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类学从西方传来,沿袭欧洲的传统叫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沿袭北美的传统叫文化人类学。不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在其起步阶段都是一种舶来品。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作为人类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田野调查,在中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大致而言,我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时期:1934年以前为第一个时期,1934年到1949年为第二个时期,1949年到1980年为第三个时期,1980年到现在为第四个时期。
从西方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直到1934以前的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引入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但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中国尚未展开。当时的人类学研究者大多是介绍国外的人类学研究状况,或者借用国外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去诠释中国的历史。蔡元培(1868—1940年)的早期著作就具有这些特点。如蔡元培在1926年发表《说民族学》时,发表了《中国古代之交通》,《中国古代之交通》就是利用古籍分析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演化,其指导思想是古典进化论的观点。戴裔煊(1908—1988年)的研究也与此相似,他在其代表作《傣族研究》中,将文献所记载的南方民族文身、漆齿、鼻饮等归纳为傣族的文化特征,把这些习俗分布归属于同一文化圈。此外,杨堃(1901—1998年)的早期著作也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摘取一些特征性的现象,用人类学的理论去加以诠释。
在国外人类学理论的介绍方面,这些早期的研究者常常是介绍自己国外所学的内容,因而国外理论和方法,往往是以翻译摘编的形式,机械地照搬到国内来。类似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民族研究集刊》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戴裔煊的《鲍亚士及其学术述略》《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杨堃的《法国民族学派的过去和现在》《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等。他们的介绍对中国人类学起到了推动作用,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然而,这些介绍,由于没有田野调查做基础,还不能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作品中有的发表推迟到1934年以后,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加之当时各地的研究机构互不统辖,因而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分期不相重合。
1934年,在“中央”研究院的支持下,凌纯声(1902—1981年)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出版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该书的出版,开启了我国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凌纯声的这次调查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类似调查的最高水平,还有很多调查报告在调查的科学化上超过了他,在资料处理上也比他做得更完整和系统化。这也不是对我国民族进行调查最早的成功范例。在他之前,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资料的掌握上,都超过他而早已存在。然而,他的这次调查却有其他类似调查所不可替代的意义。
首先,这次田野调查是由“中央”研究院发起组织,并按科学规范执行。尽管在按科学规范执行方面并不理想,但在当时它具有权威性,足以标志我国全国性科学机构规划组织科研在人类学方面的第一次成功范例,因而它引起的社会反响,非其他同类的田野调查可比。
其次,在这次调查中,凌纯声长期地住进赫哲人中,连续居住达九个月之久。对一个民族进行这样长时间的连续调查,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其难能可贵,而且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些类似的调查虽然经历的时间较长,但是却没有像他那样长期的定居调查,也没有像他那样做专业性的科研调查。在这个问题上,凌纯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国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树立了榜样。
最后,这次调查所搜集的资料相当完整,几乎涉及了赫哲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这些资料在某些部分显得单薄,有的部分又过于冗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严重失衡,整理的主线不甚明朗。但是作为个人所做的调查能够对赫哲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并且都有一定的收获,这就意味着调查者本身的学术素养和工作严谨程度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是同时代调查者很难达到的高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徐益棠称赞这次调查是“中国民族科学家仍有世界学术界之地位”的开端。从今天的立场上看,徐益棠的评议虽略嫌过余,但是凌纯声的调查仍不失为我国科学规范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端。因而,我们把这篇调查报告的发表,看作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继《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后,凌纯声与芮逸夫(1898—1994年)在湘西对苗族社会进行过田野调查,并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 [1]这个调查报告与前一个报告相比,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资料仍然失衡,材料组织的主线不明朗,仍与前一个报告相类似。这份报告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它是我国学者中对苗族进行的最完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
凌纯声除开创了我国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外,他还凭借当时其他学者的众多调查资料,特别是语言调查资料,对我国南方各民族进行了民族谱系的归类。中国西南地区的百越、氐羌、苗瑶等三大族系的归类,就是经过他来完成的。从对我国人类学的贡献来说,他的这一成就并不亚于他开创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可以说,这是我国人类学研究史上另一座成就的高峰。此外,凌纯声还对滇西的民族分布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从他的这项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师承了他的导师莫斯关于社会形态学的学术传统,在类似的工作中也有较高的价值,显示了较高的水平。
