其黄绢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是说太祖姓赵，起于宋地也；“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是说以天下神器付于后人，当守之以正也；“世七百，九九定”，是说国祚绵远，传之无穷也。其书缄封谨密，书上有黄字三幅，词语似老子所著《道德经》。初一段说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述先世之业。次一段教真宗清净无为，简默俭约，以崇尚老子之术。末一段述宋家世祥久远之意。此即所谓天书三篇也。陈尧叟宣读讫，真宗又跪捧尊藏，仍将绢帛包裹，以金柜盛之。天书既成，钦若之计得行。陈尧叟等又援引经书所载祥瑞之事，附和其说，以阿奉上意，于是中外臣民揣知朝廷之意，争言祥瑞矣。独有龙图阁待制孙奭奏真宗说：“祥瑞之事，本不可信。况天书尤为无据。以臣愚所闻，孔子有言，天何言哉？既不能言，岂有书也？”真宗不能答，为之默然。

夫自古言祥瑞，未有若天书之妄诞者。此虽庸愚之人，莫不窃笑，而在廷群臣，相率附和，无一能救其失者，独孙奭能言之。可见人臣容悦者多，正直者少。君心一有所惑，则谄谀四至，日陷于非而不自觉矣。岂非明主所宜深省者哉！

八月，以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将有事汾阴而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陈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毕东封，又议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之意。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尝停封禅，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乃卑辞厚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臣侥幸之资。此臣所以长叹痛哭也。”时群臣争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夫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从。

汾阴，是地名，在今蒲州荣河县。汉武帝尝亲祀后土于此。继迁姓李，累世据银、夏等州，太宗时纳款，赐姓名为赵保吉，授以官爵，未几复叛，为西边患。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以宰相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真宗将祀后土于汾阴，适值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谏之，历言其不可者十事。且说：“陛下才完东封泰山之事，又讲西幸汾阴之礼，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巡幸之意。盖先王凡有征行，必先于五年前占卜吉凶。五年五卜皆吉，然后行；不吉，则不行。其谨如此。今国家营缮土木之功，连年不止，而各处水旱为灾，饥馑甚多，乃欲劳民力以事鬼神。鬼神有知，必不享矣。”奭又上疏，说：“今在朝奸臣，因见先帝曾停止封禅，便说先帝有此志而未成，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此言似是而实非也。昔先帝尝欲北伐辽以平幽、朔，西灭李继迁，以取银夏等州。今在朝诸臣，并不曾有献一谋，画一策，以赞陛下继承先志者。而乃使国家卑其言辞，厚其岁币，以求和于契丹；蹙小疆土，羁縻官爵，以姑息于保吉。不念主辱臣死之大义，而视为空言；不畏诬下罔上之大戒，而反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创造之业，为奸臣侥幸富贵之资。君臣若狂，国家将乱，此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时群臣又争献祥瑞。奭又上疏，说：“今人臣相率欺罔，阿意取容。虽野雕山鹿之微物，亦称为珍禽，而形之奏简；秋旱冬雷之异事，乃反谓瑞应，而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耶？则天居高听卑，不可以欺。将以愚下民耶？则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愚。将以惑后世耶？则人心是非昭然，不可以惑。大凡国将兴，则人君听察于民，用舍好恶，惟民是从，故事皆得其当而兴；国将亡，则人君听信于神，不务修德，而谄渎鬼神，故事皆失其当而亡。陛下何为不自思省，而甘处于危亡之地也。”疏上，真宗虽心嘉其忠，而不能从。

按当时天书之事，起于王钦若，而决于丁谓，虽以王旦、寇准之贤，不敢有异议，独奭反复言之，至剀切矣！真宗知钦若之奸而不能去，知奭之忠而不能用，谓之何哉？先王惟畏天明命，故无所不畏。若真宗者，上以欺天，下以欺民，中以自欺，方且欲以夸示夷夏，亦可谓至愚也已。

太尉侍中王旦卒。旦为首相，会天下无事，慎守祖宗法度，无所变改。帝久益信，言无不从。凡大臣有所奏请，必问曰：“王旦以为何如？”旦与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贫，客恒满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日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除，必先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奏入，无不俞允。丁谓因是数谮其专，莫知其故也。

太尉侍中王旦病卒。史臣叙说：旦为首相，遇天下承平无事，谨守祖宗法度，未尝以己意变更。真宗任用既久，愈益敬信，旦之所言无不听从。大臣欲行一事，有所奏请，真宗必问，说：“此事王旦意思以为何如？”其信重如此。旦性简默，与人相处，不轻发言笑。及至奏事，或群臣意见不合，议论异同，旦从容出一言以断之，即无不定。其操守廉洁，虽居相位，其家甚贫。宾客常至满堂，旦未尝拒之，而亦不轻与之接。察其中有才识过人，可与议天下之事，及素有名望者，数日后召与之语，咨访四方利弊，或口不能尽，使之书写其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果可任用，即密记其名，自后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委除授，必预将所记者，开具四三人姓名，密请于上。真宗择其可用者，以笔点之。同僚不知，乃各以己见争欲荐用，多不合真宗之意。惟旦奏入，无不依允。丁谓因此嫉妒，时时在真宗前谮他专擅，不知旦已预先奏请得旨，非出于己意也。

