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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田野调查资料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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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田野调查报告,由于必须依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因而如何准确地使用好已经到手的资料,乃是写好田野调查报告的关键环节。一份成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需要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田野调查报告如何展现“真实性”问题。

田野调查报告一般被人们当作一种真实的记录来反映当地“真实”的情况,作为了解当地“真实”情况的文本来进行阅读和研究。这些文本被视为“真实”的原因或条件在于:这类文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学者使用科学、严谨的调查手段,在一个地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参与式实地调查,并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写成的民族志,所以就形成了可靠而权威的文本。从这一层面来说,民族志的真实性取决于文本形成之前的搜集素材的方法和技巧,以及怎样有效地进入并融入当地社区、如何保持心态、如何进行有效访问、如何制作调查表格,也就是说,在获取资料的真实性方面要有最大程度的保证。 [1]这样的保证就能够确保民族志文本是否具有真实性,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困惑。

其一,是人的认识达到“真实”的问题。民族志作者的调查方法在最大限度地获取“现实对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在符合真理观的影响下,传统民族志的客观观察、客观记录和客观描述异文化的本质也就是对认识对象符合现实对象、概念符合它的现实的极力追求。 [2]而不管这种符合是否能够实现,都在竭力努力。具体地说,人的认识能力相对于人类的文化而言都是有限的,人的认识过程相对于人类的历史也是有限的。人的认识不可能通观人类文化和穿越人类历史,因此,人的认识和认识过程都是相对的。这就不可能期望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达到绝对的“真实”和掌握“真理”。由于人类学学者在知识积累、学术修养以及学术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在对“客观对象”的认知与把握过程中,能否达到“真实”的过程,是充满着变数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民族志文本的真实性只是相对的,或者说只是人类学学者对“他者”的一种认识,甚至不同的人类学学者对同一个“他者”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他者”的调查,会形成不同的文本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是人类学学者在参与调查的过程中对调查对象信息获取过程的控制问题。在田野调查中,在获得调查对象的信息时,并不像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将实验对象一律地加以纯化,并在恒定的条件下进行有序地控制,从而对实验对象进行观察。人类学学者在田野中面对的是与自己一样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群,人类学学者在观察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观察人类学学者,这是一个双向互通的观察。人类学学者在参与观察中,不可能对调查对象进行纯化,更不可能控制他们的思想与情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获取的田野资料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当然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把民族志文本定义为民族志作者认识对象的结晶,即认识对象经过主体语言的外化和现实化的结果,那么,文本就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后对认识对象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可感的民族志文本,实际上涵盖了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外化形成的整个过程。这就表明,民族志文本的真实与否,只能以文本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已有的认识与逻辑加以判断。而作为判断基础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民族志文本本身。

然而,作为民族志的科学研究,在“真实”问题上需要说明的应该是如何看待民族志文本和构成民族志文本素材之间的关系。民族志的素材是民族志学者在田野中所见所闻的记录,而民族志文本则是经过田野调查工作者对所记录的素材按照一定的逻辑而组成的一个有结构的整体,是对调查对象表象的认知。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是已经符号化了的民族志文本而非单纯的素材。我们可以理解的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是靠文化在规约,文化是指引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人为信息系统。在文化指导下,特定社区内呈现的所有文化事实都具有其内在逻辑。那么,人类学学者在田野参与中所获得的信息,就可以置入其文化的内在逻辑中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结果所形成的民族志文本,或许就已经接近了该社区的“真实性”。

第二,田野调查报告如何确立中心论题的问题。

只要调查者有足够的工作素养,又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并严格遵循田野调查的操作规范,在田野中搜集到足够的田野资料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我们个人的调查经历看,并不是收不到足以说明被调查文化特性的资料,而是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是有用的东西,或者在自己的记忆尚未淡忘前,把它们及时地记录下来。在多次调查中,我们都深感所获资料大大地出乎所料,导致在撰写调查报告时,总觉得难以割舍,或者说,调查报告可以从若干不同的角度去撰写,而且都有足够的材料,但苦于难以确定朝什么方向去撰写调查报告更为理想。

