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调查要做到四勤,即勤看、勤问、勤思、勤记。前面的“三勤”都要落实在“勤记”上,这是人类学田野作业的传统,在今天仍然不失其价值。做人类学田野调查不及时记录,往往会导致有价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丢失或者会造成调查资料记录上的错乱。首先,这里的及时记录,不仅是指帮助调查者记忆的随笔性记录,而且还是正规的原始资料记录。即,在现场调查后期完成资料的记录——田野调查资料的原始记录。其次,这里所说的及时记录,也不仅仅意味着当场记录,而是在适当的时机把观察到的资料趁着记忆还十分清晰的情况下记录下来,以免遗忘。这就要求调查者在调查现场尽可能默记,回到住处后再及时进行追记,以免打乱现场调查的气氛,使搜集到的材料失真。而及时的追记,又能确保搜集的资料不至于遗忘或者错乱。再次,在现场调查后期做规范的资料记录,是指在若干随笔记录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筛选和初步提炼,确认所记录的社会现象在该社区具有重现性的前提下,所做的定型资料记录。这三者都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但定型的田野资料记录是田野调查原始资料的载体,显得尤为重要,且具有研究价值。
田野作业中获取的资料都十分零碎,而且还要受到田野作业的干扰。调查者常常不可能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内容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凡属现场留下的文字记录,一般仅具有提示性的价值,很难反映调查者在现场所获得的全部感受。这样一来,对现场留下的文字记录需要进行一次或多次的再记录,这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碰到的事情。加上调查者对资料的捕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对调查者来说,有意义的材料何时出现,调查者很难做到预先有所准备。如果强求对自己有意义的资料要在现场一次性地记录完整,势必要影响调查者对现场的观察和对新资料的获取。为此,绝大多数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在田野作业时,都仅记录所获资料的梗概,甚至只记录一些提示性的符号,等到现场观察结束后,再通过回忆把当天所得的资料记录完整。
前人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要求调查者强化即席记忆力的训练,要求调查者在观察现场尽量不做笔记,要等到脱离观察现场后,再凭记忆将有价值的资料记录下来。这样的要求起码有三大好处。首先,它不会干扰现场的气氛,不会使被调查者产生心理障碍,有利于维护调查现场的自然、正常的状况,获取的资料中人为的、有意识的因素较少,资料比较真实可靠。再则,这样完成的记录,调查者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将自己捕捉到的材料进行一定的梳理和归纳,可以一次性地把资料记录得比较完整和充实,在以后的使用中会感到十分方便,不至于因记录过于零碎,使用时还得靠回忆使之完整。使用时“吃二道饭”对调查的成效干扰也很大。还有,现场记录时,调查者一心不能二用,注意到了记录就会分散对现场的观察。强行在现场记录,对资料的搜集十分不利。看来,前人的这一要求表面上近乎有点苛求,但事实上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要真能做到让每一位调查者都具有准确可靠的即席记忆力,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客观一点说,调查者真有个人的即席记忆力,或者能通过训练达到这一要求,对田野资料的记录来说,的确是件大好事。每一位田野调查者,都应当尽量让自己能做到这一步,但一时做不到的,我们也不反对调查者在观察现场不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也可做一定的记录。然而这样的记录要尽可能地简单,甚至可以只做一些提示性的符号。比较完整的记录,最好还是回到住处后再加以完成。这应当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原始记录的基本形式和记录操作的第一步。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若干新的技术设备武装了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等都被带到了观察现场。于是有人这样主张: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记录,不应当再像前人那样主要依赖笔和纸了,用现代科学仪器去武装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将他们从纸和笔的困扰中彻底解放出来。这种主张很时髦,很有鼓动性,但这只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偏见。在实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其实执行不了,更不能推广开去。调查者记录资料,并不是一种机械反应。记录的内容已经是他消化吸收和整理过后的观察结果,绝不是对现场的机械写真。没有思维能力的机械,永远代替不了他的脑力劳动,即使把所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都弄到了调查现场,调查者还是得对自己的观察结果进行认真琢磨和品味,并把它落实到文字上。机器始终是机器,人始终是人,两者之间谁也不能完全替代谁。正确的提法只能是: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在避免资料的遗漏上,在长时间保留现场场景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者确实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提出这种主张的革新派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机器需要人去操作,需要调查者随身携带。但是在田野作业中,调查者的移动十分频繁,而设备都需要供电,要保证供电,设备就必然庞大,无法随身携带。还有,设备的技术要求越高,体积和重量附属设备都会恶性膨胀。