旦在宋为贤相，其事之可纪者固多。至于不妄言笑，而一言足以决大疑；不市私恩，而群才悉为所收用，尤得大臣之体。此史臣所以特书之也。

旦凡荐人，人未尝知。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从容言之，旦曰：“旦处安得有毁人者？但师德后进，待我薄耳。”及议知制诰，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守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张士逊转运江西，见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遵其言，不求羡利。人称士逊识大体。薛奎发运江淮，辞行。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叹曰：“真宰相之言也。”

转运、发运，都是掌管一路钱粮的官。

史臣又叙：王旦每凡荐引人才，人未尝知其荐者。盖不敢以朝廷官爵市私恩也。谏议大夫张师德曾两次到旦门求见，竟不得见，以为被人谗毁，故为旦所拒，告于向敏中。敏中从容与旦言之，旦答说：“旦处安得有人谗毁人者？但师德乃后进之士，习于浮薄，不以厚道待我耳。”及知制诰缺官，议要用人。旦叹说：“可惜张师德是名家之子，素有才行可用。不意他两次到我门求见，希图荐举。夫师德以状元及第，荣进已素定，但当安静以守之，何患不做美官，而乃急于进用如此。状元犹且奔竞，将使孤寒之士，无阶而入者，又当何如耶？是其人才器可取，而不自爱为可惜也。”这是王旦裁抑奔竞，以正士风的意思。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见旦请教。旦告说：“朝廷征求财利之法，可谓至矣！不可更为搜括，以困吾民。”于是士逊遵守其言，并不加求羡余银两。时人翕然称之，以为识大体。乃旦教之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行。旦无他语，只说：“东南民力已竭尽矣！可不思所以安辑之乎？”奎退而叹说：“宰相上佐天子，保国安民，旦惓惓以百姓为忧，真宰相之言也。”

大抵辨论人才之法，当以平淡为上，躁竞为下。师德虽才，即其躁进一念，何所不至？宜为旦之所抑也。及旦每论理财，则以民力为言。盖民者财之所自出。民富则财充，而上下皆益；民穷则财尽，而上下皆损。旦之言若为民，实所以为国耳。《大学》论用人理财而思休休之大臣，若旦者真无愧矣。

秋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使。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当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帝尝问曾曰：“凡臣僚请对，多求进者。”曾对曰：“惟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两过洛阳，皆幸吕蒙正第，曰：“卿诸子孰可用？”蒙正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简由是进用。

洛阳，即今河南府。颍州，即今凤阳府所属颍州。

乾兴元年秋七月，仁宗即位，以参知政事王曾平章事，知开封府吕夷简、右正言鲁宗道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钱惟演为枢密使。这四人都是一时人望。史臣因叙说：王曾为人端方严毅，持重不苟，每进见真宗，言国家利害之事，议论详审，切中道理。于天下贤才多所荐拔，至于侥幸骤进者，尤深恶之。真宗尝问曾说：“人臣进退，出自朝廷。今臣僚有所请对，多自求进用者，为之奈何？”曾对说：“士人之节概，在上所以励之。惟陛下裁抑奔竞躁进之人，崇奖恬退静守之士，则天下知重廉耻，畏名义；即有奔竞躁进者，亦无所容，而士风自正。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东封岱岳，及亲祀汾阴，两次过洛阳地方，皆枉车驾，临幸吕蒙正家。是时蒙正方致仕家居，真宗因问蒙正说：“卿诸子中谁可大用者？”蒙正对说：“臣诸子皆庸才，不足用。有一侄夷简，今任颍州推官，乃是宰相之材，可大用者也。”真宗记忆在心，故夷简得不次进用，至是擢居政府，推真宗之意也。

按真宗之末，奔竞者多，至使人臣得自求进用，士风之坏极矣。独王曾正色立朝，凛然有难进易退之节，故其告于君者，必欲抑奔竞而崇恬静，诚至当不易之论也。仁宗冲年，首用王曾为相，而一时名士如夷简、宗道辈，皆并入政府，朝廷可谓得人矣。

仁宗皇帝，名祯，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灾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书之处。天圣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毁。有诏逮系看守宿卫人员，送法司问罪。此时仁宗嫡母刘太后临朝，见此宫被毁，涕泣而对大臣说：“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费，竭力以建此宫。今守卫者不谨，一夕之间，延烧殆尽，只留下长生、崇寿二小殿而已。何称先帝之遗意哉！”枢密副使范雍直言对说：“以臣愚见，不如将这两所殿尽数烧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宫，至于竭尽天下财力。今一旦遽为灰烬，出于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若因其所存，又将修葺，则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吕夷简皆助雍言以为是。中丞王曙亦奏说：“玉清昭应宫之建，乃崇尚异端，与圣经之义不合。天降灾异，正示警戒。愿扫除其地，不复营建，罢诸祷祠，不复修举，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又奏说：“这是天灾，非因守卫不谨之故，不当置狱拷讯。”太后与仁宗闻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减免守卫者之罪，下诏：已烧的不复修治，留下的长生、崇寿二殿，改为万寿观，以奉香火而已。