从这样的经历出发,笔者认为在调查报告的撰写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如何选择调查报告的论证取向的客观问题。论证取向确定后,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就是要将所获取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汰选。一篇调查报告必须有明确的论证中心,以确保田野调查报告能够成为一篇独立学术论文的基础。这样一来,任何一篇田野调查报告,都不会是调查者通过调查实践所获得的唯一结论,而是众多结论中的一个。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结论进入调查报告,可以有四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选择当前学术界有关热点的结论、学术界最感兴趣的结论作为自己的论证中心;其次是选择那些对现实社会具有针对性,能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问题作为自己的论证中心;再次是选择那些前人长期忽视,但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推动作用的结论作为自己的中心论题;最后是选择那些对未来的民族关系发展有预见性和启迪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论题。至于如何确定更为理想,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调查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行为禀赋去做出自己的决定。在这个选择问题上,即使掺入了某些个人功利方面的动机,也无可厚非。因为,它已经不会影响科学研究原则的贯彻了。

第三,田野调查报告中资料选用的问题。

田野调查报告中心论题确定以后,资料的选用就成了调查报告撰写质量的关键性问题。一次田野调查的田野作业,能够获得的资料数量很多,内容极其丰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调查者要一点不漏地把全部所获资料都纳入调查报告中去。如果这样做,肯定会欲益反损,会中断整个调查报告的论证主线,使人感到调查报告是一种无意义、无规律的资料堆积。调查者主观上是希望读者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调查所获,但是毫无主次的资料堆积,只会打乱读者的思路,干扰读者的领悟,读者反而不能正确地发现所获资料的精华和正确地理解资料的价值。

因此,调查者在撰写调查报告时,一定要围绕着自己的论证中心,对无关或关系不明显的资料不妨大刀阔斧地删除,务使论证清晰,条理分明,所用的调查资料刚好足以说明论证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田野调查报告读起来就会感到十分得体,接受起来也容易引起共鸣。至于被删除的资料,调查者不应有所遗憾。因为还可以用于其他论文的撰写,让它有效地服务于自己的读者。

调查者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论题作为论证中心,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从总体上看,资料非常充分,但在个别论证环节上总会感到资料不足,一般初学者往往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轻易地改变初衷。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顾虑。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其文化因子都有显性和隐性之区别,结构上有层次差异,这对田野调查者来说,在特定的环节上,难以搜集到足够的调查资料,这其实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不管你更换多少次中心论题,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调查者处理类似问题的正确做法只能是这样:中心论题一经选定,一般情况下不宜轻易更动。至于个别环节资料不足,那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调查者既可通过回忆发现自己搜集资料时的疏忽,凭借记忆把需要的这类资料补齐,也可在反复排比所有成文资料中获得启示,甚至找到恢复被忽视的资料的有用线索。如果真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文献查找出自己所需的资料,甚至可以通过修改论证的思路,用已有的资料代替资料不足的部分。总而言之,个别环节的资料不足,并不是调查报告撰写中的根本性难题,仅是一般性的障碍,调查者大可不必惊慌,乱了自己的阵脚。

田野调查报告中所用的资料,肯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获取资料的背景、资料的具体内容,都有必要做一定的文字说明,否则读者会感到很唐突,甚至无法理解田野报告的论证思路,以致造成对调查结论的误解。有鉴于此,在田野调查报告撰写的过程中,总少不了要对自己新获得资料及相关的事件进行必要的陈述,这是田野调查报告撰写中的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但这样的事件陈述,毕竟是调查报告撰写中的附属性任务。为此,进行这样的陈述时,应当尽力遵循如下几点基本要求。

其一,有关陈述的文字不能喧宾夺主,不应当无原则地放大陈述部分,以免影响论证的清晰,干扰读者对田野调查报告论证思路的把握。特别不能允许人为地增加报告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对有关陈述部分大加渲染。这样做,有害于科学论文的严肃性。