除了凌纯声的调查外,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也组织了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和对广西凌云的瑶族调查。但是这两地的调查,都不如凌纯声所做调查的影响那样大。与此同时,岭南的一批学者也开始了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部分学者的学术传承比较复杂,有的出自法兰西学派,有的则是鲍亚士的衣钵传人。他们组织的调查主要以岭南和西南为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海南的黎族和苗族的调查,以及对北江瑶族的调查。在这批学者中,长期做定点调查的人以王兴瑞(1912—1977年)为代表,他对海南岛黎族的调查,资料搜集得比较规范,获取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可惜在资料的整理上流于平淡,因而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并不大。这派学者中较大的学术活动,却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开创了大规模的集团调查。这是由杨成志(1902—1991年)先生领队对海南岛的调查。这次调查是利用学校假期组建起来的教师和学生的调查队伍,参加的人很多,涉及面也较宽,因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收获虽不大,但对于有组织的集团调查却可以称得上首开先例,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组织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其二,开创了只身探险式的“旅游”调查。杨成志首开只身穿越凉山的调查,其后的江应樑(1909—1988年)重复了这一工作。这两次调查直接获取的资料并不多,但调查者个人的毅力和胆识,给学术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的举动为以后林耀华(1910—2000年)、马学良(1913—1999年)等的规范调查铺垫了基础。
与岭南学者做的调查相类者,还有大厦大学的一批教师,其代表人物是吴泽霖(1898—1990年)。吴泽霖利用课余之便,调查范围遍及贵州的南部、东南部各地,涉及苗族、布依族、水族,由于调查的时间很短,调查项目的涉及面一般都很窄,往往仅是有关民族的极小侧面,但是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却相对完整,对以后的个人小型调查启发性和借鉴价值都很大。
大厦大学的田野调查中,最独特的例子是杨汉先(1913—1998年)所做的苗族调查。杨汉先本人是苗族,而调查对象则是他出生的滇东北次方言区的苗族。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也是首开先例——中国少数民族学者调查自己出身的民族。他的调查报告中一个突出贡献是首次注意到苗族以“十二”为基数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一发现使苗族文化的一些认知特点被展现出来,使学术界得以深化对苗族文化内在结构的认识。由于他所做调查的这些特殊性,在当时的国内外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除了上述诸人外,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影响较大的学者还有刘咸(1901—1987年)和陶云逵(1904—1944年)。刘咸的代表作是《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他的这次调查,开创了对一种民族文化演化进行专项调查的先例,其成功之处在于对海南岛黎族的文身现象进行了综合的资料搜集和整理。调查涉及的项目虽然不宽,但却保持了调查本身的完整性。资料的整理,无论在系统性上还是完整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还能够给读者一个清晰完整的概念。他的这项工作,对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设计仍有很高的启发性,值得借鉴和推广。
陶云逵所做田野调查的情况则不同。他的代表作是《车里摆夷的生命环》。他的调查力求忠于亲历的社会现象原貌,旨在保存第一手实录材料,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时对资料的取舍。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对资料所观必录,不避苛细,不做有效的梳理,势必导致调查报告的枯燥乏味,也难以检索,其结果却欲益反损。不过他的这种治学态度和为后人考虑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的田野调查者,在这方面要向他学习。在培养自己的伦理修养上,要事事为他人着想,治学态度上要学习他的严谨和求实精神。
在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史上,组织最严密、收获最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活动出自吴文藻(1901—1985年)教授的组织和策划。吴文藻领导的研究集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颇具影响力。他们的工作最终确立了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规范,标志着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定型,成为今天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蓝本和典型。吴文藻先生从三方面着手了这一艰巨的工作。
首先,吴文藻以燕京大学为基地,亲自主持了人类学理论的系统引进工作。聘请布朗到燕京大学讲学,并组织费孝通等人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名著《文化论》,使日后的调查工作一开始就建立在坚实的理论指导之下,因而在科学规范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说,在我国以人类学理论做指导去组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是以吴文藻先生为首创的。
其次,吴文藻既重视人才的培养又重视人才的罗致。在吴文藻的旗帜下,一些出身于非功能学派的学者也能与他携手合作,充分显示了吴文藻先生善于团结人、善于科学地组织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对学术上的晚辈,他不仅循循善诱,而且有计划地组织了深造和选派留学,为日后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林耀华、费孝通就是在吴文藻的精心培养下成了世界知名学者。
最后,吴文藻先生在调查工作的组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规划下,既有个人发挥专长的余地,又不因此而打乱总体的研究规划,使所有的研究人员各得其所,又使总体的调查规划按计划全面完成。这种情况从他们编印的《社会学丛刊》中可以得到全面的反映。
吴文藻最初确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旨是“要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的基础……是包括了通常所谓之‘农村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园地”。 [2]而在以后的调查中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到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甲、乙、丁三集共包括专著十余部。此外,还有李安宅的有关藏传佛教的一系列论文。其中既有纯理论的专著,又有完整的田野调查报告;既涉及汉族文化,也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还包括一部分纯社会学的调查报告。可以说,全部工作都严格地按最初的规划执行。
执行这样一个长时间、大规模的科学调查,而又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调查设计的初衷,在我国可谓空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有理由说,中国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应当以吴文藻的这项工作为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国化的基本确立。与中国人类学的特点相对应,中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有它的一系列特点。
首先,中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走过了一段从模仿国外的做法到建立自己的调查规范的历程。这一历程由凌纯声首开风气,完成于费孝通、林耀华之手。这一发展历程,既保证了与国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接轨,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规范。