盖人主继体守成，惟当谨守先朝之善政，而不当因循先朝之失德。若玉清昭应宫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无天灾，犹当毁之，况其灾乎？仁宗之时，君子满朝，故一听纳之间，而严天戒，宽民力，黜异端，明典礼，且补先帝之阙失，而有继述之善图，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

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则文武为两途。政出多门，自古所患。乞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从之。

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宋初枢密院专领兵政，事权与中书省颉颃，号为二府。至是西北边用兵，知谏院张方平以边事重大，不当专委枢密，乃上疏说：“宰相在密勿之地，职司机务，朝廷一政一令，不论文武军民，皆从中书省出，其事权自古重之。若枢密院，则古所未有也。盖起于后唐时，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以腹心大臣领其事，乃一时权宜之制，不可为法。相沿至今，事权日盛，遂与中书省相均。凡中书所行，关军机武职者必报枢密；枢密所行，关民情文职者，必报中书。是军与民分为二体，文与武别为两途。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政府之外，复有政府。所谓政出多门，甚非事体。自古乱亡之患，未有不由于此者也。自今乞复古制，裁革枢密院，或将本院所管职掌，并入中书省为便。”仁宗从其言，故有宰相兼枢密之命。

夫百司庶府，各有专职，不可相兼。惟朝廷统领万几，而宰相实佐理之，有所分，则事权不一；有所参，则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当总之。况军国重务，必资庙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以蔡襄、欧阳修、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谏，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耳。愿陛下察之。”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数为帝分别言之。

宋时门下、中书两省，设有谏院，即古者补阙拾遗之职，以他官领者，叫做知谏院。右正言，亦谏院官名。

庆历三年三月，以馆阁校勘蔡襄、集贤校理欧阳修、知鄂州王素并为知谏院官，同知礼院余靖为右正言官。是时仁宗励精求治，增置谏官。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开，而又恐直道难容，正人不能久立于朝，乃上疏说：“人君委任忠谏之人不为难，惟虚心听谏为难；听信忠谏之言也不为难，惟实用其谏为难。今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诚不欺、刚正执法之臣，必能尽言极谏，裨益国家。臣不患其不能谏，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谏，必将设出沮抑他的说话来。其沮抑之说，不过三样，一说他沽名卖直，一说他结知求进，一说他居下讪上以彰君过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论，身死且不避，何暇顾区区身后之名声，与其身外之富贵乎？可见说好名好进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谏，则有改过不吝之美，而天下享无穷之福，乃所以增其善，岂所以彰其过乎？可见说彰君过者，不足信矣。愿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谗间正人可也。”仁宗嘉纳其言。其后欧阳修每入对，仁宗必以其言问于宰相，咨访其可行者行之。于是革弊厘奸，多所张弛，小人翕翕腾谤，以为不便。修恐善人不胜，数与仁宗分别言之。

大抵好治之主，惟恐人之不言，言路既开，则君子因得尽其忠，而小人亦将肆其说。一不加察，则巧佞者进，而忠直者疏，此蔡襄所以虑用谏之难，而欧阳修汲汲于君子小人之别也。然君子小人岂难辨哉！惟明主清心寡欲，无隙可投，则小人自不能入，而君子至矣。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因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进《朋党论》，以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

史臣又记欧阳修的事说：初范仲淹知开封府时，上疏讥切时政，吕夷简恶之，谪贬仲淹于饶州。那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皆以仲淹之言为是，各相论救，亦见斥逐。于是群邪小人韩渎等请书仲淹等为党人，揭之朝堂，而朋党之论遂起，士君子被祸者多矣。及仲淹见知于仁宗，日受眷注，公道昭明。修作《朋党论》一篇，进于仁宗。其大略说：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但知有道，道同则相与为朋；小人但知有利，利同则相与为朋。此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虽有所同，其实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何也？盖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慕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交结，党助援引以为朋者，都是假意。及其见利，则争先取之，不肯少让。或利尽则交绝，反相倾害，虽兄弟至亲亦不能保，何况他人？所以说小人无朋。若君子则不然。所操守者在道义，所践行者在忠信，所爱惜者在名节。以此修身，则彼此切磨，同道而相益；以此事君，则夙夜匪懈，同心而共济。且自始至终，真切无二，这才叫做朋友。所以说惟君子有朋。为君者，但当虚心鉴别，孰为小人之伪朋，则退远之；孰为君子之真朋，则进用之，天下自无不治矣。何必以朋党为疑，使小人得以借口，而君子不能自保乎？修凡论事，俱恳切正直，无所隐讳，人都恨他，视之如仇敌，思欲害之。惟仁宗知其敢言，特加称奖，顾侍臣说：“人臣正直者少，阿随者多。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盖叹其不可多得也。