其二,对有关事件的陈述,必须力求精简,而且在行文上必须与相关的调查资料紧密地扣合,不应当在调查报告中插入大量陈述性文字,更不允许凭个人的感情和好恶插入陈述文字之中。这样做,只会扰乱调查报告的论证逻辑,不会给调查报告带来任何好处。

其三,有关现场调查的陈述应当集中、简洁而清晰地加以说明。在调查报告中,有醒目的行文标志,或者安排一个独立的小段落,或者作为调查报告附录。但不允许将这样的陈述混入论证的推理过程中,或者分散到调查报告中不起眼的各个部分中去。那样做,将会严重地扰乱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其四,陈述性的文字尽力避免重复。同类情况,要避免重复交代的做法。同类型的资料,只需集中交代一次获取的背景和有关时间、情节等。这一工作做得好,可以确保调查报告的文字不至于恶性膨胀。

若能做到上述四点要求,对提高调查报告的可读性大有帮助,也有利于读者理解田野调查报告的论证中心和逻辑思路。但要做好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调查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也有赖于对所获资料的透彻理解。事实上,这一步做得好不好,与室内整理阶段的工作质量休戚相关。室内整理阶段,工作做得细致,调查报告的撰写也就得心应手。

在引用调查资料撰写调查报告时,还要高度注意所引资料的重现率。即使表面上再确凿可靠的调查资料,若没有一定的重现率做基础,其真实可靠性都值得怀疑。因此,作为调查报告中心论点的主要依据,必须具有较高的重现率。具体地说,能够有效地使用的资料,调查者必须直接观察到三次以上的重现,或者具有七次以上的间接重现依据。这样的要求并非无原则的苛求,而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实质理解之上的起码原则。若不遵循这一原则,所形成的结论能否反映被调查文化的实质,则无充分之保证。

由于调查者的在场,被调查社区所呈现的文化现象不会全部是正常的文化运作结果,其中包含着因调查者的存在而引起的文化超常反应。因此,田野调查者即使是亲眼看见的文化现象,也不一定是该社区成员的无意识行为,其间必然包含着不少对调查者干扰的有意识行为。单凭所搜集到的资料,很难将这两者区分开来。要将这两者进行明确的界分,一是要依赖调查者对软资料的系统把握,以便及时对软资料进行内在逻辑性的归纳和总结;二是要依赖时间的磨炼,凡属于有意识的行为,要么重现率不高,要么只会机械地重现,不会因时因地而出现重现表征的波动,此乃识别有意识行为的重要标志;三是要观察间接重现的频率,凡属有意识的行为,其间接的重现形式都十分单一,在重现中不会出现表征的波动。这些方法都与资料的重现率相关。换句话说,凡表现形式极为醒目、强烈,但重现率不高的文化现象,很可能属于有意识行为,不是被调查文化的正常反应。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形式的调查结论,往往是属于有意识的文化模式,不能代表该种文化的特质。为了保证调查报告的结论与被调查文化的特质尽可能接近,作为调查报告论证中心的主要依据,应力求选择那些重现率高的调查资料,力求选择那些非刻板重现的调查资料。上述对重现次数的基本规定,应当视为调查报告引用调查资料的起码要求。

然而,在一篇调查报告中,论证中心一旦确定,它对调查资料的依赖也就相对地确定下来。一份调查报告所需引用的调查资料,涉及面很宽,很难保证各种资料都具有足够的重现度,这是每一位调查者都可能面对的难题。对付这一难题的思路,应当立足于尽可能选择将那些重现率高的调查资料写进调查报告中。对那些重现率不足,甚至达不到起码要求的又必须使用的资料,凡属如下四个方面之情况者,也可以做变通处理而保留使用。