其次,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还经历了生硬搬用历史文献记载到科学运用文献资料的过程。这一历程主要是由岭南的两代学者去完成的。从杨成志、戴裔煊的首开先河,到江应樑、岑家梧的科学利用文献,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国化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是国外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所不具备的。
再次,中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不仅造就了汉族的专业调查者,也造就了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各人类学学者通力合作,从事多项的跨文化调查。这种情况也能代表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另一方面的特点。
最后,中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经历了从单兵作战到有组织、有规划的集团科研历程。刘咸、凌纯声的早期工作都可视为个人科研的代表,吴泽霖、杨成志的工作,使得人类学田野调查已具备组织规划集体研究的雏形,而吴文藻的工作最终确立了集体研究的格局。
上述四个特点,仅有别于国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可以作为中国式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共有性特征,它对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不仅具有奠基性的作用,而且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中国化应当成为我们继续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1949年以后,我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以施政调查代替了科学的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这一发展走向,有其历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还与人类学理论传承有一定的关系。
第一,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蹂躏,对西方列强的愤懑长期压抑在中华民族的心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时,一种急于除旧布新、另起炉灶的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科。这种做法虽然不是科学的理性行为,但也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既然人类学被宣布为反动学科,作为为民族研究服务的田野调查,自然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科学的田野调查虽没有置身于外的余地,但中国的民族问题仍然客观地存在,并不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学被宣布为反动学科而消除。出于施政的需要,还得脚踏实地地搜集资料,以满足施政之需。因此,施政的田野调查代替了科学的田野调查,这是时代背景的必然结果。
第二,1949年以后,中国还出现的另一个重大转折,是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而且要把这种宣言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得对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进行摸底,以便赋予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这就是我国施政调查中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民族识别的原因之所在。此外,我国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由于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政治运动的设计当然立足于汉族社会的实际需要。然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若推行“一刀切”的政治运动,自然会在各民族间造成始料不及的反应,这会给政治运动的推行造成各种障碍。为了确保政治运动的推行,就得不断地进行施政调查,不断地派出各种各样的施政调查队伍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调查。如此一来,则造成了以施政调查代替田野调查的后果。
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一直是以非西方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长时期以来,在人类学学科里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观念,那就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这种习惯性观念在我国的人类学界也很有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需要对少数民族进行施政调查时,我国的很多人类学工作者,很自然地按照这样的学术传统,投身到这些施政调查中去,把这样的施政调查视为自己学术思想的唯一可用武之地。于是,接受了这样的施政调查,并视其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种形式,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我国虽然没有科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但是却搜集了不少民族文化资料,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仍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以施政调查代替人类学田野调查并非科学的正道,它使我国的田野调查发展陷入了困境,引起了诸多不应有的混乱。对这样的困境,由知情的旁观者做出评述会更加贴近事实。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对中国人类学界提出的三大困境,就很能切中要害。
他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名称的界定与涵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共识……然而对于一个新学科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少阻碍……也很难把这个学科顺利地发展成一个学系,而这种明确地位的建立,首先需要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达成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第一种困境。
第二种困境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政府,但也有来自民间的……这在急功好利的政客们看来,便不免是迂阔而不切实际。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体各不相同,领导人的背景与学术背景更有差异,奇怪的是,他们对于人类学的态度却是相当一致的……而在这时间到来之前,功利主义的压力会一直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困境。
第三种困境是现有的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认为当前的人类学方法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并不是由于前者是西方国家的产物及后果这一特殊性,主要还是因为来自研究简单的小型社会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研究像中国这样内涵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 [3]