按朋党之论，欲人主退小人，用君子，其言甚切。然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其几难辨。而况小人之言，媕婀而易入；君子之言，正直而难容。自非明主先正其心，以端好恶之原，未有不为小人所惑者。仁宗能用仲淹等于弃逐之后，奖欧阳修于众恶之中，君子满朝，一时称盛，亦可谓宋之明主矣。

戊子，雨，辅臣称贺。帝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饬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庆历三年，自正月至五月，天久亢旱不雨。至戊子日，乃雨，远近沾足。辅臣率百官称贺。仁宗谕说：“今岁天久不雨，小民难以种作，将害农事。朕心甚悯，每自焚香上祷于天，以祈玄佑。昨夜在寝殿中，忽闻微雷之声，心中喜幸，急遽起来，整冠束带，露立于殿庭之下。瞻望须臾，大雨来至，朕身上袍服尽皆沾湿。直待移时雨霁，朕又再拜以谢上苍，方敢升阶还宫。自此之后，犹望枯槁之苗尚可救济，以期丰熟也。近者朕意本欲下诏罪己，引咎自责，撤去常用之乐，减损日尚之膳，以回天心，又恐近于崇饬虚名，徒美观听，不若夙兴夜寐，精白一心，密地祈祷，不以外闻，庶几应天以实不以文，或可精诚感通，乃为佳尔。”

按仁宗此谕，为不敢受贺而发，可以见其侧身修行之实矣。盖自汉、唐以来，人君每遇灾异，则下诏罪己，撤乐减膳，以为修省，初意非不美也。但相传既久，徒为虚文而已。夫匹夫犹不可以虚文感动，况上天乎？人君心与天通，则降监孔赫；修饬虚文，反涉矫诬。仁宗此论，真修德弭灾之彝宪也。

九月，晏殊罢。以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衍在枢密，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庆历四年九月，宰相晏殊罢任。仁宗以枢密使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参知政事贾昌朝为枢密使，召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参知政事。杜衍在枢密院守正不阿，未尝以朝廷官爵轻易与人。每有内旨传升官员，衍皆停阁不行，积诏旨至十数通，即封还御前，竟不传出。仁宗知其忠直，愈加信重。一日仁宗谓欧阳修说：“杜衍封还内降，外人亦知其事耶？此事人或知之。至于人在朕前干求进用，朕每每告以杜衍在朝，必有所不可，因而遂止者，比封还之数尚多。此则外人不及知，而朕独知之耳。”

古者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虽天子不得私以与人。若使干求进用者皆从内降，则是以天下名器为人主市私之物。爵禄不足重，统体亦甚亵矣。杜衍封还内降，最为忠直。然仁宗不以为忤，而且称之，亦贤矣哉！

夏六月，诏州郡自今勿得献瑞物。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免茹孝标罪，戒天下勿献。”

无为军，即今庐州府无为州。

仁宗皇祐三年夏六月，诏天下州郡，自今以后，毋得贡献祥瑞等物。是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于朝，希图恩宠。仁宗不悦，却之。因下诏说：“天子职养万民，明王不宝异物。朕他无所好，只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盖时和物阜，五谷丰登，则百姓安乐，而国本安于泰山，岂不是瑞？贤俊登庸，君子满朝，则朝廷有人，而国势重于九鼎，岂不是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之不足为重，无之不足为轻，徒蛊人耳目，荡人心志而已，何足尚哉！茹孝标妄献瑞物，本当治罪，姑从宽免究。其布告天下，自今勿得贡献瑞物。”

大抵人主好尚，关系甚大，不可不谨。除天下岁贡额办外，凡有不时进献者，即系谄邪小人，败坏圣德，以为希宠干进之图，所宜亟加诛绝者也。然小人百计钻伺，为术甚工，而人主一念不谨，即为所惑，若非真以亲贤乐善，保国爱民为心，未有不为嗜欲引去者。故“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真治天下之药石也。明主其深念之。

以文彦博、富弼平章事。初，彦博与弼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及宣制，士大夫相庆于朝。帝遣小黄门觇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贺。会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与射于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仁宗召忠武军节度使文彦博、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还朝同平章事。史臣叙说：初彦博与弼同召至国门外，仁宗因两人具耆旧大臣，德望素重，特召文武百官都出郊外迎接，以示尊礼之意。知谏院范镇奏说：“人君之于大臣，固当有致敬之仪文，尤贵有倚毗之实意。若外貌隆重，只以虚礼加之，不若推至诚恻怛之意，专心委任，始终如一，尤为得任贤之实也。”及传宣制书，以文彦博、富弼为相，满朝士大夫莫不私相庆幸，以为老成秉政，社稷之福。仁宗密遣小黄门出外探听众论何如。及知朝臣相庆，仁宗甚喜，乃谓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之明君，其命相或得之于梦，如高宗之于傅说；或得之于卜，如文王之于太公，皆非偶然。今朕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为相，虽不假于梦卜，而人情欢悦如此，可谓得贤矣。岂不更胜于梦卜哉！”修乃顿首称贺。是时适有契丹使臣耶律防至京，枢密使王德用与之射于玉津园中。防因谓德用说：“南朝天子，以公掌枢密院，任将帅之事，而又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其人矣！”