其一,资料重现率虽不高,但从被调查文化的内在逻辑联系看,属于必然具有的现象,对这样的资料可理解为调查者对搜集资料的疏忽,而错过了获取重现资料的机会。引用这样的资料,不会导致调查结论的大幅度偏差。

其二,从已有的硬资料上看,资料反映的内容,其重现形式变异较大,直接记录到的重现率虽不高,但可以理解为调查者未能把握住有关现象的重现形式。当它以变体的形式出现时,错过了观察记录的机会,因而影响了对该文化现象重现次数的记录。对这类资料也可以放心地使用。

其三,调查资料的重现率虽不足,但与该资料相似的文化现象却有较高的重现率,对这种资料,在十分必要时,也可以斟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相似性,是指文化现象的基本属性。比如在功能上、物化形式上具有较大的同一性或直接相关性,或在文化的结构设置上所处的结构位置相近。

其四,有的资料调查者直接记录到的重现率虽不高,但是资料反映的文化内容,前人的调查报告已有所涉及,或者其他的文字资料中已经提到过。对这样的资料,可以做变通处理。凡属非关键的论证环节,可以用这类资料做旁证或次要的依据。

上述四条原则,都应由调查者自己把握,力争满足这些基本要求。调查者应当明白,调查报告本身不可能直接反映出所使用的资料究竟有多大的重现率,读者和评审人也无法根据调查者的调查报告本身做出这方面的判断。凡属资料的重现率不高而造成的结论偏颇,就调查报告本身而言,是无从发现的。从表面上,不管你是使用重现率高,还是重现率低的资料形成调查结论,照样能自圆其说。只有到另一轮的追踪调查时,才能发现这次调查的结论失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从做人的品行和学术道德上去要求调查者,君子慎独。在旁人一时无法摸清底细的情况下,能否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则,始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才是考验一个田野调查者学术治学情操是否真正高尚的“试金石”。我们之所以以这样的高度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田野调查有它的特殊性。田野调查结论的最终验证,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耗费很大的精力,而其他学科的验证则简单得多。身为田野调查者,千万不能因为知此情而钻田野调查的空子,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行为,应予以抛弃。

第四,田野调查报告如何使用非文字资料的问题。

能进入调查报告的非文字资料,主要是指图片,包括地图、照片、素描、示意图等项内容。引用非文字资料有四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帮助读者获得形象的、生动的具体印象;二是借助图片节约繁冗的文字陈述;三是让读者了解资料获取的背景;四是作为主要证据的辅助手段。

在田野调查报告中,总免不了要对所获的资料和调查的过程进行介绍,由于调查现场对读者来说极为陌生,甚至根本没有一点实感性的印象,若不通过具体的陈述和说明,很难让读者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现场感来。但由于调查报告的性质是科学论文,不允许连篇累牍地对调查现场环境进行说明。因此,图片和地图的使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读者很不熟悉的调查现场,都需要在调查报告中附上大比例的指示调查现场方位图。有这样的地图,不仅节约了文字陈述,而且能让读者获得一个生动具体的印象。调查现场的景观,很难用具体的文字说清楚。即使是说清楚了,读者也很难想象出来,更难以获得调查现场的实感。若能附上几幅现场景观的照片,既能增加调查报告的实感,又能帮助读者获得对调查现场的形象的感知。

在调查报告中,若涉及很多需要详尽说明的事物对象或活动场景,往往会造成行文中的重大负担。比如做民族服饰、村落布局、建筑结构研究时,都需要对具体的事物进行详尽的细节描写。单靠文字描写,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行文负担,而且结果还不一定理想。这时,若能附上有关的照片或素描图,就可以大大地节约文字描写的负荷,效果也比单纯的文字描述更为理想。有些实物颇具特色,读者又十分陌生,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势必要进行繁冗的文字说明。这时候,一两幅照片所呈现的效果,往往胜过几百字的具体描述。