乔先生所说的三个困境,就其本质而言,与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政治时局的演变有关。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名称共识问题,我们一度把人类学宣布为反动学科,并以施政调查代替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民族问题就是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就是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学就是要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因而民族学的研究自然得局限在少数民族身上。
而以全人类的文化为研究宗旨的人类学学科,从表象上看似乎与中国当今社会所理解的民族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两门学科的名称达不成共识也就势在必然了。其实只要大家冷静下来,认识到汉民族也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各个少数民族也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少数民族理当研究汉文化,国外各民族也自然要研究汉文化,相互都可以开展互通的研究,各民族自身也可以自我研究,那么,民族学和人类学也就不应当有实质性的区别了。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进而发现这种学科名称的分歧,其实仅是我国长期中断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研究而派生出来的结果,两门学科之间并无实质性的科学区分价值,可以排除学科之争,而达成共识。
其实,乔先生指出的第二个困境倒是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这一时期的致命伤,甚至还会波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长期以施政调查代替人类学田野调查派生出来的后果。施政调查是一种应用性的短期行为的资料搜集活动,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则是长期持续的科研活动。两者在性质、任务和目的上各不相同。前者代替了后者,就必然会把人类学田野调查降格为纯功利的活动,成为政策需要的附属,陷入纯功利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恢复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本来面目,使它能够与施政调查并行不悖,各司其事,各尽其能。
至于第三个困境,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而且是人类学界普遍面临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得靠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得靠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进步去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充满信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也在不断地变革自己、发展自己,任何新问题终将获得解决。
这一时期搜集的民族资料,虽然不是科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结果,但是它对科学的田野调查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否定它的价值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大致而言,它对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资料获取,具有三个方面的重大价值。
第一,这些材料是第一次凭借丰厚的人力、物力对全国进行的大规模、大集团式的资料搜集结果,它可以帮助人们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概况。这是迄今为止的任何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都无法达到的广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获得共时性资料方面,还是中外空前的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汇总。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可以把这些资料作为一个大矿藏去加以利用。
第二,这一阶段的调查造就了一批跨民族活动的工作者,他们是科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才库。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讲,今天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都得依赖于他们去提高水准和付诸实现。
第三,这个时期的调查,还使跨民族资料搜集社会化、普及化,为科学调查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0年后,我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在这一年里,恢复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自然也就恢复了科学的田野调查,在恢复过程中,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再次大规模输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在不断地提升与发展。从1980年至今,我国所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大致包括如下四项内容。
其一,清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使以前的田野调查名著得以重印,介绍给年轻的一代。与此同时,大规模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
其二,对施政调查时期的民族资料进行梳理,赋予了科学的内容和解释。这项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
其三,开始探索进行小规模的科学的田野调查,不仅对少数民族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也开启了对汉族社区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不少的、有价值的、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专著。
其四,一些学者和高等院校正在尝试新的田野调查方法,如云南大学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吉首大学实行的“乡民日志与学者追踪”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对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提出的终端验证方法等, [4]正在形成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田野调查的统一规范尚未完成,与国外学术界接轨正在逐步实现。
有鉴于此,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说:“在中国这种参与观察(按:这里指科学的规范的田野调查)并没有真正实行,尽管50年代曾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口号激励过人类学工作者,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真正的人类学的参与观察,至今仍是纸上谈兵,充其量,我们所做到的‘参与’还停留在局部范围、短期阶段上。” [5]这是由衷之言。由此看来,我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要达到科学规范的水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还需大家付出艰巨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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