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资料搜集阶段是整个调查工作最核心、最关键的工作阶段,也是调查工作最艰苦的阶段。从原则上说,这一阶段的所有工作都应当严格按照调查设计去付诸实践。然而无论多么缜密的调查设计,都无法保证完全符合调查现场的实际,因而这一阶段在遇到新的特殊问题时,对原有调查设计做适当的修订,乃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由于原有调查设计的内容与现场实际偏离过远,甚至可能重做一次调查设计。当然,没有一个人类学田野调查者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熟悉和适应现场环境;参与调查社区必要的社会生活;对田野资料的捕捉、认识和界定。这三项工作从总体上看具有顺序性,但在实际操作时必定会相互交差,需要交错进行。
熟悉和适应环境是整个资料搜集工作的基础。通常情况下,调查者进入现场后,不应当立即着手资料的搜集,而应当静下心来融入当地生活,适应现场的生活方式,为以后资料的搜集铺垫基础。他需要熟悉调查现场当事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社会身份,熟悉当地的地名,特别是与他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地名和自然背景,还需要了解当地人的作息规律,以利于安排资料的搜集工作。
上述各项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语言学习的同时穿插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熟悉和适应虽然还谈不上正规的资料搜集,但所获得的信息对以后所搜集的资料具有时空定位的价值,其中一部分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做好相应的记录同样十分必要。
由于在现场留住的时间还很长,相应的记录还需要验证并有修订的余地,所以对这些记录可以不严格地按照资料记录的规范进行,以保留较为灵活的修改余地。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是在即将离开现场时,将这一时期所获得的信息再集中做统一规范的记录。笔者个人的调查经历中往往是使用卡片做记录,以便随身携带,提供现场调查时的需要,也便于以后做统一规范的记录。
对当地生活的适应,涉及面虽然不宽,但对调查者来说却有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在进入调查现场的初期,调查者对原有生活方式的记忆相当浓烈,民族本位偏见的干扰也很大,他们总是看不惯被调查者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心中百般挑剔、吹毛求疵,而实际的生活情况使自己又不得不无条件地接受,因而精神压力很大。为了排遣“文化震撼”所带来的各种不适应,调查者应当主动去与老人和小孩接近,尽可能参与一些公开的但又不引起人们过分注意的社会活动。这样做,有利于消除调查者的孤独感,也有利于让被调查者熟悉他,对今后的资料搜集工作大有裨益。
这一阶段最核心的工作任务是,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熟悉,物色和聘用好自己的翻译人员和调查合作者。人类学田野调查者的翻译人员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人员很不一样。严格地说,他们是调查者的语言教师,又是调查工作的引见者和中介人。因此,理想的调查翻译人员不仅需要精通相关语言,还需要具有语言学习与辅导的能力,更需要具有在调查现场自由活动的相应身份。物色翻译人员需要考虑的条件是如此的广泛,如此的丰富,任何匆忙的轻率聘定,都会给日后的工作带来麻烦。
调查合作者的物色则略有不同,调查合作者一般是在调查者能够密切接触的被调查对象中物色。他们的作用在于协助调查者搜集资料,在必要时提醒调查者注意当地社会的特有现象和禁忌,帮助调查者进入他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圈。为此,调查合作者必须是一些能与调查者密切接触的人,还应当是当地社会中活动能力较强的人。当然,更关键的还在于他得有与调查者合作的兴趣和爱好。调查合作者通常情况下都要进行一定的隐形培训。换句话说,调查者要在与他的接触中,暗示自己的工作要求,诱发他协助自己工作的兴趣,指导他按自己的要求在当地社会中活动。然而这些工作,虽然实质上是在给他当教师,教会他替自己搜集资料,但必须做得不露痕迹,应当使合作者感到自己是为了朋友的情义去工作,而不是接受指令或为了金钱被雇用去服役,因而我们说这是一种隐形的培训。在实际的调查工作中,翻译人员和合作者有时可以合二为一,物色同一个人充当,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应当分别聘用。这样做是基于如下三种考虑。
第一,翻译人员应当非常熟悉调查者的母语,甚至熟悉调查者的个人语言习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少,绝大多数调查者都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人员不一定要在调查社区中聘用,但调查合作者则必须在调查社区中物色。
第二,调查合作者的工作极为具体,甚至每一个调查项目都需要适当的合作者。因此,完成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需要若干个调查合作者。因而调查中的合作者必须稳定,并且所承担的任务必须明确。而调查合作者的聘用,则具有临时性和灵活性。
第三,调查合作者的聘用,主要是根据他的社会身份与调查项目的关系去加以确定,而翻译人员的物色则主要考虑他的语言能力,把他在当地生活的参与程序则放到了次要地位。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在调查实践中,翻译人员和合作者大多是分别延聘。
参与调查社区的社会生活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资料搜集的主渠道。至于在调查现场需要参与什么样的社会活动,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去参与,则应根据调查设计去做安排,以保证这种参与有控制地按计划进行。这样做,可以极大地避免遗漏和现场工作的盲目性。当然并不排除一些偶发性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需要临时做出参与安排。这是为了更有效地捕捉资料,而不是推翻原有的调查设计。事实上,在调查主攻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参与一些偶发性的社会活动,完成一些附带的调查任务,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是应该允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有时,也能对调查主攻目标的资料搜集起辅助性作用。
