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既然是一项科研活动,就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然而,由于田野调查的自有特点,需要遵循的内容与其他科学研究有所区别。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必然面对族际差异的干扰。只有在排除族际差异干扰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真实可信的调查资料。也就是说,只有排除族际差异干扰,才能完成田野调查的任务,实现田野调查的目标。说到底,由于这样的田野调查过程是从调查者自身所属的文化出发,去认知和总结另一种民族的文化,这意味着调查者已经将自身所属的文化和待认知的文化两者之间的族际差异,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之具体化与明确化。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则是这种具体化和明确化的文字表述形式。
做田野调查,最令人头痛的难题是,田野调查者并不能置身于“实验场”之外,调查者得置身于被调查对象的社会之中去。调查者不仅仅是实验者、观察者,而且还参加了与被调查对象的实验与观察。这样一来,在田野“实验”的全过程中,田野调查者显然不能像化学家、物理学家那样超脱,在力求对“实验”对象进行必要控制的同时,自己的参与反倒成了抗拒这种控制的因素。从主观愿望上讲,调查者希望自己的“实验”对象尽可能纯粹,希望他们做出的“反应”完全源自其固有的文化事实。这样的“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当调查者不在现场时也会如此。然而,他若不在现场,又如何能观察得到呢?他若在现场,从观察的角度讲,怎样才能如愿以偿?调查者本身也是另一种文化的荷载体,他若出现在现场,自己就成了干扰因素,以至于他观察到的文化“反应”已经不是被调查文化的本来面目了,而是混入了该种文化与调查者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一来,力图使被调查对象尽可能纯化的一切努力,都由于调查者的出现而变得可望而难以企及了。此乃田野调查所面对的最大难题,族际差异就像影子一样无法甩开。
族际差异是始终伴随着田野调查的干扰因素,若按照自然科学实验的通例,应当在实验前就将调查对象进行纯化。从田野调查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准备阶段就尽可能完成调查对象的纯化工作。对此,人类学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调查者尽可能站在中性的立场上进入现场去观察和记录。遗憾的是,田野调查者使用去纯化观察环境的手段恰好是他自己的认知手段,而这种手段又必然是他固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场观察角度来说,这样的做法已经把一种危险的干扰因素带进了观察现场。其实,这样的做法变成了用干扰因素去排除干扰因素,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田野调查者致力于排除族际差异的干扰,但在他自己身上却成了族际差异的混合表现形式。面对这种田野调查的困境,人类学界能够找到的突破口或许有一个,那就是通过来自各民族的调查者,对同一文化事实进行反复的多渠道、多角度的研究,通过不同类型族际差异的交错比较,逐步接近该种文化的真实面貌。
自然科学的实验是使研究的对象纯化,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为此,自然科学实验的控制要求极为严格,必须确保在完全等同的条件下完成同类实验。譬如说,测定水的比热,就必须在高度绝热的条件下,准确量温,准确供热,还要避免水的蒸发。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实验对象是可以置于人工控制之下的自然物。社会科学的实验对象远比它复杂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的社会体系,既不能使其活动停顿下来以利于研究者的观察,也不能使研究的对象高度纯化。倘若按自然科学的实验要求,研究对象就不是活着的社会人,仅是活着的生物机体;人的反应就不再具有社会属性,而是生物属性;实验对象也就不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了。
总之,田野调查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失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在正常的社会运行中去进行,研究对象不可能高度纯化。人文社会科学实验条件的纯化不是看能否由研究者去支配研究对象,而是在搜集若干种并存的资料后去进行筛选,从中找出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对研究对象的纯化,是在研究准备工作中就做了有效的努力,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是在资料搜集之后,才去进行判断和筛选。这种差异,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田野调查中,如果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文化所知甚少,那么对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就难以把握。因而,调查条件的纯化,除了根据已有有限的线索进行选择外,只能等到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有效地进行整理和筛选。必要时还可以调整自己的调查项目,使之更适合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要对实验环境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社会科学的实验者并不具备硬性控制实验环境的能力。他们面对的是活的社会人和有机体,他有能力制约研究对象、诱导调查对象,却不能指挥和操纵调查对象。因此,在田野调查中,不是要调查研究的对象服从自己需要的问题,而是争取与调查对象合作的问题。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对研究环境的控制,不得不比自然科学粗疏得多,干扰因素也就大得多。这是社会科学自身的性质决定了的客观事实。对于社会科学的环境,研究者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改变它,只能主动去适应,并在不违反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它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争取与其合作,从而实现对它的控制。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社会学调查也有区别。社会学调查的对象,不存在族际差异问题,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同质性很高,因而可以制定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能接受的调查指标、方法、方式和调查工具,包括问卷、表格等。社会学调查完全可以发挥被调查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调查者合作。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由于族际差异的存在,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做到这一点。因而它的调查指标通常得靠调查者自己掌握,去发现资料和记录资料,无法让被调查者,甚至调查的合作者假手代劳。
