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几乎仅是一种随机的选择。不少人类学家往往是其他专业的从业人员,仅仅由于特殊的关系与被调查的民族发生了接触,从而产生了了解异种文化的兴趣,也就业余地开始了自己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生涯。如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年)是一位普通工人,仅仅因为散心旅游的关系到了美国,后来又在古巴偶然地结识了考古学家克里斯蒂(Christian Thomsen,1788—1865年),并在克里斯蒂的指导下到墨西哥做考古发掘工作,因而走上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道路。这些声名煊赫的前辈在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前,没有经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专业训练,但他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毕竟开始了,并最后取得了成功。然而,他们的工作实践,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今天人类学学科的专业化田野调查规范就是由这一批学者奠定的,并在以后若干代人类学家不辞辛劳的工作中,逐步完善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科学规范。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田野调查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所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其涉猎面都极其广阔,以广而浅为其代表特色。这种调查对具体一个民族而言,往往只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难以深入一个民族的实际生活中去。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年)是当时一位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九次环游地球,所到之处对异民族生活见闻进行了搜集,整理出的资料数量极其可观。卡尔·马克思在指出他文笔拙劣的同时,充分地肯定了他能够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马克思亲手对这些资料做过摘录和评注。即使在今天,一个人要走这么宽广的地域,每次的历时又如此短暂,要想获得深入细致的资料也是不容易办到的。摩尔根在进行亲属称谓调查时,就深感世界太宽、民族太多,无法一一清理,不得不借用社会学的调查办法,将需要调查的亲属称谓列成表格,邮寄到世界各地,请各地的传教士、殖民军官、各地的行政长官为他代劳。当年中国广州的地方官就收到他寄来的表格,把中国的“九族制”列进表中寄还给他。采用这样的调查办法,难以深入是情理中的事情。
其二,这一时期田野调查的项目非常单薄,仅记录有限的见闻资料。譬如,摩尔根对家庭的研究,仅集中力量调查了亲族的称谓、婚姻当事人的男女比例,以及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至于家庭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家庭生活的具体细节、男女双方性关系维持久暂等,这样一些与家庭生活和家庭稳定关系密切的要素,在调查中被放到了次要位置。田野调查必然要受到调查人个人的时空和精力的限制,涉猎面极大,调查的项目就必然需要极大地缩小。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人类学著作大多是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如弗雷泽(J. G. Frazer,1854—1941年)的《金枝》多达12卷,巴霍芬(J. J. Bachofen,1815—1887年)的《母权论》近千页。在这样的巨著中,同类性质的资料堆砌,自然在所难免。其中运用的资料,如族名、地名、事件等的真实性难以一一甄别鉴定,这也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其三,这一时期田野调查的目标,在于寻找构拟世界范围内发展线索的实证资料。这一点在摩尔根(L. H. Morgan,1818—1881年)和泰勒的调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列出了人类社会由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进化谱系图。 [1]一、蒙昧时代,分为三个阶段:1. 初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住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里,以果实、坚果、根茎为食物;分节语的产生。2. 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作为食物和火的开始使用;石器开始被使用;在热灰中煨烤根茎与根块;棍棒与标枪的发明——间或获取猎物。3. 高级阶段——新石器时代:从弓箭的发明开始,复合工具开始出现;制陶开始;定居的萌芽;对生活资料的某种程度的掌握(木质的容器与用具);制造独木舟、木板住房开始了。二、野蛮时代,分为三个阶段:1. 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动物的驯养、繁殖与植物的种植(东大陆——驯养一切适宜驯养的动物和种植适宜种植的谷物;西大陆——驯养羊驼、栽培玉米等),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开始了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2. 中级阶段——在东大陆,从驯养家畜开始,较大规模的畜群开始形成游牧生活;在西大陆,靠灌溉栽培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干砖和石头开始,种植玉米、南瓜、甜瓜和园圃种植,木造房子,村落用木栅围起来;石头垒砌的城堡等。3. 