民族资料的搜集方式与社会调查不同。社会调查由于不存在族际差异,也没语言障碍,因而可以大规模地使用问卷、访谈等资料搜集手段,也可以用抽样的办法,进行大面积的资料搜集。 [1]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这些资料搜集办法却难以奏效,因为族际差异的存在往往会导致简单的访谈难以实施。调查者所提出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不易为被调查对象所理解,或者同一访谈,只能在该社区中的一部分人中进行,致使访谈的结果失去了在本社区内进行相互比较的基础。这些情况,都极大地限制了用访谈法进行资料搜集的推广和实施。
至于问卷法的使用,除了上述情况之外,还会遇到重大的语言障碍,使用的前提更其严峻。诚如罗伯特·F. 墨菲所说:“参与观察的优越性之一是通过采访可以得到一个民族的规范和价值,然后从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检查他们是否遵从这些观念。以问题表(笔者按,即问卷)作为原始资料来源的社会科学家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论述具有数学上的确信度,但调查研究的结果常常不可靠。因此,1982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之后,在被调查的人中只有不到5%的人承认他们不选汤姆·布位德雷,是因为他是黑人。任何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人都知道,这个数字低得可笑。” [2]因此,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若有必要使用问卷法时,都必须首先争取得到调查合作者的支持和协作,而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加以使用。
调查者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是一种有目的、带任务的活动,但是在调查的初期,这种调查的目的和任务不应该轻易地流露出来。他应当像当地人那样,从容自如地去参与这些活动,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成为这些活动中其他人关注的对象。为此,现场的记录、摄影、录音都不应当公开进行,而应当默识、默记,等到参与结束后再写成正规的资料。万一记不住或者某些细节未能观察到,理当借助调查合作者的复述或翻译人员的诠释。这样要求的目的在于避免调查者的超常举动扰乱了该项社会活动正常的气氛,使该项社会活动不能按正常的惯例展开,以致造成记录资料的失真。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急于求成,应当有足够的耐心。事实上,资料搜集的前期,不管考虑什么样的社会活动,都是为正式的资料搜集记录打下基础,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帮助调查者确立该次调查主要观察和记录的对象,确立应当如何去记录和整理的框架,而不是机械地做被动记录。只有当调查完全确立了观察记录的主攻点,并有了明确的资料记录框架后,他才能准确有效地记录下有价值的调查资料,也才能有效地引导调查合作者为自己的调查工作服务。
据此,我们主张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现场活动区,应当作前、后两段区分。前段以适应环境,确立观察记录对象为主,正式的资料记录为辅;后期则相反,规范的资料记录为主,一般的观察和参与为辅。这一时期的观察和参与,目的在于确立有关社会现象的重现性和重现频率,并且有现场验证价值。至于有些社会现象重现率低,时效性很强,在现场调查期仅出现极其有限的次数,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调查者也不必过分紧张,也不一定非要在现场记录不可。万一在以后的观察中类似的社会现象不再出现,也不要紧,完全可以通过追记的办法写成正规的资料,也可以通过调查合作者的复述以确保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参与社会活动既然是调查者的常规工作任务,他们在做这样的参与时,理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参与过程中需要与哪些人接触、需要问及哪些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发问,事先都应当有所考虑。对于需要记录的内容,应当尽可能在心中默记下来。训练短时期内的强制记忆复述能力是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工作素质训练的一项内容。这方面的能力强,既能保证观察现场的正常气氛,又能保证事后资料追记的准确。这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成败关系很大。
调查者与调查合作者的关系十分微妙,在别人看来他们或像朋友或像雇佣关系。但调查者自己必须清楚,合作者也是自己的调查对象,不同的是与其他被调查者比较起来,他与调查者关系更亲密,谈话更直接,少一些顾虑,是一种直接合作的关系。然而调查合作者毕竟还是被调查对象之一,不能把他当成调查者同质性社会的朋友那样无话不谈,因为难免在不经意时会伤害到他。由于他是被调查社会中与调查者关系最亲密的人士,所以调查者可借用调查合作者的眼睛、耳朵和感受去观感自己陌生的或忽略的事物,从而弥补调查者观察和体验的不足,使搜集的资料更为全面和丰满。
从这种意义来说,调查合作者既是调查者感官和思维的延伸部分,又是被调查社会伸向调查者的触角。搜集资料的数量多少和质量的高低,与调查者争取和培训调查合作者的成败息息相关。
当调查者已被调查社区接纳,调查者的举动不再引人注目后,调查者可视其搜集资料的便利而行事。譬如,现场记录和摄影等。但是在适应调查社会的初始阶段,千万不能像新闻记者那样积极提问或摄影,因为那样搜集到的资料是被干扰过的,不能反映被调查社会的正常运作形态。因此,在调查初期,调查者只能带着眼睛和耳朵去观察、感受、体会和判断,待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后,再做深入一步的调查搜集。
总之,在调查的初期,调查者应当尽量借助调查合作者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延伸自己的视觉和听觉范围,诱导调查合作者代替自己去获取敏感性的资料,使自己能够从容地避开与被调查社会的正面冲突,为自己长期留住调查现场并顺利地搜集到资料助一臂之力。到调查后期,调查合作者的职能应当适当地调整。这时,调查合作者已基本熟知了调查者的工作要求和目标,调查现场的社区已经接纳了调查者,加上调查者在语言上已基本过关,他已经可以直接地从该社区获取资料了。这时的调查合作者不再是调查者的视觉和听觉的延伸,他应当成为调查者的主动合作者和朋友。他的主要职能不仅是一个帮手,一个很好的贴身提示人,而且还是一个能主动地工作的向导,一个沟通调查者和被调查社区的中介人。能综合地体现这些职能的人,才是最佳的调查合作者。调查者的这种工作职能的转换时机一旦成熟,就标志着现场调查后期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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