田野调查中,有的资料获取的背景比较特殊,用文字说明很难说清楚,也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附上资料搜集的操作示意图,或者附上资料搜集场景的照片,将大有好处。比如在调查报告中,需要介绍调查者对住房室内设置的实测结果。测量的要素众多,若完全凭借文字叙述,读者很难知道这些测量工作是如何实施的,因而很难诠释测量结果所反映的文化价值。如果能附上一张测量操作的示意图,不仅使调查者的资料搜集操作形象化和具体化,而且读者也容易理解。此外,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与调查者的资料搜集直接相关,用文字描述这些活动的场面,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若能附上实物照片或素描,将对整个调查报告增色不少。

作为调查报告主要证据的调查资料,有些内容对读者来说过于陌生、过于奇特,从读者的本民族文化出发,很难相信这类事物的存在。仅有文字叙述,还不足以为证,还难以取信于读者。夹注有关的实物和场景照片,可以帮助读者克服民族本位偏见,客观地承认这一事实。附上有关的照片,往往胜过调查者的反复解释。

总之,非文字资料应用得恰当,不仅会增加调查报告的可信度,强化读者的实感,而且可以节约文字叙述,又能让读者获得鲜明生动的印象,使整个调查报告阅读起来更加耐读。

第五,田野调查报告如何进行事实推论与分析的问题。

撰写调查报告,总免不了对客观事物要进行推论和分析。但由于田野调查报告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推论分析中,往往会发生一些习惯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不仅出现频率高,而且不易发觉。这些错误往往会极大地影响调查报告的质量,还会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误导。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调查者必须高度审慎,将这些易犯的错误视为田野调查报告撰写中的理论分析禁忌。为了便于读者掌握,我们将提纲挈领式地列举几种常见的理论分析的禁忌,务使读者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以免重蹈覆辙。

调查者在整个调查活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两种文化互动的氛围之中。由于民族本位偏见的客观存在,在做理论分析时,最易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逻辑去代替调查对象的文化逻辑,以此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析和推理。这样做,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破绽,本民族的读者也容易接受。但是,在以后的验证中,将会漏洞百出,给自己的读者造成不应有的误导。对此,调查者必须高度负责和审慎,不能贻误自己的读者。

另一种理论分析禁忌是,将自己文化中的已有文化现象和被调查文化中表面相似的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类比。异种文化之间,肯定存在着结构性的系统对立,表面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等于实质相同。在进行理论分析时,仅做简单的类比,不从具体文化的结构去加以剖析,往往会给予读者不应有的误导,使他们误以为两者完全相似。因此,调查者既不应当为了行文的方便,做这样的简单类比,更不应将这样的类比作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形式,而应当从这些民族的文化逻辑出发,去具体分析文化要素在他们文化生活中的意义,才不至于对读者形成误导。

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被调查对象的各种文化现象,本身存在内在的结构逻辑联系。但是这样的结构关系,读者很不容易建立起来,因为读者不像调查者那样具有现场体验经历,更无两种文化互动的感受。在理论分析时,调查者在行文中若不对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结构特征进行集中的简要说明,或者在理论指导的过程中,没有把这样的结构特征一贯到底,那么,也可能给读者造成误解。因为,读者很可能会按照自己所拥有文化的结构特征去进行联想和理解。这样一来,就很难跟得上调查者的思路,甚至会曲解调查者的意愿。

综上所述,田野调查报告的理论分析推理自有其特点,它需要向读者揭示被调查文化的结构逻辑联系,而不是按照读者和作者都习惯和公认的分析办法去进行推理与分析。不注意这些特点,或者对这些特点的贯彻不能够始终如一,都会造成论证上的混误。这样不仅会造成读者的误解,还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误导。对此,调查者在行文时,必须高度审慎。不管自觉与不自觉,都不能触犯这些分析推理上的禁忌。

综上所述,从撰写调查报告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处理好上述五个问题。因为这五个问题都会严重地影响调查报告的质量。调查者在撰写调查报告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五个因素,从中找出最佳的编写方案来,才能收到满意的编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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