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实现“田间耕作”;明晰林地,变成耕地与牧场;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榨油、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有炮楼的城市等。三、文明时代: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泰勒为了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还引进了一个专门术语“残留文化”。 [2]这个术语是借鉴生物学中的“残留器官”而来。他认为古代人类的文化,会像人身上的智齿和盲肠那样残留在生物体中,不发挥实际的生理作用,但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复原该生物体进化前的情况。在文化事实中找到了“残留文化”因子,同样可以复原文化的原生状况。总之,当时在古典进化论思想指导下,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是一种静态的观察和资料搜集,只注意“残留文化”因子的存在,而不注意它与社会实际生活的关系。
其四,这一时期的田野调查往往假手于非专业人员做代理搜集资料,故而当时很多人类学前辈的著作中充满了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旅游海外的旅行家、殖民军官、传教士、商人等都有不少人充当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搜集人。他们满足于这些非专业人员记录下来的资料,认为这样的资料能够供科学研究之需了,自己亲身去履艰涉险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自己坐在自家的摇椅上,试图凭借这些资料去建立他们的进化理论和发展线索。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因写作《金枝》一书而闻名遐迩,但当人们建议他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弗雷泽的这种态度并非个别例外,在当时很多人类学家都认为搜集人类学资料无须事必躬亲。
其五,他们在进入调查之前,对调查的结论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都认为不管以后的调查获得什么样的资料,一定不会逃出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直线进化线索。通过田野调查去搜集资料,无非是使这种进化理论更加充实、更加丰满而已。这样一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得不戴着滤光眼镜去捕捉资料。调查资料的重复率越高,同类调查资料堆砌越严重,而其他的资料就无法纳入调查人的观察视野,以至于结论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很多学者已经感觉到文化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原先的估计。但在这样的资料取舍下,文化进化论的后继者们不得不削足适履。在调查资料的削足适履中,无法避免受到民族本位偏见的蒙蔽和干扰,民族本位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用这样的理论去指导调查实践,当然使他们无法发现被调查对象合理的、可取的内容,而只是看到他者的愚昧和落后。第一个意识到民族本位之偏见干扰的人是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这也许和他个人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鲍亚士原是德国的犹太人,在欧洲老家本是一个被歧视的民族。他不满于欧洲学者先定出进化线索,再去搜集资料以证明进化线索的办法。他提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改良办法,正好是针对克服民族本位偏见而来的。
在总结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田野调查特点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开创了调查人与被调查对象密切合作的融洽关系,甚至充当了他们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如1844年摩尔根帮助易洛魁塞纳卡部落打官司,维护了易洛魁塞纳卡部落居民的利益,使其居住地不被白人的地方公司所侵占。1846年摩尔根被塞纳卡部落的鹰氏族收为养子,而得以进入塞纳卡部落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这为日后调查人与被调查人密切合作,共同去完成人类学田野调查任务开了先河,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由此而获得。
其次,他们在多重参比系统的应用上首开一代风气。进化论诸家的田野调查,其参比对象大大突破了本民族的限制,开始有目的地把相似、相近、相邻民族的文化特征加以对比,并以此为线索去搜集资料。摩尔根在亲属称谓上的对比和追踪调查,铺平了发展系统复原研究的大道,得出了人类学上划时代的成果。文化进化论的突破性成果,都得益于有意识地引入不同民族文化的可参比因素这一研究范式。
再次,他们建构多角度综合调查研究的调查方式。“随着参比对象的丰富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开始不为定格所囿,萌发了尽可能求全的倾向。从此人类学田野调查不再是单一的情况查访,而是开启了综合性调查的新时期。摩尔根虽以家族制度的发展为其主要调查研究对象,然而他对易洛魁人的宗教、风俗也做了调查,晚年又从事住房的调查。一种把民族文化视为完整的综合物,而有意识地进行多方面调查的企图已酝酿成熟并付诸行动了。” [3]这为文化整体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可见,在人类学形成的初期,在古典进化论的主导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只能把调查的项目极度地缩小,使调查项目的设计面尽可能地狭窄,对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不免苛细,以有助于总结出进化的线索来,但对文化事实本身的透视却失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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