要保证在现场拍摄和录音到符合质量要求的记录材料,这样的设备很难带进复杂多变的调查现场,而且很难保证这些设备的正常工作。再说,调查者若专心一意地去摆弄设备,他实质上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观察和资料搜集。况且大批现代技术设备在调查现场出现,必然会干扰现场的正常状况。且不说对现代技术设备不熟悉的边远民族社区,就是天天与电视等现代设备打交道的发达民族社区,有哪一个民族的成员在一大堆现代设备的包围下,还能神色自若地照原样从事社会活动呢?说到底,即使是一位演员,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在他的家庭生活中,若有外人提着这些设备进入,他同样会感到不自然。靠这些东西获取的资料,不能保证完全不失真。鉴于现代设备在调查现场的出现,可能会干扰调查现场的正常运行,现代设备不仅代替不了调查者的文字记录,即使现场中需要使用这些设备时,也应当遮掩起来,不宜堂而皇之地弄到现场去招摇。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设备替代不了调查者的纸和笔。
这样的革新主张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一切机械记录的结果,都需要进行冗繁的整理。若在调查现场都使用这些现代设备,对所记录内容的后期整理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将会大过文字记录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要用现代科技设备全面替代文字记录,其实是一种很不经济的做法,只会劳民伤财,最终还是得靠调查者自己动手,听录音、看录像,然后再回到用纸和笔做记录,徒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是甩不掉纸和笔。那么,革新的意义又在何处呢?有人也许会说,影视人类学在我国方兴未艾,你们反对将现代设备无限制地搬进现场,那影视人类学又怎么发展得起来呢?这种质问,其实文不对题。我们这里讲的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文字记录,并不是反对利用现代设备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结论反映出来,从而推动人类学成就与现代科技的接轨。事实上,影视人类学使用现代设备,是在调查者已经做了调查的基础上才进行的。也就是说,调查者已经做了必要的文字记录后,现代设备才登场,其间并未存在用现代设备替代文字记录的问题。总之,这样的革新主张,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的记录来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长期实践来看,资料记录中,真正能给调查者帮上大忙的,倒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翻译人员和调查合作者。他们在观察现场可以给调查者做出有益的提示。调查者要做即席记录时,他们还可以掩护调查者,使他的即席记录不至于扰乱观察现场。在他回到住处,将所获资料写成文字材料时,他们还可以帮助他回忆观察现场的场景或细节。这样的帮助,才是落到实处的帮助,才是有效的帮助。
在田野作业的前期,调查者对情况不熟悉,被调查对象对调查者的行为举止也不熟悉。在这一阶段,尽量不做即席记录很有好处。他的文字记录最好是借助于翻译人员和调查合作者在他的住处完成。到了调查的田野作业中期,随着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相互了解、相互熟悉的深化,调查者才可以用相机做一些有限的即席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合作者的协助,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这种合作状况几乎可以持续到田野作业的终结。至于对硬资料的搜集,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那是定型操作,而且事先做好了被调查者的思想工作,即席记录已经是正常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工作了。所以即席记录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进行,无须做任何遮掩;但是,即使对硬资料也得进行记录的后加工。因为即席记录一般比较零乱,缺漏和重复又在所难免,涂抹改写更是常有的事情。调查者回到住处后,借助于调查合作者进行后处理,仍然必不可少。只有这样,调查者的文字记录资料才能清晰划一,也才能准确详实,以便于以后的科学研究。
以上不同方式的记录,必然造成对所获资料的记录并存。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做文字上的重复劳动,同样的资料在文字记录上变成了并存的记录,在查阅和应用时,也会造成额外的负担。但是,这种看法其实不正确,因为对被调查文化的认知不可能一蹴而就,逐步深化、逐步推进是必然的事情。对每一认识层次的深化都留下文字记录,才可以全面地反映调查者在认识上的发展脉络。将这些记录都保存下来,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来说,每一套文字记录都有它具体的效用,这并非一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这些并存的文字记录,由于后一套文字资料总是在前一套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任何人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加工都做得恰到好处,不出现失误,因此,将这些文字记录都同时保存下来,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既可以得到有益的启发,又可以找到从不同的思路进行分析研究的线索,还能保证在加工的过程中不丢失任何有用的资料。尽管在室内整理和调查报告编写中,文字记录的主要利用对象是单份定型文件,但是作为备查、备检的需要,即席记录和逐日补记以及调查日记,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何况调查日记还可以独立发表。把这些记录并存保留,绝不是做无用功,而是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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