夫人君用一宰相，中外之观望系焉。得其人，则朝野相庆，而四夷皆畏之。不得其人，则不惟朝野失望，彼四夷则窥见朝廷之无人，而侵侮之患至矣。仁宗召用二相，深惬中外之心，其后韩、范诸臣亦相继柄用，有宋得人之盛，莫过于此。其称一代之令主，宜哉！

以包拯权知开封府。拯性峭直刚毅，恶吏苛刻。为政务敦厚，虽嫉恶如仇，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生无私书。及知开封，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其笑比黄河清焉。

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府。宋都汴梁开封为京府，用皇太子管府事。仁宗时未有皇太子，乃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包拯，权知开封府事，盖重用之也。包拯为人素性峭厉正直，刚毅不挠，深恶当时官吏以苛细刻薄为务。其为政专尚敦笃仁厚，不事苛刻，见了为恶的人，虽是深加嫉恶，如冤仇一般，然待之未尝不以至诚忠恕，情意恳切，盖未尝弃人于恶也。与人相交，必择正人端士，不为苟合，必以诚心直道相与，不为假言语，虚体面，以求悦于人。奉公守法，平生绝不与人通私书。及知开封府命下，一时贵戚宦官，皆为之肃然敛手，不敢犯法。吏民畏其严明，不敢欺瞒。下至儿童妇女，也都晓得他的声名。因其曾为龙图阁待制，叫他做包待制。京师中有两句谣言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说别的官都通得关节，可以干求请托，只有包待制就如阎罗王一般，通不得一些关节。言其公直无私如神明也。又以其赋性严毅不轻喜笑，将他的笑容比做黄河清一般，言其难得也。

大抵朝廷之事，自有公法，人臣之节，难于无私。无私则法行，而天下并受其赐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正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帝从之。

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时司天官推算日行度数，该食六分五秒。及期，止食得四分，即下雨不见。群臣以为当食不食，乃是休征，欲援旧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奏说：“日之照临，合中国蛮夷之地，无不周遍。若云则不过蔽于一方，最为近狭。今在京师日为云蔽，虽不见其食，那四方远地无云的去处，必有见之者。岂可因此地不见，便以为休征而称贺乎？夫日者君之象，云者阴之气，日为云蔽，正上天警戒的意思。若谓人君为阴邪所蔽，聪明壅塞。凡民间之愁苦，四方之灾害，天下人共见共闻，莫不忧惧，而朝廷之上，独不得知。就如日食之变，其为灾慝甚明，四方共见，乃为阴云所蔽，而京师独不见的一般，故垂此象耳。且日之运行，本无差忒。其食不满分者，乃是历官术数不精，推测未至，非缘当食不食。正当治其失职之罪，亦非所以为贺也。”仁宗从其言，竟罢朝贺。

古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所以荡阳事而谨天变也。若遇灾不畏，日以受贺，岂非慢天之甚乎！司马光之言，甚得其正。仁宗即能从之，皆可为后世法矣。

复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札子，即今奏本。

司马光既知谏院，入对之后，又条陈三事，上殿奏之。其一论君德，说道：“臣切思人君之德，大者有三：一件是仁，一件是明，一件是武。所谓仁，不是妪煦姑息，沾沾然为私恩小惠以悦人，叫做仁。必也兴教化以正人心，修政治以安民生，兼利万物，使天下百姓个个都蒙被其福泽，如天地之无所不容，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烦苛伺察，屑屑然为小见私智以惊人，叫做明。必也知道谊而审察其当否，识安危而不失其事机，别贤愚使人品无所混淆，辨是非使国是无所摇乱，如日月之无所不照，这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强亢暴戾，刚愎自用，敢作敢为而不顾，叫做武。必也凡事之来，一以道理揆度之，道之所在，即断然行之而不疑。虽有奸邪，不能为之惑；虽有谀佞，不能为之移。如雷霆之无所不服，这才是人君之武。这三件不可缺一。仁而不明，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如有良田，而不能种作的一般。明而不武，则见善而不能用，见不善而不能去。如看着田苗被草莱荒芜，而不能耘耨的一般。武而不仁，则但知威严以检下，而无慈爱以及物。如但知收获，而不知种作的一般。三者兼备，然后威福并行，刚柔相济，庶事和平，而国家治强。少了一件，则德有所偏，事有所失，而国以衰。少了两件，则其偏愈甚，其失愈大，而国以危。三件通无，则君德全亏，天命去，人心离，而国以亡矣。然则人主可不务修三德，以为治国安民之本哉！”

按司马光所谓仁、明、武三大德，即孔子告鲁哀公所谓知、仁、勇三达德也。三德，人所同具，但为私欲所蔽，其始虽若甚微，而其后遂至于昏愚残暴而不自觉危亡之祸，皆由于此。可不畏哉！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人君修德之要务也。