这样做,从好的一面讲,调查者对调查指标的运用可以一贯到底。从不足的一面讲,资料搜集的进度、调查所涉及的范围、所触及的深度,都比社会学调查小得多、窄得多、浅得多也慢得多。这是由田野调查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田野调查者无从改变。
由于社会学调查的对象一般不存在族际差异,因而诱发调查者和被调查者误解和纠纷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出现了纠纷也容易处理。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这个问题上就大不一样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即使有切实可行的调查指标,也必须极为审慎地利用这些指标。在使用这些调查指标时还不能带有一定的试探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保证被调查对象处于正常状况。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学田野调查控制社会环境,比社会学调查要困难和复杂得多。
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资料获取的区别也十分明显。历史研究获取的是写定了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本身不存在可变异性,只存在到手的资料是否详实和真伪的问题。田野调查则不同,它面对的是活的资料,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充分到什么程度,原则上都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因为资料太多,而使得所获资料的背景不齐备,它的长处和短处,恰好和历史学获取资料相反,不愁资料不充分,而愁获取资料的背景被忽视。
历史研究需要对已有的文献资料尽可能地挖掘,或者力图发现更多的新资料。然而不管怎么做,资料的残缺不足永远是历史研究头痛的问题。人类学研究要发现新的证据,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重新搜集资料,随时可以实施。麻烦的倒是不同的田野调查者,在不同时间进行的调查,能够观察到的往往是调查者在场时的资料,无法看到不同调查者的真实背景。这样一来,调查过程中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环境控制和对象纯化,也就失去了获知的依据。于是,即使两次调查得出的结论相似,若无对两次调查背景的全面了解,我们仍然很难确认这两次调查在资料和结论上的科学性。
历史学资料的一个最大长处,是所有的资料都能界定明确的时间。而田野调查所能获得的资料,往往是历时性和共时性混杂的资料。如何区分混杂性资料中哪些是过去的情况、哪些是现在的情况,往往是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极为头痛的问题。即使在田野调查者亲眼目睹的资料中,按一般人看来都是共时性的资料,但是实际情况往往不尽如此。由于文化事实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各文化事实演化的速度各不相同,任何一个田野调查者都只观察到一个有限时段的横截面。他所看到的东西,哪些来自古代,哪些是新起的现象,单凭资料的搜集和简单的对比是无法判断的,必须通过多种同类资料的对比,才能大致判断出观察到的现象哪些起源较早,哪些出现得较迟。若要具体界定形成的准确时间,往往得借助于历史研究成果的辅助。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经济学的经济调查也不相同,经济调查的对象,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都比田野调查的范围要广得多,涉及的社会人数也极为众多。田野调查则不然,无论调查者如何努力,一个个能接触到的社会人总是有限的。但是它所需要了解的社会内容、文化事实都是一个复杂社会规范的总和,并不是仅限于经济活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经济调查的范围内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比如银行、企业、厂矿、公司等等。这些组织和机构为经济的调查储备了可靠的资料。经济学的研究有了这样的数据基础,有意识地去组织社会调查,并非绝对需要。即使做了社会调查,所搜集的资料也仅是辅助性的资料。
而田野调查,则是人类学研究资料的主要获取渠道。因为田野调查对完整性有很高的要求,对资料的可靠性也有很高的准则,在调查的过程中进行严格控制绝对必要。由于田野调查具有的这些特殊要求,使每次调查的涉及面一般都很小,根本无法同经济调查的涉及面相比。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共通的看法——认为田野调查必定是小社区范围的定点调查。但必须强调的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发展到了今天,小社区的定点调查并不是田野调查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统计学方法在人类学中的运用,随着终端验证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确立,突破传统的小社区调查,不仅可能而且必需。当然,人类学研究有自身的特点,田野调查范围的拓展毕竟是有限的,即使经过了拓展,但是比起其他学科来,其涉及面仍是较为狭窄的。
田野调查与司法的取证调查和施政调查虽然都属于应用性的调查,但它们的调查性质不同,司法的取证调查和施政调查的比较分析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是属于应用性的调查,它们是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件的调查,强调各种细节活动,以便从中确证当事人的权责以及施政的得失。但田野调查者必须注意不能混淆与这两种调查的界限。田野调查重在对深层次的结构和特征的捕捉,记录表露性的文化事实,仅仅是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准备资料而已。记录文化事实的资料不是目的,仅是手段。
司法取证调查与施政调查,其结论具有时效性,在当时付诸使用过后,一般没有长期存留的价值。田野调查则不同,它可以长期地发挥效用,即使几十个世纪以后,仍然不失其科学价值。司法取证调查与施政调查,在具体做法上也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它们的社会涉及面都极其狭窄,有的只针对某几个人,有的则针对某几项政策、法令在社会上的反馈。而田野调查,却是一项综合性的调查,所调查社区的一切生活方面,都是调查者可以涉足的范围。仅仅是因为时空的限制,调查者只好摘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主攻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攻点以外的东西他可以毫不关心。
总而言之,田野调查是一项特殊的科研活动,这种特殊性除了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点以外,还由人类学自身的特点决定,使它成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调查方法的专门性调查方法。正是它具有这样的专门性,因而田野调查本身已经成为人类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学科,一门专门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