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有用吗?
萨林斯将人类学家的工作与物理学家的研究做了一个比较:当一位物理学家在研究一张桌子的构成的时候,对桌子本身了解得越多,反倒会让你离现实世界越远。你知道桌子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之间有空隙,但当你用到了量子力学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对于人类而言完全陌生的经验领域,就好像是在说,同一事物必须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但是,对于人类学而言,其体验则相反,会从一些非常奇怪的“不可理喻”的事情着手研究。由于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同属人类,只要人类学家有足够的时间与知识,即可用来理解他者那些“不可理喻”的事情所被赋予的意义,即便那些意义对你来说很陌生。所以人类学家很幸运,可以理解他者,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意义,可以在自己的大脑中再现他人的经验,能够理解这个由多种多样、不同的人所构成的世界。
人文世界是复杂的,复杂到几乎任何一个孤立的学科都难以对其进行通透的认识与全面系统的理解。人类学的研究亦如是。其研究有如下特点。
其一,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无法“纯化”。田野调查者需要通过谈话、举止、表情、社会活动的参与等形式,给自己的调查对象形成一种刺激,诱导他们按照其文化规约下的规范做出反应。然后根据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去窥见所调查文化的特征与实质。
其二,人类学对研究环境无法“控制”。人类学研究的干扰因素很多,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所以不能把研究对象放到研究者设定的环境中去观察。对于社会科学的环境,研究者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改变,只能主动去适应,并在不干扰其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它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争取获得其合作。
其三,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复杂。人类学所要了解的文化事实是一个个复杂的社会规范总和,包含着历史、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天文节律、经济生活、人际交往、人生礼仪、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民间习俗、语言称谓等等。最为关键的是,人类学研究不止于对这些文化事实体系的某些文化要素的分析,而且需要对文化事实体系的社会规范总和进行研究,需要厘清这一文化事实体系中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了解各文化要素在构成社会中的路径、结构与价值,需要了解各文化要素在生境中的应对、调适与变迁,需要了解文化持有者在社会中的个人价值与集体意识,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于1998年年初到吉首大学工作,开始着手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填补了湖南省学科建设的空白。经过25年的用心耕耘,使吉首大学的民族学学科从无到有,于1998年成为湖南省的重点建设学科;从有到大,于2003年成为湖南省的重点学科;从大到强,于2013年成为湖南省的优势学科;从强到优,于2018年成为湖南省的国内“双一流”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2004年实现了硕士研究生招生,2013年开始了博士研究生招生,2015年开始了博士后人才的培养。在此过程中,笔者作为学科带头人,不但负责了学科的整体规划与建设,而且一直担任“民族基础理论”“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基础课与多门研究生选修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为了提升教学与科研水平,三十余年来,笔者每年利用寒暑假带研究生、本科生到田野点进行调查。其调查地域范围比较广,有内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三江源、大小兴安岭、河西走廊、藏彝走廊、云贵高原、广西丘陵、武陵山区等,所涉及的民族有汉族、苗族、侗族、土家族、毛南族、瑶族、仫佬族、仡佬族、彝族、白族、傣族、京族、布依族、纳西族、藏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回族、保安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土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此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如数的田野调查经历。
《田野调查十二讲》是在笔者二十余年来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课程的基础上形成的成果。教学之初,曾以刘锋博士的《民族调查通论》作为底本来进行教学,其成书于1996年,当属国内比较系统地介绍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学术专著。在该书的形成过程中,笔者多次参与讨论,获益良多,并一起查阅了相关资料,最后以刘锋博士独立署名的方式出版。《田野调查十二讲》临近出版之际,笔者与刘锋博士商议,拟与他合作,刘锋博士欣然应允,将笔者授课二十余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讲义与他的《民族调查通论》的诸多内容结合起来,共同署名出版。
在修订《田野调查十二讲》的过程中,笔者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吴合显、陈茜、何治民、周红果、侯有德、杨化冰等,以及张勇博士都参与了部分章节的修订。特此说明。
罗康隆
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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