“臣切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

元元指小民，是善良的意思。

司马光既论人主当用三德，遂直指仁宗说：“臣切见陛下天性慈祥温惠，处盈成而能谨察细微，居崇高而能接遇臣下。闾阎小民，育之如子；群生庶类，泛爱不遗。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加矣。然登极几四十年，而朝廷纪纲尚有亏缺废坠之处，闾里穷民尚有怨咨愁叹之声，其故何也？意者群臣不肖，不能仰承德意，以敷扬圣化，抑或陛下于仁、明、武之三德，容有万分一之未备欤？臣伏见陛下之待群臣，推诚相与，略无猜疑，且端拱无为，渊默不发。群臣各以其意见，有所陈奏，陛下不复咨访其事之利病，深察其言之得失，一皆允行之。夫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果皆忠实不欺、守正无私之士，则如此御之，可谓至善矣。设或有一奸邪参于其间，陛下漫无可否，听其所为，必至蠹国害民，危亡立见，岂可不为之寒心哉！盖陛下仁则有余，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养国脉，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鉴别，奋乾刚之威断，以揽权纲。使善者得以敷扬，虽微而必录；恶者不能逃遁，虽细而必诛。则明与武，足以济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备矣。是之谓帝王之全德。以此为治，虽唐、虞、三代之隆，亦何远之有哉！”

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乐于明察，亦何乐于威武？惟是人情之隐伏无尽，事几之交错无常，一不明则受其蒙蔽，一不武则至于废弛。自古昏懦之害甚于严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济之以明、武，然后为帝王之全德也。司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愿治者宜深省焉。

其二论御臣，曰：“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司马光第二札子是论人主临御臣下之道，说：“人主治天下之道，固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选任官职，必当其才；一件，有功必赏，而赏当其功；一件，有罪必罚，而罚当其罪。自古明君未有舍此而能治者也。今国家御群臣之道则不然。吏部凡有升迁，只算他历俸日月，而进其品秩；凡有铨注，只照他出身资格，而授以事任。若其历俸已深，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虽素称庸劣者，皆得以躐跻高位矣；若其资涂相当，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虽不堪驱策者，皆得以滥叨重职矣。这岂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国家凡有升赏，只采访人之虚名，而不核其实行；凡有黜罚，只在那文移案牍上责其罪状，而不审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之人都将旷废本业，崇饬虚名，以求功绩矣；以文行罚，则天下之人都将隐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责矣。这岂是信赏必罚之道？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臣，务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风俗；有文学者，使之待顾问，以辅养圣德；有政术者，使之为守长，以安辑百姓；有勇略者，使之为将帅，以镇抚四夷。不论日月之久近，而论人品之贤愚；不论出身之资格，而论才能之称否。有功则或增秩，或加赏，使之久任而勿迁其官；无功则或降黜，或废弃，更求能者以代其职；有罪则或流窜，或刑诛，必论之如律，而勿姑息宽贷以至于长恶容奸。这等御臣，然后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万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则是臣诈妄不忠，请伏面欺之诛。”

按司马光此疏，非谓资格可废也。用人以资格，虽有贤愚同滞之叹，而可以抑奔竞，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终不可改。但当以资格待常流，以超擢待异才耳。然非人主明目达聪于上，安得异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又曰：“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吴汉曰：‘臣死无所言，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

司马光第三札子专论拣选军士，大略说：“养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盖精则一可当十，百可当千，何贵于多？若多而不精，虽有百万之众，亦徒寄虚名，费粮饷而已。”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论仁、明、武三德的留宫中省览；第二札子论任官赏罚的，送中书省综核庶职；第三札子论选兵的，送枢密院戒谕拣军官。司马光又尝奏说：“朝廷每降赦书，除释人罪，虽是与民更生之意，其实害处多，利处少。盖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后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则为恶者无所惩，而犯法者愈众，非国家之善政也。昔汉臣吴汉临终对光武说：‘臣死无所言，惟愿陛下法必行于奸人，慎无轻赦而已。’又汉隐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而禁之。今日贼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见仇而不得讨者，莫大于数赦。’盖恶人昌则善人伤矣。诸葛亮治蜀，蜀人称其贤，亦说军旅屡兴而赦书不妄下。由此观之，则古之明君贤臣皆未尝以赦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岂非今日所宜慎哉！”

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则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

司马光既进三札之后，又条上五事，叫做五规。其一是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器也。其开创而得之者固为至难，其继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见之？盖王者初受天命，起于草莽之时，天下之人都与我比肩共事，素无统属。一旦与他每斗智较力而争天下，直到那百战之后，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后降心服气，稽颡而臣服于我。当此之时，若有一人的智与我相偶，则天下便中分而为二；有两人的力与我相参，则天下便鼎足而为三；有智力者愈多，则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势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夺造化，首出于一世之上，则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这岂非得之之艰乎？及夫继世之后，群雄已服，众心已定，天下之势归于一矣。为之子孙者，自以为传之万世，可以长享富贵，如泰山之不可摇动矣。于是乎骄侈惰慢之情生焉。骄心既生，则必至于玩兵黩武，勤远略以事四夷；穷泰极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于神怒于上而不恤，民怨于下而不知，一旦众心离散，涣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烂，如秦二世、隋炀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骄，以至于杀身亡国而不知，这岂非守之之艰乎？”

