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工作必须接受职业伦理规范的约束。这本来是一个极其正常的要求,但是未免有人会担心,做一项科学研究居然会受到这么多框框套套的约束,这些苛细繁冗的要求会不会影响科学研究的正确性?这种担心完全是一种多虑。就本质而言,一切科学研究都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绝对超自然、超社会的纯粹又纯粹的科学研究,不仅社会科学研究如此,自然科学研究也如此。历史上,由于政治、宗教、习俗、伦理的原因而禁止做某项自然科学研究,或者要求自然科学研究遵循某一社会生活规范行事,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中国古代的伦理和法规严禁做尸体解剖,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禁止宣传天文学上的日心学说,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历史往事。到了今天,尽管科学昌明,人类的族际交往空前频繁,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自然科学不再受任何社会规范的约束。要在人体上做药物实验,还得规规矩矩地履行法律程序;要做核试验,国际上还有众多的公约和条规必须遵守;要做有机化学实验,还得申报可能造成的污染才能得到审批;要做生物工程上的基因遗传实验,国际公约中也有其明晰的规定。自然科学研究者,同样在各自的领域里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制裁。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田野调查工作要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田野调查要接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对调查的实施肯定会造成诸多影响,但是不会最终妨碍研究结果的形成,更不会使研究结果偏离事实。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事实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调查者只要能对文化事实的一个或几个组成部分进行透辟的研究,尽管有些文化事实的其他组成部分在田野中他未触及或涉猎不深,还是可以对文化的整合状况做出准确的结论来。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接受伦理规范的制约,不等于否定田野调查的合法性,它最多只会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设置一些调查的伦理禁区。对调查者来说,处于伦理禁区的文化现象自然成了调查中观察、测量、访问的盲点和死角,但它并不会完全封闭调查者对这些盲点和死角的文化现象进行正常的探索。通过各种常规的手段探索,调查者照样可以获得足够的素材,对该种文化做出系统的研究,甚至可以通过对文化整合的分析,间接地获知处于伦理禁区内的文化现象的某些特点。也就是说,调查的盲点和死角与认识文化的盲点和死角是不相重合的,调查的伦理禁区反倒不是我们认识该种文化的盲点和死角,真正的盲点和死角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因为我们往往忽视它的存在,因而不能有效地感知它和认识它。
这种情况与医学实验相似。世界上很多国家禁止用活人做药物实验,这对药物研究设置了一个禁区和死角,但是医学界通过动物活体实验,或者经过法律程序征集活人实验对象,同样可以完成药物实验的任务。用动物做药物实验,同样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手段,这与田野调查中不能直接触及社会伦理禁区内的文化现象是一回事。自然科学尚且还有必要通过间接手段去探索社会禁区的科学知识,承认田野调查中有社会禁区,对社会禁区内的文化现象只能用间接手段获知,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禁止人体药物实验不会妨碍医药研究的发展,接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同样不足以妨碍田野调查的发展。
我们必须牢记,田野调查是一项长期性的规范的科研活动,它需要若干次的调查、若干人研究的积累去完成总体的认知任务。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体系,对于调查者来说,研究文化有足够的认知时间和众多的认知机会。具体到一次田野调查而言,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将所调查的文化彻底地认识清楚,或者将该种文化的一切细节都观察到。因此,接受伦理规范的制约对一次田野调查来说,显然是设置了不少禁区。但是对整个田野调查而言,这样的禁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之下,甚至在不同的调查者之间,是一种可变的社会内容。一个调查者不能完成的调查任务,在另外一些调查者手中可能会获得圆满的成功。尽管他们的每次调查都接受不同田野调查伦理的约束,最终的结论仍然满足了对该种文化彻底而完整的认知。说到底,接受田野调查伦理道德的制约,不会最终妨碍对该种文化的彻底认知,最多只会在局部问题上压抑调查者个人的求知热情和好奇心。对调查者个人而言,可以去认知的文化空间很大,完全有足以满足求知欲的余地。承认调查伦理设置的认知禁区,对调查者个人来说,只是造成局部非本质的障碍,绝不会压抑调查者的聪明才智。
最后,要求调查者遵循调查伦理规范,目的在于有利于田野调查工作的正常展开,并保证调查者在调查现场和日后的生活中不留下隐患,而并非给调查活动制造人为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一个调查者在自觉遵守伦理规范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力争缩小调查禁区的努力余地。譬如说,有些禁区是因社会角色而异的,调查者在做调查规划时,通过进入调查现场进行角色选择,可以缩小调查禁区的范围。还可以借用一些现代化的调查工具,有效地突破禁区的限制。
总之,在遵循调查伦理的原则下,调查者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最佳的时机,自己获取资料的盲点和死角,不仅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这样一来,遵循调查伦理对调查的影响,就有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求得两全其美的效果。
看待事物需一分为二这是通例,遵循田野调查伦理准则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它造成了调查者直接调查的禁区,使调查者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给调查者带来更多的方便和好处。田野调查所要搜集的是处于社会正常运行下的资料,要搜集的是带有普遍性的能多次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而不是非常规的偶发的个别事件。遵循田野调查的伦理准则,有利于被调查社区按社会正常秩序接纳外来的调查者,并使因调查者进入现场而带来的纷扰尽快地平息下来,使该社会生活重归于正常化,以确保资料搜集的背景符合科学要求。这对所获资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无疑做出了充分的保证,对调查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调查者自觉遵守调查伦理,就会使从事的科研活动尽快地被所调查社区习惯,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很快趋于融洽。虽然所从事的科研活动在当地看来是一件新鲜事或古怪事,但是只要遵守调查伦理规范,其调查活动很快不再会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更不会成为众人需要监视或非议的对象。如此一来,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与自己的合作者和调查对象建立起友善的亲密关系,其田野调查活动就可以争取到多方面的协作和支持。这样的资料搜集环境和气氛,同样是调查者求之不得的机遇。
遵循田野调查伦理规范的结果,会使调查者获得遵纪守法的普通人形象。这样,他与当地社会的人际纠纷、法律纠纷、价值取向纠纷,都不会发展到公开化和白炽化的地步。这样的纠纷,就不会给他的调查工作造成致命的干扰。即使这种纠纷依然存在,由于大家把他视为一个普通人,这样的纠纷自然被视为该种文化许可下的客观存在,表现在他身上的不协调也容易得到被调查对象的原谅和宽容,他的调查工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容进行。这也应当是调查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自觉遵守伦理规范,还能够使调查者尽快地进入调查角色,使被调查对象对调查者失去戒心,让被调查对象尽快了解田野调查的目的和企图,确信这种调查不会给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被调查对象具有这样的心态,有利于该社区对调查者的进一步开放,使田野调查工作更其容易进一步地开展。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调查者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由此创造更多的捕捉、观察、测量机遇,这更是调查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总之,执行和遵循调查伦理,对调查实践来说得失兼半。就长远的影响而言,利大于弊。任何一位田野调查者,都不应当把遵循调查伦理看作一种负担,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正常的合理要求。一个优秀的田野调查者既是遵循调查伦理的模范,同时也是灵活运用调查伦理赋予自己活动空间以获取科研资料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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