然创业之难，人所皆知；守成之难，人所易忽。创业之难，难于智力之不足；守成之难，难于富贵之有余。继世之君，若不深思创业之难，则以骄惰失之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二曰惜时。其略曰：“《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

泰、否、丰，都是《易经》卦名。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二款是惜时。大略说：“隆盛之时，难得易失。《易经》上天地交为《泰》卦。泰之极，则变而为否。天地不交为《否》卦。否之极，又转而为泰。盖治乱相生，乃天运之自然，有不可常恃其治者。故《丰》卦民物成亨，若可无忧矣，而又谓王者至此，宜戒于日中。孔子《彖传》释之说：‘天地之数，自盛必有衰。如日到中天，其势必昃；月到盈满，其体必亏。’人君处丰大之世，虽若无虞，而不知盛极当衰，实有大可忧者在焉。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恒存日中之虑，戒谨恐惧，日甚一日，故能挽回天运，保令名于不坠，延国祚于无疆也。若失此不为，使颓败之势已成，后虽顿足扼腕而恨之，亦无及矣。时其可不惜哉！”

三曰远谋。其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

迨，是及。彻，是取。桑土，是桑根的皮。绸缪，是缠绵补葺的意思。牖户，是鸟之窠巢通气出入的去处。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三款是远谋。大略说：“天下之患，有隐于幽远而不在目前者，人君当思患而预备之。《诗经》上的《豳风•鸱鸮》之篇说：鸟之为巢，及天未下雨之时，取那桑根的皮，补葺巢之牖户以防患害。夫所谓‘迨天之未阴雨’者，比喻国家当承平之时，上下安闲，无水旱盗贼之警，如天气晴明，阴雨未施之日也。所谓‘彻彼桑土’者，说贤才隐于侧微，当汲汲求之，以待国家之用，如鸟之取桑土也。所谓‘绸缪牖户’者，说资贤才之力，以修明其纪纲，整饬其政教，如鸟之绸缪牖户，而不使倾覆也。”

盖天下之事，谋之于目前则仓卒苟且，而无救于败。谋之于久远则从容周密，而不至于败。故《书经》说“远乃猷”，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之圣王，方暑而忧寒，方食而备饥，惕然远览，不敢荒宁，正为此也。愿治者宜永念之。

四曰谨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四款是谨微。大略说：“天下之患，每起于至微，不可不谨也。且如宴安怠惰，暂尔肆意，不过此心之少懈耳。然由此不已，必至于沉湎酒色，以极心意之娱。是乃所以启荒淫之根也。奇巧珍玩，偶然好之，不过此心之少侈耳。然由此不已，必至于穷极靡丽，以供耳目之欲。是乃所以发奢泰之端也。或为近习之人，甜言美语，为悲哀可怜之辞，有所求乞，而遽听许之，则必至于升赏纷纷。侥幸之途自此而启矣。或为阴私之辈，附耳而言，屏人而语，专为诡秘，而不早斥之，则必至于颠倒是非。谗害之门从此而开矣。爵赏乃朝廷之名器，不可不惜，一不加惜而轻与人，则位愈高而势愈逼。是僭逼之源，自我而导之矣。赏罚乃天子之威福，不可下移，一日下移，则权日去而势日卑。是陵夺之柄，自我而授之矣。凡此六者，方其初起之时，端倪甚微，常以为无害而不谨。然日滋月益，渐增渐长，遂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救。至于知其为害而后改图，则用力甚难，百倍于前矣。岂若禁于未发之为易乎？”

《周书》有言：“勿谓胡害，其祸将大；勿谓胡伤，其祸将长。”古语说：“涓涓不塞，流为江河；萌芽不折，将寻斧柯。”古之圣王，所以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者，为是故耳。明主可不慎诸？

五曰务实。其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国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帝深纳之。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五款是务实。大略说：“为国家者，不宜崇饰虚文，须要敦尚本实。如君道莫大于仁，然屡赦有罪，沿门散钱，特姑息之仁耳。惟乂安国家，普利百姓，使天下穷民个个都受实惠，乃是仁之实也。君德莫先于孝，然建立宫庙，修广御容，特一节之孝耳。惟保守祖宗之绪业，传之子孙，使继逋之美，世世可以遵行，乃是孝之实也。礼非繁缛之谓，乃礼之实也。乐非器数之谓，必和气通于上下，亲爱行于远近，风俗熙然，不相离怨，乃乐之实也。钩校簿书，非政之要领。惟别白是非，审定好恶，使万事各当于理，乃政之实也。苛责微文，非刑之本务。惟究诘奸邪，禁止暴乱，使威令必行于下，乃刑之实也。求贤不在文词声病之末，察之以言行，试之以政事，取有益，罢无用，乃求贤之实也。审官不在出身资序之间，量其材能之大小，课其功状之上下，进有功，退不职，乃审官之实也。纳谏之道，不贵于从，而贵于审，必问其安危之故，咨访其治乱之由，略浅近之言，而图久大之计，乃纳谏之实也。治兵之道不贵于多，而贵于精，必选勇果之士，习战斗之方，入可以守，而出可以战，乃治兵之实也。凡此十者，皆务实之道。实存则不求文而自文。若实之不存，虽有文采之饰，歌颂之声，亦终必亡而已矣，何益之有哉！”仁宗见其疏，深嘉纳之。

按司马光五规，事事恳切。至于务实之言，尤中时弊。盖天下所以不治者，只缘本实不存，虚文日盛。方其无事时，非不称为太平，眩曜耳目。一旦有事，则百孔千疮，杂然并出。譬之病在腹心，虽有四肢百骸，无能为矣。故象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虚文不足以致治，欲久安长治者，其尚务其实哉！

仁宗可谓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疏，今欲加兵。仁宗谓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诛，且屠戮百姓。”卒寝兵。京师疫，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请留供服御。帝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这一段是新安胡一桂总叙仁宗的事，以赞美他的说话。说：宋仁宗可谓一代至仁之主，恩德隆厚，不可及矣。凡死罪囚犯，少涉矜疑，必令拟议上请，多从宽宥，所全活每岁以千计。尝说：“朕以好生为心，不曾将‘死’字骂人。骂且不敢，况敢滥刑而置之死地乎？”又曾谕左右说：“朕昨夜因不睡而饥，偶思烧羊吃。”左右奏说：“何不传旨取讨？”仁宗说：“我今取讨一次，以后该衙门便日日准备，遂为永例。朕岂可不少忍一夜之饥，而开他日无穷之杀乎？”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每一枚直钱千文。仁宗说：“一枚千钱，二十八枚，直二十八千，一下箸之间，而费钱至二万八千。暴殄天物，吾不为此也。”契丹使臣来说：“高丽国职贡疏慢，今欲加兵伐之。”仁宗谕说：“高丽不贡，这只是他王子的罪，与百姓何干？今若加兵，彼必悉力拒命。王子未必能诛，而百姓且受杀戮之惨矣。”契丹闻之，竟为罢兵。京师中疫疠流行，太医进方救疗。内库出犀角二枝制药，其一乃通天宝犀也。或请留下以供上位服御。仁宗说：“明主不贵异物，而以爱民为先。朕岂以一犀为贵，而轻贱民命，不以拯救之哉！”

即此五事，可见仁宗之心，无所不用其仁矣。有罪之人尚不忍，况于良民；蠢动之物尚不忍，况于同类；异国之民尚不忍，况于本国；服御之珍尚可舍以救民，况于他物。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享四十二年之太平，而为宋之称首，宜哉！

苏辙制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开濂、洛道学之懿，尤为盛美。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耳。”诏州县皆立学，定太学生员，以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戴记》中表章此二篇，以风厉儒臣。是已开四书之端矣。

濂，是濂溪，即今湖广道州地方。洛，是洛阳，即今河南府地方。宋儒周敦颐讲学于濂溪。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学者宗之，因谓之濂洛之学。戴记，是汉儒戴德、戴圣所定的《礼记》。

胡氏又赞仁宗说：初，端明殿学士苏辙应举之时，制策中极言得失，且于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说：“设科策士，本求直言。今乃以直而摈弃，是外务求言之名，而阴实沮之。朝廷诏令，先自背驰矣。天下其谓我何哉？”竟不黜。又仁宗平生好学不倦，崇重儒臣，常与诸臣讲明治理，以维持斯道于不坠。上承太祖、太宗、真宗羽翼斯道之心，下开濂洛诸儒道学之懿，尤为盛美而莫及者也。仁宗一日御经筵，谓侍臣说：“朕每听诸臣讲解经史，真觉意味深长，虽盛暑未尝少有厌倦之意。朕殊不为劳，但恐卿等劳耳。”又以教化之本在于学校，诏天下州县皆立儒学，仍亲定太学生员，以名儒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训诲之。王尧臣及第，则赐《中庸》篇。吕臻及第，则赐《大学》篇。这两篇书载在《戴记》中，向未有表章之者。仁宗独以《中庸》一书具中和位育之化，《大学》一书立修齐治平之准，故特表而出之，以风厉儒臣，使家藏而户习焉。是时虽未有四书之名，而《学》《庸》二篇盛行于世。后与《论语》、《孟子》列为“四书”，则自仁宗开端矣。

按三代以后，世不乏英明之主，然非习于功利，则狃于词章，未有究心于圣贤之学者。而仁宗乃能崇儒重道，表章微言，使濂、洛诸儒得以衍其统于不坠，其功大矣。惟其日御经筵，盛暑不倦，故心志无所分，聪明无所眩，而义理自为之融通也。有志于圣学者，尚念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